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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浙江家庭的七十年

本文作者: 3周前 (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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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浙江家庭的七十年

家是最小的国,国是千万家。家庭命运与国家前途密切相关。恰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凤凰网在人间工作室推出特别策划《潮水与我》,以家庭相册的方式,记录大国小家的变迁史。以下为第3期内容:我是来自浙江杭州的金酉鸣,这张照片拍摄于1986年,那一年我5岁,我的父母那时都还年轻。我的父亲曾经是一名工农兵大学生,母亲则以照顾生病的亲弟弟为由躲过了“上山下乡”。我的祖母曾是一名童养媳,她在新中国成立后进入工厂认识了我的祖父;我的外祖母是东北国企里的劳动模范,外祖父是新中国较早的一批大学生之一,他1948年入学,1952年毕业,中间经历了1949年,大学换了两个,毕业后积极响应号召支援东北建设。我的曾外祖父则是民国时期的银行职员兼业余摄影家,参与了新中国的金融建设。

我的曾外祖父骆伯年(字筠),1911年3月出身于浙江杭州一户县衙官吏家庭。1930年,19岁的他与杭州女中校花王多嘉结婚。两年后,他从杭州商业专科学校毕业,考入浙江商业银行,开启了银行职员的职业生涯。

不久后,受银行业内人士影响,曾外祖父开始将 “摄影”作为工作之余的消遣。这在当时是一项既时髦又“高消费”的爱好。1934年,他拍摄了代表作《汲瓮》,由此成为中国摄影史民国摄影家中的重要一员。1930年代,骆伯年与友人、摄影“引路人”余盛明(张大千学生)在杭州超山赏梅采风。

1935年,曾外祖父调入中国银行上海总管理处工作。在上海,他依然进行摄影创作。1937年,由郁达夫亲自题词的他个人摄影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影展——“联谊影展”在上海举办。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从1938年开始他就随着中国银行辗转工作于香港分行、重庆分行和成都分行,抗战结束后的1946年又重新回到上海。骆伯年在杭州西湖摄影。

1949年,曾外祖父拒绝前往台湾,坚守在中国银行工作,等待新中国成立。1950年,他随中国银行总管理处北迁北京,同年借调至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与新中国金融建设,家住前门外双鱼胡同。此后,由于经济条件和摄影耗材匮乏等诸多因素的制约,曾外祖父不再进行摄影活动,并于1951年申请调往家乡杭州工作。他从1953年开始在上海市总工会杭州屏风山疗养院财务科工作直到退休。1940年代,骆伯年镜头中的重庆抗战时期机场。

1931年大年初一,曾外祖母生下了我的外公骆涵翠。他幼年随着曾外祖父辗转在多个地方读书,小学六年在香港度过,初中时期在重庆和成都求学,高中毕业于上海大同大学附中,大学一年级就读于大同大学。1952年,随着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又转入上海交通大学化工系。毕业后,他响应国家号召,坐着蒸汽火车就来到了“共和国长子”辽宁,支援东北重工业基地建设,在抚顺十一厂担任一个煤矿的总工程师。1952年大学毕业的外公,即将前往东北抚顺。

1954年,我的外婆冯焕英走进了外公骆涵翠的生活。外婆祖籍山东临朐,是闯关东到东北的后代,解放前就在东北开始了革命工作。一个来自上海的知识分子和一个东北土生土长的劳动模范,在时代的洪流中走到了一起,组建了家庭。1955年他们的长女——我的母亲出生在抚顺。1964年11月外公和外婆回杭州探亲。

母亲从6岁起就被外公外婆送回了杭州跟着她的爷爷奶奶——也就是我的曾外祖父母一起生活。那正是共和国经济发展最迅速的时候,外公外婆都全身心投入到了煤矿的工作中,无暇顾及子女的饮食起居。杭州迎来了这个东北小姑娘,她逐渐熟悉了和爷爷奶奶在一起的生活,在木场巷的里弄里、中河边上逐渐长大。1977年,母亲于抚顺市雷锋纪念馆留影。

母亲在杭州度过了童年和少年光阴。在杭州高级中学毕业之后,由于她的弟弟患有小儿麻痹症,她躲过了上山下乡,以照顾弟弟之名留在了杭州,并且被分配到下城区教育系统工作,在武林中学代课做过数学老师,也在学校做过出纳和会计。1975年,母亲与杭州武林中学同事在西湖花港观鱼游玩。

