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裸辞回家,千里奔赴一场与父辈的决裂

本文作者: 发布时间:2022-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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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8 月,我走出大学校门,像很多英语专业的毕业生一样,踏入了跨境外贸这行。工作是在深圳最常见的小型贸易公司,规模不超过 100 人,经营 3C 产品,主要在亚马逊开展业务,供货渠道、跨境运输和线上运营都分别设立部门负责。我怀着对运营岗位的好奇与向往入了职,但囿于没有经验,只能先干文字工作,以及客服、后台、仓储里简单的活儿。

2020 年 9 月提前转正时,领导看好我的语言组织能力和英语优势,调配我主管客服这块,彼时业务从亚马逊站内扩展到站外,独立站和一些小购物平台的客服也交由我负责:“后面我们还会再开店铺,公司规模只会越来越大,肯定还会要招客服,到时候,全权交由你负责哦。”

这张 “将来提拔你做客服主管” 的大饼,我并没放在心上 —— 到一年多后我辞职走人,公司客服部始终是光杆司令一个,从没变化过。

入职半年,我顺利转成产品运营岗,“朝 9 晚 6” 变成 “朝 9 晚 9”,我的日常活动轨迹也缩到出租屋、公司和地铁公交 “三点一线”。生活日益枯燥,星期一属于麦当劳,周二周三是公司楼下的达美乐,偶尔肯德基疯狂星期四 —— 大多数的周五,只能流连在外卖软件上发愣,不知到底该点些什么才能算得上 “犒劳自己”—— 毕竟,周六还要上班,“单休” 不允许人随心所欲。我已经疲于拓展生活的多样性,将日子慢慢简化成一元二次方程,餐厅和出租屋的距离加上当天的心情值,组成了我重复单调的每一天。

偶尔在通勤的间隙点开朋友圈,翻看大学时各种色彩斑斓的照片,早已忘记工作后上一次这样开心是什么时候。我曾经那么向往自由,大三的时还认真考虑过做战地记者,毕业时差一点就签约去非洲当翻译 —— 该死的疫情,毁掉了一切。

2021 年 4 月底,亚马逊开始加强对中国卖家的管制,在深圳做跨境电商的小公司,都将加班变成 “入行须知”。我们在所有节假日都需要值班,每逢购物节或者新品发售还需要上早班,除了调休,没有任何额外补偿。除了每天日常的管理运维工作,我每天下班回到出租屋,还得和运输部门的同事确定发货数量,晚上 10 点回答主管对运营策略的提问,11 点和夜班同事对接。而值夜班的同事遇到她不懂如何处理的情况,就会给每个产品的负责人打电话 —— 这是来自总监的默许,绝不能让 “意外” 影响到当天的销售额。我有过 3 次凌晨 4 点钟被呼醒的经历,电话接起来,都是类似非盈利产品补货之类无关痛痒的问题。

有时候,在这样无可奈何的夜间,按灭手机或者电脑的刹那,我会哑然失笑。“每日误差不超过 1 件,每月误差不超过 3 天”,这种严苛的标准执行起来,带来的是各种无效加班。

12 月的一天,此起彼伏的键盘敲击声中,有个新同事反馈,说一个产品的评论里提到尺寸问题,主管立刻如临大敌,立刻在工作群里 @所有人:“整理一下各自产品提到边缘高度的评价。”

短短一句话,将会是 2 个小时的工作量。相熟的一个同事发来 “汗颜” 的表情包:“这个产品一天卖几万个,就那一条评论不和谐,模具来来回回改这么多次,每次都临时起意整理数据到半夜,这到底有什么意义?”

可没人敢这么问主管。虽然说是运营,但我们的权限小到,任何细微调整 —— 好比关闭某个广告词的投放,更改广告组的预算分配 —— 都需要事无巨细向主管说明,否则就会收到 “死亡质问”。我回给同事一个耸肩的表情,在心里默默取消了今晚的达美乐计划,准备随便点个外卖应付一下,兴许能在 8 点半之前下班。

可头脑中,还是忍不住开始思考:“这到底有什么意义?”

