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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能力」的人为何总是结果不好?

本文作者: 发布时间:2021-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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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能力」的人为何总是结果不好?

「重能力」的人为何总是结果不好?

「重能力」的人为何总是结果不好?

在中国,似乎中国教育已经和中国足球一样,成了“人人都可以说几句,人人都可以口诛笔伐”的对象。

关于教育,谁都有很多要吐槽的话,而这件事,也不能说国家不重视,每年,甚至每个月,国家都有各种“重磅”的举措推出,这样的“重磅”举措,似乎从我记事儿开始就不断上演——当然,如你所知,我们的教育并没有因为这样的“重磅举措”而变得那么好,于是乎,国家整治,大家吐槽,孩子受苦,这几条线并行不悖,当年的孩子有不少成了家长,也开始在这样的系统里折腾自己的孩子,这大约也是毅种循环罢。

在这些对中国教育的批评声中,有一个声音,虽然不是每次都占据主流,但一直存在,那就是“中国教育重技巧,轻能力”。

这个现象从我小时候说到现在,似乎没怎么好,反而更糟了。阅读,所谓“不看文章就去做题”的各种技巧大行其道。写作,所谓到哪里都能套用的模板似乎也特别受学生欢迎,之前我教书的时候,有个学生莫名惊诧地对我说——“原来写作文要用脑子啊”,这样的现象,大约决不是个例。

去搜“阅读不看文章做题”,还是能找到不少旁门左道的

同样,写作的“万能模板”也是很多人趋之若鹜的东西

学校如此,校外辅导机构就更是这样。什么“机经”,“押题”,这都是家常便饭了。前段时间,国家对课外辅导重拳打击,行业一片哀鸿遍野,站在圈内看,这样的打击过于残忍,但站在圈外看,课外辅导既然让“重技巧轻能力”更上一层楼,说这个行业被冤枉,似乎也不合适。

“国内一些老师在教学中重技巧轻能力”,这话大体不错,但如果把“一些”换成“相当一部分”,大约更准确

当然,凡是存在的大约总有原因,这个“重技巧轻能力”也不例外。只不过,把这个原因归于教育,似乎并不公平。

什么是能力?

既然要谈“重技巧轻能力”,总得知道什么是能力吧。当然,胸口碎大石,熟鸡蛋孵出小鸡,这种属于玄学,暂且不论。正常情况下,我们谈论到一个人的能力,总绕不开两件事,也就是学术素养和人文素养。

学术素养倘若再掰开揉碎了说,也就是两个能力——逻辑思维能力,以及批判性思维能力(这俩我过去专门写文章,详见:正本清源:到底什么是「逻辑,私货,辩证法」?| 循迹晓讲 正本清源:当我们在谈论科学时,我们到底在谈论些什么?| 循迹晓讲)。而人文素养,最起码的,是保持同理心和悲悯之心。

所谓的学术素养和人文素养,本质上大概是这样的

这些现在看起来是一个“合格的公民”必备的标准。可问题是,如果一个人没有逻辑,没有批判性思维,甚至没有同理心悲悯之心,他也不是活不下去。

这个时候,能力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而比这种情况更坏的,也不是没有,那就是,当没有逻辑的人,比有逻辑的人活得还要好,当不实事求是的人,比实事求是的人活得还要好,当冷血无情的人,比悲天悯人的人活得还要好,这种社会环境下,有能力不但没用,反而会招来危险。

长此以往,社会形成“重技巧轻能力”的习俗,自然是不奇怪的了。

没有逻辑反而会活得更好

逻辑一言以蔽之,就是以三段论来串联的因果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构成的整个演绎法体系。在纯粹逻辑的世界里,有个起码的要求,那就是“不能出现自相矛盾的悖论”,比如我不能说某种颜色既是黑色又是白色,我不能说今天既热又冷,诸如此类。

形式逻辑上的悖论也不能说没有,像芝诺那个“静止的飞矢”,薛定谔那只“既活又死的猫”,这些都是。但是解决逻辑的悖论,最起码要在学术的范围内,比如芝诺的悖论其实牵涉到无穷小分割的问题,而薛定谔的那只猫则是为了赋予物质波一个概率上的意义(这里地方太小不展开了)。

学术的东西,就一定要在学术范畴内解决,用别的力量,特别是行政力量,去解决学术问题,这其实站在逻辑的角度看是非常荒谬的——这个道理,应该是常识。

然而不幸,“政治干预学术”似乎在一些地方是有着历史悠久的传统。政治可以不合逻辑,但迎合最高统治者永远比严肃认真地捋清楚条件和结论来得上算,于是,没有逻辑反而活得更好,也不是很奇怪的事情。

政治干涉学术其实在其他国家也会发生,而且,这当中最著名的案例就是苏联的李森科事件

汉朝的时候,儒生们辩论,一个很重要的话题是讨论历史。商汤伐夏桀,武王伐纣,如何看待这样的历史呢?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弒也。”那意思是说,商汤周武不是受授天命,他们的行为是弑君犯上。

他的对手辕固生显然不能接受这样的论调,在他看来,“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这段不难,相信大家都能看懂,大概意思是说,商汤周武王万民归心,这怎么不是天命呢?

