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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头们被留在了小地方

本文作者: 发布时间:2021-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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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头们被留在了小地方

老头们被留在了小地方

老头们被留在了小地方

近年来,中国总流动人口不断下降,但大龄流动人口却成为一组逆向数据。陪读、照顾孙辈的中老年女性们,成了新一批进城的主力。而她们的丈夫,年老的男性们,则被留在了小地方。

这是城市化过程的一个小问题,生活的崩解与重建,并不容易。

老头们喜欢三三两两坐在太阳底下聊天,有时选在杨国富屋后的向阳空地,有时是村头碾麦场前的小卖部。他们严肃讨论着什么,热火朝天,辅之以各类拌搅的手势,杨国富凑近了听,才知道是在互相传授厨艺:

“浆水要常翻搅哩,一天一搅就不会白花(变质)。”

“和面要一边往面盆里倒水,一边要用手揉捏。”

杨国富恍然大悟,以前自己不懂,每次都用筷子和成稀糊糊,做出来的面就很难吃。

在这个位于甘肃东南部的村落里,每一件新鲜事都已经被重复了一千遍,年轻人们外出打工,学校逐个撤离,带走一大批孩子和陪读的父母。连菜贩子也不常进村,挣的钱还抵不上来一趟的油费。小卖部的货物积压着,蒙尘,等着过期,像一种生活隐喻。

过去,男人进厨房,会被视为没出息的表现。如今已经顾不得了,妻子们进城带孙子、陪读,留守的老男人们一下子生计无着——妻子儿女不在身边,怎么吃一顿像样的饭菜?

有了老哥们儿的指导,六十多岁的杨国富学会了做浆水面,浆水卧一大缸,于是一连几天,顿顿只吃这个。浆水精髓在于酸爽,杨国富舀起尝一口,砸吧好一会儿才品出些许酸味,不像老伴儿做的味道。

自从儿子在兰州工作安家,老伴儿也一道搬过去,帮忙照看上幼儿园的孙子。女儿在十几公里外的镇上当老师,离他最近。但她有家庭工作,每周只能来一次,添些果蔬、油盐酱醋和备用药品。

像杨国富一样的老人不在少数,在这个空心村里,老年男性数量最多,他们的老伴,通常是进城照料儿孙的老漂一族。

近年来,中国总流动人口不断下降,但60岁以上的流动人口却成为一组逆向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2015年的调查数据,全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流动人口从2000年的503万人增加至2015年的1304万人,年均增长6.6%。

截至2016年,中国随迁老人已有1800万人,其中专程来照顾晚辈的老人比例高达43%。这也同时意味着年轻人们对上一辈女性的倚重。

老来挪根,这是许多夫妻从未设想过的生活变轨。陪读、照顾儿孙的母亲们,成了新一批进城的主力。而工作、生活相对稳定的老男人,则被留在了小地方。大多数情况下,妻子是男人们稳定生活的轴承,如今,她们随时有可能被撤走。

对于住在河北县城的李兵来说,独居生活起初是一种自由的假象。李兵40岁,是相对年轻的留守父亲。儿子一年级起,就要到北京的小学上学,妻子则正式成为陪读妈妈。送母子俩离开那天,李兵起得很早,出门买好早点,妻儿还没有出门的意思,他已经赶着把行李放进车子后备箱。

结婚以来,妻子的照料和管控一同渗入他的生活。儿子出生前,连修剪指甲的小事也不必李兵自己动手。每天上班,妻子叫的网约车在楼下准时等候。叫外卖的技能也是多余的,嫌单位饭菜不好吃,只要跟妻子说一声,过阵子就会听到外卖员敲门。

唯一的烦恼是妻子的洁癖。上二楼、进厨房,不同场景专门配有不同的拖鞋,进门必须换居家服,内衣裤袜要叠好,在衣柜里分开放。一天下来,生活多出许多琐碎流程。有时工作忙,架不住儿子纠缠,要陪他看上一两集动画才能脱身。

独居刚开始,李兵进门不换衣鞋,直奔客厅,鞋印留在地板也没人管,窝在沙发里看电影、玩手机,日子过得清净舒坦。与妻儿视频时,他尽量不露出自己的愉悦,可还是让妻子看了出来。

变化发生在妻子离家的一个月后。有时刚进门,李兵就感到被一大团黑暗裹住。到厨房掀开锅盖,剩菜剩饭都凉透了。打开电视,想在睡前制造点热闹的声音,却更衬出他的孤寂。早上起床,李兵拿着冷饼愣在电烤箱前,琢磨半天,还是得打电话求助妻子。

李兵深知北漂不易,因此不敢向妻子诉苦。他把小舅子请到家里吃饭解闷,几杯酒下肚,才开口:“你看我过的这是什么生活?”