付出了这么多时间,牺牲了这么多自由,被主管随时问询的压力像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悬在头上,每天承受着熬夜的摧残,体重激增了 20 斤,即便如此,最累的那个月,到手的提成也只有 383 块,还不及之前当站外客服时拿的零头。相比那些手握市场热门产品的同事,即使付出相同的努力,得到的也只能是完全不同的结果,而能拿到什么样的产品,从来不由我们自己决定。

公司禁止员工私下讨论薪酬,一经查实立即开除。因为一旦对比,员工就会发现收入差距是由运气和人脉把持的,而不是由能力和努力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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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的加班、不合理的制度、不明朗的职业前景以及领导打着 “扁平化管理” 旗号的剥削,让我沉下心来开始考虑转行和考研。

有时跟家里抱怨,说着说着,就泄漏了离职的想法。父亲首先急了,要我说清楚。母亲小心地提议:“要不要再坚持一下?可能刚毕业都是这样的?”

我坚持说,如果一份工作既不能带来舒适,也不能使人满足,那就是浪费,而我已经浪费一年半了。父亲大骂我昏头。

母亲在县城做超市售货员,每月 2400 元,父亲在工厂修了 20 年发电机,才拿到 6000 多块,他们无法理解,辛苦半辈子供我读出了一张 211 大学的毕业证书,我却执意要丢掉这份底薪 8000 元的工作,走向未知。我不知怎么向他们说明深圳和县城的区别,也无法解释为什么说,如果仅仅只是这样生存,还不如初中毕业就去读师范中专。

视频框里,母亲安慰我:“没关系,年轻人就应该多闯闯。” 父亲则大声叹气,说当时他本来就想我去读中专:“去村小当 5 年扶贫老师,这会儿都能调到县城里来了,有什么不好?” 说完,他便失望地走出了手机屏幕。

2021 年的最后一个月,我辞职了,裸的。面谈时,主管非要留我到月底,我差点要相信这种迟来的赏识 —— 当然,这种错觉并不会持久 —— 公司人员流动频繁,得有老员工带新人,才是更合理的解释。

转头就是 2022,肆虐的疫情没有给人喘息的机会。年关在即,各路同学朋友纷纷返程。在母亲的催促下,大年三十,深圳一 “摘星”,我马上买了最早的票,踏上归途。

回到湖南老家,并没能等到故友聚头。返乡的打工人都急着赶回乡下探亲访祖,只有留守工作的几个朋友还在县城。一个基层体制内的朋友向我大倒苦水,说税务局 2000 多的工资实在太低,工作内容也乏善可陈,“早知道当年还复读什么,随便读个大学,反正这活也不需要门槛”。我用自己的裸辞以示安慰,谁知道他根本不以为意,一问才知道,跟他同时间进入工作岗位的同学朋友,“基本全辞了,有的人都不知道换了多少个地方,小舒从北京一路换到云南;小王偷偷辞职,没敢告诉家里,躲起来考公务员;在家啃老的基本都在考研准备换跑道,在外啃老的基本都在机构学计算机想进 IT 业 —— 只有我,想辞辞不了,想换岗位还要打报告批准”。

我听完只能叹息一声,体制内外,原来都那么难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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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祖籍不在本地,和那边的亲戚鲜少走动。母亲的家族则在这个县城枝叶繁盛:她是老幺,上有 2 个姐姐 1 个哥哥,都是 70 年代生人,岁数相差不大。到了我们这一代,最大的表哥 1990 年出生,是小姨的独子,足足长我 8 岁有余;二表哥 1992 年出生,是大姨的儿子,大姨年轻时事业心强,外公频频催促,她才结婚生子;1997 年,舅舅家也生了个小子;之后,1998 年出生的我在一堆粗糙的哥哥中长大,后来开放二胎,家里盼星星盼月亮,2006 年又得了个亲弟。

我家今年的年夜饭和去年一样,由住在老屋的小姨一家担当主力。老屋原本是大姨的家,我在这里度过了幼年时光,直到小学才回到父母身边。踏回熟悉的地方,行道树掩映下的篮球场里,那几个古老的篮球架终于被修缮一新,眼前又浮现出大姨靠在我妈的怀里在篮球架下晒着太阳的场景。

