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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学,内卷年轻人的喘息

本文作者: 发布时间:2021-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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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学,内卷年轻人的喘息

普通学,内卷年轻人的喘息

普通学,内卷年轻人的喘息

当年轻人意识到自己并非天才,人生命题就这么诞生了——一个资质平平的人,如何度过普普通通的一生。他们需要一门学问,来指导从“天才”到“普通人”身份的软着陆。

我可能是个普通人

2020年整个秋天,人类学硕士莫娜只担忧一件事——在4万元积蓄耗光前,找到一份和自己理想、资历匹配的工作。
北京五环边四惠地铁站附近,莫娜租住在一处8平方米的出租屋里。夜深了,莫娜蹲在座椅上,把招聘网站刷新了一次又一次,整个晚上都没有收到新的见工邀约。

2020年6月份,莫娜辞去了在一家市场调研公司的工作,想转行做内容创作。正好赶上新冠疫情在中国爆发后的第一个毕业季,媒体报道形容那是“史上最难就业季”。现在想来,当时决定辞职有些天真。“天真地觉得自己和大多数人不一样,有选择的空间。”莫娜形容当时的自己。

“能力不适配。”

如果不是莫娜提及,旁人不会知道前一天,新经典出版社HR发来的 “语气客套”的回邮里,这5个字刺痛了莫娜的自尊。“我可以理解。他们可能想要一个这个领域成熟的从业者来填这个岗位,”莫娜沉默了几秒,说出下半句,“但我总觉得我努力一下就可以够到。”声音弱了几分。

图 | 莫娜所在的杜伦大学开学迎新现场

“在家里,我是我妈在外面聊起我会觉得有面子的那种孩子。”莫娜说。她为面试准备的履历资料显示,她从中国传媒大学本科毕业,之后,前往英国杜伦大学攻读人类学硕士,4年前从这个英国排名前10的人类学专业顺利毕业。她学生时期还有一些成就,写进资料显得幼稚,但莫娜不吝提起。

“高中的时候可以兼顾成绩和社团,在全年级月考排位20多名,同时在广播站这边,兼任学校文艺汇演主持,”莫娜强调,“选人的时候,还拿了最高分。”此外,2010年她拿过新概念作文大赛B组一等奖,尽管后来再试过投稿,都没入围。周围的人还是盛赞她,这让她确信自己在写作上有天赋。

在老家,莫娜一直是人们眼中“别人家的孩子”。在莫娜的认知中,“普通”是个糟糕的词。它意味着莫娜会和自己的父母一样,把人生拥有最多可能的一段年岁,锁定在一份作用如同螺丝钉的工作上,而后,和其他大人一样买房、生子。

然而,进入职场后“普通”这词还是出现了。

2020年夏天,莫娜花了5天时间蹲守上海金煌煌市场访人,想写一篇关于古着服饰的稿子。采访结束后三个月,稿子写到一万字,她卡住了:文章究竟想表达什么?如何调整文章的结构?这两个问题至今没有解决,她领会到“力有不逮”的感觉,稿子至今没有再添一个字。“我并无太多过人之处,只是一个普通人。”这个念头短暂却清晰地冒了出来。

往回想,莫娜其实能挑出许多暗示自己是普通人的时刻。上一份工作,她再怎么努力,分析数据和口头表达都比不过其他同事;更久之前,她申请杜伦大学人类学硕士学位,雅思差点考不过学校要求的语言线;更早的时候在校辩论队,她其实常常跟不上队友的破题逻辑。

新的问题出现了:普普通通的人生,该怎么过下去?

莫娜在豆瓣刷到“普通学”小组的时候,生出一种找到归依的感觉。

投靠“普通学”

和莫娜一样,对豆瓣“普通学”小组的成员来说,接纳自己是个普通人,是一个人生命题。
“普通学”豆瓣组组建于今年3月。组建人陈诚偶然在知乎上看到关于“普通学”的专题讨论。“为什么只有成功学,没有普通学?”这句话一下击中了他。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入组人数已超5000。这是组长陈诚没有想到的。练习做一个“珍贵快乐”的普通人成了组员们讨论的标的。

吴非也投靠了普通学。她少年时曾在金字塔尖占据一席之地。

14岁那年,贵州省贵阳一中在她生活的县城只招收4名学生,她以全县第四的成绩考入了那所中学。按照当地人的经验,考入这所中学,就意味着一只脚跨入中国名牌大学的校门。她本以为这是玫瑰色人生的开始,但第一次月考,她从金字塔顶尖跌落。全年级一千多人,吴非成绩排位八百开外。

