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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究竟是个怎样的朝代?

本文作者: 1周前 (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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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究竟是个怎样的朝代?

所谓“周秦之变”,就是贵族封建变为集权皇权。

秦始皇统一六国,废封建,置郡县,改变了延续千年的封建制度,但这种空前变革并非能一蹴而就。秦朝短命而亡,汉朝继之,又不得不有所回归,集权与封建并行,直到汉武帝时代才最终完成集权。

在此之后,虽然集权皇权已是主流,但历朝历代,开国之时都要面对不同程度的“周秦之变”。因为王朝经过金戈铁马才得奠基,众多功臣出力甚多,皇帝予以封赏,与之共治,便会形成功臣贵族集团。而历朝皇帝们,总要费些周折,才能最终由“周”变“秦”。

这种“周秦之变”,对于草原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王朝来说更为艰难。因为他们在故乡草原上,有着古老的贵族封建制传统,入主中原,建立帝制,由“周”变“秦”的阻碍更为沉重。无论北魏、辽还是金,建立之初皇族内部内讧频仍,血腥政变和叛乱层出不穷,便是贵族对集权皇权的反抗,是“周秦之变”要付出的代价。

而元朝作为第一个草原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周秦之变”的步履更为艰难,直到王朝末年才基本完成,而待完成之时,王朝也走向末路了。

成吉思汗的集权与封建

1206年,统一蒙古高原的铁木真在斡难河源举行“忽里勒台”,竖起九斿白纛,即大汗位,号“成吉思汗”。正式建立了“也客•忙豁勒•兀鲁思”,即“大蒙古国”,俗称“蒙古汗国”或“蒙古帝国”。

在正式建国前,成吉思汗便开始了打破原有草原贵族封建体制,建立集权汗权的努力,他将很多原有旧贵族消灭,提拔重用大量出身低微的将领,加强可汗直辖军团。在建国后,更是确立了十进制的组织方式,打乱原有的氏族和部落组织。

最高一级是万户,按地域划分为左、右两个万户,左翼万户的管辖地直到大兴安岭的东部地区,以身边第一智将木华黎为万户长;右翼万户的管辖地直到阿尔泰山西麓,以自幼的“安答”博尔术为万户长。万户之下,分千户、百户、十户。成吉思汗直接统治的地区共分九十五个千户,委派他的开国功臣们为千户长。千户多数是由不同部落的门户混合编组起来的,只有成吉思汗的姻亲弘吉剌部、汪古部、斡亦剌惕部(瓦剌)等少数部族不重新划分。

各千户的户数并不完全为整数,它是以战时提供千名战士为条件组织的。各千户有按地域划分的一定地段,其百姓在指定的牧场范围内游牧。军队以千户为单位征调,千户长即是军事统帅,又是地方行政长官。十五岁到七十岁的男性都要在本管千户内服役,各千户编制内的民户不得随意变动。

千户制的订立,使得草原上原本的社会形态被打破,所有的人无论贵族平民还是奴隶,都不再如先前一样分属各个氏族和部落,而直属于可汗管辖。

这样对全体民众进行的重新洗牌,使得成吉思汗掌握了草原王者从未掌握过的空前权力,也从而能将人口只有百万的蒙古转化为分工细密,各司其职,令行禁止的战争机器,为日后冲出草原成为“世界征服者”奠定了基础。

不过,成吉思汗毕竟是草原贵族出身,身边又无韩非、商鞅这样的角色,并不能真正建立无贵族的秦制帝国。他消灭旧贵族,集中权力,一是为了统一草原对外征服,二也是为了建立以自己家族为核心的贵族集团。因此,在旧贵族不复存在,可汗权力大为加强的同时,由成吉思汗又将大量土地百姓分封于诸弟、诸子、诸姻亲、诸功臣,从而组成了新的贵族集团。

