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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女工,组了个乐队

本文作者: 发布时间:2021-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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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女工,组了个乐队

工厂女工,组了个乐队

工厂女工,组了个乐队

“打工妹”是一个面目模糊的词语。2016年,女工段玉组织了一支名为“九野”的乐队。从她们的歌中,人们听到了女工们具体的面貌。

她爱在村里蹦蹦跳跳,爱抓萤火虫,因为家里没钱供她和哥哥上学,15岁,她告别家里人,带着几件衣服出发,在深圳一家玩具厂成了打工妹,每天12小时做不停。

这首《再见萤火虫》,写了女孩“小英”年少外出打拼,在深圳的工厂区意外经历火灾,被大火吞噬又幸存。那场灾难真实地发生在1993年11月9日的广东省深圳市葵涌镇致丽玩具厂,火灾造成85位女工遇难。陈玉英是身陷火灾的女工之一、火灾幸存者,她侥幸存活,烧伤面积达75%,伤情危重。数年后,流动女工小英被写进了歌里,小英在大火中无助地哭喊,歌词中写:“她想起萤火虫,宿舍车间就是她的世界。”

2016年九月,北京南锣鼓巷一个温馨的艺术空间里,九野乐队进行了第一场线下演出。这是一支由3个女人组成的乐队,主唱段玉和提琴手马薇都是流动女工出身。

乐队的第一次公开演出、第一支歌,她们把这首歌留给了这首名叫《再见萤火虫》的歌曲,这首歌并非九野乐队的原创,但对乐队,特别是主创段玉有着特殊意义。

故事性,段玉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感觉听完了一个故事,当时她在北京打工,对于南方工厂区女工的生活尚没有太多共鸣。后来她走南闯北接触了大量流动女工,对于南方工厂区工人们的生活也有了更多理解,成立了决心为流动女工发声的乐队“九野乐队”后,这首歌自然而然地被想起、列为乐队排练节目列表中的曲目之一。

南锣鼓巷的表演场地,一个空旷的房间,没有舞台也没有灯光,窗户透进来明亮的阳光,乐队和观众围在一起。

段玉坐在老旧的木头板凳上,一头黑色卷发,一袭黑色长裙,抱着一把背带已经有了线头的木吉他,低头歌唱。马薇站在她旁边拉小提琴,体型稍胖,头发扎成马尾,露出发际线上的美人尖。两人都有点拘谨,大多时候低头看着琴,脚下悄悄踩着拍子。

段玉和马薇是九野乐队最初的成员,两人同年出生,今年都37岁。她们和小英的原型陈玉英,是中国庞大的流动女工群体中的一员。

九野乐队排练场景

我们的名字不是打工妹

九野乐队成立于2016年。这年,已经成为妈妈的段玉认识了马薇,两人都是从辽宁走出来的北漂女工,都很早就开始参加打工青年艺术团的活动。

马薇小时候学过小提琴,多年坚持下来,她所掌握的小提琴演奏技艺已经足以在一众工人中显现个性。艺术团的朋友开玩笑说:“你们一个会弹吉他,一个会拉小提琴,干脆组个乐队呗!”两人一拍即合,又叫上一直在关注艺术团演出,做性别研究课题的博士生杨一野,九野乐队诞生了。段玉说,选择“九野”作为乐队名,与中国传统神话中的神女有关:“传统神话中有九天玄女,九野和九天一样,是神女的意思。古代的女神要么是女儿神要么是妻子神,但九天神是通过自身努力成为的神。”

作为九野乐队的发起人,段玉宣称自己是“野大”的。1985年,段玉出生在辽宁省海城市一个普通家庭,是家里唯一的孩子。父母工作忙,平日里,段玉由爷爷带大。

有一次段玉在家里点炉子玩,不小心弄了一屋子烟。等妈妈回家,爷爷只是笑着抱怨:“你家小妖精都快把屋子点着了。”

段玉从小喜欢唱歌,跟着电视录音机唱成了班里的小歌星,还参加了学校合唱队。与此同时,她性格腼腆。逢年过节,亲戚朋友串门。有的家长在热闹氛围下,免不了起了兴头让孩子表演节目,但段家的家长没有这个习惯。客人们进了家门,她们的女儿总是缩到房子的一角,在人群边缘安静听人讲话。因此,段玉从小没有没有被逼表演节目的经历。

