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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禄山造反的一年,发生了多少没想到的事情

本文作者: 发布时间:2022-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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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玄宗年老昏庸的宣传性叙事背后,安禄山的叛乱有着一系列深层原因:安禄山个人被唐玄宗作为制衡太子的棋子,在各方压力下对自己前途的绝望;河北士民对长安朝廷被关陇集团把持,又把西北边境战事成本压到自己头上的不满;后突厥汗国崩溃后边境大量部族流动对安禄山军事实力的增强。在这一系列因素的叠加下,安禄山最终铤而走险,起兵叛乱。(详情请见:安禄山为什么敢铤而走险?他的底气在哪里?)

起兵之后的安禄山带兵沿黄河南下,迅速攻克了陈留、荥阳、洛阳、陕郡等地。席卷黄河沿线之后的下一步该怎么走,在军事冒险上获得巨大成功之后如何把优势转化为胜利,成为安禄山要面对的首要问题。

安禄山在黄河沿线一路高歌猛进,进展迅速,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当时唐帝国的军事格局整体上外重内轻,长安朝廷直接掌握的中央军和黄河沿线各地的地方守备民兵,都因为内地承平日久而缺乏战斗力和战斗经验。真正具备战斗力的是正规边军,安禄山麾下的便是东北边境的边军,唐帝国还能控制的精锐边军基本都远在西北,此时还没有来得及集结,河南一线防守力量极度薄弱。第二则是唐帝国最大最完备的仓储系统,如含嘉仓、洛口仓、河阴仓、太原仓等,都在河南方向上,这里储存了巨量的钱粮物资。因此,叛军在这一线快速推进,能掌握这些粮仓,里面数百万石仓储足够支用一年以上,全无后勤问题的困扰。

一旦叛军继续朝潼关方向深入推进,那么就需要在陕郡到潼关的艰难山区通行。潼关无比险要,拥有着天下首屈一指的坚固城防。更主要的是,从洛阳到潼关有四百里,这四百里地所在的陕郡就是著名的崤函道所在区域,秦汉时期大名鼎鼎的函谷关座落于此。后来,因为地势的变化,关中东大门迁到了更西边的潼关。所谓的崤函之固,代表了这里的道路艰难险阻。虽然高仙芝不战而放弃了陕郡,但叛军想进攻潼关,同样必须在这四百里山路上艰难通行,大部队的后勤补给就会立即成为一个大问题。

叛军起兵初期的巨大胜利,令他们获得了河北和河南广大地区的富庶土地,但叛军并没有在正面战场遭遇唐军的主力,唐军的战斗力量仍然完好无缺。对于叛军来说,军事上目前的首要目标,是消灭唐军主力。叛军选择陕郡作为前线驻扎基地,利用唐帝国河南各仓库的大量钱粮物资,一年半载都没有任何后勤补给压力,是一个可持续的战略选择。

到这时,叛军面临一个重大问题:如何维持对广阔河南地区的统治。河南地区有大量的地方官员和完整的地方政治秩序,叛军虽有十几万大军,但只是快速占领了陈留、洛阳、陕郡等几个主要交通线上的大城市,并没有能稳固的控制基层,距离完全控制河南相差甚远。叛军的精锐部队野战还行,真的去打治安战却很容易陷入豪强们抵抗的汪洋大海。何况,叛军的主力部队都拿去治安了,安禄山拿什么来继续对唐军主力的战争呢?

所以,接管河南地区既有的行政体系是安禄山眼下的当务之急。绝大部分地方官员都在朝廷有着自己的官职,现在安禄山要接管这些行政机构,大家既然投奔过来了,待遇总不能降了,而且还需要“咸与维新”把大伙都提升一下吧?