大姨已经因为肺癌去世,当年发现时就已是晚期,没在医院辗转多久就被打发回家。2014 年到 2016 年,前后不过 2 年,她以惊人的速度衰败下去。那时我在上高中,每月只放半天假,最后一次陪着她时,就是在篮球架边晒太阳,我给她剥葡萄吃。那时她已无法言语,但尚有精神,水肿的双眼也不看我,微微眯着看向前方,轻轻拉着我的手。

推开 3 单元 2 楼的门,满满登登的一大家子映入眼帘。小姨围着大围裙,艰难而灵巧地在厨房和客厅之间的过道中穿梭,而过道被一台洗衣机和一张置物台塞得满满的。小姨喊,不用脱鞋,直接进来就行。

门口垒满了各家提来的过年礼,我和弟弟摆了好一会儿,才确保不会倒塌。转身,一张圆桌占据了整个客厅的 2/3,上面已经摆好了整整 18 样菜,鱼虾肉蛋,琳琅满目;屋内唯一的长条沙发紧紧挨着桌子摆放,两面墙壁码着古朴的储物柜,组成一个 V 角,电视和瓜果零食饮料挤在一起。

早已落座的舅舅和姨夫陷在旧沙发里,大声招呼着姗姗来迟的我们。

这老屋是大姨 90 年代参加工作后单位分的。那时候各家的光景都是一副欣欣向荣的样子:大姨在体制内,好强能干,和同在县城干电工的大姨夫一起,小日子蒸蒸日上;小姨夫在效益好的事业单位上班,小姨就算闲着,每天也风风光光的,早早在县城安家置业;舅舅的单位是稳稳当当的水泥厂,和当老师的舅妈喜结连理,新房已经敲定;我父母在同一个国营厂里,刚刚相遇,姻缘在即,离我出生还有很久,母亲还不用因为生养孩子而被迫下岗。

2016 年年底大姨去世后,二表哥结婚,又离婚,新房子到底还是没能让大姨看上一眼,儿媳妇的名字,也最终没有刻到大姨的碑石上。之后,父子俩也从老屋搬走了。

也是在 2016 年,大表哥搞对象,小姨把县城中心的老房子给了他作为谈婚论嫁的筹码。结果,大表哥把旧房子卖掉,订婚宴搞完排场,又拉着未婚妻去大西北玩了一圈,回来后两人却分了 —— 女方看穿了小姨一家家底,旅游时嫌大表哥对自己不够贴心。大表哥则认为女方贪得无厌,订婚、礼金、蜜月,样样听她吩咐,她却不知听信了谁的煽风点火,转头就将彩礼层层加码。

房子没了,钱花了,却什么也没留下,剩下的钱也买不了合适的新房了,小姨夫跟大表哥几乎断绝父子关系。爷俩互相指责,父亲咒骂儿子一事无成,死要面子害得全家人活受罪;儿子反唇相讥:“她再要 30 万,你拿得出来吗?这就是没有钱非要结婚的下场。”

父子俩大吵一架之后,大表哥就消失在众人的视线里,小姨两口子则在远离城区的地方找了个廉租房,勉强过了半年,最终还是在 2018 年来到了老屋,回到姐姐曾经的羽翼下躲避风雨。

小姨在老屋负责照顾外公,偶尔打一些小短工,小姨夫继续在电网公司上班,幸好二人都有退休金,下半生的期望也就从儿子转到了 “退休” 上。没有人知道大表哥住在哪里,他只在家族聚会的时候偶尔出现。

我家的关系图我家的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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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快 40 年的积累,老屋里的东西,扔也扔不完,换也换不尽,如今的实用面积可能还不到 30 平,居然也硬生生为了团聚挤下十多口人。大家全部落座后,掉下一根筷子,也要花 5 分钟才能挪出空间弯腰捡起。

杯子举起来,波纹摇曳,颜色各异,可乐、橙汁、椰汁,还有 7 杯 “白的”—— 去年还是 6 杯,小表哥在去年 10 月正式和女友见了双方家长,现在也举起了白酒杯。

