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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街头的流浪者睡在哪里

本文作者: 发布时间:2021-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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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街头的流浪者睡在哪里

上海街头的流浪者睡在哪里

上海街头的流浪者睡在哪里

躺在夏季赤热的街头,在霓虹灯下的垃圾桶里翻找食物,生病因无身份证件没法去医院。遍布于上海各个角落的流浪者群体,在这个繁荣都市的缝隙里游荡。

上海火车站北广场附近的一个小区外面,一位50岁左右的大叔,正蜷缩着身体躺在一块软垫上睡觉。夏日炎炎,他戴着一顶鸭舌帽,穿着夹克衫,脚上是一双粉色女士人字拖。一个脏兮兮的蓝色拉杆箱立在小区的栅栏旁,栅栏的石阶上摆着几个水杯。

这是一位“街友”,也就是多数人称之为的流浪汉。他安然地睡着,紧握的右手搭在下巴颏上,像是一种自我防卫的动作。旁边车流穿梭在宽阔的马路,不远处是熙熙攘攘、气势恢宏的火车站,小区栅栏上的尖刀彰显着森严门禁。他的生存空间被压缩在这路边的一席一地之上。

老郑躺在路边睡着

作为上海“流浪者新生活”公益组织的一名成员,我见过太多类似的情景。本能驱使我停下脚步,蹲下来轻声叫醒他。他身体没大问题,但还饿着肚子,正好旁边有包子铺,我起身去给他买几个包子。

等待中,一位中年男人在我身旁问道:“你是要给睡觉的那个人买包子吗?”我回答是。中年人有点情绪激动:“不要给他买,有手有脚的为什么不去工作?当个保安也能养活自己啊,你们这样不是助长他不劳而获吗?”

我不想和他多说,也怕流浪者听到,就朝他竖起大拇指,说:“你说的对。”也许是他没料到我会这样回答,铁拳打在了棉花上。他一边嘴里嘟囔着,这样是养闲人啊,一边转身离开。流浪者接过我的包子和豆浆,看我是真心帮他才放下戒心。我们聊了起来。

他姓郑,52岁,老家在河南信阳息县农村,已在上海流浪多年。年轻时他打工没攒下什么钱,还曾犯过事儿,被处理过。现在他一条腿静脉曲张,别说干活,走路都疼。前几年老郑回过老家一趟,父母都已去世,老郑光棍一个,也没有亲戚愿意管他。村干部曾说可以给他盖房子,申请低保。

我问他:“那挺好的呀,你怎么不留在村里呢?”老郑斜着看我一眼:“盖房子有什么用?我一个人咋生活?”他的低保一个月300多,还不够吃饭,而养老院60岁才能进。他打算60岁回去。

老郑坐在路边准备吃饭

区别于城市中的乞讨者,流浪者往往习惯于坐在路边,多数并不会主动打扰行人。但在很多人看来,这些流浪者不工作,就是懒。实则并非如此。加入上海“流浪者新生活”公益组织的七年来,纯粹因为懒惰而不工作的流浪者或许有,但我很少遇到,大部分流浪者选择流浪,都有自己不得已的苦衷。

老郑试图找过工作,但即使是当保安,对他来说门槛也不低。保安招聘要求一般是年龄18—45周岁,身高1.70米以上,初中以上学历,五官端正,无犯罪记录。工作内容:根据相关要求对进入服务企业车辆及拜访人员、参观人员进行安检、登记和引导,立岗、巡逻、文明礼貌待人,对进出车辆敬礼。

这是网上常见的保安招聘广告,条件已经很宽松了。但老郑几乎没有一条符合,他52岁,身高167cm,没上过初中,有犯罪记录。而那些小区、停车场要求低的岗位,首先会解决本地失业人群的需求。老郑这种没有技术只有体力的流浪者,大部分做不了长期工,只能做日结工,还经常碰到无良中介克扣工资。

于是他们的常态便是流转于街头,过着食不果腹的生活,在霓虹灯下的垃圾桶里翻找食物,栖身于街边、天桥下、肯德基店、二十四小时自助银行的角落。像一片随风飘荡的落叶,遍布于这个繁华大都市的缝隙之中。

我是1978年生的人,在上海开了一家小公司,有妻有孩,生活还算过得去。2014年我加入“流浪者新生活”公益组织,业余时间开始接触流浪者,和团队成员一起给他们发饭,送衣服,提供一些救助。

很多流浪者之所以选择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生活,一方面是因为一线城市的人素质高,不太会去伤害他们,好心人还会给他们买饭。另一方面,这里生活水平比较高,垃圾桶里有丰富的食物,甚至能捡到钱,衣服和鞋子。显然在这里他们比在小城市生活的更好,但作为城市的一员,他们分明又是最底层的一群人。

所有大都市几乎都有A、B两面,一面代表城市文明的至高点,一面是隐蔽在城市文明之下的伤口。拉斯维加斯作为美国内达华州最大城市,奢华壮观的赌城下方,布满了500英里的地下隧道,下面挤满了形形色色无家可归的人。这正是现代城市文明的悖论。

