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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粱曾是华北农民的“救命粮”,为什么现在很少有人种植了?

本文作者: 发布时间:2021-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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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粱曾是华北农民的“救命粮”,为什么现在很少有人种植了?

高粱曾是华北农民的“救命粮”,为什么现在很少有人种植了?

高粱曾是华北农民的“救命粮”,为什么现在很少有人种植了?

如果说有哪些传统农作物,牵引着中国人特殊的记忆感情,那贵为“世界第五大谷类作物”的高粱,正是其中之一。

比如在抗战时代,那首咏叹“九一八事变”的歌曲《松花江上》里,那一句“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梁”,曾叫多少国人痛彻心扉。艰苦的华北敌后抗日战场上,那被称为“青纱帐”的大片高粱地,也洒下过多少英烈的热血。改革开放以来,一些有着“高粱素材”的小说与影视剧,还曾掀起一次次热潮,相关的主题歌也唱红大江南北,成了多少“80后”“90”后的童年记忆……

不夸张,在中国人的近百年记忆里,作为重要农作物的高粱,也是个与多少大事件息息相关的“热词”。

而如果追溯到古代史的话,虽然“高粱是不是起源于中国”的话题,至今还有争议。中国古代典籍里出现“高粱”这个词,也不过八百年历史。但实锤的事实是:从甘肃东灰山新时期时代遗址,到辽宁大嘴子商周村落遗址,再到河北石家庄战国时代遗址,以及长安汉代建筑遗址,都发现了炭化高粱遗物。以福建农林大学作物科学学院论文《浅析中国高粱的起源》里的观点:中国人栽培高粱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

但虽说中国人种高粱的年头很早,但毕竟高粱是一种产量有限的粗粮,所以长期以来,比起小麦、粟、水稻等粮食作物来,高粱的种植面积一直很小,区域也很分散,放在中国农作物里,属于绝对的非主流。但从明清年间起,常年“低调”的高粱,却成了中国农作物里的“黑马”,迅速在华北平原与东北平原广为种植。

比如在明朝正德年间的直隶地区,之前“不甚经见”的高粱,就已成了当地知名物产。发展到晚清年间,直隶各类农作物的产量里,高粱产量一度占到了四分之一,仅次于主粮小麦,且“种者盖十之六七”。同时期的山东,高粱的种植面积也迅速扩大,还不停抢占其他农作物的“自留地”,很多地区的高粱种植面积,竟接近当地耕地的一半。河南多地州县也是大种高粱,考城县的高粱每年收获时“堆集街满”,还出现了“红高粱”“白高粱”“黑高粱”等各类品种……

可以说,那些影视剧常见的,中国北方农村大片的高粱地,甚至上世纪八十年代银幕上震撼了万千观众们的“红高粱”,基本都是从明清年间起形成的。

而放在近代的东北大地,高粱的种植更是“大火”。虽然以考古发现说,东北地区种植高粱的历史,至少能从商周年间开始算,汉晋等朝代的典籍里,也有东北人种“辽东赤梁”的记载。但晚清年间起轰轰烈烈的“闯关东”,才叫东北形成了新一轮“高粱热”。在1908年的东北奉天省,高粱的产量占到当地农产量的三分之一,吉林省的高粱产量,也占到当地农业产量的五分之一。异军突起的高粱,不但成了与谷子、大豆、小麦齐名的“东北四大农作物”,还作为东北物产的“代表”,写进了抗战时代咏叹“九一八”的悲歌里。

为何短短四五百年,高粱的地位就在中国北方如此飙升?首先就是中国传统农业技术的进步,明清年间时,中国传统的“轮作制度”已经成熟。同一块土地上,不同农作物分不同季节轮换种植,最大限度利用土地肥力。耐湿耐旱耐盐碱的高粱,当然也就更受宠,成了“轮作”里的重要一环。比如在晚清至民国年间的东北南部,就形成了高粱——谷子——大豆的“轮作”次序,产量自然大为增长。

当然也因为高粱的“用场”多,作为一种粗粮,高粱看似味道不好,吃起来有涩味,还在清代小说里《醒世姻缘传》有“怎么把与人吃”的口碑。但它可不止能当主粮,明清年间时,就可以用来制糖制糕,好些“高粱食材”的糖果糕点,今天还是华北许多地区的特产。关键还有另一个“刚需”用场:造酒!