每次在这个狭窄的客厅里推杯换盏,我都会陡生一种怅然。当年忙碌于厨房和客厅的人,还是生龙活虎的大姨,舅舅转身时不小心打翻一碟小菜,总是比主人还懊恼:“我说姐,该换个大房子了。” 大姨端上新菜,佯装生气地叉腰指着二表哥:“你喊他快点结婚咯。”—— 大姨可真高大,足足有 1 米 76,是家族里最高的人,在 2008 年大表哥离家去西藏当兵前照的全家福里,她一人就顶高了半边的天。

而现在,我们都格外小心,避免打碎任何一个器碟。

小姨夫举着杯子,声音洪亮地侃着大山,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一顶狗皮帽子常年罩在了他的头上。小姨靠在我座位旁的门框上,微笑着不说话。我瞪大眼睛看她,突然发现她掉了一颗牙,大概在门牙右边第四颗的位置。

小姨是家里最好看的女人,俏眼睛,弯眉毛,秀丽的鼻子,也是姐妹中最早结婚的。小姨夫年轻时帅气,胆识过人,能说会道擅推拉,在县城的官场混得如鱼得水,又是晋升又是副业。1996 年前后,他因为捯饬煤矿发了一笔财,成了镇上第一个在县城买楼房的人。小学时的暑假,我都住在小姨家,她带我去上舞蹈课,带我去美容院,给我买裙子。我最初对于 “美” 的认知,是特属于小姨浮动在空气中的脂粉香水味。

岁月在父辈身上留下了太多痕迹,我连忙避开这个黑漆漆的空缺,看向表哥们。

小表哥本科毕业两年,在长沙做着令人艳羡的程序员工作,感情顺利稳当,是家族后辈的模范;靠倒卖电子游戏装备还着县城房贷的二表哥,除了失败的婚姻,过得也还算差强人意;唯有四处打零工、在老家还要租房住的大表哥不言不语,他像一堵宽阔却皲裂的树干,而沉默宛如紧紧缠绕在他身上的藤。

一个关于爱情的话题让大表哥一口闷掉了杯中的酒:“你要是没有钱,就是天仙,人家最多和你玩一玩,绝不会结婚。”

舅舅说:“首先你要把自己收拾干净,减减肥,才会有机会碰到缘分,你看看自己现在这副横相,两三百斤的样子,谁敢近身?”

小表哥连连赞同,舅舅搂着儿子的肩膀,继续兴致高昂地和小辈们争论 —— 没有房子和钱,人们到底会不会结婚?

“舅舅你不懂,时代变了,现在的婚姻就是一场交易。你看我们有什么值得贪图的?要钱没钱,要本事也没本事。脾气还都种了(随)你们,硬是凑着结了婚又怎么样?还不是和我一样,结了再离。” 二表哥总是向着大表哥说话的 —— 以前他们是都考不上本科的难兄难弟,现在他们同是感情世界里的失意青年。“前二嫂” 离婚时发朋友圈说,“不怕路远,只怕志短”,话里话外,无非是嫌二表哥挣不了大钱;而在众亲人眼中,这长兄二人婚恋受挫,又没有体面的工作,也的确令人失望。所以,每当他们在聚会上出现,总会有一方低压盘旋在头顶。

舅舅反驳道:“我们再没本事,还不是养活了全家?你们呢?成家立业,你说你们办好哪件事了?”

小姨夫接力帮腔:“一事无成!自己没本事,就别怪种!”

这种饭桌上的争执,我们早已司空见惯。我和弟弟在一边偷偷玩着手机游戏,将声音调成静音,摩擦屏幕的手指都放缓了速度,生怕战火燎到我俩头顶。我母亲和舅妈在一旁当着和事佬:“好咯好咯,又开始了。” 小姨则挪动着小姨夫的酒杯,不动声色地劝道:“都少喝点,嗓门越说越大了。”

“按我说,我们最大的错误,就是生出你们这样的人!” 小姨适时截住了小姨父的话头,把他拉去厕所洗脸。

我把目光撇向一边,静静挂在墙上的那张全家福,还记录着过去那个高挑清秀、即将入伍的少年大表哥。光明,挺拔,像雨后的青竹。大人们一直说,虽然他不好读书,但长得可谓一表人才。当年在送他去部队的站台上,他们也寄予了这样的期望:“好好当几年兵啊,回来大有可为!”