成吉思汗拆散旧贵族

同时又分封新贵族

从起兵之日起,成吉思汗便和兄弟、部下们许诺:“取天下了呵,各分土地,共享富贵”。因此,在大蒙古国建立后,成吉思汗立即进行了以自己黄金家族为核心的分封。分封给家族的土地称为“忽必”,分封给功臣的土地称为“莎余儿合勒”。“忽必”,意为分得的“份子”,包括领地和百姓,因此,各位宗王的“忽必”又称作“兀鲁思”,也就是“封国”。

在建立分封制初期,成吉思汗只赐予诸子“伊儿坚”(百姓),对诸子的份地则没有明确规定。后来在西征中,成吉思汗才正式分封诸子份地。

长子术赤所得到是“也儿的石河和阿勒台山一带的一切地区和兀鲁思以及四周的冬、夏牧地”,也就是囊括额尔齐斯河以西,咸海、里海以北的钦察、花剌子模和康岭等古国的领土。

次子察合台被封以“从畏吾儿地起,至撒麻耳干和不花剌止,他的居住地在阿力麻境内的忽牙思”,也就是畏兀儿地区之边延伸到阿母河以北地区的草原。

三子窝阔台的封地“在叶密立和霍博地区的禹儿惕(份地)”,也就是今新疆额敏县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

拖雷作为幼子,有守灶之责,因此掌管成吉思汗的“禹儿惕(份地)、家室、财产、库藏以及军队在内的一切”,而其封地则在大蒙古国的核心地带,也即“帝国的中心”。所谓“帝国的中心”,就是指从克鲁伦河到阿尔泰山的蒙古“根本之地”。

四个儿子的封地因为是在帝国的西部,因此被称为“西道诸王”。

除了儿子外,成吉思汗还册封了自己的四个兄弟。

二弟哈撒儿的封地在“额尔古涅河、阔连海子和海剌尔河一带” ,即北至北山(外兴安岭),东达蒙可山、哈刺温山(大兴安岭),南抵阔连海子(呼伦湖)、捕鱼儿海子(贝尔湖),西到石勒喀河、斡难河一带。

三弟合赤温的封地“在乞台人(指金朝人)所筑的起自哈拉沐涟,直到女真海为止的长城边境,靠近女真地区”,也就是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乌珠穆沁二旗的东半部和蒙古国境内的塔木察克地方,东至哈拉哈河,北近克鲁伦河,西至巴拉嘎尔高勒,东南以大兴安岭为界,与今赤峰市的巴林右、巴林左、阿鲁科尔沁三旗及哲里木盟的扎鲁特旗、兴安盟的科尔沁右翼前旗西北部边地接壤。

幼弟斡赤斤的封地在蒙古的东北角,与合撒儿的封地相邻。异母弟别勒古台的封地在斡难河、克鲁伦河中游一带,西边靠近成吉思汗的大斡耳朵,南与合赤温的封地为邻。

四位弟弟的封地在帝国东部,因此被称为“东道诸王”。

同时,成吉思汗对自己的姻族也给予了丰厚的封赐。弘吉剌、汪古、斡亦剌惕等部的贵族也授予特权。允许他们领有本部的百姓和军队,有任命千户长的权力;有的允许继续统治原有的牧地,如汪古、斡亦剌惕;有的则另赐封地,如授弘吉剌部于辽河上游和达赖湖一带。

至于各功臣家族,也有各自世袭罔替封地和属民,只是不能如诸弟、诸子、诸姻亲一般拥有封国,不能完全在封地内“君国子民”。

库里勒台与“流血的民主”

正如费志尼所著《世界征服者史》中指出,大蒙古国“虽然形式上权力和帝国归于一人,即归于被推举为汗的人,然而实际上所有的儿子、孙子、叔伯,都分享权力和财富。”

成吉思汗虽然制定《大札撒》也就是《成吉思汗法典》,大力强调忠于正主的观念,并将忠诚作为至高道德予以宣扬。但这种忠诚并并不仅是对可汗,还强调各贵族家臣对于家主的忠诚。因此“大蒙古国”仍是有着浓厚草原封建气息的帝国。

