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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韩国如此弱小,为何故地颖川却出了那么多人才?

本文作者: 发布时间:2022-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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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七雄”之中的韩国,几乎是“弱鸡”一般的存在。从三家分晋开始,韩国的历史就是一段被周边魏、赵、楚、秦不断欺负的故事。它的地盘越来越小,国力越来越弱,虽有申不害变法暂时振作,但很快又变成大国博弈之下的牺牲品,最终,在秦人的铁蹄下,韩国率先亡国,秦军踩在韩国的故土之上东出,实现了一统天下。

韩国在历史上昙花一现,其故地被纳入秦国郡县制之下,为颍川郡。谁料到,三百余年后,当汉室崩溃、天下再度纷乱之时,颍川却成了天下英才的摇篮,军阀争相笼络的“香饽饽”。荀彧、荀攸、钟繇、郭嘉、陈群、钟会、辛毗、司马徽、徐庶、赵俨、杜袭、枣祗、荀谌、郭图……这些灿若群星的颍川人才构成了汉末三国历史舞台上的独特一景,他们与其背后的世家大族,也在某种程度上左右着三国历史的发展方向。

颍川家族结交“党人”

韩国虽为小国,却不乏人才。战国末期,韩国水工郑国入秦,欲以修渠以疲秦。但秦王充分发挥了郑国的水利才能,最终修成郑国渠,使关中为沃野,令秦国国力大为富强。与此同时,韩国宗室韩非子入秦,他将商鞅之法治、申不害之术治、慎到之势治熔于一炉,集其大成,为秦统一天下提供了理论武器,并深刻影响了后世两千余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出身韩国国相之后的张良在楚汉之际慧眼识珠,投身刘邦麾下,以鬼神之谋,为其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开汉家江山。可见,颍川这片沃土,纵然是历史的硝烟、王朝的更迭,也盖不住它的人杰地灵、奇才辈出。

颍川何以人才辈出?这首先要看其地缘特点。颍川郡的范围大致是今河南省中部许昌、漯河、平顶山、登封一带,西汉领县20,汉末至曹魏领县18,据东汉永和五年(140)人口统计,颍川共有26万余户,43万余口,无论从领地还是人口来看,在当时全国都算不上突出,与相邻的汝南、南阳等郡尚有不小的差距。但颍川的地理优势更为明显,其西北是伏牛山的余脉、“天下之中”的嵩山,汝水和颖水自山中而出向东南奔涌,在颍川这片土地上冲出一大片平原地带,让这里土壤肥沃、气候温润,十分适合农业耕种与人类的定居。

颍川一带早在上古时期就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颍川郡在两汉的郡治、同样也是韩国的都城之一阳翟,曾是夏禹治水之后所封的都城夏邑,此地如今以“禹州”的名字彰显其文明的传承。东汉定都洛阳,以河洛盆地为京畿之地,颍川与洛阳仅隔一座嵩山,距离恰在若即若离之间,既不至于太近而为京畿所控,使本土世家大族受到抑制,又不至于太远而可以与京畿保持频繁而密切的信息往来。

因此,从东汉以来,颍川就以文教盛行于天下,涌现出了众多经学传家、世代为宦的文儒世家。如果说洛阳是东汉的政治中心,那么颍川及其下游的汝南就是当时名副其实的文化中心。曹操与后秦国主姚兴都曾说过:“汝颖多奇士”。

东汉桓灵之际的党锢之祸和清流士大夫的崛起让颍川成为天下瞩目的焦点。东汉一朝,皇帝多幼冲即位,外戚与宦官两派互相倾轧,以至于朝政日益腐败,国势渐趋倾颓,这让当时许多饱读诗书、心怀家国的士大夫深为痛心,他们常常聚集在一起,品评时事、激浊扬清,因此号为“清流”。

桓帝、灵帝之时,朝纲更是完全沦于“十常侍”等宦官的掌控之中,清流士大夫对于宦官当政的抨击更为猛烈。于是,大权在握的宦官集团于延熹九年(166)、建宁元年(168)先后发动两次针对清流士大夫的残酷镇压,他们将这些士大夫污为“党人”,大肆收捕,或屠戮,或禁锢终身。这场政治灾难,为不久之后汉朝的分崩离析埋下了隐患。

在这批“党人”之中,站在队首的就是颍川人。李膺,颍川襄城(今河南襄城)人,官至河南尹、司隶校尉,他刚正不阿,将违法的大宦官张让弟弟张朔正法,在士林中声望极高,被誉为“天下模楷”,士子去拜访李膺称为“登龙门”。杜密,颍川阳城(今河南登封)人,官至河南尹、太仆,名望与李膺相近,时人合称二人为“李杜”(是的,这个“李杜”比李白、杜甫那个“李杜”要早五百多年)。第二次党锢之祸中,李膺遇害,杜密自杀,天下有识之士悲痛不已,劫难之下,颍川士人除了文化背景之外,又被赋予了正义与气节的内涵,成为天下士人心中一面旗帜。

