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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成的成年,迫不及待的老年

本文作者: 发布时间:2021-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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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成的成年,迫不及待的老年

未完成的成年,迫不及待的老年

未完成的成年,迫不及待的老年

当下老年人的共同困境是,一边,子女远远没有独立,子女的压力、困难,无时无刻不提醒着他们“你们的使命,还没有结束”;另一边,是已经到来的老年生活,他们不得不考虑如何安排自己所剩不多的人生。

2021年5月19日,济南,拍婚纱照的年轻人,旁边一对老年人在小憩聊天

他们未必是令人唾弃的啃老族,相反,他们也可能是这个时代最勤恳的奋斗者。但是,而立之年,他们未立,仍需要父辈持续输血。

他们是“拉了一辈子磨的驴”,为子女付出了一切,原本可以安享晚年,但现实是,连接子女的输血管,还拔不下来。

一边,是未完成的成年;另一边,是迫不及待的老年。

这是当代中国家庭代际关系中的奇特景观,展现了一种正在经历的变革,它触及两代人之间最根本的联结。

无底洞

电话里,何西向父亲提出借12万元买房款。

事发突然,父亲先是沉默了一会儿,说,不太好回老家,还要做核酸。估计父亲也觉得这个理由有点荒唐,后面接着说,过年刚存了两年定期,现在取太亏了。最后承诺找亲戚帮忙凑一点。

挂断电话后,何西有些失落。显然,父亲其实不想借。这是今年5月份的事情,深圳的何西和妻子相中了一套60平米的二手房,夫妻俩凑了60多万元,只差最后12万,他们就能“上岸”了。

何西和女友为此拼搏了三年多,在深圳这样的大都市里省吃俭用,他们最大的梦想,就是有一个小家,然后落地生根。今年3月,他们领证之后开始看房,心里盘算着,等着有了新家之后,再办个简陋的婚礼。

临门一脚的事情,何西的两个好哥们都出了力,反而是最亲的人拒绝伸出援手。

这件事情在家族群里引起了不小的风波。最义愤填膺的,是何西的姑姑,她亲自打了一通电话给父亲,大意是说,人家何西在深圳工资一万多,不到两年就还你了,你现在帮他这个忙,以后你还要指望他。

第二天,何西跟母亲打了电话。母亲告诉他,你爸爸也不是不愿意出钱,除非你们回铜仁或者贵阳买,离老家近一点。

何西陷入了更大的困惑。

社会学专业出身的妻子提醒何西,你爸爸应该是有别的什么顾虑,你们应该好好聊一下。

父亲何明伟素来沉默寡言,父子俩交流很少。以前,何西总觉得,切换成方言模式跟家人谈一些深入的话题,很是别扭。但他还是拨通了父亲的电话。

何西事后回忆,两人谈得不欢而散。何明伟很生气,他感到寒心,所有人只想着他的钱,不榨干他誓不罢休。何西也愤愤不平,毕业这么多年,他没伸手要过一分钱,就连结婚也没提,“现在是借,又不是不还”。

“去年弟弟结婚,你起码掏了20万吧。”这句话到了嘴边,何西还是咽了回去。回想起来,这些年,他读书花的远不止这些。

何西依稀记得,本科毕业的时候,他跟父亲也做了一次很正式的交流。他第一次跟父亲讲了自己的兴趣爱好、理想和价值观。他是一个二本毕业的学生,不出意外,恐怕一辈子只能淹没在老家,但他想去大城市闯一闯,想出人头地。动情处,他说出了最紧要的事情,他想放弃那份小学老师的工作,考个大城市的研究生。他恳请父亲再资助自己一年。

何明伟的前半辈子是农民,后半辈子在工地度过。他的皮肤黝黑、身材瘦弱,手上满是老茧、伤痕。在外打工的他,比任何人都卖力。没有活儿干的时候,他比任何人都着急。工友说,别看现在苦,20多年培养出一个大学生,还是重点大学的研究生,以后可享福了。

他没想到的是,“背后是个无底洞”。

父 辈

从代际学角度来看,这是一种全新的家庭代际关系。

费孝通用“反馈模式”来概括传统中国的家庭代际关系,父母养育子女,子女反哺父母,是儒家观念影响下的“互养”关系,既有父慈子孝的美好品质,也有实用主义的理性原则。跟中国家庭不同,西方家庭呈现一种“接力模式”,父母抚养子女,但子女成年后,家庭的生活共同体就随之解散,“接力棒”完成之后,原本的家庭结构便弱化了。

这几十年来,中国社会剧烈变迁,传统的家庭空间割裂了,子女不再与父母一起生活,过去共同经营大家庭的历史也一去不复,家庭结构也越来越小。早些年,学界关注中国家庭变革,预测中国家庭将走向西方式的接力模式。毕竟,当时的迹象是显著的。

