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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一个老师的幼儿园

本文作者: 发布时间:2021-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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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一个老师的幼儿园

只有一个老师的幼儿园

只有一个老师的幼儿园

河北省承德市一所乡村幼儿园里,祁凤兰是唯一的一名老师,肩负着老师、妈妈、保姆的职责。从教35年,她从教小学到教幼儿园,同事纷纷离去,生源也越来越少。再有3年,祁凤兰就将退休,学校还没有新的老师。

学期的最后一天,祁凤兰早上5点30分就起床了。洗漱、做饭、吃饭、收拾家务。7点10分,她准时从镇上的家里出发,前往5公里之外的平房村。

每天的通勤,是祁凤兰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当地有一句俗语:翻过太后梁,就是小平房。如果不下雨,走过一段土路就能到达山脚下,下雨涨水的时候还要蹚过一条河。前一天晚上下了雨,平日里本就难走的路变得更加泥泞,有些难以下脚,道路两侧杂草上的露水厚重,时不时滴落在她身上。

好在这条路她走了二十年,已经轻车熟路。道路弯弯绕绕,通常她要走上一个小时,如果遇到更为极端的雨雪天气,则要走上一个半小时,甚至更久。

祁凤兰在去往平房村的路上

幸运的是,今天她碰上一位村民骑着三轮摩托车回来,于是搭上了便车。伴随着摩托车的轰鸣声和耳边的风声,她和村民一路闲谈,话题围绕“谁家的孩子要读大学了”、“谁家的孩子辍学了”这些家长里短。

祁凤兰抵达学校的时间比预期要早,一个不大的院子就是平房村幼儿园。院子四周是成片成片的绿色,房前是山,屋后是草,院门口长着一米多高的玉米苗。五间深灰色的房子与村里平常人家的房子无异,围墙被刷成并不规整的白色,透过脱落的墙皮能看到里面的砖块。只有院墙上残破的铁丝网和房檐下的监控器,透露出这是一所学校。

52岁的祁凤兰是这里唯一的老师,大、中、小班15个孩子的日常生活与学习全由她一人操持,肩负着老师、妈妈、保姆的职责。这样的生活她已经过了20年,再有三年她就要退休。

孩子们陆陆续续被家长送来,散落在院子的各处跑跑跳跳。祁凤兰无暇照看他们,刚到学校的她还不完全是老师的身份,她必须要完成上课前的准备工作:拖地、通风、整理桌椅。“夏天还好,冬天更麻烦,因为生炉子,还要来得更早。”

一个人教15个孩子并不容易,祁凤兰要负责语言、数学、科学、健康与社会和艺术这五大领域的全部教学工作。第一节课九点钟开始,学校里没有铃声,要靠祁凤兰自己把控时间。音响声响起,孩子们抱着篮球,聚集到教室外。15个孩子排成四列,随着音乐的节奏拍球、运球,或直接抱着球摇头、踏步。

动作并不整齐,甚至有些凌乱,摇头的方向不一样,拍打的频率也不同。这是孩子们跟着视频学会的拍球操。 很多课程内容祁凤兰也不会,像唱歌、跳舞、体操,只能依靠网络视频。碰到做手工、画画这些,她就去手机上查,研究好了再来示范给学生看。

暑假之前,照例要进行一场简单的考试,主要考察孩子们的数学知识。趁着他们课间玩耍的时候,祁凤兰亲手抄写了十几份“期末试卷”。她先是把大班和中班的试卷发下去,让他们做计算题。又去指导两个小班的小女孩,分别数图上的动物各有几只。过程并不顺利,王雨彤一直说“一个象”,老师试图纠正她是“一头象”,重复了十几遍。

对祁凤兰来说,这样的对话很常见。“毕竟才三周,得多教几遍,一开始会不耐烦,慢慢的就习惯了。”另一个小女孩杨涵卡在了“三只老虎”不会数,但祁凤兰只能让学生们互相帮助,她得先去批改其他人的试卷。“很多孩子还是挺聪明的,我都是从书上出的题,拿满分的有好几个。”祁凤兰自豪地说。

万悦展示自己得了100分的的试卷和画

下午的两个小时,孩子们跟着视频复习儿歌和舞蹈。祁凤兰坐在讲桌前,一边敲腿一边提醒孩子们集中注意力。多年积劳成疾,身体上的毛病也时时困扰着她。总是蹚水过河让她得了风湿性关节炎,站久了就会腿疼。因为饮食不规律、伏案工作时间长,她的胃和腰也不太好。一天下来,她有些身心俱疲。

