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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明朝做个人,除了做朱家的子孙,无论官民都是奴隶

本文作者: 2个月前 (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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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明朝做个人,除了做朱家的子孙,无论官民都是奴隶

回到明朝做个人,除了做朱家的子孙,无论官民都是奴隶

回到明朝做个人,除了做朱家的子孙,无论官民都是奴隶

本文意蕴在于反《回到明朝当王爷》之道而行之,揭示明初社会的真相。当然,我们要强调一下,文章里的“回到明朝”是指的明初,土木堡之败后随着明帝被俘,皇室威望大跌,皇帝作恶的保镖勋贵集团集体报销,文官开始主导政治,明朝的经济、文化、社会、民生都有不少改善,与“回明”系列展示的明初很不一样了。

官员每月只能休息一天

在大明王朝做官,不但谈不上什么幸福,连称为人类都很勉强,虽然官员会享受着一定的福利,但是相比于回报乃至风险而言,这点福利确实算不得什么,毕竟在大明,一不留神就是廷杖、诏狱、酷刑,官员们每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心理和生理承受能力不强的人都没法任职。

低薪的背后还有繁杂劳累的工作,一心想要励精图治的朱元璋怎么会让官员轻松安逸呢?

首先是上班时间。《大明会典》规定:“凡大小官员、无故在内不朝参、在外不公座署事、及官吏给假限满、无故不还职役者、一日笞一十。每三日加一等。”对于在京官员而言,没有特殊情况都需要参加朝参,而地方官员则需要公座署事。

朱元璋自己呢?《明史》记载朱元璋每天“鸡鸣而起,昧爽而朝,未日出而临百官”,日出之前就要百官临朝,官员就需要比皇帝起得更早。上完朝后官员需要到各自的衙门办公,“辰入酉罢”,早朝开完就得七点多到办公室,下午五点多下班。就算三点起床,然后早朝、办公,一直到下午五点下班,这个工作强度还是非常大的。

或者这朱老板比马老板更早的意识到了这是在积累福报?

明初,校书翰林钱宰劳累一天,下班回家写诗调侃上班时间太早,“四鼓冬冬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第二天上朝的时候朱元璋笑嘻嘻的对钱宰说:“昨天的诗写的很好,但是我何曾嫌你迟啊,不如改成‘忧’字吧!”钱宰吓得“惊悚谢罪”,没过多长时间就被遣还了,也许是因祸得福,钱宰后来一直活到96岁。从这个故事足可见在大明朝做官,不被吓死也得被累死,除去上班和睡觉时间,几乎就没有休闲娱乐的时间了。

朱元璋是变态顶级工作狂

也不允许下属休息

上班时间长已经很难捱了,连节假日都比别人少,你说气不气。明朝假期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定期的休假,类似于我们现在的周末和法定假日,作为制度固定下来;一类是临时假期,这类假期具有不确定性,如病假、丧假、祭祖、省亲、皇帝赏赐、辍朝等。因为临时假期具有一定的偶然性,所以我们主要来看看定期的休假。

明初规定“令百官每月五日给假”,“凡每岁正旦节,自初一日为始,文武百官放假五日。冬至节,本日未始,放假三日”,这应该算是明朝第一次节假日制度,每个月5号休息,春节放5天,冬至放3天,加一起一年也就休息20天,实在是太惨了。到了永乐年间,又规定“令元宵节,自正月十一日为始,赐百官节假十日”,元宵节放10天假,但是这个假期只有参加朝会的官员才可以享受,所以做官一定要做京官。

之后,假期制度逐渐修改完善,但是不管怎么改,明代的法定休假天数相比其他朝代依旧是比较少的。汉律规定官吏五日得一休沐,五天休息一天。唐代采用十天一休的“旬假”,此外还有四五十天的春节、冬至、清明、夏至、端午、重阳、立春立夏这些假期。宋代节假日制度更加完善,而且各种节日也多了起来,全年的定期假期有一百一十多天,创历代之最。

宋以后,假期就越来越少了,杨联陞先生的《帝制中国的作息时间表》中说“元代规定有十六天的节庆假日。明、清时期,节庆假日起初甚至比元代还少。”相比于唐宋时期的长假,元明清的假期确实是太短了。

朱元璋怎样神经质式的批量杀人

工作累假期短尚且能忍受,最怕的是圣上突如其来的“关心”。

酷刑、廷杖乃至斩首绞杀,成功使得公务员成为大明王朝的高风险职业。在性格阴晴不定、掌控欲极强的人手下干活,领导的喜怒就成为影响官员生死的重要因素。

据说官员们判断朱元璋是否要杀人,就看他的腰带,要是腰带在肚子下面,那肯定就有人要倒霉了,但要是腰带在胸前,那就相安无事。这一规律估计也是官员们经过了多次实践才发现的,连叹奇葩之余,也得为官员们擦一把辛酸泪,谁知道今天轮到哪个倒霉鬼呢?

