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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命案现场看到女法医,是一件正常的事

本文作者: 发布时间:2021-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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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命案现场看到女法医,是一件正常的事

在命案现场看到女法医,是一件正常的事

在命案现场看到女法医,是一件正常的事

因为纪录片《大城无小事·城市真英雄2021》,女法医吴瑕走进了普通民众的视野里。从2012年开始,吴瑕以法医身份出入各种非正常死亡案发现场,是少有的活跃在勘察一线的女性法医。

从业9年,她经历过各种凶险的现场。她在无法预测的情况下误闯过一些危险现场——比如布满煤气的密闭民居,也出过一些有惊无险的“现场”,到了现场才发现报警民众把不省人事的醉酒者误认为死尸。

以工作状态出现于人前时,吴瑕总穿着一身款式利落的黑色勘察服,头发一丝不苟地挽到脑后,露出光洁的额头。归根结底,法医通过勘察蛛丝马迹接近真相,而吴瑕提到,“时间是物证最大的敌人”。从事这份职业,是对从业者脑力与智力双重消耗。吴瑕37岁已经泛白的双鬓,为观众提供了这一事实的具体现象。

这是一个进击的女法医的故事。吴瑕和她9年职业生涯的存在,通过纪录片传播后,意外鼓励了许多女孩越过性别印象勇敢选择理想职业。

以下是她的自述:

在中国,非正常死亡或卫生部门不能确定是否属于正常死亡的死者,需要由公安司法部门出具死亡证明。每年,我都要为这类逝者开具数十份死亡证明。

我第一次在正式的案件中接触尸体是在2007年,我23岁,作为实习生在上海市公安局嘉定分局工作的第一天。

当时,一位老人猝死在他居住的农宅里。我的实习老师——一位老法医带我赶往现场配合刑队工作。老师先对死者做了一次尸表检验,紧接着,我接手做了第二次。那是我学习数年的知识第一次得到了真正的应用,我的心情既紧张又兴奋。对于当时接受了多年训练的我来说,尸体已经没有太多可怕的,为了顺畅开展工作,我会预设,尸体就是我工作的对象。

猝死是一个笼统的说法。为了找到确切的死因,法医有时会回到研究室,对逝者进行解剖,找有没有急性窒息、颅脑损伤的症状,或者一些隐疾。这同时也是取证过程。一些小的病变肉眼看不到,我们会把部分脏器留样封存,送去做进一步的检验。

人体是复杂精密的一个系统,我们不会知道体内哪里有一个血管瘤,或者哪根神经出了问题。

有一种叫“硬脑膜下血肿”的损伤,时常令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滑向死亡。这种损伤,人即使受到轻微碰撞也可能引发,如果没有进行及时诊疗,后续随着病程发展,头晕、头痛和恶心呕吐等症状没有引起伤者重视,伤者当时觉得自己好好的,经过一个礼拜或者一个月时间后,却突然去世。面对这样的逝者,法医很可能会发现对方脑中有巨大的肿块。

法医工作的过程类似推理。在非自然死亡现场,我们检查尸体,根据死状、伤痕、尸斑等表象,一步步推理出高坠、溺水、窒息、触电等死因,法医所能使用的手段,包括尸表检验、分析,还有解剖等。

损伤是最直观的表象,解剖则是为了探明准确而完整的损伤情况。到底戳伤了哪里、伤到了哪一根血管、创伤是怎样的形态。如果有锐器伤,锐器从哪里进去,又从哪里出来,等等,都需要法医探明。

吴瑕在实验室

偶尔会有乌龙事件发生。一次我们接警去了现场,气味浓烈,但无人死亡。真实情况,是一个男人醉到如死尸一般,不省人事。

还有一次是在市区一处老房废墟里,一些老房子拆了,还没来得及建起新的高楼,里面荒芜一片。那是一年万圣节后的周末,我们接到报警,说在一片建筑垃圾里发现了一个麻袋,里面伸出来一只手,上面都是血。去了现场我们才发现,里面其实只是一个万圣节道具。