众多追随安禄山南下的将领们,此时也都眼巴巴地渴望着安禄山给加官进爵呢。无论是为了满足投靠者升官发财的愿望,还是要借此吸引更多人加入自己的阵营,安禄山都要赶紧建立一个和现有帝国对等的中央系统。因此,称帝建国就成为安禄山眼下迫切要做的头等大事。

最终,安禄山选择在天宝十五载(756)元月一日正式建立大燕帝国(又称伪燕),定都洛阳。现在,新成立的燕帝国和唐帝国以陕郡作为主力对峙的最前线。由于高仙芝不战而弃陕郡,燕军掌握了崤函道,处于进可攻退可守的位置。燕军即使在潼关外围作战不利,也可以退守陕郡一线。由于燕军坐拥帝国最富裕的中原腹地,在后勤上反而要比唐军更有利。

攻破长安之后,燕帝国竟打不过关中豪强?

唐帝国的朝廷和从西北到达的野战主力都被堵在关中,这就引发了一系列问题。除了大家普遍重视的唐玄宗、杨国忠和唐军主帅哥舒翰三人之间的激烈矛盾之外,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后勤。从秦汉开始,定都关中的大一统王朝首都的粮食从来无法自给。从唐玄宗漕运改革之前的隋唐历史看,每年至少需要100万石的漕运填补缺口,才能基本保证关中的粮食安全。到唐玄宗时,伴随着皇帝大举扩军并在西北方向频繁用兵,这种缺口更是增加到每年大约200万石。最初,隋唐皇帝面对粮食缺口经常带着朝臣和部分军队到东都洛阳“就食”(详情见:西汉和隋唐的皇帝们为什么不在长安待着,却老去隔壁洛阳“蹭饭”?)。唐玄宗任命裴耀卿进行了一系列漕运改革,开元二十二年至二十五年的三年间,运输量增加到七百万石。唐玄宗统治后期的天宝年间,每年漕运量达到二百五十万石,换算成汉制已经超越了汉武帝巅峰时期的漕运量。考虑到隋唐时黄河比西汉时大幅变窄,漕运难度明显提升,这实在是了不起的成就。

安禄山叛乱后,朝廷所需要的粮食恐怕只多不少,而现在漕运路线基本被叛军切断。双方在潼关对峙了半年后,长安朝廷的粮食库存已经开始明显下降。按照高适的《陈潼关败亡形势疏》:“蕃军及秦陇武士,盛夏五六月,于赤日之中,食仓米饭,且犹不足,欲其勇战,安可得乎?”本可以依靠永丰仓维持的潼关此时出现了缺粮现象,不知道具体原因是管理运输的效率问题,还是受到漕运断绝影响。但是如果粮食足够多,就算有各种损耗也不至于到这个程度。《新唐书·哥舒翰传》里也记载“ 军行未尝恤士饥寒……而士米籺不餍”,证明当时唐军粮食供应出现了不小问题。相比之下,叛军攻占的河南各地仓库粮食充裕,其中最大的洛阳含嘉仓更有多达600万石的储量,反而占据了后勤优势。无奈之下,唐帝国主力不得不主动出关决战,但是最终在灵宝之战大败,连长安都丢失了。

按照道理,先后攻占“两京”洛阳、长安之后,燕帝国应该越打越顺手。但实际上,除了在有民众基础的河北高歌猛进、捷报连连外,燕在其他各地的发展都不尽如人意。尤其是关中,燕军虽在灵宝之战中歼灭了关中唐军主力,并顺势攻占长安,但这竟成了燕帝国在关中的极盛时期。随后的几个月,他们逐渐发现,能在野战中击败十几万唐军主力的精锐燕军,在遍地豪强武装们的抵抗之下,竟然无法在关中地区站稳脚跟。史载:

“扶风民康景龙等自相帅击贼所署宣慰使薛总,斩首二百馀级。庚戌,陈仓令薛景仙杀贼守将,克扶风而守之。”“京畿豪杰往往杀贼官吏,遥应官军;诛而复起,相继不绝,贼不能制。其始自京畿、鄜、坊至于岐、陇皆附之,至是西门之外率为敌垒。”

就在长安以西两百里的扶风郡,燕军派出的部队被当地豪强和陈仓县令联合歼灭,而燕军却无力派出新的部队前去争夺。在长安附近,燕帝国派出去的官员经常被杀不说,小股部队也经常被豪强武装消灭。久而久之,出长安城的西门都是亲唐豪强的游击区,燕军被迫龟缩在少量据点里。这是为何?