流浪者找不到工作,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没有身份证。因此,在马路上他们被熟视无睹,成为一个隐形的、透明的人,在户籍上也同样无迹可寻。

聋人流浪者张志旺,53岁左右,2000年流浪到上海。他先天聋哑,会简单的手语,也能写几个字。他靠捡瓶子、收集纸板箱生活,平时见谁都笑,街友们都很喜欢他。他手臂上有匕首和蛇的纹身,腿上长了牛皮癣一样的东西,一块一块的很硬,走路时腿有点跛。

张志旺

这天他试图向我们求助,但他没学过正规手语,只会简单地比划,复杂一点的,手语义工也要连蒙带猜,能明白个50%。我们带他到一家医院的急诊室挂号,当护士问他好要身份证时,他摇头表示没有。因为他从小就没办过身份证,也不知道家在哪里。

最后他趴在医院前台,歪歪扭扭地写出自己的名字。这是他区别于这个城市中一棵树、一块砖、一盏路灯的唯一证明。

好在医院通融,义工带他在医院皮肤科做了几项检查,花了几百块钱。不久他的小腿皮肤明显好转,见到我们,他会弯下腰把裤腿卷起来给我们看,满脸笑容,高高地竖起大拇指。

像聋人张志旺这类流浪者,我们知道的共有五个。在很多人的认知里,人就应该有户口,有身份证。实际上,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无户籍人员大约1300万人。10年后第七次人口普查全国总人口14.1亿,如果按之前1%比例推算,保守估计大概有1000万无户籍人员,其中就有各种原因造成无户籍、无身份证的流浪者。

左一无名,左二郝振华,左三张志旺

造成无身份证的原因有很多。流浪者吴正贵,从小被养父养母带大,因为年轻时想把户口迁出落在同学家,没有成功,又迁不回去,于是成了黑户。

他曾试图去派出所补办身份证,派出所需要他提供的材料有,居民户口簿、机动车驾驶证、护照等公安机关签发的有效身份证件。但他一样都拿不出。

养父、养母相继去世后,二十岁左右的吴正贵离开家乡四处漂泊。在将近40年的颠沛流离中,他2次被收容所遣送,无数次被警察盘查,查不到任何身份信息。他无法坐车、无法住店、没有银行卡及任何证件,成为现代社会城市中被现有条例屏蔽在外的隐形人。

如今他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平时也做一些义工,好心人为他提供暂住的地方。生活不像之前那么狼狈,但他唯一念念不忘的就是户口问题。警方为他查了很多回,他每次都失望地离开,嘴里念叨着:“诶,怎么这么奇怪?”

有时他一路上都在重复这句话,那发问声终被马路上的车流席卷而去。

严格意义上说,流浪者并非乞讨者,有些流浪者没有明显特征,混在人群中,衣着整洁干净,很难被辨认出来。这是他们刻意为之的“隐身”,伪装出的体面是为了避免受到关注。像一滴水溶于江河,一丝风裹在一阵风中。把自己淹没于川流不息的人潮,仿佛能与他们共同享受同等重要的尊严。

而一旦身体有了残疾,他们就只能不顾一切,凭借引人注目的乞讨方式为生。

盲人方成涛常年活跃于地铁站,不声不响地坐在通道边上,怀里抱着一根红白相间的盲杖,地上放着空碗,有时是吃过的泡面桶,有时是吃过的塑料饭盒。旁边放着一大包编织袋的行李,以及挑行李的木棍,行李旁有一块纸板,上面写着 “我眼睛看不见”。

他戴着帽子,一直低着头,帽子上不知被谁用彩笔画了一双漂亮的蓝眼睛,好像在注视前方。地铁站人来人来,乘客往碗里投个硬币时,方成涛会抬起头说声“ 谢谢!”。

盲人方成涛

方成涛今年58岁,老家安徽蚌埠,早年在上海做小买卖。有一天走在路上,他被一辆工厂的车子撞倒,经过抢救捡了一条命。不料伤愈出院半年后,他的眼睛突然失明。找工厂赔偿未果,他从此奔波在上访的路上,为了维持上访开销,成为一名流浪的职业乞讨者。

多年来他看不到这座城市的发展变化,只能感受到地铁里匆忙的脚步声、风声、地铁进站出站声,好像从未变过。早晚高峰,当无数脚步如万马奔腾般向他袭来时,他常常感觉有很多只眼睛正聚焦在他身上。

惶恐仅维持数秒,生存本能让他对周遭的一切处之泰然。心想,也许并没有人在看他。

救助站是城市中为流浪者提供的避难所,但一般只能提供临时救助,比如没钱买票回家,可在救助站住上一两晚,救助站帮忙买票。再复杂点的情况,他们需要斟酌一下。另外,很多流浪者不愿进救助站,因为要上交手机和所有随身物品,不允许抽烟喝酒,不能离开房间。相比之下他们更愿意过自由自在的流浪生活。