要说条件最恶劣的,是高度腐败的现场。就像是同时有一百只鸡拔了毛被开水烫,熏得人眼泪直流,根本睁不开眼睛。我无法避免恶心、想吐的生理反应,尽管面对这种现场是我们家常便饭的工作。有时候简单隔绝气味的措施已经失效,我们要戴上全封闭的面罩,最严重的一次,鼓风机吹了几小时,我们才得以进入现场。

我生活中很怕虫子。但是在工作中我会切换状态,将注意力集中到手上的动作。隔着手套,我有时能感觉到表皮下的蛆虫蠕动,有时蛆还会爬到手套上。但我努力集中注意力,顶多在心里咯噔一下,甩甩手继续干活。

毕竟,在现场,我是唯一能完成这个工作的人。

我成为一名正式法医是在2012年。当时我刚结婚,杨浦公安分局刑侦支队有一个老法医退休,根据我的学历背景,分局把在基层当民警的我,调了过去。

从进入法医系就读,到正式成为一名女法医,我积淀了10个年头,由于期待太久,以至于它到我面前时,我不敢相信这事儿居然真的成了。

2002年我参加高考,选择离开上海到川蜀入读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法医系。在我就读的高中,我是第一个从上海到四川大学就读的学生。上海的同学非必要不愿意跑那么远。我是因为那时候全国开设法医专业的学校不多,所以我才报了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我们那年招生也根据就业方向分配了性别比例,男女比例2:1。

法医这个专业精深,出路也相对固定。我刚毕业的时候,中国私立的鉴定机构还不多,只能进公检法系统当法医,报考公务员是最佳途径。

我参加了那年的国考,长江航道管理局招一个法医,我考试前在申论和行测上没有做足够准备,没有通过考试。几个月后的市考,检察院招一个法医,我参加了,还是没有通过。

国考和市考相继失利的同时,陆续有同学的工作有了着落,这是我当时最大的焦虑。我有其他的就业机会,比如到公司当一个文员,但我实在不想舍弃我的专业。我单线条,觉得学要有所用,何况我读的是这么一个有意思的专业,实在不甘心放弃。现在,我虽然觉得女生学法医要慎重,但我也知道,如果当时有人劝我,我不会听的。

其实,华西法医系曾试过完全放开招生性别比。我们后面有一届法医班,招收结果女生比男生多。当时我们这一届已经见过了真实的就业形势,因而也会为这批学妹将来毕业出路担心。不过,我听说,后来他们这届很多人中途申请转去了别的专业。

临毕业前,我在上海公安嘉定分局做实习法医。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里,有一名实习法医——上海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安排来实习的一年级学生。

我们称“上海公安高等专科学校”是“二专科”,需要有第一学历才能报考,学制一年半。它的存在,更像是上海公安特有的招警制度。学校每年招录几百人至几千人不等,学员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基层学习,毕业后直接进入公安系统工作。

我很感谢这位同学让我知道了这个招考制度,对公考相继失败的我来说,这是离进入公安系统、向法医岗位最近的途径。

后来,我顺利考取“二专科”。毕业那年,杨浦公安分局新成立了中原路派出所,我进入那里成为一名正式的基层民警。虽然还是没能成为一名法医,但在派出所当民警,进入了公检法系统,起码离法医更近一步。

我没有放弃过梦想。在嘉定分局实习的时候,带我的老法医曾经告诉我,当时上海基层法医的缺口非常大。这位老师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第一批基层法医,带我的那年就快退休。他的职业生涯,十几年间,一个人担起了全区的法医工作。“以后肯定是要招人的”,他鼓励我。这话我记了很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维持着我的希望。

那段基层民警的时光,我有时候也会到非自然死亡现场,情况允许的前提下,我会在一旁观察法医同志做尸表检验。有一些法医发现我,会问我:“你一个女同志,不害怕吗?”我会跟对方解释:我也是学法医的。有几次,法医得知我的学历背景,也提出让我帮忙一起判断尸表情况。

熟络了之后,我经常和他们打趣:“什么时候可以把我转岗过去当法医。”他们听了也很高兴:“快来快来,非常缺人。”