不得人心的燕帝国

军事是政治的延续,如果一个势力的政治组织比对手优秀,那么一次不大的军事胜利就能带来传檄而定的效果,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但如果一个势力在政治组织上太差劲,即便在军事上再强大,再能打胜仗,在新占领的地区也一步一个坎,很容易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我们可以在史书中找到许多关于安禄山如何在军事上筹备叛乱的记载,如《安禄山事迹》上卷记载:“其年八月后,慰谕兵士,磨砺戈矛,稍甚于常,识者窃怪。”《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三》也记载:“禄山由是决意遽反,独与孔目官、太仆丞严庄、掌书记、屯田员外郎高尚、将军阿史那承庆密谋,自馀将佐皆莫之知,但怪其自八月以来,屡飨士卒,秣马厉兵而已。”

但对于安禄山在政治上的准备和动作,我们能看到他利用“五星汇聚”“金土相代”这些谶言给自己在汉人中造势,用祆教来拉拢粟特人,以及打出“清君侧”旗号作为起兵借口,却丝毫看不到他在政治制度和行政机构方面的作为。可以说,安禄山的团队更多的是一个军事集团,对于政治上该怎么做,该通过什么样的政治组织方式来消化唐帝国的基层,是没有太多准备的。相反,后来史思明控制了燕帝国后,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关于史思明进行政治制度建设的记载。

相比之下,唐帝国是一个连绵150多年的强盛帝国,一千多年后的中国人仍然津津乐道于“盛唐气象”。安史之乱爆发时,又是唐帝国处于鼎盛的时候,我们后世常说的盛唐就是指安史之乱前的四十来年,杜甫的千古名作《忆昔》可谓是这段盛唐岁月的最好的注解: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
百馀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

透过诗篇,我们可以想象到,大家都习惯了在一个强大的帝国统治下平静的生活。有些人平时也许积累过怨气,有些失意者甚至会暗中动过要反抗的念头,但伴随着战乱的来临,大部分人平静富足的生活被打破,那些来自基层,尤其是来自被占领区基层的官吏、百姓和地方实权人物,经历了切身利益遭遇巨大损失的体验,不可避免地对燕帝国充满厌恶,对唐帝国的认同感会越来越强。

唐帝国在基层得到了普遍认同。相比之下,在政治上缺乏充分准备的燕帝国,在河北依靠当地普遍的反唐情绪还能得到较多认同,但在新占领的唐帝国广阔地区,这种军事占领下的统治必然是举步维艰。燕帝国十几万军队看似强大,在如此广阔的占领区里,却显得捉襟见肘。正因如此,前不久还是唐军界头号全民偶像的哥舒翰,在唐军中的人脉可谓数一数二,燕帝国因此把他当成“弃暗投明”的典型,给了高官厚禄让他去招降唐帝国的将领。此时正是燕帝国军事上的高光时刻,攻占两都的燕军仿佛要席卷天下了,安禄山也可谓下足了血本统战,可是哥舒翰的招降在唐军高层中照样无人理会,足以看出燕帝国政治上的失败。

在这种情况下,燕帝国在长安的统治摇摇欲坠。在灵宝战役中为燕军歼灭唐军主力起了决定性作用的突厥人和同罗人,竟然随后在突厥贵族阿史那从礼的带领下,在攻占长安后不久,就选择脱离燕帝国阵营,回到河套草原单独创业去了。这种情况下,一部分在唐玄宗抛弃长安时滞留、投降燕军后被统战封官的前唐朝高官,也纷纷找机会再次投奔唐朝。如唐帝国京兆尹崔光远,投降后继续留任燕帝国长安城的长官,在阿史那从礼带兵叛出燕国后,感觉燕大势已去,竟然派兵在燕军大将孙孝哲门口蹲守,似乎随时准备捆了他。在孙孝哲向安禄山告状后,崔光远成功逃到唐肃宗处。