同样,来自湖北的老刘也离开了妻子的庇护。只是他没有想到,46岁的妻子从没出过远门,第一次到上海,就生出了留在大城市的念头。

老刘的女儿在上海工作两三年,本来各安一隅,直到女儿患有抑郁症的朋友与她同住,老刘才忙不迭让妻子飞过去照料一阵,实在不行,就帮忙把那位朋友送回老家。

没过多久,妻子发来消息,在女儿小区楼下找到一份小食店帮工的工作,老刘才明白,妻子做好了长期分居的打算。

得知消息那天,刚好临近老刘的生日。接下来的连续两周,老刘借故和朋友们庆生,整日浸泡在棋牌室里。他开始喝酒,一连几天,不眠不休,被赢钱的心按在赌桌前。

和家人视频通话时,女儿发现老刘神色呆滞,以往和她调侃逗笑的段子也不讲了。“你是不是状态不太好?”女儿问他,老刘连连否认。

夫妻俩近两年争吵不断,有时几天都互不搭理。老刘断定,妻子想离他而去。有一天,借着酒劲,他一连给妻子发过去几段长语音:

“我快窒息了,我要崩溃了。”

“如果你想走,那我也会开始我自己的生活。”

母女俩都不明白,老刘独居的一个多月里经历过什么。老刘性子拧巴,不擅长情感表达,进一步唐突,退一步又显得冷漠,始终跟身边人隔着距离,却希望对方主动迈过来接近他。

第二天酒醒,老刘才知道自己在妻女面前失了态。女儿打来20多个电话,老刘觉得窘迫,一个个挂掉,扯了“喝醉”的由头打发过去。

老刘家的乡间景色

长久以来,人们总是认为女人会渴望稳定,而男人们渴望漂泊。婚姻是男人葬送自由的墓志铭,家庭则是女人们的战利品。

老刘的妻子不同。她更像一个天马行空的幻想家,时不时跳脱出老刘务实经营的生活。

老刘的妻子

2020年,妻子所在的国企光景不再,她辞了职,闲在家里,家务活填不满她多出来的精力,老刘便劝她,每天打牌、做瑜伽,跳跳广场舞,吃喝不愁,日子不也挺好?

他不愿妻子再扑腾出什么新花样,就像九年前,她一边上班,还执意要开家小型歌舞厅,还拉来了老刘的好友入伙,一起劝说他。歌舞厅最终在一个小场馆里开张了,门票5元,提供舞池、音响、带队老师和零食茶水。每晚,舞厅人流多达两三百人,都是父母岁数的中老年人,合着流行曲,硬着关节舞动。

后来,夫妻俩和好友因利益纠葛闹了矛盾。同行挖走了领舞老师,歌舞厅最后被迫关闭。老刘为与好友闹掰感到痛心,他是入赘到妻子家来的,在这座小城里,关系亲密者寥寥。而妻子却将这当成一次创业经验的累积。

很快,她不再满足于打工,托了女儿与老刘商量,准备在上海创业,自己开家小食店。

老刘格外悲观,“如果发展起来,不要爸爸了怎么办”。他有些赌气地回应:“那我把房子卖了,支持你们。”有时候,老林觉得生活像一辆即将失控的快车。

身在安徽县城的段老头也察觉过这种失控。妻子考上博士,在家里办了庆功宴。亲戚们道喜,每一句祝贺,都加深了老段脸上的阴影,他冷不防回应道:“不就是博士吗?”妻子扯着嘴角笑了笑,什么也没说。

2009年8月20号下午,老段将妻子与在北京就读的儿子送到火车站。妻子困于北漂琐事,对老段没有过多关心。自她与孩子走后,做了十几年饭的老段极少再进厨房,临近饭点,就随意在附近选家饭馆。

偶尔有假期,妻子也会坐9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回到安徽老家。那时,老段搬进刚买的二手房。妻子一边收拾家里,一边感叹:“这房子挺大的。”老段答她,“好是好,可不就一个人吗”。

两人陷入沉默。此前,妻子是乡镇职工医院的耳喉鼻大夫,医院效益不好,她不愿意停留在原地,决定考博,选了心仪的北京同仁医院。那一年,医院仅仅向全国开放七个博士名额。旁人觉得太难,只有她硬着头皮报了名。

妻子没意识到,她的中年起跳,早已在夫妻间撕开一道口子。妻子以为,等老段接受到北京一同居住,问题就可以解决。二十多年前,老段所在的工厂破产,妻子也极力鼓动他到深圳创业。失业之后,他在家待了两三个月,夫妻俩争吵不断。老段怪妻子不明白,北京与当年的深圳一样,都不会是他选择的归宿。老段也同样不理解,妻子为何总想着离开安徽老家,镇上的人,不一直都是这样生活的吗?

