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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卖大哥抬头看见月亮

本文作者: 2个月前 (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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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卖大哥抬头看见月亮

外卖大哥抬头看见月亮

外卖大哥抬头看见月亮

外卖大叔王计兵51岁,出生于一个极度贫困的苏北农村家庭,初中辍学,外出打工,人生辛劳零碎。当他骑着电瓶车,在车流穿梭送单时,你很难看出,这是一位写有近4000首诗歌、发表多项作品的诗人;而这位诗人说,艰难的生活里,诗歌是那陡峭的另一面。

赶时间的人

骑上电瓶车,诗就消失了。

外卖员王计兵把车骑得飞快,脑海里只剩下地名。

空气在耳边呼呼作响,风像刀子一样打在身上。刚因爬楼汗湿的衣服又被吹干,让他直发冷。遇上红灯,他毫无顾忌地穿了过去——这很危险,而系统规定的送达时间在催促他。

这段手握车把的路程,就是送餐途中,王计兵能控制的全部了,可作用微乎其微。一次,他同时接了5单,末尾一单的商家出餐慢,只给他留下19分钟。最后,他有4单超时。

超时意味着罚款,甚至是停单。王计兵经历过一次,起因是两单的地点间隔着一条江,而系统显示的距离是500米。他绕了12公里的路,超时38分钟。第二天,他被限制接单,还要去指定的学习点学习,内容是“迟到这么久是一种错误”,以及“这会给平台造成什么坏影响”。

挨骂是家常便饭。有的店出餐慢,老板被催急了还发火,“不就是个送外卖的?你爱送不送!”最严重的一次,他被30来岁的男性顾客抓着衣领,从东墙拽到西墙,在屋里转了一圈。

外卖员没有投诉的权利,遇到这种事,他只能憋着。有一单,顾客说错楼栋号,王计兵白跑几回,一身是汗,让顾客加微信、发定位才赶到。顾客劈头盖脸地数落:“你是怎么送外卖的?”

当晚,他写下《赶时间的人》,记录外卖员的生活常态:

“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世界是一个地名/王庄村也是/每天我都能遇到/一个个飞奔的外卖员/用双脚锤击大地/在这个人间不断地淬火”

王计兵今年51岁,皮肤黝黑,下垂的眼睛笑起来时,眼角爬上几条皱纹。已经是可以“享福”的年纪,同龄人用空闲时间跳广场舞、遛弯,而他为缓解家庭的经济压力,在兼职送外卖。

一家人已在江苏昆山生活十八年。六年前,得知积分入学制度,他和妻子背上贷款,在昆山买房,头一回交了社保,但儿子还是没上成公立初中。别无他法,他把儿子送去一所国际学校。那里,绝大多数孩子来自富裕家庭,王计兵找儿子谈心:“我没人家那么大的本事,赚不来那么多钱。”

国际学校的学费,和二女儿的高中学费、住宿费加起来,一年十几万的费用,让家里不堪重负。经营着的小超市也不景气,一个月进账2000元,还要扣掉房租、水电费。店铺和房子被抵押出去,家里勉强能还上每月的贷款,但每年都在借钱。

一年多前,刚决定送外卖时,家里人都反对。大女儿已经嫁人,在电话里哭得惊天动地,“你要多少钱?我给你钱!”女儿家的日子也不宽裕,他安慰她,“我在家里闷,骑车出去玩”,还在路上拍花花草草的视频发过去。

刚开始,送外卖的确像旅游。看见风景好的地方,王计兵就停下车,花十几分钟转悠一圈,写写诗,一天下来只跑十多单,赚几十块钱。现在不一样了。一旦开始,送单就是当前最紧要的事情。最多的一天,他送了48单;每单的配送费是4-8元,靠送外卖,他一个月能挣五六千。

今年6月,王计兵和他的诗歌在网络上引发关注,“外卖小哥是作家协会成员”。网友评论《赶时间的人》:“真正属于劳动者的诗歌”。

媒体蜂拥而至。最多时,他一天内接受了三家电视台的采访。那天,为方便记者拍摄送外卖的状态,他刻意选择更安静的路线,车骑得比平时慢一半,以防他们跟不上。

走红后的生活没什么变化。写诗不挣钱,每首的稿费一般也就三四十元。仅有的好处是,他的诗歌吸引来名家点评,还在一本国家级刊物上发表了。

现在,王计兵依然每天五点半起床,出门看管自家的小超市。最近天明得晚,街灯还亮着,路上安静,他一抬头,看见夜空上的一弯月牙和一粒星,为此写一句诗:“月亮是人间的一处漏洞/所以夜从来都黑得不够彻底”。

六个小时后,他就会骑上电瓶车,忘掉诗歌,跑单直到夜晚。回家已经十二点多,他会在那时吃完夜饭,上床睡觉。

“这一辈子为什么要这样?”

