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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岁阿婆回忆录:现在的卫生用品,俺这一生都没享受过

本文作者: 发布时间:2021-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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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岁阿婆回忆录:现在的卫生用品,俺这一生都没享受过

百岁阿婆回忆录:现在的卫生用品,俺这一生都没享受过

百岁阿婆回忆录:现在的卫生用品,俺这一生都没享受过

人活百年,看到的世界有何不同?
高彩云,1920年生于江苏,历经民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地改革及改革开放,还教了大半辈子书,是许多故事的见证人。
本文由这位百岁老人口述,其女儿、外孙女编纂而成。高彩云的女儿后来说,母亲的记忆力超好,耳朵有点背,坐在轮椅上,对自己说尽了一生……

一、生孩子和土裤子

我们那个地方,长期以来被各种势力来回拉锯。你打来,我打去,老百姓想求太平、过安稳日子,那是奢望。

那时,我们首先逃去了卓圩子(江苏省睢宁县),在那住了一年多,维持会来了。小日本是什么货,老百姓早已听说,维持会是跟小日本干的,肯定比小日本好不到哪里去。所以,维持会一来,人们又四处逃难了。春夏之交的麦收季节前,我跟婆婆逃难到了他的外婆家王柳圩子,那时,我已经怀上了第一胎,有两个来月的身孕。

王柳圩子交通特别不方便,我们猜想,那里穷乡僻壤的,什么都没有,日本鬼子可能不会打到那里。但是,穷乡僻壤的地方,生活条件也差。外婆家是小小的地主,只有百十亩土地,两间半房屋,我们就住在四五个平方的一个小炮楼里面。

有人认为,在旧社会,地主都是吃好的、穿好的,其实不然。地主有大有小,有穷有富。穷地方的小地主,或者兄弟多、自己不当家的地主,平常穿的只是一般衣服。有一两件人情衣服,也只是有要事时才穿。不忙时,小地主的食物也是粗细搭配、粮食蔬菜搭配、稀稠搭配。

刚到外婆家,吃她家的“喝饼子”。饼是用麦面加白玉米面做出来的,乍一看白白的怪好看,吊人胃口,可吃到嘴里刮舌头,硬梆梆的像纸壳子。热的时候柔软些,凉的时候吃,真像啃土疙瘩。

那时候精米白面少,农村人的生活可以用“七个月的白芋,三个月的南瓜”来概括,有白芋和南瓜,能省下不少粮食。农村人家前屋后地多,种了许多南瓜,平常的时候南瓜饭领大头(方言,为主)。南瓜多的人家,收成后堆成垛子,够吃很长时间。那时候没有化肥,南瓜生长全靠农家土杂肥和禽畜粪便,种出来的南瓜味道正,又面,口味又好,稀甜的。

在外婆家,每天一大早,家里人煮够二十人吃的一大锅南瓜稀饭,爱吃馍的吃馍,南瓜饭当稀的喝。因怀孕不久倒胃口,我不想吃别的,就喜欢喝南瓜稀饭,因为南瓜饭里有稷米,又甜又面又黏糊,热的好吃,凉的更好吃。我偷偷地跟丈夫说:“我不想吃馍,光想吃南瓜饭。”丈夫听了哈哈一笑,说:“想吃你就吃呗!她(指外婆)巴不得你净吃南瓜饭,还省粮食。”

我的月份越来越大,原来打算回到婆家生孩子。可是,在躲难的日子里,因为丈夫的三弟突然中弹身亡,一家人忙着办丧事,打乱了我回去生孩子的计划,直至大女儿出生,我一直在外婆家住。

1939年农历十月,已经是冬季,天气很冷,夜里更冷。天亮前,我感觉肚子有点痛,心里又惊又喜又怕。我没生过孩子,光听说有人孩子生不下来,大人孩子都没命,这叫“抱劳死”。我三婶有个女儿,就是生孩子生不下来死的。我喊醒丈夫,告诉他我可能要生了。丈夫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披着棉袄跑到了婆婆的房间,告诉他娘我要生的消息。