得知结果,她把每天早起的时间提前至六点二十分,睡觉的时间延迟至凌晨一、两点。除了吃饭、洗漱和睡觉,吴非攥紧每一分钟做题、翻书。

“总想要比别人更好。”许多中国孩子从小被培养了竞位意识。进入社会之前,孩子们需要经历无数考试,筛选、分流,最终进入高等教育金字塔里的不同高度。孩子们早早学会的,是通过排名确认自己的位置。

吴非的成绩开始向上提:三十几名,二十几名,十几名,但从没进过年级前十。没达到,再试;还没达到,继续试。经过现实反复揉搓,吴非累了。一次月考成绩公布,同学们熟练地拿出荧光笔,仔细地将成绩单上自己和竞争对手的那行标亮。她坐在教室里第一次仔细端详那张列着排名的单子:从自己的名字到第一名的名字,只隔了十几厘米,但那是一道越不过的距离。

捱过高考,吴非进入北京一所211高校。大学生活的头两年,她决定不再逼自己,平和地学习、生活。她不再强求绩点和排名,省下来的经历,用来探索一些有趣的社团、实习。

但吴非发现,还有比接受过一种普普通通的生活更难的事情。比如,让周围环境也接纳她的心平气和。

大三下学期,同龄的好友中,有人已经找到了一份与爱好高度相关的工作。吴非替她开心,但也难掩失意。“你到底之后想做什么?”那位友人问她。吴非答不上来,开始着急了。

跨专业考研失败后,吴非在北京找了一份自媒体编辑的工作。虽说是早10晚7的坐班制,但下班后是延绵的隐形加班时间。写稿,选留言,盯数据,忙起来她得凌晨才能入睡。去年11月,吴非连着三个星期没有休过周末。本打算最后一个周末和室友看电影,结果她发烧了,只能一个人去医院看病。打点滴的时候,吴非忍不住哭了出来。

高强度的工作节奏和压力,让吴非感到自己正在被掏空。2021年年初,工作半年后,吴非裸辞了。

裸辞后,吴非决定去西藏旅游一个月。坐在前往景区的车上,她又想起好友的那个提问:我究竟想做什么呢?好像没有什么可以选的了。

乘坐大巴经过一个景点时,吴非看到路边的便利店在招店员。店的对面正对着高原延绵的巍峨大山。她动心了:“找一份可以养活自己又不怎么动脑的工作也不错。”

这个突如其来的念头,吴非觉得和自己爱看的美剧有关。在那个时刻,她突然领悟那些电视剧吸引她的原因——在那个世界里,主角有各式各样的职业:便利店店员、超市码货员、汽车厂洗车、送外卖的。在电视剧的世界里,这些平凡职业的从业者也能受到尊重,过着温暖幸福的生活。

吴非看过五遍《老友记》。几个主角里,她最羡慕菲比,感觉她活得很通透。几位主要角色中,菲比的工作最不稳定,做过卖唱的街头艺人,也当过按摩的技师。收入不高,她仍然热爱自己正在做的事,包括音乐。“虽然她写的歌很烂,但她想做就做了,始终处于一种快乐自由的状态中。”吴非动了念头,想去面试那份店员的工作。

最终,吴非还是没有撕下那张招聘启事。她害怕,一旦做出这个决定,妈妈会在电话那头长叹一口气,说:“你让我们失望了。都怪我们,没有把你教好。”她叹了口气,还是没法不顾他人的期待,选择一些被别人认定与学历不匹配的工作,“没出息”三个字大概会重重压到头上吧,吴非想。

图 | 吴非在旅途中拍下的星空

吴非的反应是本能。她清楚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也明白过于内耗的工作不值得做。但待在北京,即使拿着低薪的工作,她仍然可以靠降低物欲,过上梦想的独立生活,脱离家庭的束缚。而且,北京涌动着大量新鲜、体面的职业,以及其他城市不可比的文化资源。她还有些不甘心,想再试试。

