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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棚健身房里,白发大爷举起八十公斤杠铃

本文作者: 发布时间:2021-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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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棚健身房里,白发大爷举起八十公斤杠铃

车棚健身房里,白发大爷举起八十公斤杠铃

车棚健身房里,白发大爷举起八十公斤杠铃

一道褚红色的门,内外隔着两个世界。
门外是北京西五环的长辛店建设三里,平房矮旧,红砖斑驳,遛弯儿的老人行动迟缓地经过废弃的老厂房。
门内是建设三里13号楼的车棚,被改造成了一间健身房——二七健身俱乐部。十几位大爷有的举着杠铃卧推,有的卖力蹬着自行车,汗水沿脊背流下。
相比外面,门内的一切都是火热的。
这些大爷曾是时代的骄子,年轻时进入国营工厂,造火车,造通信设备,是当年姑娘们最爱嫁的“香饽饽”;又在改革的浪潮中遭遇下岗、买断工龄,搁浅在沙滩上,渐渐老去。
在这间简陋的车棚里,他们似乎又找到了过往的青春,合力维系着一个过往时代的乌托邦;凭着日渐丰硕的肌肉,他们再次成为自己的王。
车棚北墙上,挂着一把约3米长的大刀,灰色月牙刀片有些锈了,但仍闪着钝光。和这些执意要让晚辈叫“大哥”的大爷一样,强调自己,“不老”。

车棚健身房墙上挂着的大刀,已有三十余年历史。

01
白发与肌肉共存

3月的一个下午,53岁的刘鸿滔戴着贝雷帽走进健身房。他高个儿、穿一身黑,派头十足。

拉开连帽衫的拉链,里面的T恤掩不住厚硕的胸肌和二头肌腱子肉。对着镜子,他一使劲儿,八十公斤重的杠铃能举上十组。

不少大爷比刘鸿滔早到。63岁的徐伟是这个健身房的管理者,下午两点,他蹬着一辆破旧的银白色小电驴过来。徐伟中等身材,宽大脸庞,平日拎着布袋子到市场买菜时毫不起眼,可当他掏出钥匙打开门,扫视一圈,腰杆儿就直了起来。

有人是人未到味儿先至,58岁的狄胜明叼着烟走进健身房,他一天抽两包南京。有的人走进来,所有人都得让道——71岁的刘大爷拄着拐儿来的,他右腿跨一步,左腿慢慢地往前拖,所有大爷停下动作怕碰着他,顺便叮嘱一句,“您可悠着点”。

摩托车“突突”的声音顺着墙缝溜进来,71岁的封汝祥大爷来了。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核桃,摆在紫砂壶旁,手里再盘两个。因他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健身,在这批大爷中算早的,被誉为“黄埔一期”。而他以前在第六羊毛衫厂工作,又得名“六哥”。

一群北京大爷聚在一起,京腔四起,互捧里带着损劲儿。他们夸六哥的儿子,“那眼睛大的,使劲儿一瞪,嘿,俩眼珠子得掉出来,洗洗赶紧塞回去。”顺便揶揄下徐伟的胸肌,“哇靠,倍儿硬”,不忘怼上一拳。

刘鸿滔最近在影视城当群众演员,刚演完一场给“皇帝”跪下的戏,也没逃过“京式大捧”——“哟!这两天在那儿给人磕头呢!”“表演欲十足!”

侃着大山,大爷们操练起来。封汝祥叉开双脚,戴上隔热的微波炉手套,对着红色的拳击沙包招呼几组,花白的头发跟着起舞;刘大爷对着镜子练腰腹力量,喘气时,露出口里仅剩的半排黑牙齿;田大爷在空中亮出一个一字马,正对着他带来的鸟笼,里面是他的爱宠大山雀“黑子”;狄胜明一咬牙,一下举起100公斤重的杠铃,青筋暴起。其他大爷不和他比,“他年轻,上回刘大爷和他比了后,回去就偏瘫了。”