印象深刻的演出是在学校里,合唱队排练的革命歌曲《英雄赞歌》,电影《英雄儿女》的插曲。那段旋律深深地印在段玉的脑海里,但上台前,她仍然感到紧张,她将被所有同学看到。在小学的操场上,系着红领巾,扎着麻花辫,涂着红脸蛋,所有人保持着相同的频率左右摆动脑袋,“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段玉心里默念着老师的嘱咐:“看观众!”“微笑!”她享受站在人群前和灯光下,被观众关注的感觉。
2000年段玉初中毕业,考入一所专科学校就读学前教育。她主动选择了这个专业,因为听说幼师属于艺术类,可以学唱歌教唱歌。

在专科学校,段玉学习了音乐的入门技能,声乐、舞蹈、乐器,都可以比划一下。下课后,段玉常常和同学聚在一起弹吉他,非科班出生,同学们都没有经过吉他演奏专业学习,一群人凭着感觉组合各种和弦,最喜欢的乐队是Beyond。

那时,东北正处于下岗潮中,高高耸起的烟囱不再冒烟,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决定离开黑土地,到远方寻找生路。非典之后,在家人的安排下,段玉也离开了东北。2004年秋天她坐上了远走他乡的火车。

段玉在北京到了站,转市内交通去了北京顺义的一个汽配城。亲戚在那开了一家汽车配件零售店,她到店里帮忙,售卖汽车配件,换取一个月400块的工资。那个秋天,她用第一笔工资买了一把吉他。后来她和那把吉他合过影,16年前,她19岁,留着斜刘海、双马尾,笑的时候牙齿洁白,怀里的棕色木吉反射着光线,在相片里留下了一小片过曝的白色。

段玉19岁的照片

汽配城建在国道旁边,灰尘很多,每次一辆卡车经过,就能卷起半层楼高的粉尘,混合着汽油的香味和腥味。那段时间,她总是穿着黑色衣服,黑外套、黑裤、黑裙子,黑色耐脏。

“大哥想看点啥?”每天开店和闭店之间,段玉总是重复地对来人说这句话。她从小对汽车无感,时间久了,却也搞清楚了连杆和曲轴是什么,会帮顾客推荐合适的离合器片和制动分泵。在汽修城,她不是段玉,而是“哎!服务员”,在汽配城,也没有人记得她爱唱歌、且唱得很好。

脸上沾灰的汽修城里,段玉生出了一个感觉——自己的名字和面目,越来越模糊。

这种模糊感,后来被写进了段玉的歌里——《我的名字叫金凤》。

金凤是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人物,也是一名流动女工,是段玉刚开始北漂时,参加打工青年艺术团认识的好姐妹。那时候,胖胖的、开朗爱说笑的金凤正在找工作,借住在艺术团的场地里。

因为兴趣,金凤找老师学了美容和手工,闲下来会用串珠做各种小熊、花朵,用丝网编织植物。住进机构后,金凤成了这里的小红人,会把自己会的教给其他姐妹。大家都学得很起劲,常常惊叹“她怎么会的这么多”。

但在工厂里很少有人记得金凤的名字。她是“嘿”,是“3车间的那个胖丫头”,许多称呼可以表示她,但基本没人叫她的名字,金凤。

在工厂之外,公共视野中,金凤和段玉还有姐妹们被统一称呼。“那个时候,流行叫我们打工妹”,段玉说,“每个来城市打工的女孩,都有她的独特性,有不一样的美。”但“金凤”和“段玉”都被忘记了。

艺术团的人知道段玉爱唱歌,会弹吉他,鼓励她:“你自己写呗,就写你的生活。”

于是,段玉写了第一首给女工的歌《我的名字叫金凤》。

后来,越来越多人认识九野乐队,往回翻着听她们的歌,通过这首《我的名字叫金凤》,大家记住了女工金凤。她在一家纺织工厂做流水线女工,经常加班到深夜,在那工作了两年整。后来,她去学美容,又去饭店打工,去到哪里,都是当打工妹。

段玉在歌词里写“他们称呼我的名字,他们叫我打工妹/我有自己的名字,我的名字就叫金凤”,直抒胸臆地唱了这种委屈。

渐渐地,“金凤”成为一个符号,提醒人们流动女工群体并非千人千面,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金凤”,有她的名字、爱好和与众不同的来路。