可能因为婆婆一生孩子多、经历多的原因,听到儿子报的消息之后非常平静,没进我的屋里看一眼、问一声,好像不知道女人生孩子是“儿奔生,娘奔死”。后来丈夫才跟我解释,说自从他父亲死后,他娘听信了道嬷子的胡言乱语,说公爹活着时杀人太多,为了使公爹的阴魂在阴间得到安宁,免受阴曹地府小鬼的鞭抽、绳捆、火烧、油炸的刑罚,一直到“老”(方言,去世),她都必须吃斋。所以,天上的雁鸽、地上的猪马牛羊、水里的鱼,都不能杀。此外,不能见鲜血,也不能进产房。这一切要求婆婆全部做到了,公爹去世后,她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吃素,从不沾荤腥。我月子里,她真的从未踏进我的房间一步。直到孩子满月,我抱着她,婆婆才第一次见到了这个孙女。

那时,女人生孩子可受罪了,不像现在,大小医院都有妇产科,技术、设备一应俱全,那会儿啥都没有。请来的接生婆没有什么消毒衣服,只套着一副护袖,接生完护袖就扔了。生完了孩子,产妇家除了给接生婆送钱、糖、红鸡蛋之外,还得再给她两尺红洋布缝护袖。

接生婆都是土生土长的农村老嬷子,谁也没有经过专业培训,就是胆子大。有的接生婆还知道孩子落生前,把裁衣、剪东西用的剪子在锅里煮一下再去剪脐带。有的干脆就地撅一截硌裆梃子(方言,高粱秆之类的东西),把外层竹篾一样的硬皮撇下一片做刀片。用这种“软刀”割脐带,伤口不发炎才怪呢。那时候人也不懂,新生儿被感染了夭折,大家都说这是因为得了“脐风”。

旧社会,女人生孩子就在家里。没有产床,自家的床也不能躺着,只能坐在板凳上或者站着待生。感觉孩子要奔生了,往地上一蹲或者双膝一跪,孩子就落地了。刚生下来的婴儿浑身上下都是羊水等液体,再沾上地上的泥巴,孩子就像个小泥猴。生完孩子,产妇恶露不净,没有草纸的穷人家,就让产妇坐或者睡在草木灰上,为的是吸收恶露。

孩子生下来,大人受罪,孩子也受罪。城里人不说,在农村,不管是地主也罢,穷人也罢,孩子生下来就穿土裤子。现在人没见过土裤子,就是一个齐膝盖长的大裤头,裤脚管左右两边缝两根布条,前肚缝留得深一些。用干的细沙土装进裤裆,拴紧裤管,扎紧腰带,土就漏不出来,这就是土做的“尿布”。

说起土裤子,年轻人觉得不可思议,但那时候穷,那是没有办法的事。天热时,把土直接倒入婴儿的裤裆就行,冬天的时候沙土还要加热。农村人烧好饭之后,把沙土放入泥烧成的煨罐里,把罐子放到灶膛的暗火中,让沙土变得温热。换腚(方言,换尿布)时,把孩子抱到锅门前。那时候,谁家门前晒沙土,不用问,家里有吃奶的孩子。双沟临近黄河南堰,那里的沙质既细又白,有奶孩子的家庭都到那里挖沙,时间久了,黄河堰上出现了一个个洞。

新生的婴儿,屎,屙在土里;尿,尿在土里。屎尿渗透了土,孩子的腿裆就夹着大泥蛋。讲究一点的人一天换三次土,不讲究的一天才换一次,很少给孩子洗屁股。有的孩子穿土裤子,一直穿到能扎步(方言,婴儿学步)。土裤子太重,浸湿了更重,直往下坠。孩子的骨头嫩,时间一久,腿就变形了,成了罗圈腿。在淮北农村,后来好多年里都能看到不少老人是罗圈腿,那都是小时候穿土裤子的结果。