难以平衡的军事与经济矛盾

安禄山和燕上层自然知道,要想有政治号召力,就必须把经济搞好,要让控制区的老百姓安居乐业。但燕帝国脱胎于河北边疆的藩镇,权力架构完全来自边疆的军政府,还有大量塞北游牧、渔猎民族以抢劫为目的加盟其中,此时又需要和唐帝国进行全面战争,肯定是军事优先。燕帝国高层即使想搞经济建设,现在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还是那句话,军事是政治的延续,燕帝国攻占长安后的事件就体现了这一点。虽然唐军一再战败,但关中、陕郡等地的军民,尤其是地方实力派都愿意继续支持唐廷,提供粮草物资和人力补充,因此,唐军总能卷土重来。而燕军虽然屡战屡胜,但民众,尤其是地方实力派就是不买账,一有机会就反正。

从燕军攻克长安,到唐帝国最终成功收复两京这一年多的时间内,唐军总体败多胜少,整体战略态势却越来越主动。燕帝国几次在战场上取得重大胜利,却在扩大胜局的关键时刻因为后方反正导致局势逆转,总体战略格局反而越来越被动。如果说安禄山叛乱初期叛军受益于唐帝国内部的激烈矛盾,那么此时的燕帝国战场上连续胜利的成果开始被基层组织的无力所抵消和侵蚀。这些政治上的失败对燕军的打击,更甚于军事上的失利对唐军的打击。军事上的胜利不但没能为燕军打开局面,反而让燕军一步步陷入被动,最终陷入完全被动挨打的状态。

安禄山军事集团通过叛乱建立起燕这么个政权,但其政权架构更类似于南北朝时期六镇兵变、侯景之乱那样的军政府。两次声势浩大的动乱分别摧毁了北魏帝国和南梁帝国的权力基础,侯景更是攻破了梁帝国的首都。但由于在政治上积累过浅,最终都后劲不足,没能取得长远的发展就被历史淘汰。对于这些以军事集团叛乱起家的政权来说,战时军队的权力和地方上的行政经济如何平衡,一直是个大问题。作为一个以边镇军官和塞北贵族为核心的班子,燕从不缺军事人才,但无论是高层还是基层,都缺乏足够的行政人才。所以,燕帝国地方的行政和经济只能依赖各地原来的行政体系。

燕军前期在战场势如破竹,黄河沿岸到关中、河东,当地官吏大多望风而降,问题还不明显。但随着战事的长期化,问题很快就来了。地方的行政经济事务一旦与当地燕军驻军首领出现冲突,高层该如何处理?唐帝国的行政官员希望地方财政支出优先保障民生,而军方却认为地方行政官员应该让民众开源节流,优先保障军事支出、搞先军政治,拥有仲裁权的燕帝国高层,此时应该站在哪一边呢?理论上,谁都知道要坚持秉公执法,要军队保障与内政发展都兼顾。只有保证老百姓的安居乐业,才能获得当地的支持和拥护,更好的支持军事行动。但在实际操作中,围绕内政和军事优先级的冲突往往是存量博弈,尤其此时还属于战时,可供军方和行政系统分配的资源总量必然比唐玄宗末期要少许多,矛盾就更突出了。

如果燕帝国高层倾向于维护占领区秩序,让百姓安居乐业,严厉制止军队对地方的破坏和干扰,维护地方行政官员在专业事务上的权威,那么在最早参与叛乱的燕帝国军方元老们看来,这不就是冒死跟随起兵叛乱的不如见风使舵投降过来的,投降的又不如仗都不用打的文官吗?这些第一批跟随起兵的“大燕元老”冒着被杀全家的危险而打下的江山,结果却要受那些没上过战场,甚至仅仅是投降过来、换了个旗号的文人官吏们节制,这不是欺负我们当兵的头脑简单,忠厚老实吗?