健身房没有固定的开放时间,多数大爷手里都有钥匙,谁先来谁开门,最后走的负责关灯锁门。每天健身房里大约会来二十多位大爷,风雨无阻。

他们有的在这练了几十年,也有最近才加入的。这里不分年长年幼,全靠哥们互相指点。偶有受伤也不用担心,同在这健身的高大爷就是专业骨科大夫,现在还在养老院坐诊。

健身房被新闻报道后,慕名而来的大爷越来越多。一位大爷坐了一小时的公交、穿着衬衫西裤就来了。坐在组合器械下,徐伟扶着他拉伸,“动作别变形”。刚练一会儿,大爷开始大喘气,双臂微颤,徐伟安慰他,“慢慢来,今天练几组,明天再加点”。

聊着练着,天愈黑,温度降至冰点,寒气从脚底升腾,车棚顶部漏下雨滴。为此,大爷们常年备着三个铁盆接雨。不过,热烈的气氛在空气中弥漫,除了捂得严实的记者,无人注意这倒春寒。

3月13日下午,大爷们正在健身房锻炼。

02
那时的他们有使不完的力气

二七健身俱乐部的前身要追溯到1984年。

那年,刘鸿滔才16岁,在附近的国营二七机车厂当学徒工。当时的长辛店一带聚集着不少铁路工厂,机车厂负责生产车头,车辆厂生产货运车厢。还有二七通信厂,生产火车站内的通信设备——“二七”这个名字来自1923年一场著名的铁路工人运动。

刘鸿滔从小在这一片长大,他的父辈就在厂里上班。健身房的大爷们也大多如此。

当时,国营厂是让人眼馋的好单位。吃饭不要钱,“如果食堂被发现盈利,厂长要问责”;住房不用愁,新婚者会被分到“鸳鸯楼”,30平米的单间,要是资历深还可申请大三居;看病到厂医院,挂号5分钱,药免费,还送电饭锅;小孩儿送厂里的托儿所,只需交个奶粉钱;洗澡到工人浴池,发放福利“灯塔牌”香皂;口罩多得用不完,撕开两层,刘鸿滔家用来“蒸馒头”,馒头香飘满整栋单元楼。

到了周末,厂里还会发电影票,大轿子车把职工拉到城里看《红灯记》,当时新电影还未上映,只有八个样板戏;后来又有了交谊舞,霓虹灯下,“女同志跳得疯的,一个月一双高跟鞋不够使”。

因为福利太好,二七厂的小伙子们都成了“香饽饽”。厂子正门旁有个银行,“银行姑娘最大的愿望,就是嫁给我们厂的。”一位大爷说。

生活看起来如此完美,刘鸿滔当时虽然只是个学徒工,但也觉得似乎整个世界都是自己的,没有什么值得担忧。16岁的他有着使不完的力气,厂里组织的娱乐活动下棋、打乒乓球已经不过瘾,直到1984年的一天,他经过报刊亭,“发现了新大陆”。

那是一本A4大小的杂志,封面是火红色的,一对洋人面对面半搂着,露出线条感十足的肌肉。这是新中国最早的健身杂志——创于1980年的《健与美》。

刘鸿滔被击中了,他站在那里盯了好久,“我当时就想,要是我身材也那样,那多威武。”

一本《健与美》一块四毛八,按当时的物价可以买30个馒头。月工资20块钱的刘鸿滔没有犹豫,买了下来。不仅如此,不久,他又干了件大事,值360个馒头。

他在《北京晚报》上看到了北京市第一届健美训练班的招生广告,一个月18块钱。杂志上那对健身男女的身形一直在脑海中挥之不去,刘鸿滔报名了。

每天下午5点半下班后,他乘一小时公交车去什刹海,力气终于有了释放的地方。足足练了六个月,他眼瞅着自己从“豆芽菜”变得有肌肉有线条。

正是在那年,二七机车厂的体育明星张威创建了二七健身俱乐部,刘鸿滔和厂里二十多位小伙子成了学员。每天下午3点,他们从储藏室堆积如山的各种器材里扒拉出哑铃、杠铃,搬到二七体育场西北角的空地上训练。

车棚健身房一角。

03
乌托邦

车棚健身房里,有着大爷们年轻时国营厂里浓厚的集体生活气息。

健身俱乐部目前41个会员,信息都登记在一本内页发黄的练习册上,只登记名字、钱数和交款日期。什么时候该交钱了,全靠自觉,徐伟也不会催。会费每年三百,新会员发一副工厂白手套;80岁以上以及对健身房有重大贡献的人不用交钱——比如封汝祥,当初他用自己的车帮健身房运了器材。

