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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宠信男宠导致太子起兵造反,不只有汉武帝哦!

本文作者: 3周前 (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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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宠信男宠导致太子起兵造反,不只有汉武帝哦!

唐哀帝天祐四年(天复九年,907)三月,朱温篡位,建立后梁。一直沿用天复年号的王建自然不会承认朱温的梁朝,摆出大唐王朝忠臣孝子的架势,传檄天下,号召各藩镇讨伐朱温。朱温势力强大,各藩也都不愿损耗实力,而且“四方知其非诚实,皆不应”。

王建的真实意图是割据称帝,既然唐祚已终,朱温能,我王建为什么不能?而且当时“蜀人请建行刘备故事”,蜀地地方势力也希望王建效仿刘备割据称帝。于是,按照历史传承下来的政治操作,三川大地很快频现祥瑞,“是岁正月,巨人见青城山。六月,凤凰见万岁县,黄龙见嘉阳江,而诸州皆言甘露、白鹿、白雀、龟、龙之瑞”。

天复九年九月二十五日,王建即皇帝位于成都,国号大蜀,改元永平,封其诸子为王。翌年正月,王建在成都南郊祭天,然后大赦境内,改元武成。同年六月,王建加尊号为英武睿圣皇帝,并立次子王宗懿为皇太子。王建于成都称帝,距离当年刘备建立蜀汉已经过去六百余年了。

事实上,王建在称帝问题上还有过犹豫。朱温篡位,唐祚已终成为事实。据蜀地的王建当然也想自帝一方,但是毕竟还顾忌声名,担心背上僭越罪名。王建麾下将佐们大多数的意见是立即称帝建国,他们的理由是:“大王虽忠于唐,唐已亡矣,此所谓‘天与不取者也’!”

众臣之中,唯独一直桀骜的冯涓不赞成称帝,他主张王建以蜀王的身份称制尽量做到“义存故主”,若是日后唐朝复兴,也不至有乖臣节。最后,王建采纳安抚副使、掌书记韦庄之谋,带着成都官民哭了三天,然后“即皇帝位,国号大蜀”。

韦庄出身名门,从北周到隋唐都是高门大族,他是文昌右相韦待价的七世孙、苏州刺史韦应物的四世孙。韦庄力主王建称帝,也足见当时士大夫阶层对唐朝的厌弃。对于王建而言,称帝还是以蜀王身份称制,没有什么实质区别。冯涓的意见关键在于道义,他只不过想在君臣的纲常名教上留下一点余地而已。韦庄的意见是在折衷,用帅吏民为唐朝的丧亡举三日之哀,以表示尽君臣之义。君臣之义用三日大哭买断了,王建称帝也就没有什么心理障碍了,也堵住了一些人的嘴巴。

作为统治者的王建,其执政能力还是不错的。尤其是在那样一个乱世,蜀国相较于中原堪称乐土。虽然出身底层军士,但是王建自封蜀王后,便“留心政事”,“亲决庶狱,人无枉滥”。称帝建国之后,王建更是针对唐末社会种种弊端,整肃吏治,倡导廉政,励精图治。王建开国仅三月余,便于武成元年正月的《大赦诏》中提出了施政基本精神:

革弊从新,去华务实。有利于民者,不得不用,有害于民者,不得不除。公平必致民安,富庶自成于国霸。恩虽不吝,法且无私。赦有者各仰自新,厘革者皆宜共守。俾从涤荡,永致清平。

当然,执政者会说漂亮话并不奇怪,但是从日后前蜀国情来考察,王建说这番话也并非绝对是空头支票。更为可贵的是,王建虽然是目不识丁的文盲,却是一个非常重视士人的统治者,史书称他“虽目不知书,好与书生谈论,粗晓其理”。

唐末中原战乱,很多才学之士避难蜀中,得到王建很好的礼遇重用。著名文人韦庄、许寂,唐名臣后裔张格、冯涓,著名道教学者杜光庭,高僧贯休等皆受到了王建的礼遇。《资治通鉴》称:“是时,唐衣冠之族多避难在蜀,蜀主礼而用之,使修举故事,故其典章文物有唐之遗风。”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同样称王建“善待士,故其膺号所用,皆唐名臣世族”。