武王伐纣到底是不是承受天命,这不仅仅是学术问题了

到这里为止,辩论的双方都亮明了观点,并给出了理由,画风还算正常,但接下来,黄生开始跑偏了——“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弒而何也?”

用帽子和鞋子做比喻,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从严格的逻辑学上讲,比喻永远不能作为论证手段,但中国文人似乎很习惯于比喻了。黄生这么做,不合逻辑,但还没那么过分。

接下来,辕固生的一句反问彻底终结了这场辩论:“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

这就很麻烦了。汉朝的统治正当不正当呢?如果你认同黄生的理论,汉朝就不该存在。因为秦朝再暴虐,也不该去推翻它嘛。可是,如果你认同辕固生的理论,只要民心所向,造反有理,汉朝将来如果丢了民心,那么别人造反推翻它,也是有理的了。

那么,如何看待正在统治着天下的汉朝呢?总不能说“汉朝的统治既合理又不合理”罢,这在逻辑上不通——黄生和辕固生的论调,其实逻辑上都有值得反驳的地方(不就是个典型的GRE作文题嘛,恶法有没有遵守的必要),但是呢,辕固生想到了用非逻辑的手段终结这场辩论,他赢了。

主持辩论的汉景帝也很为难啊,汉景帝是个聪明人,知道这是个逻辑悖论,怎么说都不合适,于是金口玉言,给这场辩论打了圆场——“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那意思是,这个话题以后禁止讨论,给404得了,后来也的确如此,因为司马迁在《史记》里记录了这次辩论的结局——遂罢。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

一次有名的辩论就被汉景帝用马肝给强行终止了

这件事在中国历史上,算是个不起眼的小事,但却还是很值得拿来述说的。至少,在这片土地上,长久以来,讲究逻辑的并不比不讲逻辑的活得好,而如果不讲逻辑的那位,又是站在权势的那一方,讲究逻辑岂止无用,那简直是要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了。

这样的历史可能读者诸君都不陌生。而那句“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则是换了一些别的说法,继续在人们耳边回响,比如说“想那么多没用的干什么?”“看那些没用的闲书干什么”,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的确,逻辑本身是没用的,那要逻辑这种能力干什么?至少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对大多数人而言,都是如此。所以,逻辑能力普遍缺失,一点也不意外,甚至逻辑本身,都是英文logic的音译,这其实很能说明问题。

不实事求是反而活得更好

学术能力,除了逻辑之外,另一个是批判性思维的能力。简单来说,看一个说法好坏,要拿出证据和事实,不能用一个说法否定另一个说法,像燕山大学教授用祖宗之法反对相对论这事儿,从方法上讲就是很荒谬的(详见:想推翻相对论的人,到底图啥?| 循迹晓讲)。

那又如何呢,这也不妨碍像这样的人在各个领域混的很好啊,甚至在学术界也是如此。更严重一点说,有这种批判性思维,也许会给自己带来无妄之灾。晚近的事情倘若要说,大约有被举报的危险(这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那就说点历史上的事情吧。至少,“不实事求是反而活得更好”,似乎从很久以来就这样了。

1876年,也就是大清光绪二年,郭嵩焘做为钦差大臣出使英国,对于一个典型的中国读书人来说,英国的一切都是新鲜的,他跳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怪圈,意识到在西洋所谓的长技——坚船和利炮——的背后,有更深一层的东西,“西洋政教、制造,无一不出于学!” 郭嵩焘在访问牛津大学的时候,意识到英国文明背后的学术原动力,“此邦术事愈出愈奇,而一意学问思辨得之!”