尤为重要的是,成吉思汗对于草原自古以来的贵族民主传统也很坚持,在《大札撒》中明确规定了“库里勒台”(大议会)选汗之制:“如果任何人由于骄傲,自行其事,想要当皇帝,而不经过诸王的推选,他就要被处死,决不宽恕。”成吉思汗之后,窝阔台、贵由、蒙哥三任大汗均是由“库里勒台”推举而产生的,前代可汗对于后继者只有推荐权,而无决定权。

成吉思汗选择窝阔台为继承人,而在“库里勒台”上,因为宗王们“多归心拖雷”,以至于会议连开四十天都没能决定,最后还是靠察合台、耶律楚材等人斡旋,窝阔台才顺利即位。窝阔台选定孙子失烈门为继承人,但皇后脱列哥那却联络各宗王推举贵由为汗。至于蒙哥的即位,更是拖雷家族联合术赤家族强力推举的结果。

库里勒台不仅有选举可汗的权力,国家的重大军政要务决策、特别是涉及诸王属地属民事务时,也需要举行库里勒台与诸王共议决定。

可以说,大蒙古国的最高权力,并不是完全属于可汗,很多是属于库里勒台。甚至有学者指出大蒙古国称为帝国或者汗国并不准确,而要称之为“贵族共和国”。即使是成吉思汗,也无力更改千百年的传统。从他开始,历任可汗都在不断用兵四处扩张,这虽然有对领土财富的追求,恐怕也有保持国家的军事体制,以便让作为可汗的自己掌握更多独断权力的用心。

不过,库里勒台制度虽有“民主”、“共和”的味道,但大议会的议事却并无完善的机制。看似所有贵族重臣都有发言权,但真正具有发言权且能保证议事走向的,往往取决于贵族家族的实力,只要几个掌握重兵的大家族保持一致,那么即使议题违反了众意,也可被通过。久而久之,库里勒台也就成为军事实力的隐形较量,看似民主的议会,往往有着场外的血腥杀戮,故而也被称为“流血的民主”。

库里勒台从大蒙古国到元朝

长久地发挥作用

这样“流血的民主”最终使得蒙古帝国崩溃。

1259年,第四任大汗蒙哥在南征南宋时暴崩,两个具有竞争汗位资格的弟弟忽必烈与阿里不哥各自称汗引发内战,而成吉思汗四子家族早已在多次汗位更迭中矛盾重重甚至势如水火,便都趁此机会据地自立,幅员辽阔的蒙古帝国便在军威最盛,国力最强之时分崩离析。

经过四年战争,忽必烈战胜阿里不哥,而在战后形成了窝阔台、察合台、术赤三大汗国反对他,旭烈兀的伊儿汗国以及成吉思汗四弟家族支持他的局面。

忽必烈无力用武力将自己的反对者压服,只能退而经营自己的地盘。在战胜阿里不哥的战争中,汉地世侯(蒙古灭金过程中归附的汉地军事实力派,受到册封,官位可世袭,因此叫世候)和汉人幕僚居功至伟,再加上忽必烈本身倾心中原皇帝制度,以唐太宗李世民为榜样,从而效法汉法,即皇帝位,建立了元朝。
从大蒙古国变身元朝

关于蒙古帝国与元朝的关系该如何看待,可以从忽必烈定立祖庙上看出他自己的想法。至元元年(1264年)忽必烈“初定太庙七室之制”,尊皇祖成吉思汗为太祖。五年后又定太庙为八室,加上皇曾祖,也就是成吉思汗的父亲也速该,尊为烈祖,并给太祖成吉思汗上谥号为圣武帝,给烈祖也速该上谥号为神元帝。

这样的谥号是学习鲜卑建立的北魏。北魏始祖拓跋力微的谥号是神元帝,力微之父诘汾的谥号是圣武帝,这些都是北魏开国君主太武帝拓跋珪追赠的谥号。忽必烈定立祖先谥号,便是学习北魏。成吉思汗大致相当于北魏历史上的拓跋力微,窝阔台至蒙哥等大汗,大致上相当于北魏道武帝以下平城诸帝,而他自己,则是开创新时代的开国皇帝。