至于王建为何礼遇士人,很多史料将其解释为受到唐僖宗影响。《新五代史》中记载王建曾对其左右近臣说:“吾为神策军将时,宿卫禁中,见天子夜召学士,出入无间,恩礼亲厚如寮友,非将相可比也。”陶岳《五代史补》载:“ 王建之僭号也,惟翰林学士最承恩顾,侍臣或谏其礼过,建曰:‘盖汝辈未之见也。吾昔在神策军时,主内门鱼钥,见唐朝诸帝待翰林学士,虽交友不若也。今我恩顾,比当时才百分之一尔,何谓之过当耶。’论者多之。”

王建之所以会礼遇士人,将其解释为受到唐帝影响,其实是过于简单的。在唐末五代的乱世之中,武力的确是获得政治竞争胜利的最重要因素。但是,武力并不能实现治理的成功,礼遇士人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王建蜀国的治理正常化和优质化,以图在割据政权的竞争中胜出。另外,士人的背后是衣冠大族,这种家族的社会资源和政治影响力很大,有时候胜过强大武力。王建礼遇代表士族高门的士人,其目的是为了争取更多的支持力量,提高政权合法性。

在具体政策上,王建治蜀,的确也是劝课农桑,发展生产,轻省赋徭。在武成元年(908)的《大赦诏》中便要求地方官员“不得加一升一合,致百姓积累逋悬,如有故违,必行朝典”。武成二年,王建又下诏蠲免通欠,并规定畿内诸州及各州府当年应征夏税减免百分之二十。武成三年再下《劝农桑诏》,鼓励农桑:“……朕以猥眇托于人上,爰念蒸民久罹干戈之苦,而不暇力于农桑之业。今国家渐宁,民用休息,其郡守、县令,务在惠绥,无侵无扰,使我赤子乐于南亩,而有《豳风·七月》之咏焉。”

王建的治理成效也确实不错,在一段时间的重农宽松政策的作用下,前蜀“仓廪充溢”,蜀国以“地富民饶”而享誉天下。避难蜀中的高僧贯休在《大蜀皇帝潜龙日述圣德诗》中描述王建治下的蜀中“家家锦绣香醪熟,处处笙歌乳燕飞”。都城成都更是繁华空前,韦庄在其《怨王孙》一词中赞美成都“锦里蚕市,满街珠翠,千万红妆”。不仅是传统农业和城市商业发达,前蜀的对外贸易也很兴盛。蜀国商贸通于四方,不仅与中原、江南、岭南各政权保持贸易往来,与东南亚、南亚、中西亚地区亦保持着直接和间接贸易往来。

由于经济高度繁荣,商贸发达,市场对钱币的需求量自是相当大。而由当时前蜀年均铸钱量的巨大,亦可反映当年前蜀的繁盛。据统计,前蜀年均铸钱量达三十三万余缗,超过唐代鼎盛时期天宝年间全国铸钱量最高纪录三十二万缗,更是五代十国时期其他各国所不能比拟的。

军事强大、经济富足,使得王建有了割据一方、自为帝王的资本和底气。王建的蜀国与中原政权并非藩属关系,而是对等平行国家。王建称帝之后,梁帝 朱温遣使者通聘书于蜀,并送上厚礼。朱全忠在致王建聘书中尊王建为“皇帝八兄”,书函中说:“······两国愿通于情好,征曹、刘之往制,各有君臣;追汉、楚之前踪,常分疆宇。······永言梁蜀之欢,合认弟兄之国。”可见,后梁将其视为对等国家,这也可以看出王建及其蜀国的实力。

王建称帝之时已经是晚年,他有十一个儿子,其中长子王宗仁“幼以疾废”,因为身体残疾而失去继承机会,后被父亲封为普王。王建后来择立为太子的是次子王元膺。王元膺原名叫王宗懿,先是受封为遂王。按照史书记载,王元膺这个人是很有才能的,尤其是箭法精湛,“能射钱中孔,尝自抱画球掷马上,驰而射之,无不中”。王元膺深得父亲王建赏识,年仅17岁,即被册立为蜀国太子,不久更名为王元坦。王元膺被册立为太子之后,即被授予相对独立的军政权力,“判六军,创天武神机营,开永和府,置官属”。从王建的角度考虑,这样的设计可能是为了太子有机会获得军政庶务能力的训练。但是,对于太子而言,这毕竟是“年少任重”,更何况太子开府并获得部分军事权力,这又极易构成对现有皇权的冲击。