不知道是高原反应带来的病痛,还是漫长的叛逆期作祟,大表哥的意气飞扬在神圣的布达拉宫渐渐褪去。后来的几年,那个腰板挺直的青年从部队传来的消息,都是一些关于他日渐堕落散漫的只言片语:乱发脾气、砸坏一个又一个手机、吃穿无度、奢侈萎靡。

2012 年,他被退军回家,我在饭桌上对他说:“我总觉得你变了。”

那时的大表哥还没有开始发胖,他随口答道:“哪变了?”

“你说家乡话,我总觉得有西藏腔。” 我故作聪明地回答。

8 点过后,年夜饭在麻将局的声声催促中结束,我们转移阵地,在舅舅家鏖战直至凌晨 4 点。

舅舅喝多了酒,到家就歪在一旁打瞌睡,偶尔睁眼见我弟弟输了钱,就连忙起来塞给他几百块,说这是他入的股 —— 终于,没到 3 点,他就进卧室睡了。

舅舅总是这样,我上大学那年,他借钱承包了一个水泥厂,工人变老板,一切都刚起步,正是资金紧张的时候,却总是突然给我转钱,还反复叮咛,不让我出去找乱七八糟的兼职(因为那时常常有女大学生贷款被胁的新闻)。几年过去,水泥厂效益稳定,去年他又承包了一处磷肥厂,加上小表哥和女友确定关系,本来喜事连连,可他看起来却没有轻松半分。

他的心里装着太多事,两个厂子用尽了他的积蓄,儿子的婚事因为首付、车子、嫁妆等悬而未决,还没有定期。他下半生的事业梦,和儿子的人生连接在了一起。

曾经他有大姐在前面顶着,实在不行还有二姐。每次在老屋里喝了点,回忆起往事,他就开玩笑说自己小时候犯了错也不怕,万事先往两个姐姐头上推,推不过了再跑。有一回不小心打翻了家里的饭碗,白花花的大米伴着翠白的瓷碗茬全碎在阳坑(阴沟)里,那时的粮食和碗都珍贵,外公回来了,他第一个扯谎,先说米是给大姐吃掉了一半,又说二姐把剩下的一半捎带碗都拿到田里去了。结果家里的鸡下去啄阳坑,被操持牲畜的外婆看见了坑里的米,舅舅撒腿就跑,满村乱窜 —— 最后自然还是要挨打的,不过两个姐姐却都上来帮忙挡苕帚。

作为家中独子,他承认自己从小享受着外公的独宠,骑着摩托,来回自由自在。两个姐姐都比他的人生快一程,他帮不上忙,就只能加倍对比自己小的妹妹 —— 也就是我母亲 —— 故意对她好。母亲怀我弟弟那会儿,就是舅舅把我带走照顾了一年。

人到中年,大姐却没了,只留下一个没有着落的外甥。二姐的房子也丢了,另一个外甥更是不争气。这次回家,我才知道舅舅不知何时已经戒掉了烟,只剩下酒了。

大姨走后,舅舅主动承担起凝聚整个家族的重任,主张过年时大家必须聚在一起。每年母亲都会对集合过年的通知表达不满,她嫌麻烦,总是说分开过年,饭更好做。可舅舅一严肃起来,她就不敢再多说什么了。我也是这样,即使舅舅对我从来都和颜悦色,也不妨碍我害怕他。

凌晨回家时,父亲早已睡着。他是一个谨慎到有点刻板的人,防盗锁牢牢上了 3 层。他以为我们在舅舅家玩到半夜,必定会就地凑活一宿,然后固执地相信自己的判断,连个确认的电话也懒得打。我们敲了 15 分钟后,他不得不从被窝爬出来给我们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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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热闹的除夕夜饭桌,大表哥、二表哥有时也会请客去夜宵,深夜的路边摊,桌下一盆炉火。同辈人在桌上各自吹牛,喝多后再各自诉苦。那些话讲出来时显得轻飘飘,只有年纪到了、经历过一番后,才会感到沉甸甸的垂坠感。