城市化的加速,乡村生源越来越少,从教35年的祁凤兰见证了乡村教育的兴起与变迁。起初与祁凤兰一起共事的老师们陆续离开,最后只剩她一个人坚守在这所幼儿园。当数百名学生从这里走出去,她的身体和精神也陷入疲惫状态,像一根拉紧的弓弦松弛下来,却无法真正松手。

距离放学还有20分钟,家长们的摩托车、三轮车等在校门外。正式放学后孩子们站好队,祁凤兰喊一声“报数”,1到15的数字依次被喊出来,声音嘹亮而干脆。他们先后离开,分散在长约6公里的山川里。

一个学期就这样结束。暑假过后,又将有9个大班的同学升入一年级,彻底离开这个校园。祁凤兰叮嘱着大家“假期不要去河里玩”等安全事项,又告诉即将升学的孩子们要好好学习。叮嘱是一种仪式,一年又一年地上演,跟着孩子们一起去向外面的世界。

太阳落下,校园重归一片寂静。祁凤兰重复着早上来时的那些工序,扫地、拖地、倒垃圾、整理桌椅、关窗,背上双肩包,锁门,踏上了回家的路。她的背影在空旷的山里显得单薄又瞩目。路上,始终盘旋在她心头的问题浮现出来——幼儿园什么时候能来一位新老师?

1986年,17岁的祁凤兰成为了一名乡村代课老师。十年后她又读了两年师范,毕业后成为一名正式教师。2000年她来到河北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城子镇,开始与山洼洼里的平房小学结缘,当时包括她在内共有5名老师,从幼儿园到小学六年级,共有几十名学生。

2001年全国农村中小学开始实施“撤点并校”,大量撤销农村原有的中小学,学生集中到城镇学校。从1997年到2010年的14年间,全国减少小学37万所,其中农村小学减少30万所。

改革大潮中,优秀的老师和学生也陆续流向城镇。平房小学被要求集中办学,二至六年级的学生都合并到镇里的中心小学,唯独幼儿园和一年级的孩子留了下来。看着同事们陆续离开,祁凤兰也想走,“儿子正在上小学,我应该回去照顾他。”

当时,教室里只有几排残破的桌椅,32个衣着破旧、留着鼻涕的孩子睁大眼睛望着她,有的孩子流出了眼泪。祁凤兰回忆起那个情景,声音有些哽咽。此后她再也没想过离开,而是一届一届地把孩子送出去。

没过几年,一年级生源也少了,孩子们要么去镇里、县里上学,要么跟着打工的父母一起去了外地,最后一年级不得不停止招生。从此祁凤兰彻底成为一名幼儿园老师,在乡村教育逐渐空壳化的背景下砥砺前行。

平房幼儿园的孩子最小3周岁,最大5周岁,很多时候祁凤兰还要给孩子们洗手、洗脸、剪指甲,教他们上厕所,照顾他们吃午饭和午睡。

开始的那几年教学条件很差,教室是借用村里大队的房子,附近稍微宽敞一点的路就成了操场。很多玩具和教具都是就地取材,树枝棍用来上数学课,饼干桶、药盒子用来让孩子们了解形状。孩子们最玩不腻的一个游戏,是把一个小木棍拴在绳子末端,对着矿泉水瓶就能“钓鱼”。

几年前,村里有个乡亲捐了2000块钱,让祁凤兰看着给孩子们买点东西。为了花好这笔钱,她在网上和商家砍了半天价,花1600元买玩具,剩下400元用作运费。村子太过偏僻,物流只能送到镇里,祁凤兰和丈夫一起赶着家里的驴车,到镇里把东西拉回来。硬塑料的滑梯、两个简易的秋千、现在已经损坏的篮球架、玩起来会“咔嗒”作响的蹦床,这些便成为孩子们拥有为数不多的大型玩具。