比起明代以前的“发酵酒”来,明清年间中国蒸馏酒技术日益成熟,昔日“非主流”的高粱,就成了酿白酒的热门原料。清代好些典籍都大夸高粱“可作酒”“酿酒尤美”“磨粉吊酒胜于米麦”。清代雍正年间时,各地就“若烧酒则用高粱”,倘若没有高粱酿酒?“则无以供宾客、祭祀、养老之用。”清代民间饮酒,也是“酒多高粱”。直隶山东山西等地都形成自家“高粱酒品牌”,需求如此火热,高粱当然不能少,也就种得越来越多了。

但最重要的原因,却还是明清年间,中国北方农村一大严峻生存问题:人多地少。

明清年间的中国北方,人口经历了近乎爆炸式的增长,但耕地面积却长期原地踏步,特别是从清代雍正年间起到清末,人口滚雪球般翻了几番,但耕地面积却一直维持在2.4亿亩左右。雍正年间时华北的人均耕地占有量还是八亩,到了清末就锐减到了三亩。这么多人耕这么点地,正常年景也就勉强维持个肚圆,一旦遇灾就是大面积饥荒。这种形势下,“种高粱”的好处就体现出来了。

高粱的好处,一是如前文所说,耐旱耐湿耐盐碱,就算家里地少土质差,种上高粱就能长。明代《农政全书》就认为“北方不宜种麦禾者乃种此”,而且不但产量不低,抗灾荒能力还特强,哪怕遇上空前水旱灾害,再惨都能长出点救命粮来。所以虽说味道差点,却堪称旱涝保收。对于穷人家来说,高粱就是抗灾荒的活命粮。

也正是这几项原因,高粱在从明清到近代的数百年里,一直在华北东北大面积普及。新中国早期时,高粱的种植产业更达到了高峰,从育种栽培到亩产都是大踏步前进。1963年时,中国的高粱种植面积达到空前的671.6万公顷,占当时中国谷物种植面积的百分之七点四,1974年,中国高粱的产量更达到了空前的1135万吨。在新中国早期艰苦创业的岁月里,高产稳产的高粱,曾是多少家庭的生活保障。

但从此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起,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工农业产值也高速增长,却偏偏高粱的种植面积与产量,却从此常年下滑。1988年时,中国的高粱种植面积“跌破100万公顷”,2008年创下了49万公顷的“新低”,2009年的中国高粱产量也缩水到167.6万吨。昔日“大种高粱”的东北华北地区,高粱种植面积也大幅缩减。高粱种植面积曾占中国五分之一的辽宁省,2018年高粱产量比1978年下跌百分之十八。“高粱地消失”“没人种高粱”的一幕,是最近三十年北方各省农村的常见景象。

为什么没人种?自然各种因素很多,关键的一条,还是中国人饮食结构的变化:随着经济与生活水平的提高,高粱本身就不再是主粮,而中国老百姓的饮食里,肉蛋菜的比重也是年年增长,高粱早已不是当年的“救命粮”,地位早已边缘化。种植面积与产量,自然也一度年年锐减。

但2011年起,高粱的“角色”,却又有了新变化。别看不再是主粮,可高粱在酿酒、点心等领域,依然有着重要作用。随着中国老百姓消费生活的多元化,高粱的需求量也从2011年起悄然激增,偏偏国内高粱产量又不足。于是中国的高粱进口量,之后几年一度飙升,2014年,中国高粱的进口量首次超过1000万吨,占到当时全世界高粱交易量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曾经的“高粱种植大国”中国,成了世界第一大高粱进口国。

这样的背景下,这些年中国的高粱产量,也在稳步回升。2018年中国高粱种植面积回升到71万公顷,产量增长到340万吨,逐渐弥补进口缺口。中国高粱种植区域也在变化:别看不再是主粮,但适应各种耕种条件的高粱,依然还有它的农业意义,所以从2013年起,在四川等西南省份,高粱再次得到了大量推广普及。到了2018年,昔日公认“种高粱大户”的华北地区,高粱产量已被西南地区反超,在西南西北许多地区,高粱产业成了特色产业,甚至是新的经济增长点。

从古代到现代,作为“热词”的高粱,显然就是一面镜子,不止见证多少大事件,更折射出了不同历史时代,中国人真实的经济消费生活。它的背后,更是一个永远的真理:粮食安全,国家基石。

高粱曾是华北农民的“救命粮”,为什么现在很少有人种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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