王计兵的生活,在辗转打工中度过。第一份工作在沈阳,工钱一天三块五,内容是用羊角锤起出旧方木里的钉子,再把钉子取直。

那是1988年,他19岁,三年前刚从初中辍学。工地的电锯声震耳欲聋,工友大都三十出头,凑一块儿下象棋、打扑克,露骨地谈论女人的胸。

他融不进去,阅读、写作成为唯一的消遣。每天收了工,工友去公园玩,王计兵就坐在附近的书摊旁,读杂志里的短篇小说。他读到三毛,读到她在沙漠里,把轮胎做成椅垫。好奇坐在上面的感觉,后来每回看到修车摊,他都会讨要废弃的轮胎。

1990年,王计兵回到江苏老家,开始帮着父亲,在村里的沙河捞沙。

父亲的捞沙船,简易到像块折起来的铁皮,不能坐人,一年到头,他都泡在水里。河里全是流动的沙子,人一走动,更多的沙翻腾起来。每天刚一下水,四肢都被打得发痛;捞完一船沙,身体就变麻木,再没任何感觉。一船能装一吨多沙,三船能装一车,他一天能捞三车,共卖九元。夜晚躺上床,手和脚都痛得像火烧,往外渗血。

那是一生中最迷茫的时间。他想不通,“这一辈子为什么要这样?”

情绪是食粮,阅读、写作就是储粮的仓库,防止他年轻的身体被撑爆。他把父亲给他买毛衣的钱拿来买书,又模仿书里的手法写作,记录身边的人事。

干活时,他随身带支圆珠笔,放在内袋,没有别在胸前的原因是不好意思。他一个农民,“挂一支笔在身上,装什么?”,毕竟“那是文化人身份的象征”。

捞沙休息的间隙,有了灵感,他就把句子写在纸上、手上,甚至是装午饭的袋子上。最“疯狂”的一次,他脱下身上的黑白条纹长袖衫,在白条上写,密密麻麻,写满两个袖子。

写得多了,也会想被看见。1991年,他尝试投稿,陆续发表十多篇微型小说。

这是一个很大的鼓舞。那以后的白天,他继续在河里捞沙,其余时候,都窝在自家桃林的一个小屋里创作长篇小说,连续八九个月。桃树开了花,桃林又落了雪,一向支持他文学爱好的父亲开始担心了,怕他着魔,几次喊他回家,他不乐意。

十一月的一天,捞完沙,王计兵照例先回桃林,但小屋消失了,变成地上的一堆泥土和秸秆。他跑回家问父亲,父亲承认自己拆了屋,至于稿子,只说没看见。

王计兵懵了,一点点翻看小屋的废墟。不远处的沙坑里有些新土,他用锹挑开,发现里面有一大堆灰烬。他知道了,稿子被父亲烧了。他用手誊写的、摞起来几十公分高的、20万字的稿子,变成了一堆灰。

那一瞬间,“好像自己建的房屋被推倒了,突然无家可归”。回家之后,他和父亲再没说起这事。但有两个多月,他在家一言不发,直到母亲掉了眼泪,“他也是为你好”。

父亲的一把火,烧掉了王计兵的稿纸,也烧掉了他发表文章的念想。1993年,和同村的妻子一道,王计兵再次外出打工,去新疆砌过土坯,去山东开过翻斗车,又在2002年来到江苏昆山,居住至今。

初来昆山时,身上只有五百元。夫妻俩摆地摊、捡废品,卖一块钱一双的袜子、手套,蹬着三轮走街串巷地卖水果,终于开起一家租书的小店,一年多后,又因为无证经营失去一切。

没地方住了,他从工地上找来废弃的木桩,打到河床里,再钉上木板,在河面建起一个小屋,作为住家和店铺。他们在地上铺好褥子,一家五口睡在废弃家具改造而成的货架下边。

用作屋顶和四壁的帆布在风雨天里飘摇,附近善心的老太太担心他们,从对面的楼上拿手电筒照。之后几年,为了攒本钱,夫妻俩把从前的活计重做一遍,直到2005年,开起一家小超市。