那时候农村苦,不仅有土裤子,我听说有的地方还有“土被窝”。就是在寒冷的冬季,把加热好的沙土放进小被褥,让婴儿躺进去,再把小褥子用带子扎成一个小被窝。

现在多好,各种款式规格、高温消毒的卫生用品应有尽有,给大人孩子创造了那么多舒适的条件,俺这一生都没享受过。

上午,接生婆来了,她是王柳圩子本庄的人。由于肚子一阵一阵地疼,我多少个小时无法安睡。我头一次生产,时间要比生过孩子的长。两次阵痛的间隙,我困得眼皮像铅重,实在支撑不了,只要不疼,我就会沉沉地睡去。那接生婆看到我的样子,不满意地数落我:“哪有像你这样生孩子的?睡着了能生孩子吗?! ”我又痛又困,简直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接生婆坐在桌子旁边,喝着家人给她冲好的红糖茶,嘴里不停地嘟嘟囔囔,想驱走我的困意,随便她怎么说,我已没力气再和她辩驳。

在等候孩子出生的时间里,接生婆老王卖瓜——自卖自夸,说自己接生的技术如何好,如何有耐心,等等。她为了表示自己好,还说同村的另外一位接生婆手段十分粗鲁,为了尽快让孩子生下来,竟然抱着痛苦不堪的产妇,往地上一下一下爽(方言,顿),说那样生得快。

二、路边的一碗茶要了我孩儿的命

1946年,我丈夫丢掉了工作,我们一家六口回到了老家。

刚开始,我们租住在一个烟店老板的几间空房里。时局混乱,朝不保夕,我们没有收入,可是有六张嘴要吃饭,怎么办呢?丈夫只能再做点小生意。

我和丈夫商定,他带两个大的在李集(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李集镇),我带两个小的去双沟(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双沟镇)娘家。我去那里的原因一个是娘家亲友多,孩子有法交,另外一个原因是,我要到那里收取六十亩地的租子。前面说过,这六十亩地,租子和我们一大家子的需要相比是杯水车薪,但是,捉襟见肘的我们,有一点点收入都要想办法去维护。

我租了一驾手推的土车子,车夫把二儿三儿放到车架上的背篓里就上路了。从娘家到婆家有七十里的路程,起码要大半天。走了一半,二儿说口渴,车夫把车子停在了陈集路边的一个小茶棚边。

小茶棚很简陋,四根拳头粗的木棍,歪歪斜斜地支撑着几根更细的小木棍,上面铺着几十根玉米秆。稀稀拉拉的玉米秆遮不住雨,阳光透过它们照到地面。茶棚底下摆着一张矮小的方桌,上面放着三四个黑碗,一个竹壳热水瓶装着开水,一个瓦罐里装着凉开水,碗是公用的。茶棚旁边有几块石头当板凳,走累了的行人可以在此歇脚。

疲惫的我想在这里歇歇,把随身带的食物分给孩子吃。因为二儿口渴,我买了一碗水给他喝,谁知道这碗水竟是一碗要命的水。

到了双沟的当夜,二儿开始发烧,咳嗽不停。一大早,我让大弟陪着我到双沟街,找到当地知名的一位戴先生诊治。戴先生查看了一下,说是喉咙有问题,他当场拿了一点药粉,对着孩子的喉咙吹了进去。我心里不踏实,又带着孩子到药房看了一下,看完后我带着二儿先回了家,留下了大弟拿药。