对于很多流浪者来说,最关键的问题还是年老体弱后,身归何处。安卫东就是其中之一。

安卫东是我认识七年的流浪者。他一直在火车站附近流浪,白天捡瓶子、纸箱子卖钱,晚上去过天桥下露宿。卫东长了一圈白白的大胡子,腆着个大肚子,左手缺了一根食指,没事就坐在阴凉处的马扎上睡觉。

安卫东和张志旺

有一次我问他:“卫东,你多大了?” 他伸出有食指的右手比了一个八: “ 八十多了。” 但他身体很硬朗,一点不像八十多。根据他所说的属相和经历,我们推测他是1947年出生的,今年75岁。

卫东为人憨厚、老实、善良,他觉得自己身体还好,不想被困在救助站。我们很希望能帮到他,解决养老安置问题。但他说:“不用你们帮,老了就死在街上,等120拉走算了。” 和其他老年流浪者如出一辙。他的身份信息查不到,我们曾领他去派出所查过,但一无所获。

经过漫长的七年相处,我们拼凑出安卫东的一生。

安卫东老家安徽蚌埠,小时候也是母亲去世后父亲再娶,与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一起生活,经常吃不饱去菜市场捡菜叶,拾煤渣。文革期间,他是激进派,自称去过北京,被毛主席接见过。文革结束后,他在安徽白湖农场坐了10年牢,出来后父亲和继母去世。他便远赴河北农村,种了几十年果树。

后来回到安徽老家,但谁都不待见他,一气之下他跑到上海流浪。很多事情因为年代久远,卫东记忆已经模糊。他终身未娶,无法证明自己的身份,对回家养老这件事已不抱希望。如果要帮他恢复户籍,就要寻找将近40年前的线索。

我们在联络了所有能联络的单位,总算有了一些眉目,希望他有叶落归根的那一天。

在2003年原《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没有废止前,很多流浪者以及没有办过暂住证的普通市民,会被强迫抓进收容遣送站,或被罚款。新法规实施后,各地救助站服务态度不尽相同,有的流浪者受到过歧视甚至侮辱。这都给流浪者留下了不好的记忆。

但这几年我们接触的救助站工作人员,态度都非常好,服务意识很强,也解决了一些患病流浪者的就医和养老安置问题。很多流浪者不了解情况,还是用老眼光看待救助站。在流浪者和救助站之间搭起一座信任的桥梁,是我们的工作之一。

上海的流浪者也不都是无家可归的外地人。流浪像是一种宿命,被上帝投下的骰子砸中,但个中缘由不尽相同。

几年前在网络走红的流浪者沈巍,正是上海本地人,他曾是一名公务员,因为种种原因和家人断绝关系,流浪了二十多年。他多在上海杨高南路地铁站附近栖身,喜欢捡垃圾,画画和读历史之类的书,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他因语出惊人而被称为“大师”。

张少华和沈巍一样是上海本地的流浪者,他身世更为复杂,漫长的流浪生活也没能让他成为“大师”。

年轻时他在新疆做过知青,户口跟着迁了过去。1980年知青返城,他想把户口迁回上海,但父母已于几年前去世。他不但没有分到任何房产,弟弟、弟媳也不同意他落户,于是被迫四处漂泊。上海站建成后,候车室成为他长期固定的居所。

如今82岁的他从不捡垃圾,强撑着身体干点排队的活,赚点零钱。他常说:“阿拉是上海宁,不应该与他们为伍。”但他的手抖得越来越厉害,后来没人敢用他。

上海本地流浪者张少华

即便如此,老爷子依然维持着最后的倔强,只要天气允许,要么穿衬衫,要么穿西装。领饭时,他永远排在队伍最前面,捍卫着火车站元老的地位。但前几年去领饭,他只需走个十分钟,现在拄着棍子,背着行李,要半个钟头才能挪到。

他太老了,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流浪中,看着故乡上海日渐繁荣兴盛,高楼拔地而起,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大都市。而这一切都与他无关,故乡分明就在脚下,任凭他如何流浪都无法抵达。

他那年迈的身体再也经受不住风餐露宿的生活。

在我们的劝导下,他终于答应接受帮助。这么多年他一直没有身份证,我们一次次带着他去派出所查询,都没结果,后来在市救助站的帮助下,查到了他的身份信息。他的养老安置问题总算得以解决。

还有一个好消息,最近吴正贵的户籍也将得到解决。经过河南洛阳派出所的努力,查找到当年他迁入的户籍档案,又联系上了他嫂子。警方说,可能会帮他重新办理户籍。

年近60岁的吴正贵知道消息后,表现得非常高兴,他也想回老家看看。年轻时,他喜欢一个人四处游荡,没想到因为无身份,这么长久地被困在异地他乡。他还有一个未完成的愿望,坐火车去西藏。

*文中涉及人物信息有模糊,封面摄影:魏巍

这正是:若无身心有千伤,何人愿落在他乡;抬头日落西山长,月上梢头徒愁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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