替她们唱歌

九野乐队成立后,段玉曾应邀到北大演讲,提到成立乐队的初衷,她提及这种模糊感对乐队的创作的影响。“所有女性都面临性别不平等带来的问题,流动女工受到城乡流动、性别和经济地位三重束缚,是弱势者当中的弱势者。所以我们格外强调流动女工的声音。”她强调,流动女工是一群面目模糊的人,她们的名字不太被记得,她们的声音也很少被听到。段玉想为这些人发声。

在九野的歌里,这些面目模糊的女工们逐渐显现更为清晰的面貌。

2008年,资金拮据,段玉租住在北京一处地下室里,一起住在地下室的姐妹,大多都是电梯工和家政工。在当时的北京,许多外来打工者对落脚处的选择,要么是五环外的村庄,要么是城市里的地下室。那里总有股潮湿的味道,灯光很暗,通道曲曲绕绕,像迷宫一样。

每天下班归家,段玉需要走过一段长长的走廊,两旁是一众相似的房间门。摸着黑,她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扇门。这些记忆现在有时也会涌上来,有段时间,她会在梦里回到地下室的出租屋。房间里有蜘蛛网,阴暗到看不清楚具体的样子,只有家具的轮廓。

《电梯姑娘》的创作灵感就来自这样一段日子。在地下室出租屋,租户们往来地面和出租屋,靠的就是一台电梯。

“在她的周围,是一些高大的男人女人,我看不见电梯姑娘也感受不到她的气息。”在歌词里,段玉写了一位流动女工,连带着也描绘了与她一起挤在地下空间里的外来打工者。

地下室只提供晚上睡觉的空间,一张床、一个柜子。洗漱间和厕所都是公共的,走廊里有一排水龙头,下面有一排水池,就是洗漱间,旁边的一排坑位是公共厕所。这里也有很多活动,有姐妹租了两间房间开了一个二手店,大家把闲置的东西互相交换,有时候也在这里唱歌、打牌、聊天。

地下室成为一座蚁穴,段玉和她的姐妹们像是工蚁。白天穿梭在北京的不同角落谋生,晚上又回到这里短暂休整。

段玉想为这群人唱歌,唱出他们的生活和境况。但其实,浸泡在段玉歌中描述的生活里的人们,有时听不懂九野的歌。

“其实大多数的演出,大家的反应都比较少,处于那种无意识状态”,段玉的声音有点无奈,每当这种时候她们就忍不住想:“我们唱这些歌是要干什么呢?”

2017年,九野有一次跟随新工人乐团到苏州给女工唱歌。

演出在苏州的一个社区打工者村庄,村口有一块比较老旧的空地,原来是个停车场,搭建了一个简陋的舞台,风一吹,话筒的声音也被吹得飘起来。七点左右演出开始,没有特别组织,音响一开,大家都聚集起来,慢慢有两三百人。在这个被很多工厂包围的村子里,打工者们这会儿刚下了工吃了晚饭,踩着夕阳出来遛弯儿。

九野乐队演出现场

九野的歌不是流行歌曲,观众们感到陌生,愣愣地站在下面。台上的乐队成员都有点尴尬,人群中的同事只好带头鼓掌打节拍,几个可能对音乐感兴趣的村民也跟着挥挥手,像在内容艰涩的课堂上勉强回应冷场的老师。台下有几个女人,挽起的袖子露出黑瘦的手臂,轻轻拍打怀里哭闹的孩子。九野的歌不算轻柔,哄不着这些“小霸王”,这些带着孩子的女人慢慢都离开了。

早在乐队成立之前,深圳的绿色蔷薇音乐工作坊里,段玉就从宣传页上读到了一些“理论”,有关“社会性别”“刻板印象”,发现此前打工生活中,很多不愉快的体验可以用这些知识解释。于是在九野刚刚起步的时候,她们决心“占领各种舞台”,把这些理念唱出来,让更多的人知道。