十来年间,王计兵持续地写作,稿纸是路边捡到的烟纸壳、卖水果的纸箱和烧饭点火用的纸张。每有灵感,他就记录下来,有时是几个词,有时是几句话,但写完就丢。最长的作品是首打油诗,他从自己的出生写起,一直写到开翻斗车的当天。二十多页纸,最后都扔进做饭的炉灶,烧了。

后来他接触到电脑,创作的诗歌才有了保存的地方。论坛给他“说话的机会”,热心人给出指点,少数提出批评,他一一回复,表示感谢。

吃着网上的“百家饭”,王计兵的诗歌慢慢“长大”。

诗歌的悬崖

随着王计兵的走红,这些“长大”的诗歌似乎真被看见。此时距他首次投稿,已经过去近三十年。

孕育他写作念头的故乡邳州,早已改头换面。这个江苏北部的小城,如今以银杏闻名。已是深秋,银杏树干笔挺,金黄的叶瓣落满地。最近,他刚在这儿待了一个多月,照顾偏瘫的母亲。

几十年过去了。从前捞沙的河,被规划为风景区,里面再没有沙;从前写作的桃树林,也变成大片的银杏。村里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很多年轻的面孔,他都不再熟识。

他上新闻的消息传回村庄,一些平日关系寡淡的村民觉得他有本事,遇到不公,就向他讨主意,而他能做的仅有聆听,为此生出一点亏欠。

每次回家,王计兵都为故乡的改变而失落。他常独自信步至未被拆除的老房,或者曾经麦浪翻滚的田野,安静地坐着发呆。

他还记得,小时候家里穷,没有吃的,在一个春天的夜,父母来到自家麦地,偷偷割下还没成熟的麦穗,磨成青糊糊,在锅里煮着吃。为了保全尊严,第二天,这对四十出头的父母又去地里晃荡,佯怒吆喝,“麦穗头被谁割去了?!”

两年多前,他的父亲去世了。风水先生选中的坟地,正是三十多年前偷割麦穗的位置。他对父亲烧稿纸的怨,早已慢慢化为理解,因为“孩子痛苦的时候,父母肯定更痛苦”。

如今回家,王计兵会独自坐在父亲坟前,跟父亲絮叨,告诉他这里发生的一切,或者读几首诗。坟地藏在银杏林深处,就算哭喊,也没人听得到。安静的林子里,只有银杏树叶在沙沙地响。

采访时,王计兵的语气始终没有大的起伏,直至聊到父亲的坟,他哽咽得说不成话,沉默几秒才缓过来。这一生里,除为父亲,他几乎不哭,显示出一种哲理般的逆来顺受,常说的话是“不公平的事很多,你只能调整自己适应社会。”

“太多的往事如鞭子,都曾经把我的内心打出伤痕,让我时不时回过手来抚摸,感受一种结痂后的痒。”他曾写。

阅读、写作,就是那只抚摸伤口的手,这种“痒”让他舒心,为他筑起一块生活的隔板,隔开现实与文学。

在现实里,他话少,少到有人当他的面对妻子说,“他整天话都不说,你能受得了吗?”而在文学的世界里,他可以不受约束地哭与笑,“好像是我性格的弥补”。

现在,王计兵51岁了,记忆力衰退得厉害,老是提笔忘字,有时写一首诗,好几个字都得打拼音。但他相信,自己会一直写下去。

“人生是立体的。”诗歌在告诉他。

他说,如果人生是豆角,诗歌就是那根供藤蔓攀缘的竹竿,“苦难只是其中的一面,它可能是烂掉的一面。还有另一个华丽、光鲜的面——诗歌就是那一面。”

送外卖的间隙里,他还在写诗,有时一天写几首,有时一周写一首。来了念头,他就趁等红灯,或在电梯,记几个关键词在手机里,等闲下来,再把词串成诗。

每次捕获满意的灵感,他都会有种兴奋的颤栗。最近一个这样的时刻,是几天前,他骑着电瓶车,缓缓爬上一个斜坡。

这像极了所有普通人都会遇到的瞬间——生活艰难,每一步都要拼尽全力,才能向前。而王计兵有诗,如同陡峭的悬崖,带他飞翔。后来,他写下的句子是:“生活像一面斜坡/诗歌是陡峭的另一面”。

猫哥言,这正是:

驱车可送盘中餐,落笔亦成诗中仙;看似红尘两级转,正是炊烟在人间

– END –

外卖大哥抬头看见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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