忽必烈欲向北魏取经集权

却因为帝国太大而很不理想

当然,蒙古毕竟与鲜卑不同,前四汗所开创的帝国幅员辽阔,那些独立的汗国毕竟在名义上还是“大蒙古国”的封臣,忽必烈做了皇帝,也不可能放弃蒙古大汗的身份。他始终没有放弃对西方各汗国的招抚,元朝内部各家族的汉地份地也始终保留着。虽然他终生也没能看到所有汗国向他臣服,但在他去世后,继承他皇位的元成宗铁穆耳却实现了他的夙愿。

1304年,随着对忽必烈汗位继承权最大的反对者,窝阔台家族的海都的去世,蒙古各汗国之间的战争结束。察合台汗国之汗笃哇、窝阔台汗国之汗察八儿、金帐汗国(术赤汗国)之汗脱脱、伊儿汗国之汗完者都共同约和,向元朝表示臣服。此时忽必烈已经去世,在位的是他的孙子铁穆耳。于是铁穆耳获得了爷爷未能获得的荣耀,正式成为了“众汗之汗”。

可以说,在此之后,忽必烈家族成为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族长,在家族中获得了公认的“长房”地位。但元朝对各汗国并没有直接统治权,只有名义上的尊荣。各汗国君主都不称“可汗”(或译为“合罕”),而只是“汗”。各汗国铸造的货币,正面都要印有元朝皇帝名号,而背面才能是自己的名号。史学界往往称忽必烈家族是蒙古大汗兼元朝皇帝,但也许称为元朝皇帝兼蒙古贵族大族长更符合事实。

忽必烈建立元朝,在制度大力向中原王朝的集权皇权迈进。在中央,设置行政、军事、监察机构, 即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中书省是全国最高行政机关,总理全国行政事务。中书省长官由皇太子担任,但只是名义上的,实际长官是中书右丞相,有时也叫平章政事代丞相之职。中书省下设六部: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各部均设置尚书。

在地方上设立行书省, 简称行省或省, 置丞相一人, 掌管全省军政要务。全国除“腹里”直属中书省和西藏地区由宣政院直接管辖外,共建十个行省:岭北行省、辽阳行省、河南江北行省、陕西行省、甘肃行省、四川行省、云南行省、浙江行省、江西行省、湖广行省。“腹里”管辖山东、山西、河北及内蒙之大部或部分之地由中书省直接管理。

对于“库里勒台”选举大汗的制度,忽必烈弃之不用,而改用立储制度,所谓“鉴於前事,知汉法玉信者,实宗社至计,乃定策立真金为皇太子。……授皇太子玉册金宝,太子有册礼始此。”

一整套的制度设计,都靠许衡、王文统、姚枢等汉人儒士的谋划,忽必烈可谓对之言听计从,尤其是王文统,“元之立国,其规模法度,世谓出于文统之功为多”。虽然王文统因有参与李璮之乱的嫌疑而被诛杀,并连累到汉人儒士集团,使得忽必烈“始疑书生不可用”。但其实忽必烈并没有如一般史书而言对汉化或者说儒化感到“后悔”,其中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捏造的“九儒十丐”与“人分四等”

这里需要说一下元朝的所谓“人分四等”、“八娼九儒”。所谓“八娼九儒”,意思是元朝将所有人按照职业编户,儒生编为儒户,地位很低,比娼妇低一等。这说法的来源,是两位南宋移民:谢枋得和郑思肖。

谢枋得在其所著《叠山集》卷六《送方伯载归三山序》中写道:“滑稽之雄,以儒为戏者曰: ‘我大元典制,人有十等: 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也; 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后之者贱之也。’吾人品岂在娼之下、丐之上乎。”郑思肖在《心史》中的《大义略序》中也言:“鞑法: 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各有所统辖。”

元朝设立户计制度,称为“诸色户计”,是将全国的人户以职业、民族、宗教信仰的不同而划分为数十种户计的制度,是为了更好的进行全国人户的管理,也是为了役使全国民力的方便,这算是用军事思维治理国家的表现。不过,各个户计并无专门规定高低上下,只是各有权利义务罢了。