孩子们的“游乐场”一角

但按祁凤兰的话来说,好在那时候自己“年轻且精力充沛”,孩子们也都很听话,愿意学习,从这里升入镇里小学的孩子成绩大都不错。这也是村里人不愿祁凤兰离开的原因之一。

凭借教学成绩和多年来的坚守,2010年前后祁凤兰曾获得市级优秀教师、河北省“希望工程二十年优秀乡村教师”、国家“希望工程二十年优秀乡村教师”、“感动河北”十大人物等称号。这所幼儿园也因此得到不少人的关注,引来不少社会公益组织前来资助。

2014年6月,摄影师任悦将这里的凋敝、落后与孩子们清澈的眼神、祁老师无微不至的关怀,以图片的形式呈现在网上,并发起了“一个人的平房幼儿园”乐捐项目。项目筹得90800元的捐款,用来添置新校舍急需的教学设施、教具、玩具,硬化300平方米操场等。现在的教室后面,摆着三个大柜子,除了篮球还装着积木、五子棋、布娃娃、呼啦圈以及各种童话书,这些和教室里的桌椅板凳、电子屏幕都是在那之后添置的。

村里人都说,“幼儿园终于像样儿了。”

社会的关注短时间内改变了这所幼儿园的状况。但热闹过后,如大多数乡村幼儿园一样,平房村幼儿园正在凋零。生源越来越少,没有新老师来,校园环境也逐渐荒凉。

在祁凤兰所在的镇,像这样的“单人校”还有6所,每所学校的学生不超过10人。学校老师要么是等着退休的老教师,要么是村子里文化程度较高的村民,祁凤兰的学历和教学水平算是最高的。

通常情况,年轻的乡镇教师往往只在乡镇呆上两三年,等到有机会进城考编,便纷纷离开。而像平房村幼儿园这样的小地方,即便是作为晋升的“跳板”都没有人来。因此生源越来越多地流向城镇,留下来的孩子大多不被寄予“厚望”,“读书无用论”仍存在于他们父母的认知中,一些孩子读完初中便辍学打工。

相比城市里的“鸡娃”,乡村孩子似乎要“自由”许多,城乡教育差距也因此产生。在孩子们眼中,外面的世界模糊而又让人向往,他们的认知只能来源于父母偶尔打来的电话、哥哥姐姐们的口中、手机短视频里。祁凤兰依然是孩子们连接外面世界的主要桥梁。

祁凤兰也坦言,“他们与城里的孩子相比,起点的差距就摆在那里,眼界和见识从小就不同,不仅是基础设施和教师资源跟不上,家庭教育也缺失着。”幼儿园里的孩子有一半是留守儿童,父母在外讨生活,长期缺席于他们的家庭教育。

孩子们的合影

暑假对祁凤兰来说与平日上班无异,除了操持家务这些日常琐事,工作上的事也有一大堆。“转发回复上级来文、安全度汛通知、疫情防控通知、流调统计、疫苗统计、核酸检测统计、幼儿信息统计……50天的暑假一天都休息不了。”

因为午饭几乎都在学校草草解决,祁凤兰的胃病越来越严重,只能利用节假日看病抓药,反反复复没有好转。这个暑假她又抓了37副中药,一天喝三次,每天早晨5点钟就要起床喝下第一碗中药。

临近退休,祁凤兰希望能再多教出几个学生,但眼下让这个愿望变得越发艰难。她计算着,等到大班的孩子升入一年级,下半年新入学的小班学生就只有一个人了,她不敢想象那种班级里学生越来越少的画面。她渴望休息,却始终放不下孩子们。

平房幼儿园最初的两间小破屋早已被翻新重建,而现在修建好的五间房,学生宿舍、活动室、办公室也已落满灰尘,只剩下一间教室还在使用。面对这些,祁凤兰常常从当初的成就感坠入一种深深的无力之中。多年来的坚守和取得的成绩支撑着她。“总归是有意义的。”她说。

祁凤兰没有具体计算过教出了多少学生。“至少也得有三百多个孩子吧,最后出去读大学的有四五十个,考上985、211的也有。”从这里接受启蒙的孩子们,每次放假回来,只要赶上幼儿园还在上课,总要来学校看看祁老师。

闲暇时,祁凤兰会拿着手机,翻看“六一”儿童节孩子们玩“抢凳子”游戏的视频,几把凳子围成一圈,自己拿着锣站在中间。

她想退休前若能有新的老师过来,并且还有新的生源,这样的热闹就不会消失。

这正是:千里为官满眼贪,却说教育少盘缠;赞誉清高园丁汗,四目张望无青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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