郭嵩焘照片

郭嵩焘在日记《使西纪程》中称赞英国,发出“西洋政教、制造,无不出于学”的呼声,他向清政府大力介绍英国先进的管理概念和政治措施,称赞西洋政教制度,并对中国内政提出效仿的建议。

本来,郭嵩焘说的英国种种,大到政治教化,小到面包葡萄酒,到底是不是事实,议院制度到底是不是“三代之遗风”,葡萄酒是不是“酒味甘浓,甜腻可口”,看一看,试一试就知道了,这是最起码的科学态度。

有些稍微有点点常识的中国人,也对此大加赞赏,书稿寄回国内,李鸿章得以先睹为快,并大加称赞道:“议论事实,多未经人道及者,如置身红海、欧洲间,一拓眼界也”;“崇论闳议,洵足启发愚蒙”。

但在当时的大清,如李鸿章一样“稍具常识”的人,是极少的。更多的士大夫义愤填膺,要求将郭嵩焘撤职查办,当时清朝官员里有个“清流党”,这些所谓的正人君子,弹劾郭嵩焘的奏折里,那些逻辑,用词甚至语气,跟今天网络上的许多言论是惊人的一致。

比如他们指责郭嵩焘在书中一再侈言俄、英诸国富强,是为了取媚外国,“丧心失体,已堪骇异”;其次,他认为竟然说西洋立国也有二千年,且政教修明,智力兼胜,最为荒谬;第三,“不得言和之论”,在他看来“岂止损国体而生敌心,直将隳忠臣匡济之谋,摧天下义愤之气”;第四,“至祈天永命等语,更属狂悖”。

除罗列以上罪状之外,河南学政何金寿进而指出,郭嵩焘是在故意张大恫吓之词,是为了“挟以震骇朝廷”,“摇惑天下人心”,灭自己的志气,长洋人的威风,实乃居心叵测。“其书中立言,尚恇怯如此,安望其抗节敌庭,正论不屈乎?”并义愤填膺地表示“我大清无此臣子也”。

总之,“立言悖谬,失体辱国”,因此请求朝廷立即下令,将《使西纪程》一书“严行毁禁”。

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郭嵩焘还能有什么结果呢?他被清廷申斥,书稿亦遭毁版;甚至他的副手刘锡鸿也在趁机诬陷他,罪状有这么几个:

其一是参观洋人炮台,因为天冷郭嵩焘披了洋人衣服,他认为冻死也不能穿洋人衣服; 其一是郭嵩焘见巴西国主时,竟然起立,有失堂堂天朝的脸面; 其一是去音乐厅,仿效洋人拿音乐单,有失体统。

刘锡鸿,郭嵩焘出使英国的副手

郭嵩焘伤心至极,因病请辞——这件事情上一个很值得讽刺的细节在于,刘锡鸿也不是不知道郭嵩焘说的是实话,他在私人信件中说的话,跟上报的奏折,完全就是两种画风。

郭嵩焘说的对不对呢?可能对,但判断对错,并不是靠事实,而是靠朝廷和士大夫的心情,如此一来,郭嵩焘和《使西纪程》一书,命运可想而知。

随后的故事就毫不意外,慈禧太后发布谕旨,严厉申斥郭嵩焘,并下令《使西纪程》毁版。随后,郭嵩焘被撤职,郭嵩焘黯然回到长沙,在湘阴老家度过了余生。

还好《使西纪程》没被完全毁版,现在的我们才能看到这本书

郭嵩焘这样的性格,在当时和后世的中国人看来,多少是有点问题的,他的弟弟就说他“心直口快,往往面责之处,直与人以难堪。” 李鸿章说他“嫉恶太深,立言太快。”说了实话,大抵是这样的评价和待遇,既然这样,说实话又有什么用呢?

当然,人的性格是很难改变的。郭嵩焘这样能在大清官场上混到高官,一定是有些学术能力之外的“能力”,只不过,他会在有的时候说几句实话,而他自己,也正因为这几句实话,而被贬官回乡——当然,他说的实话,最过分的其实并不是对英国的褒扬,而是对大清对外交往的批评——一味蠢,一味蛮,一味诈,一味怕 。

这些话大概也是事实,但是很显然,对大清而言,这样的事实并不重要。

郭嵩焘其实还算幸运的了。一味坚持事实,一点都不顾朝廷颜面的话,搞不好会有杀身之祸。这也不是没有先例。1900年,慈禧太后和相当多一些满清大臣准备利用义和团震慑洋人,慈禧太后在1900年6月17日颁布诏书,宣布向十一国宣战,与此同时,还命令清军联合义和团围攻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放任拳民杀戮洋人和教徒。

英使馆内一座修建了工事的建筑

此时,清朝也不是没有清醒之人,比如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兼管学大臣许景澄和太常寺卿袁昶等人,出于简单的常识和国家安危的考虑,敦请慈禧太后收回成命。