一个月后,她又重新回到了北京,坐进了朝阳区一座写字楼的格子间里,安安分分地当一名新媒体编辑。

退出竞位

2020年,关于内卷的讨论成为社交媒体的热点话题。人们发现,社会的分层越来越难被搅动,即使拼尽全力,挤占他人生存空间,也只能获得为数不多的竞争优势。

人类学家项飚在《内卷:一种不允许失败和退出的竞争》一文中提出,在比较成熟的社会里,人们会努力根据自己的特长和兴趣,找到安放自己的位置。但由于目前国内人们的目标和评价体系高度单一,竞争方式也高度单一,进入其中的人只能在日趋白热化的竞争中,继续向前。

这种竞争难以退出。

2008年高考成绩出分那天,何心怡以区高考状元的身份考入北大。这是她一生中离精英教育最近的时候。但多年后再回看,她断定那是痛苦的开端。

在北大那几年,何心怡体会到,那是一个拎着人做好人生每一步规划的环境:“刚进去就要想着之后如何出国深造,不能有任何没有用处的爱好。时间不能被浪费,一步都不能走错,一旦走错你的人生就完蛋了。”

每次期中后,校园社团里参与活动的学生明显减少,大家都要为进入期末考的竞技场做准备。和许多同学一样,何心怡不敢松懈:“假如那个时候你不学习,出去玩,学弟学妹可能会在背后议论你是咸鱼,游手好闲,不做正事。”

总会有些离经叛道的人出现。何心怡看见过为数不多选择彻底躺平的学生,无一例外,他们最后都在同辈异样的眼光中,被彻底边缘化。她害怕成为其中的一份子。每次艰难跟上大部队后,何心怡都会想:“为什么自己这么吃力,是不是我不行?”

当所有人向上看,面对难以缩短的差距,许多人会选择缩回自己的壳里。而在那里,只有情绪,没有答案。

高中时期,何心怡从骨子里爱竞争:“总得第一,会上瘾。”但进入北大后,她再也没办法成为站在金字塔尖的那个人。今天,她对曾经深陷其中的竞位环境换了种看法:“它有种单一的价值观。你可以在不同领域里探索,但一定要在其中做到最好,成为排名前几的金字塔顶尖的人。”

“普通学”教人对抗的,是一种病态的竞位意识。

在北大,每门功课只有固定比例的学生可以拿到85分以上的成绩。对于何心怡和她的同学们来说,期末的专业考试是一场“你死我活的努力”,需要确保自己把足够多的同学踩在脚下,才能拿到高绩点。

绩点排名没有公布的那段时间里,一些学生会找老师打听自己的班级排名。何心怡的室友芳子就是其中之一。不知道排名的日子里,她多次和何心怡说起,感觉生活失去了动力,难以继续。同时,她强调自己并非要得第一,也不在意名次好坏,但一定得知道自己处于怎样的位置。

“她对自己的定位完全是通过跟别人竞争所产生的,因为没有自己的坐标。”何心怡说。

工作三年后,何心怡逐渐发现当年在北大感到的不适,可能并不是自己的错。毕业后,何心怡去往英国TOP10的高校读研,而后重返北京工作。她发现,一些人并非出自名校,也没有经过精英主义的训练,但仍然可以生活得很快乐。“当时心里有很强烈的不公平感和幻灭感。原来你没有必要非得过得很苦,才能过得很快乐。”

如今名校学历不再是成功人生的通行证。去年年末,何心怡看到,那些和自己同样出身普通家庭的北大同学们,几乎都在自嘲“小镇做题家”。

“这种教育其实挺可笑的。它只告诉你怎么把自己塞进一个标签,变成一个工具,把别人踩在脚下,”何心怡说,“但它并没有告诉你如何面对失败、度过空虚,如何获得意义感,成为一个‘人’。”

退一个台阶,但不等于躺平

如今,“普通学”小组成为许多失意之人的“精神乐园”,他们关注当下的快乐,并选择放大生活中微小时刻的高光,试图剥离身上的竞争意识,与现实的阴翳抗衡。
对从塔尖退下来的年轻人来说,“普通”是需要练习的。

西安人甄蕾今年27岁。此前,她在一家北京互联网大厂待了8个月,大小周的轮班制和冗余的报销制度,都让她不愿再当一颗过劳的螺丝钉。

发现身体被工作消耗得不大行了,是在去年年末。她在一个清晨骑车去上班,骑着骑着就开始喘不上气,无奈只能停下来,缓了好久。那之后,她有了30岁之后退回西安工作的打算。甄蕾胸有成竹,“211本科加上英国硕士学历,在西安当地还挺吃香的。”但在那之前,为了过上体面的普通人生活,她还需要练一练。