卫生靠所有大爷共同维护。谁发现尘土多了,就用水壶洒洒水;厕所地上有了脚印,总有人随手拖干净;去年七月北京下大雨,健身房里淌成小溪,所有大爷都忙不迭地用铁盆往外淘水。

坐垫是一位大爷的母亲用花被单缝的;灯是当过电工的封汝祥安装的;自行车是用废铁去垃圾场换的;健身房搬迁时,组合器械拆开后不会装回去,徐伟和两位大爷凭着年轻时的技术,盯着以前的照片研究了一周,硬是给装好了。

一位大爷的母亲用花被单缝的垫子。

健身房被大爷们细心呵护着——因为最早的健身房就是这样,靠所有人一砖一瓦建起来的。

在体育场一角的空地上训练两年后,1986年,为了能有个遮风挡雨的地儿,他们又在体育场边上的两座平房之间砌了墙,盖上房顶,搭了一间简易棚。

刘鸿滔记得,为了盖这座简陋的健身房,大夏天下午三四点下班后,他们把衣服一脱、光着膀子,拿着铁楸埋头挖槽,尘土飞扬,“那气势,就跟宁可少活二十年,也要拿下大庆油田一样。”

没有钱买砖、钢筋和洋灰,刘鸿滔就和其他学员到二七厂周围转悠。哪片工地剩半袋儿洋灰,“给人说说好话,给我们呗”;打听到哪里有房屋拆迁倒塌,砖头不要了,赶紧推着小推车过去;二七厂南门的废品回收站里,堆满了纸盒、木板、铁箱等工业废料,他们没事就去那扒拉,废料再利用。

小伙子们在厂里是不同工种,正好可以各显神通。窗户工、玻璃工轮番上阵,“轮到我就锯木头”,刘鸿滔说。

狄胜明当年20出头,是二七车辆厂的模工。他用钢废料切出两个圆轴,用根细铁棒串起来,放上车床加工,三个部件一压,一对哑铃诞生。至今这对哑铃还在,早已黑得发金。张威自己画图纸,请人在厂里炼了把大刀——就是现在挂在车棚健身房墙上那把,扛在肩上,沿着体育场一圈圈奔跑。

如今的大爷们在那时慢慢集结起来。第六羊毛衫厂的封汝祥家里养了几只会下蛋的母鸡,健身需要补充营养,当时计划经济鸡蛋不好买,刘鸿滔找到了他,一来二往混熟了。二七通信厂的钳工徐伟总在附近踢球,后来受伤踢不动了,就开始一起健身。

训练结束后,小伙子们成群结队去澡堂子泡澡。徐伟一般坐在正对门口的池子一角,碰上熟人进来,他就憋劲儿,把肌肉鼓起来,享受着所有人的崇拜,对方羡慕地摸着他的腱子肉,“嚯,真行”。

有人喜欢洗完澡光着膀子跑回家,若是夏天,身后就是满街的槐花;若是冬天,下着雪,“浑身冒着一股烟儿”。

大爷们自制的哑铃。

04
他们被扔到了大海里

时光奔流,年轻小伙成了中年人,属于他们的时代结束了,没人能抵过潮水。

市场化改革后,国营厂效益越来越差。眼看着,厂里福利一点点消失,再也发不出口罩、香皂,渐渐连工资都发不出了。

刘鸿滔所在的机车厂,原来是国家批量订购产品,改革后,厂里从市场上找不到新订单。从1998年起,刘鸿滔就断断续续停薪留职,直到2018年,二七厂彻底停产转型,那年他50岁。

2004年,徐伟接到通知,因为二七通信厂效益变差,他们只能买断工龄,自谋出路,那年他46岁。

封汝祥则在看到征兆时早早“下海”,上世纪90年代开始帮厂里卖毛衣毛线,厂子倒闭后,他自己去东莞进货,买一堆核桃送人情,直到今天。

好日子结束了,本来稳妥的后半生犹如被甩到了大海里,任由自己扑腾,“一下到了谷底”,刘鸿滔说。

他“下海”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丰台区的建材城当保安,盯着四十多个监控器,一宿一宿地熬,头发日渐稀疏,“整个人是懵的”。但最让他失落的是穿上保安这身衣服。