朱元璋生性多疑,对所有人都保持着高度怀疑,且对后代子孙谆谆教诲“帝王居安常怀警备,日夜时刻不敢怠慢……虽亲信如骨肉,朝夕相见,犹当警备于心”。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并使子子孙孙都能牢牢掌握好这个皇权,不受各种力量的威胁,在朱元璋的精心设计下,他和他的后世子孙设立了锦衣卫和东西厂这些特务机构,用来监督天下臣民。

吴晗先生认为“锦衣卫是明代皇室用来制造恐怖气氛的特种组织、特种监狱、特种侦探”,因其私权较大且用刑极严,“担任猎犬和屠夫的双重任务”,所以在明朝当官,首先就要提防锦衣卫,一旦被他们盯住了就跑不掉。

《明实录》记载“近日伺察太繁,法令太急,刑网太密,官校拘执职官,事皆出于风闻。暮夜搜捡家财,不见有无驾帖,人心汹汹,各怀疑畏。”但凡有点风吹草动,锦衣卫就会把你带走,教你做人。这种肆意怀疑逮捕官员的行为引起大家的不满,于是有人上疏,“自锦衣镇抚之官专理诏狱,而法司几成虚设。如最等小过耳,罗织于告密之门,锻炼于诏狱之手。”但这丝毫不能改变官员被虐的现状。

锦衣卫跟东厂

在虐人上一个比一个狠

“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深受这些儒家思想影响的官员们,把进谏看作是高于生命的光荣职业,可惜生错了时代,在大明王朝,敢于进谏、冒犯皇帝的坟头草都已经很高了。

廷杖,从朱元璋到朱由检,贯穿大明整个历史,这种刑罚没有任何明文规定,完全就看皇帝的心情。朱元璋时期,工部尚书薛祥被廷杖活活打死,天下哀之。施行廷杖的时候,“众官朱衣陪列午门外西墀下。左中使、右锦衣卫各三十员,下列旗校百人,皆衣襞衣,执木棍。宣读毕,一人持麻布兜,自肩脊下束之,左右不得动。一人缚其两足,四面牵曳,唯露股受杖。头面触地,地尘满口中。”

翻开明史,受廷杖的官员数不胜数,被廷杖打死的人更是不在少数。这种随意践踏侮辱官员人格的刑罚,不仅对人的生理造成极大的摧残,对人的心理更造成了严重的创伤。自古说“刑不上大夫”,可在朱元璋看来,只有侮辱和践踏才能让这些官员的清高、廉耻破碎一地,才能更好的掌控他们。在大庭广众之下将那些官员的裤子扒了,扒掉的还有他们的思想和尊严。孟森先生评价道:“廷杖亦明代特有之酷政。太祖明知其非待大臣礼,然卒犯之,为后世作则。”

根据《明代廷杖研究》一文,明代有详细记载的廷杖人数为157人,这些仅仅是有姓名、官职以及受刑原因的,史籍中更多的是一笔带过,无具体说明。在这些详细记载廷杖的记录中,有105人是因为上疏进谏惹恼皇帝,所以有事没事别进谏,不然随时要了你的小命。廷杖的官员上至王侯、总督,下至芝麻小官,无一幸免,整个大明王朝的裤子都被朱家子孙给扒了。

廷杖不但打死你还让你毫无尊严

除了廷杖外,还有令人闻风丧胆的诏狱。曾有国子监祭酒李时勉上疏皇帝不要沉迷声色,结果被打入诏狱;监察御史陈祚给朱瞻基上了一道奏疏,请求皇帝读《大学衍义》,朱瞻基一看这不是讽刺我没文化嘛,于是将他投入诏狱。诏狱是锦衣卫狱,进了诏狱基本就是九死一生。

入狱后面临的就是残酷的审问,《明史》记载:“全刑者曰械,曰镣,曰棍,曰拶,曰夹棍。五毒备具,呼謈声沸然,血肉溃烂,宛转求死不得。”这些还仅仅是诏狱的部分刑具,据《万历野获编》记载,锦衣卫的刑具总共有十八种。

还有一种刑罚叫“昼夜用刑”,“此刑以木笼四面攒钉内向,令囚处其中,少一转侧,钉入其肤,囚之膺此刑者,十二时中但危坐如偶人”,在牢笼中布满钉子,被囚之人只能保持不动,稍微动一下钉子就钉进了皮肤。