随着85后、90后先后进入而立之年,人们发现事情并非如此。他们自身经济实力较差,还没有做好独立的准备,即便结婚、成家,仍然需要父母的扶持。

这是一种新的家庭模式—“扶持型”,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的曾旭晖和李奕丰在2020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提到,扶持型与子女受教育程度没有关系,与父母的收入水平也没有明显的关系。另一个角度看,在现代城市社会,成家立业往往意味着更高的物质标准,比如房、车、高薪工作等,对刚进入成年期的子女(特别是儿子)来说,还需要一个起步期,而父母的持续支持就显得必不可少,甚至看上去理所当然。

当下老年人的共同困境就是,一边,子女们远远没有独立,子女的压力、困难,无时无刻不提醒着他们“你们的使命,还没有结束”;另一边,是已经到来的老年生活,他们不得不考虑如何安排自己所剩不多的人生。

关于“不出钱”,何明伟跟记者说出了他最直接的担忧:“以后他们不孝顺我,不管我死活,我得有一条后路,你说是吧。”

担忧是一种错综复杂的处境带来的。何明伟今年59岁,他觉得自己已经打不动工了,身体反应也大不如前。何西打电话的十天前,工地上一个尖锐的小木块掉下来,他以为自己能躲闪,不想小木块砸到了头顶,血液渗过头发,流到了额头上。

他开始反思自己的老年生活,“要是瘫痪了,半身不遂的话,怎么办?”早些年,他对自己有一个清晰的规划,等孩子们成家立业,他就回到老家,养猪、种菜,勉强也能养活自己。

但这个念头如今成了泡影。六年前,乡里搞扶贫拆迁,老家的祖屋被拆了,土地也荒废了,他们被安置到市区。对进城这件事情,他这一代人跟年轻人反应完全不同,年轻人们欢呼雀跃,他们忧心忡忡。进了城,消费水平变高,没地可种,找不到工作,养活自己都成了难题。

跟所有城里的老年人一样,老了怎么办,成了大家最热衷讨论的话题。在城里,他也发展了新的人际关系,微信群里传着各种养老院的资料,人们讨论的不再是子女和家庭,而是住哪个养老院。

平时沉默寡言,何明伟是一个缺乏安全感的人。他和妻子常年分居,婚姻一度濒临破裂,在老家的时候,就曾闹过不少矛盾。小儿子结婚后,两人矛盾缓解了些许,但依然是各有各的打算,他不指望什么。

关于儿子借钱这件事,何明伟最终还是想开了。几天后,他跟工头请了假,从浙江回到老家,把钱转了过去。他在微信上发了一段话给何西:“你们背着房贷,压力恐怕更大,也不说还不还的问题,等以后我要是动弹不得,你们别电话都不打一个。”

推迟的成年

“有一种啃老,叫隐性啃老。”

孟然是这样形容自己的。他今年26岁,赣州人,专科毕业至今,工作稳定,在南昌工作的收入也不算差。去年结了婚,还没做好准备,孟然就迎接了自己的第一个小孩。

彩礼、买房、买车,是结婚的硬指标,一系列人生大事安排下来,开销接近80万元,如果单靠自己,他不清楚40岁之前能不能成家。

孟然的父亲是小县城的普通职工,三年前退了休,母亲做一点小生意,勉强赚些生活费。父母一生的积蓄,是供孟然和姐姐读书,他学习不上心,只读了一个专科,姐姐很争气,出国留学了。

读书的时候,他什么事都跟家里对着干。父亲让他复读,考个好一点的本科,向姐姐看齐,他死活不愿意。毕业后,父亲要给他安排工作,跟一位叔叔学做生意,他索性一年不回家。等到准备结婚的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多么微不足道—工作了三年,依然付不起彩礼。万事还是得靠父母,“是个啃老族”。

人们对啃老族的界定是:成年,不工作,靠父母供养。但孟然觉得,现在的社会形势,迫使他不得不被动啃老。

而立之年的年轻人依然需要父母的扶持,很多人把这一点看作理所当然。原本孟然也这样。去年结婚,父亲把银行存单递给他时,说:“我们这一辈子最后的钱,都给你了。”他突然有些愧疚。

父亲的手,一直在颤抖,几乎快抓不稳那几张存单了,孟然猛然一惊:“该不会是帕金森吧?”事后他想带父亲去检查,父亲很抗拒,“老年人很害怕检查,因为他们知道自己身体老朽,想着活一天是一天,不花冤枉钱”。