二表哥的人生选择,一开始就是长辈们公认的最优解 —— 从热门的省内计算机专科毕业后,他顺从家里的意见在本地找对口的工作,顺从地拿着县城 2000 块的工资,顺从地结婚。离婚不到一年,前妻已经再婚,孩子都张罗起了满月酒。那晚他喝多了,笑说,是他没留住感情,不怪别的。

他马上而立了,从未离开过家乡,经历种种人生变故后,又被长辈们劝说到大城市找找机会。大姨还在世时,他像笼中的鸟儿渴望广阔的蓝天一样希望能出去闯闯,如今他却宁愿待在家里,帮人打游戏挣钱。他不再信那些美好蓝图了,又或者是那些画卷对他已经失去了吸引力。虽然他从未说过思念母亲,但后来离家甚远的我有时能模糊地感觉到,他或许也和我一样,疲惫时只想要拨通母亲的电话,委屈时只想听母亲坚定地说,“不行咱就不干了,回家来”—— 而他已经失去了那个最能依靠的人了,这一切,却简单地被长辈们定义为 “怯懦”。

再往前回忆,当初大表哥被小姨夫逼着从军复读 “二选一” 时,大人们凭借自己的经验判断,专科是摆烂没未来的,打工是低人一等的,而军人是光荣而充满希望的,好大学是光明而路途坦荡的,忽略可能的客观存在 —— 并不是所有退伍军人都能有好工作的;而有些人,生来就是不适合在教室的。

小姨父曾花钱找关系,也要大表哥在高原上坚持,直到大表哥健康出现问题,打电话过来,从低声祈求,再到愤怒威胁,却依然没有人当真,觉得他是在闹脾气。他们口中这个 “不成器的东西”,最终没能通过军队的年度体检,被退回原籍 —— 如果不是小姨夫那么独断,信奉棍棒教育,也许大表哥就不会一蹶不振。有次夜宵摊上,大表哥喝着啤酒,给我们看朋友圈昔日学汽修专科的朋友,现在已经开上了大奔,他却羞于点上一个赞。

初四是我家办饭的日子,母亲一大早就开始忙碌,到了下午,由我每家每户地发微信、打电话。

前天打麻将,小表哥赢了我 800 块,我伙同一起输钱的二表哥,意图强押发家致富的小表哥请我们去唱歌。谁知道小表哥根本没来,他的同学聚会刚好约在这天,一辆车把他拉去了外地。

晚上 7 点多,外公困了,大家已经喝得尽兴,也就作鸟兽散。舅妈早前被朋友三催四请,不得不把喝得正酣的舅舅放在我家,自己先行赴约。失算的我们兴致缺缺,过年物价飙涨,夜场 KTV 的价格翻了四番,小表哥不来付账,大家只能一拍两散 —— 如果我知道后面会有那么大一场争吵,我发誓,就算 KTV 包厢要价 800 块,我也要自掏腰包去的。

父母和舅舅本来在和乐融融地讨论着冬奥会,不知道怎么,话题突然就转到我的辞职,气氛就像一架在最高点的过山车,不受控制地往谷底冲去。

舅舅问我今后的打算,我只说回深圳。见我不想多谈,他援引了小表哥的人生规划:维持稳定现状,逐年计划升迁,定存定销,规划首付和月供。

我听着这些,不由得有些同情作为码农的小表哥 —— 这感觉和初中时我们被逼着写学习计划和考试目标如出一辙。也不知道当时那些保证我们做到了几个,人生这道题,也能这样攻克吗?