我们还有很多东西没写

九野的歌里有形形色色的女人,“没人规定女工一定得是什么样子。”段玉说。女工们本来就是不同个体,面目模糊、千人一面才是人们对女工群体的刻板印象。

九野乐队创作的歌曲,旋律大多明朗、欢快,有温暖的色彩,因为她们惯用大调,用这种风格展现她们所关注的所有议题、想讲的所有故事。以至于如果第一次听她们用轻松欢快的声音唱反对逼婚的《选择一种生活》,唱控诉家庭暴力的《安华》,唱反对拐卖妇女儿童的《不能做的买卖》,多少能感觉到有些反差。

这些旋律,除了段玉的创作,有些其实是在线下活动中乐队和观众们一起哼出来的调子。段玉习惯用C、G、F、Am这几个最常见的和弦,在唱谈会上和观众们一起写歌时也好用。相比音乐节和酒吧驻唱,她们更喜欢唱谈会,因为可以和姐妹们聊聊天。

“百手撑家”唱谈会合影

2017年4月22日,九野乐队在北京鸿雁社工服务中心“鸿雁之家”,组织了一场主题为“百手撑家”的唱谈会,参与者都是家政女工。空旷的白色房间,地上垫着厚厚实实的三层保暖材料,女工们平时可以在这里歇脚、打盹儿,那天大家在地上围坐一圈。坐下来的时候,有一位大姐乐了:“吃火锅喽!”

从捏脚开始,段玉想让大家借此放松下来。紧接着做几个小游戏,大家已经熟络起来,段玉抓起旁边大姐的手,触摸到了厚厚的茧。你很难找到没有这种手茧的女工,有一名女工把它编成歌词“我有一双勤劳的手,我有一双粗糙的手”,写在九野发给大家的红红绿绿的卡纸上。色彩鲜艳的字句,最后组合成歌曲《百手撑家》。对于这些家政工而言,唱谈会是珍贵的可以畅快表达的机会。

围坐交谈中,一位大姐和大家分享自己的故事。她的老公和孩子留在了农村,全家的生计,都指着她在北京当家政工赚取的收入。

她们是城市里的“透明人”,车水马龙里很难被人注意到。但其实在家庭中,她们许多人都充当顶梁柱的角色。

乐队的提琴手马薇也是女强人式的人物。

“我是那种打不死的小强,没有什么事儿能压得住我。”马薇是印刷厂的职工。厂子里,熟人叫她“事儿姐”,因为她爱管事又不怕事。有时工厂车间主任会强制性要求大家加班:“别人都加班,你为什么不加班。”否则就扣三天工资。马薇会用劳动法和自由权去理论,基本上都自己占上风,“在我的字典没有这么多不行”。

车间主任是个大眼睛,干瘦矮个儿的男人。马薇曾经和他发生口角,还揍过他一次。那天原本五点下班,四点四十五的时候,马薇正忙着打包一摞书。主任来通知大家加班,马薇不想加班,说四岁的孩子在家没人看。

主任吼她:“我让你加班你就加班,别一天那么多废话。”絮絮叨叨骂了很多,还用上很多脏话,骂马薇多事,不能干就走。在马薇讲述的版本里,主任的谩骂结束在她把手里的书冲他脸上砸过去的一刻。紧接着拳头也上了男人的脸,她说自己把主任打得脸肿了,鼻子流血了,牙也活动了。“我出拳很重,一下子两百多磅。”她笑着回忆,经此一战,主任每次见到她,都客客气气的。

如果不是疫情,九野乐队本会在今年6月26号发布首张专辑《九野》。九野乐队的专辑封面上印满歌词,这些歌词便是她们发出的声音。

“女孩也可以成为参天大树,女孩男孩共有一片天空”

“女人也可以不做妈妈,工作中散发着光彩与才华”

……

专辑的背后,满满一面致谢,从公益组织、社区服务中心、学校、乐队、网络大V,到陌生的普通网友,都是曾为乐队提供过帮助的人们。

此时的九野,已经从最初一个人抱着一把吉他的段玉,变成了七个人的团队。除了女工,队伍里还有青年研究员、自由职业者、大学老师,还有一个名为小帅的男生。

马薇和段玉都笃定九野会一直写下去。会一直写下去不是因为要坚持,而是关于女工们所面对的处境和议题,借用她们自己的话说,“我们还有很多东西没写。”

这正是:云端素手露浮尘,一丝不觉尘世临;本是天宫精瑶琴,如今红尘唱人心

工厂女工,组了个乐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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