例如民户,主要便是农民,其义务便是缴纳粮税,匠户是为官府服务制作各种器物,军户便是世代当兵,朝廷需要的时候要出而作战。士人也被编户,称为“儒户”。儒户的义务是“就学”,也就是在书院里教书学习,并且在国家遴选吏员的时候参与考试。而儒户履行就学备选的义务,便享有免除兵役、劳役以及领取奖学金性质的“廪金”的权利。

谢枋得和郑思肖都是南宋遗民,对于元朝灭宋,有着山河破碎社稷沦亡的悲痛,自然满腹牢骚。但他们的说法并不可靠,清代便有学人考证“知其为不然”。及至近代,一些元史大家,如陈垣、姚从吾、邵循正等先生也都曾指出这一说法并不符合事实,陈垣先生更是在自己的名著《元西域人华化考》中直言:“九儒十丐之说,出于南宋人之诋词,不足为据。”

宋亡后

郑思肖所画之兰皆无根

儒士在元朝的地位并不低,且不说元世祖忽必烈时代的金莲川幕府中的众多文士,如许衡、姚枢、窦默、刘秉忠、郭守敬等等几乎都出任高官,乃至宰辅、“三公”。世祖之后各朝也有众多汉人儒士出任高官,比如张养浩、李孟、虞集、许有壬、苏天爵等等。有他们的存在,把儒户定成连娼妇也不如,是不可能的。

至于“人分四等”,其实是后世的总结,在元代所有的典章制度和诏令条格上都看不到人分四等的规定。

后世有这样的看法,是因为看到元朝在任官上,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等级森严,亲疏有别。这在帝制时代其实是惯例,任何一个王朝诞生,都会依据效命的先后亲疏有别。例如唐朝,关陇世族是第一位,山东(崤山以东)为第二位,江南则为第三位,有唐一代,直到末期天下分崩,这种情形才有所改观。元朝也是如此,看似按照效命先后,有蒙古、色目、汉人、南人的区别对待。但仔细分析,受到的信任程度也会因皇权的需要而有所升降。各色人等都会因时势不同或获得高位或置之闲散。

而这种等级若是放在整个社会观察,并没有明显的区别。汉人、南人富甲一方,权势赫然的大有人在,而蒙古、色目平民因为穷苦卖身为奴者也比比皆是,元朝廷还需要经常拨钱赎买蒙古人为奴者。

作为一个帝王,尤其是将封建制帝国引向皇权集权制帝国转折期的帝王,忽必烈首先要考虑的是集权的最终完成,以及在完成过程中不能有太大的反弹和破坏。蒙古人也好,色目人也好,汉人也罢,只要可用便要用,即使心中亲疏有别,对于帝王来说,民族属性至少不会是第一要考虑的要素。
阻止秦化的“漠北旧制”

蒙古帝国留下的最大遗产,也就是所谓“漠北旧制”,便是贵族封建制度,宗王贵族对于可汗或者说皇帝的权力有着很大的制约。忽必烈首先要考虑的,便是利用儒士所掌握的千年来中原皇朝的制度经验来重新铺排帝国统治秩序。但儒士集团虽然赞同大一统,其制度设计也大有利于皇权集权,但也主张儒士作为道统、天命的代表来制约皇帝的为所欲为。这又是忽必烈所不能接受的。

所以,在王文统被杀后,忽必烈大力启用出身低微的所谓“理财派”来掌握中枢权力,既是为了提高理财的效率,也有着藉此夺“中书、勋旧之权”的用心。同时,忽必烈也在不断地在理财之臣、儒臣和蒙古勋贵之间有所取舍升降,三大理财权臣,阿合马、桑哥、卢世荣,虽都有一时权倾朝野,但最终也不过是忽必烈的棋子,并都在蒙古宗王勋贵以及儒士集团的夹击下身死族灭。