在奏折中,许景澄、袁昶强烈反对依靠义和团反洋,认为拳民不过是一帮思想狭隘、只懂得破坏的乌合之众,对国家有百害而无一利。更何况,拳民所谓的“刀枪不入”的神技,不过是骗人的鬼把戏而已。

与此同时,许景澄、袁昶还以“春秋之义,不杀行人”为由,要求朝廷停止围攻使馆区,保障洋人和教徒的安全——这应该都是基本的常识。

“北大校长”许景澄

但是此时已被虚幻的胜利冲昏头脑的慈禧太后,在看完许、袁两人的奏折后不禁勃然大怒,悍然下令捉拿许景澄、袁昶。与此同时,另外三位大臣,徐用仪、立山、联元,也因反对向列强宣战被逮捕。

当时的北京一片混乱,许景澄是有机会逃到南方的。然而,许景澄并没有逃跑,而是坦然接受判决,并异常冷静地向家人交代各种后事。

随后,许景澄又赶往俄国银行,将存在该行的40万两白银折子取出,然后如数上交给国库。原来,这笔钱本是京师大学堂的办学经费,许景澄担心自己死后俄国人会赖账(俄国人一向如此),所以才将其取出。许景澄对北京大学始终倾注满腔心血,由此可见一斑。

同年7月28日,许景澄和袁昶因“勾结洋人,莠言乱政,语多离间”等罪名,被押赴菜市口斩首。按照惯例,死刑犯在临死前需要向刽子手行贿,以免受刑时遭受折磨,但许景澄拒绝这样做。

正因如此,刽子手在行刑时,故意将刀砍在许景澄的脊椎上,导致他的颈椎虽然断裂,但气管犹存,在痛苦挣扎许久后,才慢慢地闭上眼睛——当然,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天,许景澄遭受的痛苦不只是生理上的,菜市口有很多围观的市民,把他骂作是“汉奸”、“卖国贼”,这就是“说了实话”的代价。

慈禧西狩后不久,列强就开始列出174个名单:包括光绪堂兄弟,大阿哥之父瑞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庄亲王载勋、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刑部尚书赵舒翘。山西巡抚毓贤、礼部尚书启秀等重要官员,此外,充当夜壶作用的拳民也被卸磨杀驴。图为法国画刊描绘的联军和大清官员现场观看处死义和团

又过了几天,8月11日,徐用仪、立山、联元三位大臣也被斩首。他们三位,和许景澄,袁昶一起,被称为“庚子被祸五大臣”。随后没过几天,八国联军进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逃跑。由于联军的要求,《辛丑条约》第二款内明载平反五人,追复原官。时称庚子被祸五大臣,又称庚子五忠。

那又有什么用呢?人死不能复生,朝廷翻脸比翻书还快。这种时候,说实话,讲求实事求是,岂不是速死之道么?

太阳底下从来没有新鲜事,既然如此,说实话的意义何在?批判性思维的意义何在?所以,在这片土地上,批判性思维的能力缺失,取而代之的,则是阿谀奉承的各种“技巧”,极端点说,是XXX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平常一点的,那就是“自己不去读书,等着看选择题的标准答案”,诸如此类——历史如此,还能指望更好的么?大约很难罢。

冷血反而活得更好

行文至此,想到之前有读者的留言,“你觉得中国文化有没有值得赞扬的地方呢?哪怕一点点。”

中国文化里值得赞扬的地方太多了,鲁迅的那句话,想必很多人都会背罢——“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中国的历史上,也有一些人留下了动人的故事,尤其是作为人,拥有最起码同理心的故事,不作恶的故事,但是,不幸的是,很多这样的故事里,主人公并没有一个好的结局。

《旧唐书》列传第三十七当中,有一则很短的记载:

永昌初,为周兴所构,云玄同言:“太后老矣,须复皇嗣。”太后闻之,怒,乃赐死于家。监刑御史房济谓玄同曰:“何不告事,冀得召见,当自陈诉。”玄同叹曰:“人杀鬼杀,有何殊也,岂能为告人事乎?”乃就刑,年七十三。

这是讲的魏玄同的故事。魏玄同是唐高宗和武周时候的宰相,虽然现在知道他的人并不多。

武则天为啥不杀上官婉儿,以防婉儿报灭门之仇?答:她俩都是惺惺相惜的女权主义者

提到武周和武则天,很多人会觉得她是雄才大略之主,甚至有人说她是女权之光。但实际上,武则天的统治是非常恐怖的,告密,酷吏,恐怖统治。武则天鼓励手下这么做,于是,像来俊臣,周兴这样的人可以踩着别人的尸体爬到高位。