我父亲家的经历相对简单一些。我的爷爷奶奶都是工人出身,两个人都在杭州第一棉纺厂工作。我奶奶在小时候就被卖到地主家做童养媳,直到1949年后才有机会进了工厂,认识了在厂里做统计工作的爷爷。爷爷家是绍兴上虞地区做竹匠的。我的父亲出生在1952年,在家中排行第三,文革之前一直在杭州的拱宸桥地区生活和学习,这一带是杭州工厂扎堆的地方,靠近京杭大运河的起点。父亲从小在运河边长大,钓鱼是他儿时的爱好。1968年,16岁的父亲与哥哥、姐姐、弟弟在杭州红太阳广场(今武林广场)留影。

父亲初中一年级时正好遇到文革,学校停课。1968年底,他读书的杭州拱宸桥中学组织动员毕业生报名参军。当时正值全国“老三届”毕业生响应国家号召,积极报名“上山下乡”之际,父亲的姐姐和哥哥读的是大学和技校,国家包分配。按当时的政策,父亲必须报名到黑龙江支边,才有资格在学校报名参军。他瞒着他的母亲去征兵体检处体检,并顺利通过了体检、政审等各项关口,如愿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于1969年3月6日到达驻扎在浙江长兴的6539部队。1969年,父亲和战友于长兴和平吴山渡。

6539部队是一支工程兵部队,主要任务是打坑道、建仓库,储存战备物资,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特别是与前苏联军事斗争的需要,为防打核战争作好准备,通过建设地下军事设施,在坑道仓库里储存各种战备物质,包括武器弹药、通讯装备、航空燃油等。当兵四年,父亲先后在浙江长兴工地、丽水工地和安徽南陵工地从事繁重的国防施工任务,担任过爆破员、排渣员、修轨员等工作。由于工程兵任务的特殊性,每年都有战友在施工中牺牲,也有人因施工条件不善而染上矽肺等各种职业病。1970年,父亲与家人于杭州大华照相馆留影。

在部队的四年,父亲先后参加了新兵连宣传队、团宣传队和分部宣传队,用文艺节目的方式宣传当时文艺战线的主旋律。他参演的现代京剧《沙家浜》,受到广泛好评。在部队,他们每日三餐吃饭都要以连为单位集合、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我是一个兵》、《敬爱的毛主席》等歌曲,然后以班为单位分散,全班战士围成一圈,蹲在地上吃饭。1972年,父亲在部队文工团。

父亲于1973年4月退伍回杭,被拱墅区人武部安排到浙江人民卫生实验院工作。1975年9月,父亲被推荐到上海第一医学院卫生系学习,成为新中国历史上94万基于推荐制的工农兵大学生中的一员。父亲回忆,那时对工农兵大学生的推荐要求很低,没有文化课考试,只要求写一篇关于上大学的认识性文章, 3000字左右即可。三年大学期间,父亲担任班级宣传委员和系团总支委员,与同学们一起经历了“批林批孔”运动,也较为系统地学习了各门医学课程。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制度,父亲和他的同学们在大学最后一年的各门专业课都要通过考试,合格后才能取得毕业证书。1978年8月,父亲大学毕业,回到浙江医学科学院从事科研工作。

1980年,经朋友介绍,父亲和母亲相识。1981年2月,他们在当年杭州延安路上知名的杭州酒家举行了婚礼。

981年2月,骆家合影。前排右三为曾外祖父骆伯年,右四为曾外祖母;中排右三为外祖母,右四为外祖父骆涵翠,后排是母亲,右三为父亲。

1981年11月,我出生。此时,在离父亲工作单位不远的庆丰村,父母亲已经从单位分配到了一个两居室的楼房居住,我6岁之前的时光都在那边度过。附近有鱼塘,那时小伙伴们会拿绳子吊着竹篮子去捞小鱼和小虾。1983年12月,我和父母在杭州庆丰新村后院合影。

父亲在浙江医学科学院工作期间,由于一次动物实验使用的动物数量较多,而且大白鼠或大白兔体积较大,是制作美味佳肴的良好食材,所以动物实验结束后,他们会将对照组动物(即不喂食毒物、正常饲养的动物)宰杀洗净后,大家分着带回家去,或红烧享用,或用酱油腌制、晒干成酱肉制品,日后蒸制食用,成为家中的一道独特美食。1984年,我和母亲在淮北外公外婆家中过年。

1980年,我的外公从东北抚顺调到安徽淮北矿务局910厂担任厂长。期间,他主持引进了美国杜邦公司的生产线生产水胶炸药。这是我和父母1985年在910厂的留影,我们身后的厂房上挂着那个时代的口号:“认真落实《决定》,增强企业活力,再创新的水平!” 这一口号的背景是: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增强企业活力为中心环节的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经过了漫长的改革之后,1998年,国企910厂更名改制。1985年2月,我们一家三口在外公工作的淮北矿务局910厂合影。