我的缄口不言,让守在附近的父亲开始急躁,他苦笑着:“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想好,你就辞职 —— 你知道现在工作多难找吗?” 想了想,他又补充他人的评价:“你汇丰哥(一个远房亲戚)老娘都直说你现在怎么是这种人了。”

事后我才意识到,舅舅应该是得了父亲的托付来做说客的。父亲想从我嘴里听到什么承诺呢?我大可以随口一说,无所谓做到做不到,来年还那么远,眼下皆大欢喜。而我可能也遗传了父亲的急躁,精准地抓到他话中让我刺痛的点:“以后我的事,你有意见就直接跟我说,不用到处张扬,是不是听到别人骂我你很开心?”

作为晚辈里唯一的女孩,每次聚会,大人们都会把我当成吉祥物一样反复夸赞。我一直生活在这种众星捧月中,那是一种过时的保护,他们想将自己与老一辈区别开,绝不 “重男轻女”,刻意给予女孩更多关爱。所以,即使到了一口喝二两白酒的年纪,我仍然会在举杯的时候乖乖拿起椰汁。

后来当我去参加汇丰哥的搬家宴,迫于气氛不得不把酒杯一举再举时,就清晰地体会到一种失落。每当我敏感地察觉到有可能失去那种 “被保护” 时,焦躁、不安和害怕就会将我攫紧。

听见大人们吼叫着对哥哥们发脾气,我都会在心里颤抖:如果这个挨骂的人是我,该多可怕?

而眼下,就是了。

6

父亲用沉默把舅舅这个说客重新推到了台前。舅舅说,你爸爸只是想让你别辞职,你要考研究生什么的,也可以一边上班一边备考嘛。

我尝试让他们了解这种可能性的渺茫 —— 单是工作一项,就让人累到一年进 4 次医院,如何分心备考?

但舅舅不接受这种说法:“我有个同学的朋友,他的儿子就是这样考上了,人家还是普本,跟他爸爸说挤时间,晚上下班,中午休息,早上起床 ——9 点钟才上班,现在高中生都 7 点钟就上课了咧。”

熟悉的 “我有一个朋友” 句式,让人无力反驳:“好的,那我以后报喜不报忧。”

我的嘲讽激怒了他们,舅舅的嗓音开始高亢。他说起我母亲腰痛时爬不起来床的模样,说起我父亲曾经被一棵大树压断的背,又说起他给我转的那些钱:“你以为我是想对你好、想以后享你的福吗?我只是想让我妹妹轻松些啊!”

吵到这里,这场争执的方向早已偏移。

我表明已有足够的存款,可以支撑自己很长一段时间的独立生活,绝不会伸手向家里要钱。

也许是被 “不会向家里要钱” 这样过于赤裸的话刺痛,父亲指责我:“有点钱就在长辈面前这种态度,以后又将如何?” 舅舅也跟着一起质问道:“你睁眼看过你大表哥、二表哥吗?你是不是也想变成那样?自私,无动于衷?”

“舅舅,你有没有想过,他们如果有的选,难道愿意这样吗?你有没有想过,也许他们本来走的都是你们想他们走的路,只是最后走糟了而已。你有没有想过,也许那些有大出息的人都只是运气好。”

屋里静了。

我仿佛回到初中毕业的那个暑假 —— 我执意去上省城的高中,而县里的高中想用丰厚的补助留下我。当时也是这样,众人围在四周,轮番上场,希望用他们的唇枪舌剑劝我改变主意,谁的话语有力,还会得到其他人眼光里的认同。没有人会问 “你为什么想去省城?”,他们只想说服我。

从小到大,我经历过无数次这样的对谈,它们从来就不是带着互相理解的目的展开的,只是一场场说服战。我知道怎样做是安全的 —— 就像以前我最终还是去县高中那样,稍微闹几天,绝食躺掉军训,然后自己走出房间,和偷偷给省城招生办打电话交住宿费的母亲说,“我不上省城高中了,你别忙了”。

是的,我应该低眉顺眼,表示我会考虑一下隔壁县里老师的岗位,我应该退掉深圳的房子,回县城一边上班一边备考,考上了风平浪静,考不上再一次重复这样的对谈 —— 可是这一次,我偏不愿意再对他们那一套社会规范和给我的社会角色照单全收。