忽必烈可算是一个一生充满戏剧和悲剧的人物。他得享高龄,八十岁才寿终正寝,算得功成名就。但最大两个目标至死也没实现,一是未能获得各汗国对自己的承认,二是未能完成皇权集权。在他去世后,元朝仍然是封建色彩浓厚的帝国,正如姚大力所言:“元朝制度体系中‘大汗-皇帝’的双重角色结构,使元政权与金、清等北族王朝相比,带有更多的贵族制色彩。”

“漠北旧制”对于皇权的制约,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皇帝合法性需由贵族承认,因此皇帝对贵族的权利不但要予以保护和承认,不能随意剥夺,甚至要以制度性、贿赂式的赏赐换得支持。一旦未能满足贵族的要求,皇位便难以稳固。

其二,帝国的官僚系统,尤其是中枢宰辅被贵族所垄断,皇帝虽有任命权,但选择范围只能是“大根脚”贵族,而贵族出任官员,君臣之间的羁绊靠的是家庭式的情感和传统的身份,并非中原中央集权皇权下官员与皇帝是雇佣关系,“官僚权力只是皇权的延伸,而不是一种独立的权力” ,对于皇权的依附性不强,使得相权颇重,君相关系一直比较明显地体现着“委任责成”的特点。

皇帝的合法性需要贵族承认,主要体现在皇位继承上。以集权皇权而言,“预立储君”是君王“圣心独断”的机务,臣下参与是大忌。而于草原封建制而言,君主的继承者则关系到全体贵族的利益,宗室勋臣均有发言权。

到忽必烈建立元朝,建立立储制度,“立真金为皇太子。”但是,据《瓦萨甫史》记载,在预立真金为储君一事上,忽必烈也无法完全撇开贵族的意见。宗王重臣举出蒙古惯例质疑道:“在‘世界诸王的征服者’成吉思汗的札撒中从未有这样的规定”。只是靠着忽必烈自身的崇高威望,才使得贵族们订下“盟书”表示接受。而真金太子未能继位而薨,忽必烈又没有再册立太子,使得库里勒台在元朝皇位继承上继续发挥了作用。

忽必烈去世后,元成宗铁穆耳的即位便是在库里勒台上决定的。面对“亲王有违言”的局面,成宗获得以伯颜、玉昔帖木儿为首的重臣贵族支持,才顺利即位 。成宗之后,武宗、仁宗的即位仍然举行了“库里勒台”以获得宗王贵族的认可。

元成宗通过库里勒台即位,合法性较高

重新成为蒙古共主

正是因为即位资格和合法性需要宗王贵族的“库里勒台”来认可,成宗、武宗两朝的“滥赏”十分严重。成宗刚一登基,各种赏赐便使得国库空虚,以至于中书省臣谏言:“陛下自御极以来,所赐诸王、公主、驸马、勋臣,为数不轻,向之所储,散之殆尽。今继请者尚多,臣等乞甄别贫匮及赴边者赐之,其余宜悉止。”

武宗更是登基仅四个月,便“帑藏空竭,常赋岁钞四百万锭,各省备用之外,入京师者二百八十万锭,常年所支止二百七十余万锭。自陛下即位以来,已支四百二十万锭,又应求而未支者一百万锭。”

仁宗因是以武宗“皇太子”身份即位,滥赏与成宗、武宗相比较少,但也一次赏赐便“赐金三万九千六百五十两、银百八十四万九千五十两、钞二十二万三千二百七十九锭、币帛四十七万二千四百八十八匹。” 而正是因为以皇太子身份即位,元仁宗较为强势,足以进行改革,对宗王权力进行限制,至大四年(1311年)冬罢废诸王断事官,皇庆二年(1313)四月废除诸王份地达鲁花赤由封主自己任命的旧制,而以朝廷委派流官担任。

但他因要违背与武宗“兄终弟及,叔侄相传”的盟约,需要宗王贵族支持,到仁宗晚年,各项改革又陆续废止。延祐四年(1317年)六月,敕诸王、驸马、功臣封地仍旧制自辟达鲁花赤。诸王的滥封滥赏又逐渐开始,延祐五年一年礼部奉旨铸三公等印竟达二十六颗之多。

