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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袭来战争前后的日本镰仓幕府

本文作者: 1周前 (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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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袭来战争前后的日本镰仓幕府

相信很多读者都知道,在元日战争之时,与蒙元帝国交手的是镰仓幕府,其领导者叫做北条时宗(1251-1284)。因为成功领导镰仓幕府军击退蒙古·高丽联军,北条时宗显而易见地成了后世日本人心中的英雄人物。但恐怕很多人并不了解的是,这个蒙元帝国的对手究竟是怎样的存在?

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进一步提出四个更具体的问题:第一、镰仓幕府是个什么性质的组织?第二、镰仓幕府和公家政权是什么关系? 第三、北条时宗在镰仓幕府中是什么角色? 第四、蒙古袭来给镰仓幕府带来了什么?

首先让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镰仓幕府是个什么性质的组织?

提起日本的中世时期(约11世纪末-16世纪),常常会浮现出“武家时代”“武士社会”这样的词汇,因而,武士们的统辖者镰仓幕府时常被等同于中世的国家政权。但有一些日本史知识背景的读者可能知道,在距离镰仓千里之外的京都,还有以天皇或上皇为首的公家政权存在。弄清楚武家和公家各自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是理解日本中世国家的关键点。

一般来说,关于镰仓时代的国家体制,有“权门体制论”或“东国国家论”“二重政权论”“二元王权论”的解释模式。

其中,后者认为镰仓幕府与公家朝廷是两个各自独立的政权,天皇与将军同为日本“国王”,特别是亲王将军的出现,使得两个国家、两个王权的并存成为现实;前者则倾向于认为,武家和公家都是中世国家统治机构的组成部分,再加上大寺院和大神社组成的寺社势力,三者相互配合、相互补充,共同执掌国政,组成了国家权力机构。镰仓幕府是掌握军事、治安管理权的暴力机关。

天皇依旧高高站在身份制和领主统治体系的顶峰,是掌握神祇祭祀权、官职授予权等权力的唯一“国王”,上皇则作为国王的“后见”(监护、辅佐者)代行政务,寺社“护持”国王,镰仓幕府“守护”国王,各司其职,互相协作。

众所周知,在镰仓幕府内部,幕府的最高领导人叫做“征夷大将军”,这是源赖朝创立幕府多年之后才获得的朝廷官职。与将军结成主从关系的武士就是“御家人”。在治承·寿永之乱(1180-1185,即源平战争)之际,镰仓幕府没收敌方势力的土地,将这些土地权益的一部分赠予己方的御家人,任命他们为“地头”(庄乡地头)。

在战争过程中,为了适应大规模作战的需要,又设立了总追捕使(后来改称“守护”)。这样,随着幕府御家人的领地向全国各地扩散,镰仓幕府也发展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军事机构。将军以下是源赖朝的外戚北条氏世袭担任的“执权”一职,在源赖朝死去以后,逐步形成了以执权为首,以评定众会议为最高决议机关的“执权政治”。北条时宗的权力就从这里诞生。

镰仓模型(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藏)第二个问题,镰仓幕府和公家政权是什么关系?

幕府与公家政权的关系,在日本一般叫做“公武关系”,历来是历史学界的研究热点。总体来说,除了承久之乱(1221)的短暂对立之外,镰仓幕府与公家朝廷都处于相互协作的较为友好的关系。朝廷之中设有“关东申次”的职务,也就是“关东联络官”,幕府则在京都设置了“六波罗探题”,即“幕府驻京办事处”,二者是关东的幕府与京都朝廷的联络机构。

朝廷有事之时,就按照朝廷—关东申次—六波罗探题—镰仓的路径传递信息。特别是在源氏将军三代而亡以后,幕府从朝廷中迎来藤原摄关家的子弟或亲王做将军,这么一来,将军本身也就成为了京都朝廷的代表。

朝廷与幕府的关系,若是按照权门体制论,算是特殊的上下级关系;若按照二元王权的学说,在关东申次设立以后,幕府就已经不再是权门体制的一部分,镰仓幕府和京都朝廷之间的关系更类似于国与国之间的外交。

镰仓幕府本身对朝廷的事务是比较消极的,不干涉,也不愿意主动介入。对未设地头的庄园,幕府没有执法权。至于那些和幕府属下的地头、御家人无关的事务,幕府原本也没有兴趣插一脚。甚至即便在地头和贵族庄园领主发生冲突之时,幕府也尽可能地保持中立的“第三方”立场,而非偏袒自己的属下。

幕府在京都设立六波罗探题以后,朝廷逐步依赖六波罗的武装力量解决寺社纠纷等疑难问题。到了蒙古袭来以后的镰仓时代后期,六波罗的执行能力也越发困难,朝廷便进一步依靠镰仓幕府的力量。当蒙古帝国的阴云逼近之时,幕府第一时间向朝廷通报了情况,而后双方共同在“异国降伏祈祷”等方面协作应对。

六波罗探题遗址碑接下来我们来回答第三个问题:北条时宗在镰仓幕府中是什么角色?