大弟拿着戴先生的药方子去开药,付钱时发现药费很高,大弟也是孩子,他不敢做主,跑回家说:“先生开的药里面有珍珠当药引子,贵得很。”我娘听了,说:“再贵也得拿!”大弟又返回了药店。那药店的先生很诚恳,他唯恐小孩子不相信他放了珍珠,对大弟说:“小孩,你看准了啊,要想治好那孩子的病,必须用它做药引!”他当着大弟的面拿了珍珠,把它放在火上烧,“啪啪”几声脆响,珍珠炸开了。先生把炸开的珍珠在药臼中捣碎,连同其他中药混好之后包扎结实,交给了大弟。

大弟双手把药包捧回家。我把那药熬好后,让二儿喝下去。下午,又滗了一次药渣再熬。第二天,我仍然煎药让二儿服下,可他病情始终不见好转。待第二服药渣熬好后,二儿已吞咽困难。我拿着小勺子,舀了药,慢慢地向他的嘴里一点一点洇。

一勺一勺的药灌下去,直至全部喝完,可是孩子的呼吸一阵比一阵急促。为了不让药倒流,我抱着他,让他趴在我的肩头。没多时,只听他轻轻地喊了一声“娘”,便停止了呼吸。

我心痛万分。我后悔,不该在路边买那碗茶水。

我找人给二儿子打了一口薄皮棺材,把他送回了老家。娘劝我,亲人们都劝我,说二儿是讨债来的,是讨债鬼,死了不要疼他了。说不疼是假话,娘身上掉下来的肉,哪有不疼的呢!

三、十几年杳无音信的丈夫回来了

1969年午收的时候,一天下午,一个我不熟识的媳妇走到我面前,对我说:“俺大婶子,俺大叔回来了。”

十几年杳无音信的丈夫回来了。我丈夫多年不在家,我早就对他不抱希望了。因为他,我吃尽了人世间数不清的苦难。今天,他居然又活着回来了。

我一时间思绪万千。我想想他的过去,又想想自己的过去,心情慢慢恢复了平静。我决定,再不和他一起生活,他过他的,我过我的。

那媳妇对我说的当晚,一个人到学校找我。我按着指示到了地方,屋内有几个人正在聊天。一个人看见我来,未等我问话,他就说:“你小孩爸来了,你到堂屋跟他说说话。”我说:“我有什么话要跟他说?当年他两手一撒就跑了,撇下俺娘五个,要不是共产党,我骨头早就上黄锈了。”那人又说:“从明天起你不要割麦了,到生产队领点柴火,给他带孩子。”

此刻我才知道,我丈夫这些年在外,又有了新的妻室儿女。

后来,我知道了丈夫这十几年的故事。

十几年前,他逃走之初,到过甘肃,想去新疆,但是后来辗转到了内蒙古。我和丈夫共同生活十几年,十分了解他。他不能吃苦,出苦力养性命是不可能的。在内蒙古,他流落到了草原上的一个旗安了家,内蒙古远离安徽,几千里路之外,人烟稀少,交通不便,便和家里断了联系。

他在内蒙古改名换姓,说自己姓马,祖籍山东。他给一位猎户的女儿当了上门女婿,丈夫和她先后生下了两儿一女,孩子全都不正常。这些孩子不会说话,大孩子痴呆,走起路来像个醉汉;老二是个女孩,肢体残疾得不能穿裤子;老三稍微好些,但看着也是呆相。三个孩子刚被送回来的那段时间,我丈夫的门口天天站满了看稀奇的人。

组织上给我做工作,让我给他带孩子,学校的同事问我怎么样,我说:“我没长心吗?怎么可能给他带孩子?”我能怎么办呢?