强行集权导向灭亡

元英宗是仁宗之子,是元朝第一位父死子继,且未通过“库里勒台”推举而即位的皇帝。再加上他即位时不及弱冠,年轻气盛,对宗王勋贵大力打击,力图建立集权皇权,“锐然减罢崇祥、福寿院之属十有三署,徽政院断事官、江淮财赋之属六十余署” ,斩断了勋贵谋财之道,对于勋贵大臣乃至宗王犯法的惩处极为严格,以至于“廷臣懔懔畏惧” 。

尤其是英宗对于宗王的赏赉大幅度减少,赏赐诸王、百官的黄金只有仁宗时的八分之一,白银只有二分之一,钞票虽然增加了五倍,但此时钞票贬值严重,实际价值仍是减少。至治二年三月,更“以国用匮竭,停诸王赏赉”。

结果,英宗遭到宗王勋贵的强力反击,在“南坡之变”中被杀。参与事变者,几乎囊括了所有宗王勋贵,“逆党胁从者众”,只有血缘最为疏远的成吉思汗叔父答里台的后裔买奴能够“自拔逆党,尽忠朝廷” 。

泰定帝是因“南坡之变”而即位,但也履行了皇族重臣推举的程序,是在“迤南诸王大臣、军士的诸王驸马臣僚、达达百姓每,众人商量”的情形下才成为皇帝。而为了酬谢贵族的拥护与支持,泰定帝恢复了被英宗停发的宗王赏赉,将仁宗、英宗时代一降再降的赏赐额度提高,一次性便赏赐金七百余锭、银三万三千锭,钱及币帛若干。同时大力封赐王爵,连封二十四个王,几乎包含了皇室各支系。

元朝皇权受到制约的另一个表现,是官僚系统,尤其是中枢宰辅被贵族所垄断。元代官员,首重“跟脚”,也就是出身。而中书宰辅,更是要以“大根脚”方能出任,尤其是成吉思汗时期所定的“四大怯薛长”(木华黎、博尔术、赤老温、博尔忽)家族,更是几乎垄断了中书丞相的职位。而即使不是四大怯薛长家族,出任宰相者也是皇帝的怯薛。

怯薛的前身,是蒙古旧制的“那可儿”。那可儿意为“伴当”,并非毫无权力予取予求的奴仆,与君主之间有着类似家人的羁绊关系。符拉基米尔佐夫在《蒙古社会制度史》中便对那可儿有精确地定义:那可儿是“以战士的资格为氏族和部落首领服役的自由人,类似于亲兵或卫士”;“古代蒙古首领的那可儿与首领共同生活、同患难、共安乐,是他们的家人”。这种关系是建立在臣对君忠诚,而君对臣信任尊重的基础之上。

而以怯薛出任宰相,一方面出现内外朝之争消弭于无形的情况,内外朝一体,避免了皇权与相权之争导致的政治动荡。但另一方面,贵族出身的宰相乃至官员,对于皇权本身依附性不强,并非皇权衍生而出的办事机构,自有其相对的自主性。

即使如元世祖忽必烈这样的强势帝王,面对被贵族所把持的中书省,也需要用身份低微、跟脚不高的阿合马、桑哥等人别立尚书省来夺中书、勋旧之权,即所谓“元世任用勋旧,诸人皆新进,若与之同官,势必出其下,不可得志。惟别立尚书省,而中书之权遂夺。”

成宗朝,宰相完泽独秉大权,“宗藩内外官吏人等,咸听完泽约束”,武宗朝宰相乞台普济等人“总理百司庶务”,仁宗朝宰相铁木迭儿“居首相,怙势贪虐,凶秽滋甚”仁宗只能以萧拜住为平章“稍牵制之”,英宗朝宰相拜住“独任以政”等等。