武则天是很多人眼中的“有为之君”,“女权之光”,说这话的人,希望它可以被来俊臣,周兴这样的酷吏好好关爱一番

唐睿宗文明元年,也就是公元684年,“有飞骑十余人”在洛阳坊间饮酒,其中一人喝醉了发牢骚,说早知道支持太后(当然就是武则天啦)并无额外的赏赐,当初还不如支持中宗李显(他刚被武则天废掉帝位)。

言毕,其中一人当即离座,去洛阳宫告密,酒还没喝完,众人已被羽林卫捕获。那个发牢骚的被处斩,同饮者以知情不报之罪遭到绞杀,举报者官赐五品,从此之后,告密之风大行其道。告密的内容若合武则天心意,自然告密的可以越级升官,若有不实,也不会受到惩罚,于是“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

在这种情况下,有同理心,不作恶,能活得更好么?怕是很难。

武则天用告密的屠刀展开了大清洗,终于,前朝宰相魏玄同因为一句“太后老矣,须复皇嗣。”的话,得罪了武则天(这肯定也是告密者捅上去的),武则天逼他自尽,派监刑御史房济现场监督。

房济素来钦佩魏玄同,忍不住对他说:“您何必着急死呢?您可以说有事向太后告密,太后一定会召见,如此就可以当面辩解,自证清白了”。魏玄同谢绝了房济的好意,他留下了载入史册的遗言——“人杀鬼杀,有何殊也,岂能为告人事乎?”

怎么能告密呢?这是做人的底线。魏玄同坚守这样的底线,从容就死。他的死,从表面上看有点像古希腊的苏格拉底之死,但还是不同。

苏格拉底之死,被后人一遍遍地拿来纪念和惋惜,而魏玄同之死,知道的人其实并不多,说句难听的话,“大约是白死了吧”。

魏玄同死在武则天权势最盛的时候,也是告密制度最猖獗的时候。在当代,武则天被很多人捧成“雄才大略之主”,“女权之光”来纪念,直到现在,关于武则天的各种纪念都层出不穷,但可曾有人给魏玄同立个碑的?

考虑到武则天的那种告密制度对人心的毁灭和摧残,这位女皇帝真的可以说是历史上最恶劣的统治者之一,就算是隋炀帝和宋徽宗,在这个意义上都比她仁慈许多——武则天的告密制度延续了十四年,比纳粹德国的时间还要长,而告密制度的遗毒,大约到现在还能看得见吧。

在这种时候,做像魏玄同一样的人有意义么?

既然如此,那就不要责怪为什么很多人“缺乏人文素养”了。魏玄同的故事,很多人不知道,但是“扶了老太太是要冒风险的”,这事儿大家还都明白,更何况,要同理心干什么呢?乡下的土猪不就应该拱城里的白菜么?高考多考一分不就可以干掉几千人么?

所以,人文素养这种基本的底线(我都不好说这是能力),在这片土地既然被一而再再而三地击穿,那么,不要也罢——这是理性自然人会做的正常选择。

一个小小的结论

言及此,大约就可以对“中国教育重技巧轻能力”做一个小小的总结了。

这不只是教育的问题,既然普遍被认可的能力在这片土地上毫无用处,甚至可能带来杀身之祸,那么“重技巧,轻能力”的,就不止是教育的事情。

为什么“普遍被认可的能力在这片土地上毫无用处”呢?这话题说来复杂,要想几句话说也不是不可以。

几千年来的秦制下,人的性格发生这样那样的改变,是肉眼可见的——当然,有人又要说,这又是“一切赖历史,赖制度”,可问题是,房间里有大象,这只大象甚至都要长成肖尼鱼龙或者阿根廷龙了,那么这个屋子里的一切,怎么可能跟这只巨兽没关系呢?指望教育界自己去扭转”重技巧轻能力“,这不是很不现实么?还是那句话——豺狼当道,安问狐狸。

当然,表面上的帝制(并非秦制),是随着大清的覆亡而完蛋了,但中国太大,历史太久,这样的强大惯性绵延不绝。

还是那句话,没有学术素养,没有人文素养,一个人也可以过的好好的。这不是有人说么,“你要自由干什么用?”但是,这样子活着,跟“具备学术素养和人文素养的活着”,大概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样子。

那么,选择以怎样的方式活着,这其实不是教育的问题,纯粹是自我选择的问题了,选择什么路,自己想清楚,自己负责就好。

自由从来不是免费的,从来都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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