过了半晌,父亲说了句:“算了你别跟她说了,你一说她就觉得谁都在跟她作对。”

舅舅听了,愠怒没有降温,反而升级了。母亲让父亲闭嘴,舅舅斥责她,说应该让我闭嘴。

这场始于我辞职的规劝,逐渐沦为一场话语权的争夺。最后,勃然大怒的舅舅跳起来,指着我的鼻子,告诉我,从此以后我的事和他再无关系,然后摔门而去。

盛怒中的舅舅,脸色红通一片,眼睛瞪得硕大,格外生动,仿佛下一秒就会冲上来给我一耳光。可不知道为什么,我却感到如释重负,好像以前那些格外重要的夸奖与表扬,此刻都烟消云散了。

恍然间想起,我跟父亲上一次大吵一架,是 2019 年寒假。当时弟弟和我大打出手,原因是他问父亲要钱的时候,父亲总是不满:“天天要钱,钱都被你姐姐用掉了,她总是花钱去做没必要的事情。”

他说的 “没必要的事”,是我整个大学 4 年的愿望 —— 刚进大学时,我交朋友总是很费劲,后来跟同学们熟悉了,他们才说,觉得我太冷漠了,“总是一副不正眼看人的样子”。这个反馈让我胆颤心惊,丢掉眼镜,我第一次发现,自己要非常努力才能睁大双眼。也正是因为那次对话,我才知道自己有轻微的 “提肌无力”。爱美的天性最终占了上风,我犹豫了很久,绕开了父亲,支支吾吾对母亲说了我想割双眼皮,也许我的样子太恳切,她嗔怪几句就同意了,还专门来医院陪我。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都为自己生活在一个开放氛围的家里而自得。而那次风波,让我第一次意识到,原来纯粹的 “我想”,在父亲眼里是 “没有必要的事”。我顶着刚拆线的双眼皮哭了一夜,肿到睁不开眼。

弟弟被客厅的巨大声响惊醒,偷偷出来倒水喝。一种时空的交错感击中了我 —— 我也曾是这个家族里最小最听话的孩子,偷看表哥们挨骂,听长辈们说着最难听的话,然后砸门而出。当时我会想,幸好那个人不是我。而此时此刻,我在想,我的今天也许就是弟弟的明天。

父亲跟着舅舅追了出去,我问留在家里的母亲:“我说错什么了吗?”

“他们都是为你好。” 她回答我。

这一晚的争吵再次刺激了她脆弱的腰部,我只能拿个垫子让她躺下,正如当年我很想安慰大姨,却只会不停地扒葡萄喂到她嘴里 —— 但是她应该能明白吧,她一直拉着我的手呢。

“我只是想先沉淀一段时间,好好想想未来的方向。我不愿意回来当老师。” 我说。

母亲没说什么,只是拉过我的手,挨近温暖的炉火。

7

小表哥在匆匆回长沙之后发来微信,说我如果想转行,他支持我再去读研:“他们老了,经不起风险,你爸妈让我来和你多讨论。”

我俩聊了很多。同辈中,我和小表哥最为亲近,或许是因为年纪更近,也可能是因为我们都听着相同的嘱咐长大,把两个表哥颠沛流离的人生视为前车之鉴,“不能像他们那样叛逆,不能像他们那样吃不得苦”。我们曾经隐晦地憎恨着哥哥们,认为他们不是游手好闲就是自暴自弃,也曾提心吊胆害怕自己带着和他们一样的颓废基因。

初九的晚上,刚从温暖的包厢出来,外面就下起了子弹般的雪籽。父亲初六就已经去上班了,这场雪没有如他所期望早点到达,好让他晚点复工。那场争吵后的第二天,他仿佛一切从未发生过似的招呼我吃饭,拼命给我布菜,被拒绝了也不恼怒。这是一个暗示我 “遗忘” 的姿态,我再熟悉不过。

隔天,舅舅看到老家的招聘启事,也还是会若无其事地发在家族群里。

但是两代人的矛盾真是这么轻易就能理顺的吗?如果我们也被迫选择自己不想走上的路,我们为此付出的尽头又会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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