君权、相权虽不能说完全各司其职,泾渭分明,但皇帝端拱于上,而宰相掌管一切政务的局面却已是惯例。

这种局面,直到“两都之战”后才有所改观。1328年,泰定帝病逝于上都。而在大都留守的原武宗旧臣燕铁木尔等人发动政变,拥立武宗之子文宗为帝,并经过两个多月的激烈内战,击败上都的泰定帝一系。

在这场变乱中,大量宗王贵族或战死或被杀,使得元朝蒙古宗室贵族损失惨重,实力大衰。而扶立文宗的首席功臣燕铁木尔既非宗室诸王,又非皇帝怯薛,并无牢固的传统地位来参与皇位之争,而他靠着军功拥立成功,其与皇帝的关系,摆脱了“漠北旧制”的传统君臣关系。燕铁木儿成败在于拥立是否能够成功,而成功之后,其权势富贵也来源于其拥立的皇帝。因此在文宗皇位稳固后,燕铁木尔虽成为独秉大权的权臣,但其权力完全来源于皇帝,其行使之权不是相权,而是皇权了。

两都之战后,元朝皇权空前加强。皇位传承不再需要宗王贵族的推举,文宗之后的宁宗、惠宗的即位,都是由皇帝权臣一二人便决定。宗王贵族完全被排除出权力中枢,成为皇帝予取予求的对象。同时,怯薛集团对宰相职务的垄断,以及相对独立的相权也难以再延续。从燕铁木尔开始的宰相,如伯颜、脱脱等,虽都有怯薛之名,而不再有怯薛之实。成为宰相不再是因为传统的身份,而是有功于皇帝,从而成为皇权的代言人。

在元朝的末代皇帝元惠宗时期,元朝的集权皇权达到顶峰,皇帝基本可以乾纲独断。宰相不再有独立相权,著名的贤相脱脱便是因为总有独立任事倾向而被两次罢相,最后更是得到流放赐死的结局。至正十四年(1354年)十一月,惠宗下诏:“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凡奏事先启皇太子。”皇帝用储君掌管政务,元朝的“委任责成”的宰相制度也便终结了。

如果还有早期的宰相纠错机制

元顺帝看看十六天魔舞也亡不了国

最能展现此时皇权扩张的,便是科举的大为兴盛。有元一代共举行了十六次廷试, 其中有十次是在惠宗时举行;元朝总计录取进士一千一百三十九人, 而惠宗时代就录取了七百人。

科举虽被今人认为是儒化的制度,但其实科举原本并不符合儒家的理想,而是纯正的皇权思维。在两汉魏晋时代,虽然皇权逐渐扩张,但儒家士人仍牢牢掌握着人才的举荐权,即所谓察举制度。皇帝拥有官员的任命权,但所任命的官员则要来自世家士人的举荐。这虽然最后导致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但也因此儒家士族对皇权有着相当的制约,就如阎步克在《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所言:士大夫“横亘于君主与庶民之间,维系着相对独立的‘道统’,并构成了以独特机制约束政统的分力”。

隋唐兴起科举制,便是皇帝将选官任官之权全部抓在手中的开始,所谓“天下英雄入我彀中”,从此儒家失去了最后一个在现实上制约皇权的手段。

元朝之所以长时间未能复开科举,复举之后规模也很小,一是因为科举实行六百年来,弊端丛生,无论是仕元的以许衡为代表的士人,还是甘为宋遗民的以赵文、谢枋得为代表的士人都对科举深恶痛绝,科举主力都不积极,科举也就被搁置了;二便是因为贵族制度仍在,对于科举有着很大的抵触,即使有科举之士,也难以进入权力核心。

但到了元惠宗时期,贵族大衰,皇权大盛,科举制终于可以大行其道了。但此时元朝很快就进入风雨飘摇,皇权独尊又导致皇帝本身的能力和态度直接影响国运,元惠宗的乱政、怠政使得元朝失去一次又一次复兴的机会,终于油尽灯枯,科举搞得再好也缓不济急了。

1366年,元朝举行了最后一次科举,仅两年后,元大都便在南方明军的攻打下陷落。

元朝究竟是个怎样的朝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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