原先在厂里,一般有四个尊称:“领导”、“厂长”、“班长”,最低级别的,也会喊一声“师傅”。“不尊重你的话,咱就不给他办”,“都是一个厂里的,咱就是平等的。”

刘鸿滔因为是技术工种,自带光环,被叫“刘大技术员”。可当保安后,他的名字变得五花八门:“喂”、“那什么”、“你们几个”。

“就跟喊狗似的,”刘鸿滔说,“得不到尊重。”

干了三个月,他就辞职了,新工作是陪82岁的退休老头儿聊天。他摸索到哄老头儿的技巧,“他说什么,你顺着他说,不住地点头夸赞”。可不久,老头儿被子女接去了海南,这份工作又没了。最近刘鸿滔当上了群众演员,在片场,他要给“皇帝”磕头,但他觉得还行,因为不管角色大小,都被统一尊称为“演员老师”。

徐伟陆续干过酒店保安、饭店择菜员,收入太低只能吃低保。当年的骄傲不复从前,“那时候是有点自卑的。”徐伟说。

和他们一样颠沛流离的还有健身房。

2003年,因体育场改建,二七健身俱乐部被迫迁出,环境变得恶劣,一个荒芜的花坛加盖一层石棉瓦。到2016年,花坛不租了,健身房又搬到工厂家属区建设三里的一个车棚,地方太矮,连那把大刀都立不起来;2017年12月,一张要求搬离的通知单贴到了门口,他们只能把器材暂存到体育场的地下室,直到半年后,才找到如今的处所,建设三里的13号车棚。

健身房搬到哪里,大爷们就跟到哪里,舍不得离开。几年前,封汝祥的儿子给他办过一家商业健身房的卡,高档,年费2000多元,但老头子不愿去,“老哥们才能聊得来,之前都是厂里的,能理解彼此。”

“这里是平等的,”刘鸿滔说,“谁健身好,谁就受到尊重,大家羡慕你,崇拜你,没有贫富贵贱。”

临近年关,大爷们会到饭馆聚餐。围坐圆桌,没有所谓的主位。手机摆在转动的圆盘上,绕到谁面前,谁就送其他老哥们一句吉祥话,“祝哥几个,年年有今天!”“身体越来越旺!”“拿他几个冠军!”“好!”

健身房墙上,是徐伟从《健与美》杂志剪下的健美选手照片。

05
寻回昔日荣光

大爷口中的“拿冠军”是动真格的。

2019年6月,徐伟、封汝祥等四位大爷代表二七健身俱乐部参加了第37届北京市健美锦标赛,因为年龄超过60岁,他们被分到了元老组。

那天正午太阳最猛时,几个老哥们穿上健美小裤衩,坐上红色小面包,刘鸿滔载着他们,一路奔驰上五环。地点是国家会议中心,他们没去过,绕了点路,但还是早到了很多。

到了现场,看着满屋子年轻的肉体,老哥几个有些紧张。“别怂哈”,他们互相鼓劲儿 ,“这么大年纪了,有啥可寒碜的”。

在灯光璀璨的背景板前,他们架起手臂,展示健硕的肱二头肌。“参赛选手是六十岁、六十五岁和七十岁。”主持人强调,“他们能够保持体魄参加比赛,就是我们健美运动的最高追求。”

那是二七健身俱乐部的高光时刻,四位选手全都获得冠军。封汝祥在回家的路上细琢磨,咋元老组的八个人都有奖呢?“嗨!人家就是看你年纪大,希望大家高兴呢!”虽然认识到这点,可这并不能阻止他的骄傲,“这也说明人家认可咱不是?”