镰仓幕府将军一个人说了算的时期非常短暂,随着源赖朝死去也就算结束了。此后经历了比较稳定的执权政治期(也就是以执权为首的评定众合议政治),权力逐渐向北条氏嫡系一脉集中,形成了所谓“得宗专制”的体制。

关于执权和得宗,细川重男有一本名为《执权》的小书。所谓得宗,就是被视作北条氏嫡系一脉的北条时政、北条义时、北条泰时、北条时氏、北条经时、北条时赖、北条时宗、北条贞时、北条高时,也就是所谓的北条九代。北条得宗家世袭担任幕府执权,但到北条时宗以后,得宗的地位已经与执权的职务分离,继承北条氏嫡传血统的得宗不一定要出任执权,担任执权者也不一定非得是得宗,权力高度集中在得宗的手中。

得宗一词也写作德宗或德崇,来源至今尚存争议,细川重男推测可能是北条时赖赠予北条义时的禅宗系追号。镰仓时代后期,对得宗的称呼还有(相模)太守、副将军、副元帅等。后二者比较清楚地表明了,得宗在镰仓幕府之中,是仅次于将军的“二号人物”。但在北条时宗以后,得宗事实上已经是将军权力的代行者,在镰仓幕府说一不二。但得宗并未有上位为“一号人物”的想法,而是安于“御后见”(监护、辅佐者)的身份。

出生在北条得宗家,作为老谋深算的政治家北条时赖之子的北条时宗,一出生就走上了通向幕府统治者的道路。北条时宗成年礼时,他的乌帽子亲(加冠者)是将军宗尊亲王,年仅10岁时宗就担任了幕府要职小侍所别当,13岁时父亲北条时赖死去。但北条时宗已被确定好的人生道路并未中断。

根据北条时赖生前的安排,赤桥(北条)长时出任执权、北条政村出任连署,负责辅佐北条时宗成年。14岁时赤桥长时因病辞职,北条政村继任执权,北条时宗担任了连署(即执权的副手)。15岁时,北条时宗被朝廷授予相模守的官位——这是历代执权、连署担任的官位之一,象征着时宗作为北条家正统继承人的身份得到了朝廷的承认。

16岁时,幕府审判机构引付方被撤销,规定(至少形式上)“重事”悉由时宗本人“听断”。两年后,高丽人潘阜携蒙古国书来到日本,闰正月5日国书送抵镰仓,2月幕府命令进入战争状态,3月5日执权和连署二人换位,北条时宗接任执权,北条政村则任连署辅佐——年仅18岁的北条时宗就这样成为了“战时执权”。

北条时宗在北条时宗整军备战的过程当中,得宗的个人权力也得到了空前的强化。当然,这也是这位“战时执权”维持战时体制所必须的。论身份,北条得宗作为北条氏的家主,无非只是一介御家人而已,至多是御家人的首班。北条得宗与镰仓幕府的御家人并无主从关系,而是作为镰仓幕府统治机构的代表行使统治权。

但在得宗强化权力的过程中,有的御家人事实上成为了得宗的从属,甚至出现了成为御内人(得宗家臣)的御家人。北条时宗绕开评定众会议,设立了一个名叫“寄合”的秘密会议。

被北条时宗选为寄合会议第一代成员的有五人:安达泰盛(时宗妻兄)、平赖纲(御内人,得宗家政机构公文所执事)、诹访盛经(御内人,前得宗家公文所执事)、太田康有(法务官僚)、佐藤业连(时宗的秘书)——换言之,这就是一个北条时宗的外戚、家臣、秘书的组合。但就是这样一个亲信机构,作为北条时宗的执行和咨询机构逐渐发挥了很大的权力。

甚至到了北条时宗以后,取代评定众成为了幕府的最高决议机关,正式由一个私下秘密会议变成了最高权力机构。细川重男指出,寄合的设置和发展,就是北条时宗与他的继任者权力不断集中、个人专断不断加强的写照。作为“战时执权”所获得的权力,最终作为镰仓幕府的制度固定下来。这就是忽必烈的这位对手的真实面貌。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除了“得宗专制”这一幕府中央统治结构的变化之外,蒙古袭来给镰仓幕府带来了什么?