1985年11月,我的父亲从浙江省医学科学院调入浙江省卫生防疫站,先后担任浙江省食品卫生监督检验所副所长、浙江省卫生防疫站办公室主任、浙江省劳动卫生与职业病防治所所长、浙江省卫生防疫站站长助理等职。在此期间,父亲参与指导处理现场食物中毒事故、解决食物中毒疑难问题数十起。1986年8月,父亲和同事在普陀山工作。

后来,由于国家卫生体制的改革,防疫站变成了卫生监督所和疾控中心两个单位。2000年6月,父亲毛遂自荐报名参加了省卫生厅组织的处级领导干部“双推双考”选拔,经理论知识考试与面试考核,被省卫生厅党组任命为新组建的浙江省卫生监督所副所长,从此走上了行政管理工作岗位,并一直在党政管理工作岗位上任职。1988年3月,父亲在浙江省食品监督所办公室。

1987年前后,母亲来到了浙江医科大学膳食科工作,此后一直在那里担任会计财务工作。1998年,浙江省四大高校合并,浙江医科大学也就变成了浙江大学的湖滨校区,膳食科这个80年代的名字也被饮食服务公司取代,后来母亲在浙大西溪校区、紫荆港新校区的饮食服务公司都工作了一段时间。1995年5月,母亲()与她的高中同学在公园旅游。

1987年前后,由于父母工作调动,我家的住房也就换到了城里,从庆丰村楼房换到了大学路122号的一所平房。这里由老浙江大学的一片校区住房改造而成,平房中间是我童年抓蟋蟀、养小鸡、种植丝瓜和南瓜的自留地,比起现在的高楼大厦,这里的生活气氛要好很多,小伙伴们一个口哨就齐刷刷地到齐了。 1986年2月,金家全家于杭州。

小学三年级时,我的小学从母亲单位附近的竹竿巷小学转到了家附近的建国二小,直到小学毕业。那时父母亲时常会送我去上课外班,我也经常和小伙伴们坐公交车去上城区少年宫上课。1990年1月在杭州大学路122号家中。

1994年,我小学毕业那年,父母亲为了我接受到更好的教育,让我去离家远一点儿的民办初中勇进中学就读,这所民办学校隶属于杭州四中。我们一个班级共60多名学生,是民办勇进中学的第一届学生,而当年大部分孩子还是就近读书,划片上学,很少有私立学校。我们有时候在杭州四中的教室上课,如果有教育局检查,就会辗转到其他地方上学。我像打游击战一样度过了初中三年。1992年11月, 全家在浙江医科大学招待餐厅给我过生日。

1997年夏天,依然记得是在看着香港回归直播电视的同时,打电话查中考成绩,还算不负众望,我终于考上了母校杭州四中的高中。这所百年名校当年以严厉著称,学生必须穿校服上学;男生不许留长发,女生不许留太短的头发;不许穿名牌运动鞋;不许骑高档山地自行车,等等。青春期的我们,被这些条条框框约束着,不自觉地减少了很多攀比,可能一心只有学习了。1995年1月,我和家人于杭州大学路122号院内。

高中的学习目标简单而单调,高考就是指挥棒,高三那年我随大流选了理科班。2000年,浙江第一次实行了3+1综合考试,我们这批一直是试验田的应届高中生,迎接了这次人生大考。我时常回忆起当年高三的时光,不经历高考,人生可能永远会缺少一点什么。1996年6月,我参加学校在西湖曲院风荷举办的活动。

2000年的高考,我考上了杭州电子工业学院。2004年大学毕业后,我进入上海的一家计算机系统集成公司,被派驻到甲方——位于北京的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总行工作。2006年,我通过笔试和面试加入了中国农业银行开发中心,似乎我和北京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此深深扎根了。2004年6月,我大学毕业,与裘松良院长合影。

在农行工作之后,我开始在业余时间学习摄影并进行创作。当我在《中国摄影史1840—1937》(1987年,胡志川、马运增、陈申等编著)一书上发现曾外祖父骆伯年的代表作《汲瓮》之后,这份惊奇是无以言表的。回想起来,历史似乎在我的身上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在曾外祖父摄影活动戛然而止的北京,我也进入银行工作,并在业余时间拾起摄影,并且一发不可收拾。2004年,我和父母在杭州嘉绿苑小区家中。

2016年,我的女儿“台北”出生,我的父母来北京看望孙女。此前,2013年2月,我的父亲在浙江省疾控中心党委书记任上退休,母亲也退休。他们操劳了一辈子,我希望他们的晚年幸福。2016年11月,北京,父母与我的女儿“台北”合影。

一个浙江家庭的七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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