也就在汉桓帝之时,颍川涌现了四位德才兼备的清流士大夫,他们是:颍川颍阴(今河南许昌)人荀淑、颍川许(今河南许昌东)人陈寔、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人钟皓、颍川舞阳(今河南漯河)人韩韶,他们因为同时出任县长,被称为“颍川四长”。虽然县长官职不高,但他们为政一方,政治清明,声望远播,尤其是德行为士人所称赞,《后汉书》亦将四人编入同一列传。

“颍川四长”亦与“党人”关系密切。“党人”领袖李膺、李固都尊荀淑为“神君”,李膺与钟皓两家族互通婚姻,“党锢之祸”时,陈寔自请入狱,成为美谈。但相对李膺、杜密而言,荀、陈、钟、韩四族受“党锢之祸”冲击相对较小,到了汉末乱世来临之时,他们的子孙、族人纷纷崭露头角,不乏才智绝伦之人,这其中便首推荀淑之孙荀彧。

荀淑有八子,皆有名望,时人称“荀氏八龙”。《三字经》(章炳麟增订版)有句:“荀季和,有义方,教八子,名俱扬。”荀彧就是“八龙”老二荀绲之子。荀彧在年少时就被名士何颙评价为“王佐之才”,天下纷乱之始,颍川已经成为四战之地,荀彧认为颍川无险可守,必遭战乱,建议族人迁徙逃难。但族人大多安土重迁,不听他言。于是荀彧带着一部分族人北投冀州刺史韩馥。事实证明,荀彧果然有先见之明,不久董卓将李傕、郭汜出关抄掠,颍川一带遂成为一片兵燹之地。

荀彧去投奔的韩馥亦是颍川人,可能为“颍川四长”之一韩韶族人,但荀彧刚在河北落脚,韩馥便在袁绍的巧取豪夺之下拱手献出了冀州。当时袁绍正是如日中天之际,袁家本为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又因袁家籍贯在汝南,与颍川比邻,因此袁绍麾下聚拢了大批由颍川而来的文臣武将,如郭图、辛评、淳于琼等,甚至荀彧的兄弟荀谌也在袁绍麾下效力。按理来说,荀彧投身袁绍应当是顺水推舟的事情,但荀彧对袁绍观察了一段时间,觉得他“终不能成大事”,于是在初平二年(191)策马渡河投奔了曹操。

与曹魏互相成就

荀彧投奔曹操,这是曹操政治生涯中的转折性时刻。当时的曹操不过是个东郡太守,且依附于袁绍,兵少将寡,还没有成气候。而且曹操祖父是大宦官曹腾,属于“阉宦之后”,是清流士人鄙视的对象,荀彧何以会觉得曹操是一支“绩优股”呢?

原因可能有如下几条:一是曹操虽然有“宦官”的家族背景,但他本人政治上倾向清流士大夫,曾受到过诸如何颙、许劭、乔玄、李瓒(李膺之子)等清流名士的赞赏,也曾参与对宦官的诛杀;二是曹操在担任骑都尉时,曾在颍川一带讨伐黄巾军,获得大胜,他的军事能力对荀彧来说或许早有耳闻;三是曹操担任洛阳北部尉、济南相时不惧豪强,整肃吏治,政声斐然,这些作为与“颍川四长”有一定的相似之处,让颍川士人对他增加了好感。此外,袁绍阵营已经人才济济,而曹操手下武略有余而文士不足,荀彧此时投奔曹操,正可以充分发挥他的才能。

果然,曹操对荀彧的到来很是欢喜,称荀彧为“吾之子房”。子房是张良的字,曹操一句话既将荀彧捧到了谋士“天花板”的地位,也抒发了自己的宏伟志向——我曹某人也是要当汉高祖的啊。

荀彧对于曹操的意义,比之张良之于刘邦,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张良的身份只是谋士,而荀彧至少担任了三种身份:他不仅能为曹操建言献策,是“张良”,还能为曹操征战四方的时候稳固后方,足食足兵,是“萧何”,更重要的是,荀彧的背后是整个颍川士族,他还承担着曹操的“首席人力资源官”的角色,为曹操不断举荐人才。《彧别传》中这样写道:

前后所举者,命世大才,邦邑则荀攸、锺繇、陈群,海内则司马宣王(司马懿),及引致当世知名郗虑、华歆、王朗、荀悦、杜袭、辛毗、赵俨之俦,终为卿相,以十数人。

荀彧举荐人才有两个特征,一是唯贤是举,不以世俗意义上的道德、品行、清议去掩盖人才的才能。在这一点上,荀彧与曹操最是投缘。荀彧给曹操举荐的戏志才、郭嘉都有“负俗之讥”,人品上有缺陷,如果放在以“孝廉”为标准的东汉察举制的选官体系下,他们可能一辈子没有崭露头角的机会,但荀彧大胆推荐,曹操放心起用,戏志才和郭嘉都成了曹操的谋主,郭嘉后来还凭借鬼神之谋,为曹操平定吕布、袁氏立下汗马功劳。

二是荀彧选拔的人才都能被安排在最合适的岗位上,发挥他们最擅长的才能。荀彧之侄荀攸长于战术层面的谋划,他进入曹营后,就担任了曹操的随军军师,曹操在白马、延津之战能够通过巧妙的运动战迷惑敌军、果断出击,斩杀颜良、文丑二将,都要归功于荀攸的庙算。钟繇久居关中,擅长与盘踞关中的马腾、韩遂等军阀打交道。官渡之战前,曹操在荀彧推荐下用钟繇为司隶校尉,镇抚关中,拉拢马、韩,不仅让曹操免于后顾之忧,还为曹操前线输送了两千匹急需的战马,有力支援了曹操作战。包括司马懿能够在曹魏政坛崭露头角,也得益于荀彧的提拔。司马懿对荀彧的评价十分高:“吾自耳目所从闻见,逮百数十年间,贤才未有及荀令君者也。”

《三国志》载,荀彧举荐给曹操的人才,基本都能够得到重用,在最合适的岗位施展才能,“诸所进达皆称职”。最终没能善终,被杀于任上的只有扬州刺史严象、凉州刺史韦康两人。这就是陈寿太过于苛刻了,严象和韦康遇到的敌人,一个是孙策,一个是马超,这都是汉末的顶级“杀神”,他们忠于职守,也实在是尽力了,这锅真不该扣荀令君头上。

荀彧举荐的人才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大多都是颍川人,或者与颍川相关。如荀攸、钟繇、陈群都是“颍川四长”之后,戏志才、郭嘉(阳翟人)、赵俨(阳翟人)、杜袭(定陵人)都是颍川人。司马懿虽非颍川人,但其祖父司马儁曾担任颍川太守,与颍川人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就这样,一个以颍川人为主的文官集团在曹魏政权内部形成,史学家称为“汝颖集团”,汝颖人士分布在曹魏政权的各个职能领域,它与以武人为主要成分的“谯沛集团”一道,成为曹操攻灭诸强、统一北方、奠定曹魏政权的两大基石。

建安元年(196)曹操迎汉献帝于洛阳,取得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他选择迁都于颍川腹地的许县(后改名许昌),除了战略地缘上的考量以外,自然也有对颍川士族支持的回报。在颍川人枣祗的建议下,曹操于许县周边开始施行屯田制,屯田制对恢复北方因战乱而衰败的农业经济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它很快就在北方推广开来,并为吴蜀所效仿。也就是说,随着颍川士人与曹操亲密合作之后,颍川不仅一跃成为汉朝最后的京畿之地,还因首倡屯田制成为全国农业经济中心。

在颍川士人的护航之下,曹魏这艘小舟逐渐成为一艘巨舰,驶出了涓流细水,驶入了大江大海。当然,颍川士人在未来的历史长河中也不可避免地走向各自的道路,并且几经沉沦。荀彧与曹操在对待汉室的态度上最终产生了激烈的分歧,荀彧以自己的死为这一段未能善终的君臣之谊画上了休止符,荀氏一族在曹丕称帝后遂走向式微。而陈寔之孙则成为曹丕的股肱之臣,他在曹丕将篡未篡之际进献了“九品中正制”这一选官制度,此举既为汉臣转为魏臣提供了制度上的便利,还在新生的曹魏帝国框架内维护了世家大族的权益,这一制度一直延续了四百年之久,才被科举制所代替。数十年后,司马氏父子篡夺曹魏政权,颍川钟家则成为司马氏的亲密盟友。钟繇二子钟毓、钟会均成为司马师、司马昭的心腹之人,委以重用。

景元四年(263),钟会以镇西将军统兵灭蜀,入主成都,这是颍川人在三国历史的最后一段辉煌时刻。旋即,钟会在成都与姜维联合,图谋反司马而自立,事败被杀,累及宗族。随着三国的落幕,属于颍川士族的历史主舞台也暂时归于黯淡,不久之后将在这里轮番登场的,还有琅琊王氏、陈郡谢氏、颍川庾氏、吴兴沈氏、清河崔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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