前蜀永平年间(911—915),蜀人于什邡得到一枚铜牌,王建以为这是天命象征,故而将太子之名改为王元膺,以示承接天命之意。然而少年得志的王元膺多少有点轻狂,与朝中勋旧新贵皆有结怨,最终导致自己身死人手的可悲结局。《蜀梼杌》和《资治通鉴》都记载了王元膺所谓谋反的一件事情,具体事情经过梳理如下:
永平三年(913)一日,太子王元膺召诸王大臣宴饮,大部分王公大臣都去了,只有王建的假子集王王宗翰、内枢密使潘峭和翰林学士承旨毛文锡没去。王宗翰是王建的假子,也就是义子,受封为集王,与太子元膺也算是兄弟。

太子便认为集王的缺席是潘峭和毛文锡离间的结果,于是进宫向王建告状,说 “潘峭、毛文锡离间兄弟”。王建对这个太子很重视,很是相信他的话,雷霆震怒一番,下旨贬逐潘峭和毛文锡。

原本事情到此就可以结束了,但是一个人的介入改变了一切。王建的近侍枢密使唐道袭也参加了太子的宴会,正当太子忿恨王宗翰未出席之时,太子的亲信大昌军使徐瑶、常谦却一直看着唐道袭。唐道袭与太子原本就有嫌隙,看到这场面,自然害怕逃走。

当太子进宫向王建痛陈潘峭、毛文锡等人的罪过后,唐道袭却向王建构陷太子,说:“太子谋作乱,欲召诸将、诸王,以兵锢之,然后举事耳。”王建原本就是猜疑心很重的人,听了这番话,半信半疑,躲在深宫,闭门不出。唐道袭借机请求召屯营兵入宿卫,得到王建的同意,宫中遂内外戒严。事实上,太子并无造反计划,自然没有军事准备,得知宫中动作,才仓促应对。太子手中有天武神机营为基本武力,于是以天武甲士自卫,又抓捕潘峭、毛文锡,经过一番严刑拷打,然后囚禁于东宫。

既然已经动手,就绝无收手可能。太子又出兵抓捕了成都尹潘峤,囚于得贤门。连首都行政首长都抓了,太子这明显已经是造反了。太子手下的将领徐瑶、常谦等各帅所部军事力量进攻唐道袭所统屯营兵军,目标就是皇宫了。

唐道袭率军抵抗太子部队,中流矢而伤,太子率军逐至城西,将其擒获斩杀,而且屠戮众多屯营兵。事发突然,举国惊扰,躲在宫中的王建一筹莫展,不知如何解决这场危机。那位被太子囚禁的潘峭之兄潘炕对王建说:“太子与唐道袭争权耳,无他志也。陛下宜面谕大臣以安社稷。”

潘炕的意思是既然唐道袭已经死了,就不必再和太子决裂了,毕竟是亲父子。不过,这场兵变也必须有个责任人。于是,王建下旨发兵讨伐所谓的作乱者徐瑶、常谦等人。徐瑶战败身死,常谦与太子逃奔皇宫外面的龙跃池,藏于船中。第二天早晨,太子出来向舟人乞食,这龙跃池是皇家池苑,舟人也是宫中人,于是向王建报告此事。王建想息事宁人,于是派了那位没有出席太子宴会的集王王宗翰前往抚慰太子。没想到,等王宗翰到的时候,太子已经被卫士杀死。王宗翰与太子原本就有矛盾,这场风波与他多少有关,因此王建便怀疑太子是王宗翰所害,而王宗翰本人“竟无以自辩”。

在这场父子相残的权斗悲剧中,太子元膺确实负有很大责任。太子王元膺 “年少任重”,性格狂放,与王建的很多重臣关系不洽。《资治通鉴》上说王元膺“骄暴,好陵暴旧臣”,与入蜀文臣关系尤其不好,潘峭、毛文锡皆是此类。

为了教化太子,王建曾经命唐末入蜀的高道光挑选品德高洁的学者“使侍东宫”,杜光庭推荐了名儒许寂、徐简夫。这些天下闻名的鸿儒颇受王建重视。但是太子王元膺放浪,“未尝与之交言”,且没有礼数。

王建意识到太子的狂浪性格不适合做接班人,如果不收敛,肯定会危害国家。鉴于此,王建特地写了一篇《诫子元膺文》以示警鉴,希望太子能“惟谦惟和,内睦九族,外安百姓,赤心待群臣,恩信爱士卒。刑罚人之命也,无殉爱憎;奸邪国之贼也,无信谗构。绝畋游之娱,察声色之祸”。然而,父亲的劝告并未奏效,冲突最终没有避免。