一个月前,她完成了职业生涯第三次跳槽,薪资涨了15%,得到一份工作强度稍弱的工作。刚在新东家工作了一个月,她又冒出了离职的念头,但她劝自己,“到哪儿不得加班,但钱给够就行。”

北京竞争压力大,她知道,也没想过要在这里落户生根。继续在北京工作,只是因为:“还得供家里买房呢。”

凌晨3点,甄蕾改完了稿子,关上灯,她在回龙观的出租屋里睡去。十几公里以外,西北旺的大厂格子间里,还有几盏灯亮着。仍然有人渴望通过努力改变命运。

在安心投靠“普通学”前,“普通学”组员们想先区分两个概念,“普通”不等于“躺平”。

“这真是很大的一个误解,”豆瓣“普通学”小组成员“Wanki”在一则讨论帖中提醒组友,“普通人也要好好努力。”

还是要去找光。投靠了“普通学”的年轻人,拒绝陷入“佛”的极端。

“找到自己的光,努力让它燃烧得更旺,才是普通学的奥义。” 组员“11”说。2021年4月,“普通学”组发起讨论“如何做好一个普通人”。“11”大段引用了鲁迅于1919年发表于《新青年》一段话:“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

向“普通学”寻求庇护的年轻人,最终将目光锚定在自己身上。他们尝试剥离社会附加在他们身上的欲望,以自己为坐标,建立新的人生认知体系。对组外一些自我定位为普通人的年轻人来说,生活本来如此。

如今,30岁的何心怡在北京一家民营出版社当新媒体编辑,收入不特别高没关系,足够养活自己就够了,还保证了足够的个人生活空间。她试着撇开外部环境,往里看自己。

“人应该认清楚自己的风格。就好比你写小说吧,你想写成余华,但可能你的灵魂和美学就是金庸的。这是勉强不了的事情。”何心怡说。

去年,她乘绿皮火车回到河北。一个突发奇想,她想回小时候生活过的地方看看。这些年的竞位训练,她被削得和其他人一样尖锐,但也失去了个性。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如果这个理论成立,回到河北,看看生养了自己的土地上乡民们的状态,或许可以帮助她找到自己的个性,她称之为“灵魂和美学”的东西:“这可能也算是一个人接受自己的过程吧。在河北,你会看到自己从哪儿来。可能会让我感到舒适,也许会想通一些经历过的事情。”

“我现在可能对做一个所谓的精英、参与那些圈子化的竞争没什么兴趣了。我就想退回自己,生活每一天该怎么过吧。”何心怡说。

莫娜去年11月拿到了新工作的offer,做音频节目。虽然不是最理想的工作,但至少在感兴趣的内容创作的大方向上,而且,她又可以开始挣钱了。

半年过去,莫娜独立制作了十二期节目。策划——采访——剪辑,每一步,她都控制自己不去想阅读量、“十万+”,把精力放在尽可能表达自己所想,和接纳成品中不尽如理想的东西。

做到第十一期节目的时候,节目被小宇宙App的编辑选上了首页,评论区里一下子多了近百条讨论。也有针对节目本身的批评,但她可以坦然面对这些隐藏在节目中的问题,在下一个选题中改进。莫娜突然意识到,在有限的范围里,自己做出了一些对自己、对他人都稍微有用的东西。

“普普通通地活着,原来真不代表不碌碌无为。”莫娜这才确认,此前的担心确实很天真。

5月6日,立夏,莫娜在友人的出租屋里看一档新综艺。13寸的屏幕里,李雪琴说着自己的“塑料袋”理论:东北家庭喜欢在家里的柜子里攒各种各样的塑料袋,外卖袋、买菜袋、买衣服袋,以备不时之需。在她眼中,自己的人生像是“走在捡塑料袋的路上,捡到啥就是啥”。

李雪琴觉得,即使每天奋斗,她也不一定能爬上金字塔顶端,但可能会得到一个塑料袋。而学历、机会、运气等等因素都是平等的,像是人们在人生路上可能会捡到的东西,等到真正需要装东西的时候,可以把它们掏出来看看,能不能真正装下些什么。

莫娜觉得自己好像也走在了捡塑料袋的路上。她可能没有捡到金子的命,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只能从路上捡到塑料袋的人。她要修炼的,就是接受现实,练习鉴别、使用塑料袋这种属于普通人的智慧。

这正是:
偶有文曲落凡尘,几多还是平凡人;不甘蜷居乱俗尘,一身傲骨多伤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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