而且,不同于我们的传统印象,内政和军事本身都只是国家的职能之一,并没有正义与邪恶之分。那些负责内政管理、稳定地方政治秩序的地方官,相较看似凶神恶煞的军头们,绝不是简单的爱民如子的大好人与凶残暴虐的大坏人的对比。恰恰相反,战斗力强大的军队往往讲究令行禁止,尤其是在非战区,即使要对财富再分配也有统一指挥。贪污腐败、欺上瞒下、吃拿卡要、欺男霸女、巧取豪夺这类事情,反而是负责内政的文职官员更为擅长。

安禄山和他的燕帝国,一开始就是高度军事化的班子,面对的是一个扎根一百多年、正处于内政极盛期的庞大帝国,民众对于唐帝国与和平有着强大的认同与期许。这样的大环境,注定了安禄山和他的燕帝国在政治上的困难重重。还需要依赖军队继续征服唐帝国的燕帝国高层,如果此时就开始重视内政,打压军队势力的扩张,最大的可能就是,政治不见得能变清明,军方元老却会开始离心离德,进而失去战斗欲望。所以,燕帝国统治者无奈之下选择了继续推行先军政治。

安禄山自起兵以来身体状况就急剧恶化。他过于肥胖,当皇帝后很快就双目失明,并且全身长满了块状脓疮。从现代医学角度来看,这是典型的晚期糖尿病症状(详情见:糖尿病人安禄山:肥胖、失明下的众叛亲离)。在一千多年前,这不但是不治之症,当时的医生甚至无法找到病因。所以,安禄山在战场上虽然顺风顺水,健康状况却越来越差。在无尽的病痛折磨下,安禄山的性情变得越来越暴戾,他身边的朝臣、侍从、宫女都经常遭到暴打。他的皇帝生涯不但没能获得额外的享受,反而变成被病魔支配的可悲人生。

按史书留下的记载,他是被亲生儿子安庆绪联合身边主要亲信严庄一起暗杀的,死相极惨。不过,就算他没有被安庆绪、严庄刺杀,以此时的病情来看,随时暴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然而,安禄山一死,他的儿子安庆绪的资历太浅,很难控制住两三年前还在和他爹一起在唐朝同朝为臣的元老宿将,燕内部的权力格局随即发生一系列变化。

最早被安禄山派回河北平定亲唐义军的史思明曾惨败于郭子仪的朔方军,但在长安沦陷、郭子仪被迫离开后,史思明逐渐扫平各路义军,成为燕帝国事实上的二号人物和在河北专制一方的实力派。安禄山生前依靠自己的权威和同在河北的张忠志(后来被赐名为李宝臣,是河北第一代藩镇)等人的钳制,还能有效调度指挥史思明。随着安禄山暴死,安庆绪恐怕连张忠志等人都难以指挥自如,更不要说约束史思明了。

在河北的史思明此时已经表现出很明显的割据倾向。唐军收复两京,和安庆绪所部燕军苦战的这一年,史思明趁双方陷入恶战,忙着在河北稳固地盘、扩充势力,基本没有对两京前线的安庆绪进行任何实质性的军事增援。到这个时候,安禄山建立的燕帝国事实上已经分裂为安庆绪集团和史思明集团两个独立势力,而安禄山麾下旧将们则在这两人中选择盟主。直到唐军再次出击,将安庆绪的残余势力几乎全部剿灭,史思明得以火并已成光杆司令的安庆绪,并将安禄山的其他儿子和三千三百名残存嫡系全部处死。

千金难买早知道,如果早知道自己起兵几个月就会双目失明,一年后就会暴死,不到三年自己所有的子嗣和嫡系都被昔日战友史思明杀光,安禄山还会选择起兵吗?这也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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