高中那会儿,我从电视里看了香港TVB的电视剧《鉴证实录》,女主角“聂宝言”展现的女法医职业形象让我印象深刻。我特别喜欢她。电视剧里,每当凶案发生,警方第一时间封锁现场,谁也进不去。而聂宝言一到现场,手一撩警戒带,就走进了现场。有时候画面会带到她身后的警员,他们只能看着她的背影目送她,聂宝言呢,高跟鞋踩得“嘎吱嘎吱”响,又酷又帅。

《鉴证实录》剧照

现实生活中法医的工作没有那么鲜亮。我们不会像聂宝言一样,穿着西式职业装、踩着高跟鞋进场。一切的着装与装备,都为了保护现场、高效便利地勘察现场服务。出警时,我们必须穿统一的勘察服,那件服装看起来像运动服,方便我们应对日晒雨淋、面对各种复杂地形也能顺利开展工作。同时,每次去现场,头套、手套、鞋套都必须穿戴整齐,避免破坏现场。

很长一段时间,由于聂宝言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我认为除了法医能进现场之外,其他人都进不去现场。

后来我真的成为一名法医,才知道,是“只有法医必须进去”。

进入现场前,我们很难判断到现场存在的所有状况,所以日常出现场,我偶尔也会遇到生死攸关的时刻。

一次接警,报警人发现同事好几天没去上班,到对方家中寻找,大门紧闭。进入房间,我们立刻闻到一种类似煤气的味道,还发现房间里的窗户也都封死了。当即我判断,很可能是烧炭自杀。当时已经很危险,因为任何电子产品或火源都可能引爆现场。我们快速把门窗都打开,再迅速退出屋外,等气体散一会儿再工作。

负责采集痕迹的同事,有时候会为了取得某个关键痕迹,探身出窗外工作。几年前一个高温的夏天,一个人从高空掉到了二楼的小阳台。那个现场离地七八米高,建筑物外部没有任何像窗户一样的借力点可以爬上去,我们就踩着最传统的消防竹梯爬上去做检验。要下来翻身的时候,本来不恐高的我腿都在发抖。

对于法医来说,很多时候到达现场本身就是很费力的事情。

我在四川读的法医学,因此许多同学最后在四川成了法医。他们的很多现场在山里,不是旅游景区,有些地方连路都没有。山里也没有手机信号,进去山里,就意味着要失联数日。他们出警都需要开越野车才能进去,法医和刑警需要带着几十斤的设备翻山越岭才能到现场。运出来又费时费力,有时候只能就地解剖取证。

如今我已可以平常应对各种血腥、残暴的现场。我本身就不害怕视觉上的冲击,在这个基础上,现场血腥,反而意味着新鲜,我可以更准确地判断死因。

做法医的难免会感慨生死无常,猝死的案例从二十几岁到八十几岁我都见过。读书的时候,我去过一家小吃店,那个老板前一秒还在和朋友喝酒聊天,兴致高了,起身去后头拿啤酒。结果一转头的功夫,一个三十几岁的健壮男性,就倒在了地上。

同时,冲动是一个坏习惯。大多数暴力犯罪发生时,很多时候是施暴者的一时冲动。本无意害人性命的施暴,结果意外导致对方死亡的情况也经常发生。法医们常说:“捅人不要捅屁股。”加上许多人以为屁股肉多,捅一下不会有事,结果造成了致命后果。其实,屁股是很容易致命的地方。从解剖上说,这个部位最为复杂。人的盆腔部位有大量血管,加上肌肉层很厚,一旦受了伤,抢救起来很困难。

这些,普通人听了可能会觉得渗人。但同行会觉得很平常,法医们时常会开与专业相关的玩笑,比如领我们的体检报告的时候,我们可以开玩笑说:“你的‘验尸报告’来了。”

作为法医,可能看到的、听到的事情比常人要多,所以我们一般都比较平静,不会太去在意一些事情、一时的结果。2014年一个寻常的午后,我去红十字会登记了遗体捐献,完成了一直以来的心愿。

这正是:抽丝剥茧显真知,缉凶除恶正道持;平日沉寂如磐石,动似雷霆女宋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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