有好事的亲戚在老段面前搬弄:“人都是博士了,还能要你?”

“没关系,我找个女的还不好找?”他勉强维护着面子。

妻子考上博士的那几年,老段拿下了县里几条路的修筑工程,赚到了钱。他急于证明自己,在家里大办自己的酒席,对着一大桌子亲戚,他向儿子承诺买房买车,听到儿子想出国考研究生,他不赞成,“现在有了钱,没必要再去受这个罪”。

紧接着,他又接手了一栋35层的大楼的修建,可大楼卖不出去,合作的老板只还了他贷款得来的500万,其他的钱都打了水漂。

在老家留守四年之后,老段偶然在饭局上认识了比自己小14岁的女人,她带着两个儿子,还有一个在北京打工的丈夫。女人学历不高,初中便辍了学。足够“本分”,不像妻子一样,总给他带来压迫感。

两人的相遇是寂寥生活中的一抹亮色。在女人离婚之后,老段不顾旁人眼光,与她同居。在小县城里,这样的不雅绯闻很快传开,供熟人们茶余饭后咀嚼。段家的姐妹们脸上挂不住,宣布与老段断绝关系,好几年都不来往。

老段没有丝毫畏惧,在情人身上,他找回丢失了的生活轴承。家里被收拾得整洁干净,女士丝巾和衣服挂在衣钩上,桌子堆放着化妆品和护肤品,为这个家填补上几分女主人的气味与秩序。

他乐呵呵地受女人管束,戒除打麻将的习惯,为两个继子当起像模像样的父亲,到处找关系,把孩子弄进重点中学。当年,他对自己的亲生儿子也没这般关心。2018年,老段与博士妻子签署了离婚协议书。

老段的境况只是个例。对于大多数父亲们来讲,留守仍是一道会长期存在的无解难题。

在湖南邵阳的小山村里,李彦民躺在沙发上,他忽然感到头晕,胸口发闷,临近饭点,连起身吃饭的力气也没有。客厅的监控正对着自己,另一段,连接着远在深圳的屏幕。孩子们在城市里成家立业,妻子随迁,以便照顾孙辈。

监控摄像头闪着亮光,他感到被陪伴着,又害怕惊动家人。李彦民70岁了,但农村没有退休一说,他亦不肯当无价值的老人。七月份,稻谷成熟,他到地里扛割上来的谷子,六七十斤的重量压在肩上,他的每一步都迈得很小,速度也比别人慢。屋前有几只散养的鸡鸭,准备喂肥了,等邻居亲戚有到深圳去的,就拜托人家给儿女们稍去,大城市少有绿色食品,也能为家人节省些生活开支。

李彦民老家的稻田

这样的情况在农村常有,即使是有实力的家庭,将父母接到城里同住,母亲帮着照料家事,尚且是受依赖与尊重的。年老的父亲则是家庭中最边缘的存在。有的受了儿媳的冷眼,自己找了生活不惯的由头,撤回乡下。

李彦民不肯当添乱的老人。他自认身体强壮,不拖累妻子南下,就是为两个儿女省下两笔请阿姨的钱。不仅如此,他要做得比别人更多。农活忙完,李彦民拖着70岁的身体,在近40度的暑天到户外干活,只为一天200块的工钱。

干完活回来,家里没有现成的饭菜,往往几筷子辣酱就一碗饭,便打发过去,身体上的小毛病就此攒了下来。

门前小花园里的蔷薇无人修剪,底下长满杂草。厨房到处都是油渍,沾上灰尘,黑印随着老人的脚步进进出出。

大多数时间,李彦民只是独自在摄像头底下安静地坐着,盼着儿女们回老家的那几天。每年只有三次,他只能都来各种找理由,留他们再住几日。通常是在儿女们散去之后,李彦民才表现出少有的不适。

“家里空落落的,又只剩我一个人了。”他说。

猫哥言,这正是:

曾想漂泊四海家,直到苍黄叶落下;浮萍一生独苍华,夕阳远山偻影花

老头们被留在了小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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