以前,他觉得父亲过于威严,说话铿锵有力,身材魁梧,但现在的父亲已经佝偻了,眼窝深陷,目光混沌。

“真正的成年和懂事,是从那一刻开始的。”

20年前,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杰弗里·阿奈特提出了一个“成年初显期”的概念,来指代18岁至29岁的年轻人。生理上,他们已经成年,但在社会意义和心理层面,他们距离独立、安定还很遥远,他们尚未完全进入成年,而是处在一种不确定的、尴尬的夹缝之中。18岁的生理成年之后,这些年轻人还有漫长的成年之路要走,这就是成人初显期(Emerging Adulthood)。

正如孟然这样,现代生活的压力,如就业、婚姻等,会形成一种障碍,不同程度上甚至阻碍了他们向独立成年期的过渡。

阿奈特指出,进入信息经济社会后,年轻人要经历更多的教育和培训,才能找到工作,更长的教育时间也推迟了他们结婚生子。而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在当今的时代,成年并不是什么值得向往的事情。

成年延迟,是现代工业社会的共同景观,从美国到日本,再到中国,几乎无一例外,年轻人的成年期推迟了。

自然,这种代价就转嫁给上一辈了。

在何明伟的认知里,他自己这一代人,20岁出头,结婚、分家,几亩田、几亩林,从此各过各的,这叫成家立业。有出息的人,还懂得反哺。他二弟何明骏退伍后留在了云南,分配了工作,还回老家修了一条宽敞的水泥路。

何西根本无暇领受这样的使命。中学时代,他读书好,家里亲戚都说,以后当了官,回来造福大家。现在想想,自己31岁了,不仅没站稳脚跟,还需要各方救济,时代真的不一样了。

2021年5月12日,北京,老人带孩子在公园里下棋

悬浮的家庭

对于老年的父辈来说,如何减轻子女负担远不是他们唯一要考虑的,另一个棘手的问题也浮出水面—怎么避免成为子女的负担。

66岁的蒋民峰余生只有一个心愿了。

他打算用最后的积蓄,换一套新房,可以坐在阳台上晒一早上太阳的那种。他想逃离那间残破、逼仄的单位房,湖南多雨,每逢雨天,满屋子滴答声,水盆根本接不过来。

蒋民峰一生办成了几件大事,养育了两个高学历大学生。两个女儿读到了研究生,如今已经远嫁,儿子稍微逊色一点,但也帮他垫资开起了公司。如今,几年前儿子结婚时,蒋民峰付全款给他买了一套婚房。

早些年,他在益阳一间工厂里当一个“小领导”,后来厂子改制,他和同事自己出来做一点小生意,属于相对富足的家庭。老伴去世得早,蒋民峰对自己的生活没什么要求,喝茶、打牌,两天吃一顿肉就足够。倾尽一生的积蓄,帮子女们解决了人生大事,他也没什么后顾之忧了。

但是房子还没买,他自己生了一场病。那是2019年年底的事情,他住在家里,先是感冒,去药店买药吃了,本想着睡一觉可能就好了。第二天却不见好转,开始寒战、头疼、没有力气起床,他给长沙的儿子打电话,儿子生意太忙,没说几句电话就挂了,远在上海的女儿也爱莫能助。

如此情景,多少令他沮丧。他突然想,哪天死在家里,是不是也没人发现。好在,孙子放假,回益阳看望他。他因诊断流感,赶紧把孙子赶走。

这件事令他反思了自己的老年生活,怎么给自己养老送终呢?

蒋民峰并非责怪子女们,他理解这种现实背后的无奈感。每个人都在为各自的生活心力交瘁,他只会是一个累赘。

索性,他房子也不买了,听从了朋友的建议,投到养老院去,至少,在养老院里还有朋友相陪,就算死了也有人管。却不曾想,疫情之后,养老院爆了雷,老板跑路了,养老院也没法住了。

今年年初,记者去益阳采访当地养老院爆雷和非法集资时,老人们异口同声地告诉我,他们之所以中招,只是因为一个念头—怎么避免成为子女的负担。他们有的投进了养老院,有的拿去搞“投资”,想着钱再生一点钱,毕竟,除了退休金,他们已经没了别的收入来源。有时候,因为一场突然的大病,生活难以为继的真相就会显现出来。

蒋民峰的境遇,在益阳这样的三线城市很是普遍。公园、广场、商场、公共交通,一眼望去,全是老年人的身影,年轻人大多外流。在这里,以“互养”为传统的家庭结构变得空心化,呈现一种悬浮状态。老龄化趋势越来越严重的当下,即便在大城市里,情况也未必是乐观。

何西后来理解,为什么父亲要求他回老家买房,否则不愿意借钱。因为父亲很清楚一个残酷的现实,只有离得近,老了之后,他才有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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