在诏狱中,人是没有任何人格和尊严可言的,要是在诏狱中生病了,没有医药救治,只能喝尿。《菽园杂记》记载:“轮回酒,人尿也。人有病者时饮一瓯,以酒涤口,久之有效。南京吏侍章公纶,尝在锦衣狱六七年,不通药饵,遇胸膈不利眼痛头痛辄饮之无不立效。”

这些难以想象的刑罚和场景将大明变成一座活生生的人间地狱。明代有本书叫《诏狱惨言》,详细记录了诏狱的残酷和恐怖。明人曾言:“即下镇抚,魂飞汤火,惨毒难言。苟得一送法司,便不啻天堂之乐矣。”能从诏狱出来,移送正规司法部门,那就是从地狱到天堂了。

舞文弄墨的事情就更要格外注意了,拍马屁没拍对也会死人的。多疑、自卑的朱元璋当上皇帝后,有一种“总有刁民想害朕”的变态心理,尤其是对这些文官而言,就怕文人拐弯抹角的讽刺自己,久而久之就产生了心理疾病,弄出各种花样来屠杀官员。

明代规定,碰到春节、冬至、皇帝生日等重大节日,官员是需要上奏表笺进行祝贺的,但是这些溜须拍马、恭敬有加的表笺并没有官员受到奖擢,反而是把文化人都赶尽杀绝了。

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写了篇《谢增俸表》,文中有“作则垂宪”一句;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上《贺万寿表》,有“垂子孙而作则”一句;澧州学正孟清作《贺冬至表》,有“圣德作则”之句,这些高大上的词汇在朱元璋看来都是讽刺辱骂他的,朱元璋将所有的“则”字都念成“贼”字,于是把他们都杀了。

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为本府作《正旦贺表》, 表内有“睿性生知”之句;祥符县学教谕贾翥作《正旦贺表》,有“取法象魏”句;尉氏县教渝许元为府作《万寿贺表》,写道“体乾法坤, 藻饰太平”之句。变态的朱元璋将“生”读为“僧”,将“取法”读为“去发”,将“法坤”读为“发髡”,将“藻饰太平”读为“早失太平”,认为这是在讽刺自己曾经做过僧人,并且咒骂自己“早失太平”,于是一怒之下全部处死。

此外亳州训导林云为本府作《谢东宫赐宴笺》,有 “式君父以班爵禄”句;怀庆府学训导吕睿为本府作《谢赐马表》有“遥瞻帝扉”句,结果“式君父”被读为“弑君父”、“帝扉”被读为“帝非”,被认为是对朱元璋的诅咒,也都全被处死了。甚至连陈州州学训导周冕作《贺万寿表》, 有“寿域千秋”之句,因为实在是找不出原因,也被杀了。

《闲中今古录》还记载了一个故事:杭州教授徐一夔贺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帝览之大怒曰“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也;光则剃发也;则字音近贼也。”遂斩之。明初诗文三大家之一的高启因为写了首《题宫女图》诗,被认为是描绘后宫生活,侵犯皇家隐私,于是被找了个借口,腰斩于市。佥事陈养吾写了首诗“城南有嫠妇,夜夜哭征夫”,朱元璋看到后觉得是讽刺时事,于是将陈养吾扔到水里淹死了。

总之在朱元璋的这种极其扭曲的心理下,文人官员都变得猥琐麻木,失去了士人应有的思想和尊严。同时,这些文字狱也将明代的整个文学造成了极大的摧残,不知是大明的悲哀还是士人的悲哀。

高启等“初明四杰”全部被朱元璋干掉

把当世顶级文化人全部做掉,朱元璋是独一份

朱元璋怎样有计划的批量杀人

当然了,你可以说做官后你选择“无为而治”,上朝不劝谏、一切听皇帝的安排,上奏表笺都依据钦定模板,一辈子只求安稳,这样就不会有生命危险了。但是你实在是低估了老朱家的无耻和残暴。

洪武九年,朱元璋发现一张盖了官印的空白册子,生性多疑的朱元璋马上就开始彻查,由此,朱明王朝的大屠杀开始了。

按照规定,每年布政司、府上、县都要派人到户部核算钱粮事宜,然后层层上报审批,一旦出现了不一致的地方就要驳回重新核算审批,等核对无误后才能报销结算,按理说这样的程序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因为钱粮都是损耗品,不可能百分百精确,而且明朝疆域辽阔,有的地方距离京师太远,如果被驳回又需要返回当地重新核算,这样一来一回耽误好几个月,所以官员们为了便捷,提前将空白册子盖好章,到了京师如果核算不对可以就地填写,减少了来回折腾的时间。