我已经想好了:我要跑。

我的娘家双沟离朝集有十八里地,那时候,两地之间有人拉石头,拉石头的板车一来一回有空趟。我对关系要好的同事说:“我等一会儿就得走,我没有东西,只有一个风箱和一床被,烦劳你帮我送到双沟娘家。”

二十龙灯,月出一更。天黑不敢走,月亮出来,我孤身一个人,悄悄地走出了校门。

我走过食品站,一条狗突然冲出来狂叫不停,把我吓得浑身出冷汗。好在我不惹它,它也没扑到我身上。我害怕狗叫声引来人,头也不回,连跑带走,跌跌爬爬地朝南边去。

我想好的出逃路线是,先到二妹工作的学校浍沟郭瓦小学,再去七八里外儿女插队的菠林大队,然后到县城法院。从朝集到二妹家全程近六十里,心情紧张的我紧走慢跑,黎明前,终于接近了目的地。

正在这个时候,月光下走过来一队人。

我吃了一惊,站住了脚。仔细一看,这队人手提肩背的是些乐器、条幅之类的东西——这是一支刚结束演出的文艺宣传队。这队人看到我也吃了一惊,毕竟,深更半夜的,一个女人独自在野外,挺不正常的。我赶紧主动开口,问这些人从此地到菠林怎么走。我说,现在是午收时节,我要去帮住菠林的女儿割麦,宣传队员就热情地给我指了路。

告别宣传队员,我继续赶路,天亮时,终于赶到了二妹家。二妹看到我非常惊讶:我平时讲究整齐,此刻,经过一夜的狂奔,我早就头发散乱,衣冠不整,像个疯子。

我匆匆忙忙地对二妹说:“他回来了,带了一窝孩子,大队让我给他带孩子,我也不打算教书了……”二妹听我说完,看到我腿上跌跌撞撞磕出来的伤痕,心疼地哭了。

吃完了饭,我又赶到小女儿插队的菠林。二妹的住处离我孩子的住处有七八里路,我也是一口气走到了。我把自己的情况告诉孩子,让他们不要再去学校找我,然后,我说要去县里办事。说完,马不停蹄地赶往灵璧县城。

在县城,我见到了小弟。小弟见到我,让我在他那里歇息两天再说,我不愿意等,让他拿纸笔来。我给学校领导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不辞而别的原因,写完之后,我把信交给小弟,让他到邮局寄掉,然后径直去了县法院。

那时候人不懂法,认为打官司告状都得找院长。我去县法院,一开口就说我要找院长,有人告诉我,打官司有分管的科室。按人指点,我进了一间办公室。办公室里,有一个人正在埋头办公,我把自己的情况详细地说了一遍。我说的时间长,这会儿的办公室已不是一个人了,好几个人都好奇地聚拢来,听我的故事。

我说:“我要反映真实问题。那是我原来的丈夫,他在外找了女人生孩子。这次回来还带了那几个孩子,大队让我给他带孩子,那些孩子又不是我生的,凭什么让我带?你不给我处理,我没法回去工作。你们看!”我捋起裤管,“我深更半夜跑出来,腿脚都卡破了。找你们,就是为了解决我和丈夫的问题。你给我写个离婚介绍信!我就要你们法院的那一枚大红印的介绍信!”

我一口气说完,那人眼睛直眨地看着我,他说:“要离婚,你得回朝集区民政办理。”

我说:“你们不给我处理,我就不走!”

可能那人不知这个介绍信该不该出,便说自己不会写,问我:“你会写介绍信吗?”

“我会写!”我问他要了信纸和笔,提笔就写:“高彩云和×××自愿脱离夫妻关系……”

写完,我递给了那位办事人员,他看了看,觉得没有什么问题——重婚已成事实。他给我盖上了鲜红的法院公章。

我攥着盖着法院大红印的离婚介绍信,回到了朝集。自此,所有人都不再提让我给我丈夫带孩子的事。

按《婚姻法》的有关规定,我和丈夫解除了婚姻关系。此后将近二十年,我不愿意见他,也不想知道他的事。但我知道,那几个残疾孩子没多久就死了。

前夫一直跟随着我的几个孩子生活,1987年在大女儿家病逝。他让我和孩子们受了这么多年的罪,他自己去世的时候倒是一点罪也没受,说着话,头一歪就走了,人世间就是有这样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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