比赛结束后,徐伟特意发了条朋友圈,“时隔七年零十天,终于圆了冠军梦”。

七年前,早已下岗多时的徐伟辞去保安的工作,参加了一次北京市健美比赛。妻子当时反对,“她不懂这点艰辛,”徐伟说,“我就想证明自己,看自己行不行。”那次他获得了第三名。

这次拿到了冠军的第二天,他就带着奖牌奖杯去了趟母亲家,“让大家都摸摸”。

未满60岁的刘鸿滔没有参赛,他在台下举着望远镜看着老哥们儿,回想起自己的高光时刻。1990年,22岁的他获得了北京市“艺海杯”健美比赛第六名。厂里奖励6块钱,他全买了糖分给厂里和健身房的哥们,走在厂里,“头上有光芒”。

他还上过1992年中国体育报的头版。当时距离巴塞罗那奥运会举办还有82天,中国也想申办奥运,北京工人在报纸上发表了决心书,配了张照片,刘鸿滔代表二七机车厂,高举火炬,照片下方写着“二七工人心向奥运”。这张报纸一直留在家中,谁也不敢动,“怕翻碎了”。他期待着自己哪天也能和徐伟他们一样,再次站上比赛台,“一个人,灯照着”。

大爷们珍惜健身带来的难得的荣耀。听闻要接受采访,徐伟专门组了场家宴,带我见了十几位亲戚,母亲、舅舅、姑父悉数到场。四姨疑惑,“不是你花钱请来的吧?”在得到否定的回答后,亲戚们一片赞扬。平日里中午不喝酒的徐伟闷了几杯红星二锅头,挺了挺胸,“扬眉吐气”。

3月13日下午,狄胜明正在锻炼。

06
大爷们的生死观

在车棚健身房,一切美好事物的归因都是健身。“看那老师傅,之前心梗,健身后也不疼了。”“健身后,爬五层楼也不喘”,就连健身伙伴的离世,都有合理的解释——“如果他不是因为健身,得早走五年”。

刘鸿滔信誓旦旦,“我们健身的不服输,我坚信咱走不到那一天,走路得拄拐。”他看不起年轻但不健身的小鲜肉,“他们只是男人,不算男人。”

可大爷们也知道,宝刀老了,就像刀片上几道生锈的划痕。健身不能对抗衰老和死亡。最早老去的,是他们老师张威。2014年时,86岁的老爷子得了膀胱癌,一开始还挂着尿袋到健身房转转,后来次数越来越少。走之前,把大刀和健身房交给了徐伟。

最近是徐伟的同班同学、63岁的大宝。徐伟说,大宝每天都在二七公园走两万步,微信运动上显示,去世的当天正走到19055步,“突然倒了,没了”。

第二天天还没亮,徐伟去送大宝。他记得,大宝的脸上发灰,平日里戴的眼镜也摘下来了。集体默哀时,徐伟心里发堵:“我就觉着,三分钟好漫长啊,可人生咋那么短呢?”

不过,经历了身边人老去的千姿百态后,他们认为,死,也有不同死法。

封汝祥的母亲92岁了,过去的十几年间,老太太髋关节都换了,行动只能靠人抱,房里都是尿骚味。他家种了几盆芦荟,老太太便秘了,他就把芦荟打碎鼻饲进去;吃葡萄噎住了,用手抠出来;擦拭身体,老太太最开始还不好意思,封汝祥宽慰母亲,“妈妈,我在您肚子里躺了十个月,什么没见过,您别介意,我给您擦。”

3月7日,母亲突然发高烧,陷入昏迷,幸好是救回来了。不过,老太太依旧没什么意识,虚弱地躺在床上。

“我绝对不要这样活。”封汝祥用尽全力活到母亲的反面,每天踢足球、冬天到永定河游野泳,到车棚健身房健身。他努力把一套生死观传递给儿子:“要站着死,不能躺着死;要猝死,不能吃药死;要在外面死,不能在家里死。”

封汝祥想好了,死后“骨灰捏成小球,用弹弓射向足球场”。徐伟则另有打算,“海葬不花钱多好,管它什么海,北海也行。”

曾经国营厂包办生老病死的时代过去了,如今,养老、看病、请人照顾,都得靠自己。“为啥健身啊?就是能自己照顾自己。”一位大爷说。

因此,他们对大宝的突然离世其实有些羡慕:

“这样也挺好,要是躺五年也给人添麻烦。”
“这叫正点上班儿,该走了,就快点。”
“对,嘎嘣儿,就完了。”

送走大宝后,徐伟心里堵了两天,又回到车棚健身房后,他想清楚了,“死就死,活就活,过一天就得转一天。”

健身房大爷们正在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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