除了太子本人之外,枢密使唐道袭也是事件关键人物。唐道袭与蜀国皇帝王建的关系很亲密,就像韩嫣之于汉武帝、董贤之于汉哀帝那种亲密,就是皇帝的嬖宠。《鉴诫录》记载唐道袭“美眉目,足机智,自童年即亲事太祖”,乃“建之嬖也”。王建平定蜀中之后,唐道袭更是得到信任重用,前蜀建国之后,唐道袭成为执掌军政大权的枢密使。

对于父亲近臣唐道袭,太子王元膺并不以为然,而且还“屡谑于朝”。在儿子与男宠之间的矛盾中,王建还是偏向亲情的,“高祖惧其不相能”,曾经在武成三年“乃出道袭为兴元节度使”。王元膺与唐道袭之间不甚和睦,唐道袭于宴会上的惊走即为佐证。王建在元膺和唐道袭之间,已倾向元膺,令唐道袭做出了让步,但是永平二年(912)“道袭罢归,复典机要”,太子对此甚为不满,屡屡向王建“廷疏其过失”,这也就得罪了父亲,“高祖殊不悦”。

太子王元膺拥有“判六军诸卫事”的权力,然而枢密使的存在又是皇帝对于军权约束控制的体现,唐道袭固然是嬖宠,然而其角色却是皇权对于储君的控制阀。太子王元膺这场仓猝而发的兵变,表面看是太子与唐道袭之间矛盾的爆发,其实仍然还是皇权内部的争夺,倘若太子的军事冒险成功,皇帝王建的下场肯定不会好!

发生于前蜀永平三年七月的前蜀太子王元膺兵变事件,最终以宠臣唐道袭被杀,而太子自己也身死人手的结局告终。对于蜀帝王建而言,虽然挫败了太子兵变,但是也使得王国再次陷入继承人危机之中。

在前蜀政权的权力格局中,除了有太子与唐道袭等宠臣的血淋淋的明争,还有太子王元膺与王建众多假子之间的暗斗。收养假子是晚唐五代很多权臣、军阀巩固和扩张自身势力的重要手段,王建自己就做过大宦官田令孜的假子。

清人所撰的《十国春秋》上说王建“假子凡百二十人,皆功臣”,众多假子随王建南征北战,功勋卓著,是王建建立前蜀政权的有力支撑。王建与假子之间的关系是纯粹的利益同盟,正如欧阳修所言:

世道衰,人伦坏,而亲疏之理反其常,干戈起于骨肉,异类合为父子,开平、显德五十年间,天下五代而实八姓,其三出于丐养。盖其大者取天下,其次立功名、位将相,岂非因时之隙,以利合而相资者耶!

“利合而相资”是晚唐五代时期养父子之间关系的实质,但是王建在考虑自己身后王国权力格局安排的时候,那些手握兵权的假子自然是不得不认真对待的力量。当太子向王建进言说潘峭、毛文锡离间兄弟,兄弟所指乃是王建的亲子王元膺与假子王宗翰。

对于太子所诉,王建直接贬逐了潘峭和毛文锡,而未对事件进行调查。从中可以看出,此时的王建是比较在意亲生儿子与其假子之间的关系,因为他知道自己死后,亲儿子也需要这些干兄弟的帮衬,要不然江山是坐不稳的。

当宠臣唐道袭与太子兵戎相见之时,王建父子的冲突已经不可避免。当唐道袭为太子所杀之后,王建也试图息事宁人,毕竟儿子还是亲的。然而,就在王建派出养子王宗翰前往抚慰已经兵败的太子时,没想到太子已被卫士杀死。很自然的,王建怀疑太子死在了王宗翰手里。根据史书记载,王宗翰这个人“性残虐”,若说王建怀疑他也是情理之中,而且他本人也是“竟无以自辩”。

王建固然希望假子们日后可以成为他亲儿子的辅弼之臣,但是对于这些人,他也是十分防范的。从整个五代十国历史看,很多政权不乏假子夺位的,王建的担忧也不无道理。在前蜀建立之初,王建的养长子王宗佶就因觊觎储君之位而被杀。《蜀梼杌》记载,王宗佶“本姓甘氏,建未有子,录为养子。以战功累迁中书令。恃位隆功高,所为不法,连上表求为太子。建勉谕令出,而不肯去,言辞甚悖,因叱卫士扑杀之”。

作为一代袅雄,王建对于假子们的心理是非常复杂和微妙的。一方面,王建 需要假子们为他卖命;另一方面,他对于这些没有血缘关系的“儿子”又本能地猜忌和防范。在蜀地割据地位刚刚稳定的时候,王建就开始剪除假子势力,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诛杀王宗涤。