前面提到,镰仓幕府是京都朝廷之下的军事机关,同时也是一个有着高度独立性的,以关东地区为基础的政治实体。但幕府对与将军无主从关系的武士或武装力量,原本是没有调动的权利的。对于不设置地头的庄园,镰仓幕府也没有介入的义务和权利。当然,幕府本身也对介入庄园领主和贵族社会的地盘没有多大兴趣。

但空前的战争危机正在改变这一切。

文永五年(1268)正月1日,蒙古使者潘阜持国书抵达大宰府。闰正月5日国书到镰仓。2月27日,幕府就命令西国各守护动员所属的御家人,进入战备状态。前面讲到,就在几天后,北条时宗出任了“战时执权”。

考虑到西国军力不足,文永八年(1271)9月,幕府又命令凡在西国持有领地的东国御家人都到西国去,听从西国地区守护的指挥,进入战备。文永九年(1272)初,北条时宗派遣了一名代理到前线,并将北九州的筑前、肥前设定为战争前线,让御家人轮番戍卫。就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文永十一年(1274)10月发生了第一次蒙古袭来。蒙古·高丽联军在给北九州守军以重创之后撤军,看上去似乎幕府“打赢了”,但北条时宗很清楚,真正的考验还没有到来。

仅一个月以后,镰仓幕府就命令西国地区守护,动员全体“本所一圆地住人”也就是贵族、寺社领地内的非御家人武装力量,命令他们投入战备。可能会有读者误会,以为只有镰仓幕府麾下的御家人才是职业武装,但其实在当时的社会,镰仓幕府御家人也并非常备军,御家人不过是武士的一种形态而已,除了与将军有主从关系的御家人之外,更多的武士或军事力量并没有义务尊奉幕府的领导。

但在史无前例的战争危机面前,北条时宗认识到仅仅依靠御家人作战是不够的。这是镰仓幕府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从这时候开始,幕府获得了对全国一切军事力量的调动权。

防元石垒建治元年(1275)2月,镰仓幕府严整“异国警固番役”,将九州分成四个部分轮番戍守前线。4月,蒙元使节杜世忠来到日本(9月杜世忠被斩首)。由于杜世忠没在九州上岸,而是直接在本州岛西部的长门(山口县)着陆,后知后觉的幕府这才意识到本州岛西部也有遭受蒙元军船袭击的可能。

于是,当年5月幕府调动本州岛西部御家人加强长门防卫。12月,幕府破天荒地决定“异国征伐”,即以攻为守,主动出击(实际上没实施),同时开展山阴、山阳、南海道御家人兵力、船只清查,整军备战。次年(1276),开始建造博多湾石垒——这些石垒在第二次蒙古袭来时将发挥极大用处。弘安三年(1280)12月,幕府再度严令加强防御。四年(1281)5月,蒙古·高丽联军再度来袭。

由于忽必烈仍有发动第三次征日战争的打算,镰仓幕府也就继续维持了战时体制,指挥全国的武装力量和寺社,将“异国警固番役”和“异国降伏祈祷”持续下去。同时,京都的贵族庄园领主也对镰仓幕府更加依赖。由于朝廷没有自己武装力量,更加迫切地需要取得对蒙古战争胜利的幕府维持治安和稳定。

与蒙古袭来几乎同时,13世纪后半叶以后,日本社会的庄园制逐渐动摇,权利纠纷越发激化,暴力纷争频发,庄园领主无力解决,不得不求助镰仓幕府以武力介入。就这样,原本幕府无权介入的“本所一圆地”,先是在蒙古袭来时让幕府获得了征发兵力和物资的权力,而后又让幕府进入对付庄园内的暴力犯罪(恶党)。蒙古袭来以后,幕府的权力越来越扩大,责任也越发加重了。

但此时日本列岛社会已经到了积重难返,各种矛盾喷涌而出的时期。庄园制秩序的动摇混乱、公家政权和天皇家的分裂内斗、御家人的经济贫困……很多事情原本并不在镰仓幕府的职权范围之内,但蒙古袭来以后,镰仓幕府变成了一切矛盾的出口。成功让“神风”刮起,击退蒙古帝国的镰仓幕府,有“克里斯马”一般的专制者北条时宗的领导,但在时宗之后,镰仓幕府的内部的矛盾也开始激化。

初代寄合成员安达泰盛、平赖纲相继在政变中败死。自顾不暇的镰仓幕府已经无力再迎来新的“神风”了。成功击退蒙古帝国的镰仓幕府,在五十年后猝死,北条氏一门集体为幕府殉葬。

蒙古袭来战争前后的日本镰仓幕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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