这件事因为减少了行政成本,提高了办事效率,所以从户部到基层,大家都心照不宣。但是这事儿被朱元璋发现了,于是一怒之下将各地方衙门的主印官员全部处死,副手杖一百充军。

对于这个案子,可以说冤,也可以说不冤。郑士利在给朱元璋的上疏中说的比较清楚,要是按照正常流程太耽误事了,行政效率极其低下,而且这个账册每一页盖的是骑缝章,即使丢失了问题也不大,最关键的是一开始大家都这么干,并非主观恶意,罪不至死,而且朝廷选拔培养官员也不容易,一次性杀这么多官员,对朝廷也是损失。郑士利分析的有理有据,朱元璋看了后不仅没有赦免空印案涉案人员,反而把他抓起来流放,并接二连三的开始了屠杀行动。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借口胡惟庸谋反将其诛九族,并趁此取消中书省,不再设立丞相,自己独掌大权。要说胡惟庸犯了什么罪,《明实录》记载“枉法诬贤,操不轨之心”,但是到底枉了什么法,怎么不轨,都语焉不详,而且各种史料都互相矛盾,可见又是一宗莫须有。朱元璋的高明之处就在于通过这宗莫须有不仅杀了胡惟庸,废了丞相,还将其他有功臣集团的屠戮殆尽。从洪武十三年到洪武二十三年,案子越扯越大,牵连越来越广,连70多岁的李善长都被诬陷为谋反份子,一家老小七十多人全部牵连处死。

洪武十八年,户部侍郎郭桓被举报与人勾结舞弊,贪污钱粮。在朱元璋的彻查下,引出一场经济腐败案。在朱元璋的授意下,“敕法司拷讯,供词牵引直省官吏,系狱拟罪者数万人”。这个案子牵扯到大半个朝野,同时也诛杀了许多官员,《明史》记载:“自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赃七百万,词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核赃所寄借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不仅官员被处死,连百姓也不曾幸免。在大肆屠戮下,难免会涉及到无辜,于是有人上谏“桓所妄指,皆法司逼令供招,遂成冤狱”,朱元璋为了避免引起大规模反弹,只得迅速结案,减少牵连,但即便如此也还是有大量官员遭到屠杀。

收拾完文臣后,朱元璋开始铲除武将威胁了。洪武二十六年,朱元璋故技重施,借口凉国公蓝玉谋反,将其诛杀。并将与之交好的功臣宿将尽皆诛杀夷族,几万人人头落地,《明史》记载:“元功宿将,相继尽矣”。据吴晗统计,胡惟庸和蓝玉两案共诛杀四万多人,空印案和郭桓案共诛杀七八万人。从开国元勋到州县官吏,只要有牵连,无论是否有罪都会被诛杀,“大戮官民,不分臧否”,整个大明王朝从上到下都提心吊胆,宁愿归隐也不愿当官。

朱元璋不但乐于杀官,也乐于杀百姓

面对这样的情景,朱元璋也曾假模假样的说:“以至内外官僚,守职惟艰,善能终是者寡,身家诛戮者多。”只是不知道在屠杀的鲜血中,他是否有过一丝的慈悲和心软。

在明朝做官,经历了这么多次的屠杀风暴,能善始善终活下去实属稀奇。朱元璋感叹:“自开国以来,两浙、江西、两广和福建设所有司官,未尝任满一人。”在朱家的暴虐统治下,官员“每旦入朝,必与妻子诀”,官员上朝之前都要和家人交代好后事,“及暮无事则相庆,以为又活一日”,晚上要是能够活着回来,那就是又多活了一天。

官员们每天生活在这样的恐惧之中,不被虐死也要被吓死。不仅仅京官如此,地方小官也难逃厄运,朱家的恐怖统治遍布大明的每一个角落,无人幸免。《逊志斋集》记载:“郡县之官虽居穷山绝塞之地,去京师万余里外,皆悚心震胆,如神明临其庭,不敢少肆。”穷乡僻壤的小官尚且如此,更何况其他更高级的官员。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在大明王朝,从上层官员到底层百姓,只要老朱家愿意,无人不被虐,无人不可杀。在明初,不允许存在第二种声音,一切不符合老朱家口味的思想都是异端,在棍棒之下,所有的读书人都变得麻木,所有的臣民都成为奴隶,人格尊严和自由思想是不被允许存在的。不论是官是民、是贫是富,每个人都是案板上的鱼肉,谁也逃不掉。

回到明朝做个人,除了做朱家的子孙,无论官民都是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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