王宗涤本名华洪,是王建假子中最具雄才大略的人物,善于用兵,多次出奇制胜。在王建拔东川、夺山南的战争中,王宗涤都立下不小功勋,后被擢为山南西道节度使。王宗涤在军中威望很高,“有勇略,得将士心”。正因如此,王宗涤也受到王建的猜忌,最后被唐道袭奉命杀死。王宗涤被杀,在蜀中引起很大震动,“成都为之罢市,连营涕泣,如丧亲戚”,对王建政权的震动很大。

太子王元膺的兵变导致了处于权力核心圈中的唐道袭、王元膺两人之死,为了稳定局势,王建在太子死后不得不发布诏令,废太子为庶人和追赠唐道袭为太师,谥忠壮,并仍以潘峭为枢密使。即便是怀疑王宗翰害死了王元膺,但是对于手握重兵的假子们,王建也是不敢轻动了。

太子已死,蜀国不能没有储君!王元膺兵变风波平息之后,蜀国枢密使潘炕“屡请立东宫为国本计”,也就是劝王建重立太子以稳定人心。王建诸子中,谁又能堪当大任呢?在无法遵行嫡长子继承的宗法制度情况下,所谓的立储以贤不过是背后力量角逐和利益勾兑的遮羞布而已。

王建的宠妃徐贤妃与宦官内飞龙使唐文扆勾结,重金贿赂宰相张格,以求将自己的儿子郑王王衍立为太子。王衍是王建的第十一子,是诸子中最幼者,为人平庸且奢靡,不堪大任。但是,王衍得到重臣张格的支持,最终还是被册立为太子。

王衍得立为太子之后,年仅13岁,虽然也被授予判六军诸卫事的权力,但实际权力则操之于内飞龙使唐文扆的手中。据《十国春秋》所言:“后主之得立为太子也,文扆实挟顺圣太后之宠,讽(张)格赞成其事,由是顺圣太后内德之,而格亦附会为奸。”

在王衍得立这件事上,唐文扆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故而也得到了很大的权力回报。当时王建已经年老昏聩,唐文扆“久典禁兵,参预机密”,权势很大,“事无大小,皆取决于手”。原本,王建鉴于唐末宦官专权的教训,起初的政制设计对于宦官是比较防范的,但是唐文扆的上位则是王建前蜀政权执掌重权的开始。

前蜀光天元年(918)五月,王建病重,因为对于日后接班人王衍权力地位的担忧,他再次对军政权力格局做出了调整。或许是为了制衡唐文扆的权力,王建将正在主持对李茂贞歧秦政权作战的养子,北面行营招讨使兼中书令王宗弼召回成都,出任马步都指挥使,典掌京城禁军诸军。

王宗弼入都之后,很快与唐文扆产生激烈冲突。王建病重之际,唐文扆“久典禁兵,参与机密”,意图发动政变,除掉诸大臣,派兵守住宫门,“王宗弼等三十余人日至朝堂,不得入见”。唐文扆等人在等待王建崩殂,“即作难”。但是,唐文扆的密谋终究败露,王宗弼等人得以入觐,“言文扆之罪”。最后,唐文扆被贬为眉州刺史,不久,削官流放雅州。依附于唐文扆的翰林学士承旨王保晦也被削夺官爵,流放泸州。

王建在临终之际,贬逐了唐文扆,又安排了四个假子王宗弼、王宗瑶、王宗绾、王宗夔作为日后王衍执政的辅政大臣。表面上看来,王建希望诸假子能成为自己亲子的辅弼之臣,似乎也给与了极大的权力,但是在此同时,王建还安排了宦官宋光嗣为内枢密使,作为牵制诸假子的力量。实际上,王建给儿子留下了一个可以左右平衡的权力格局,当然前提是自己是个好玩家。

王衍年少荒淫,其继位后,依然没有人君之相,且“委其政于宦者”,前蜀政权再度陷入宦官专权的恶性怪圈中。极为有趣的是,后来后唐郭崇韬率军灭前蜀的时候,也正是王宗弼力主投降,并将王衍及前蜀皇室全部献给后唐的。

当然,王宗弼本人最终也是兔死狗烹,被郭崇韬杀死。后唐同光三年(前蜀咸康元年,925),后唐庄宗李存勖派枢密使郭崇韬和魏王李继岌率大军攻前蜀,前蜀后主王衍投降,前蜀遂亡。后来,王衍被送赴洛阳,中途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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