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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夜晚要关闭城门,有野外的小路可以出城的吗?

本文作者: 4周前 (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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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夜晚要关闭城门,有野外的小路可以出城的吗?

说起“古人夜里出城有没有小路”这事儿,“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先生,就是深有体会。

北宋熙宁年间,这位大才子曾担任“知齐州(济南)军州事”,两年的“父母官”任上,他除了留下一堆好诗文,更办了一堆好事,除了整治了当地的恶霸,还平息了肆虐多年的水患,建起了当地的“北水门”,奠定了“泉城”接下来数百年的城市布局。也正因如此,待到他受命调任襄阳时,齐州百姓竟然“绝桥闭门”阻止他离开。无奈之下,这位“父母官”只能熬到深夜,才瞅机会撒腿开溜——身为父母官,都得从正门走,没“小路”。

之所以如此,就因对于古代的大城市来说,“城门”就几乎是唯一的对外出口。

在宋代以前,中国古代的城市建设管理,主要偏重于政治军事的考量,宋代年间起才越发偏重商业职能。所以历朝历代但凡修建城池,都高度重视防护性。比如明代时在原长安遗址建起的西安城墙,就高达12米,宽12到14米,底厚15到比唐代的旧城墙几乎“大一截”。外围还有深两丈宽八尺长四千五百丈的护城河,明朝中叶以后,西安城墙又有糯米灰浆加固,清代时又再次整修,包砖深埋地下三米,形成“层层防护”。

虽说古代的城池,并非都是明清西安古城这般牢固,但其建造维护,基本都是同一个思路——就是用严密的城墙加护城河,将城池牢牢保护起来。这种情况下,城门就是一座城池的交通出口,想找别的“小路”?武侠小说都很少这么写。

也正因如此,城门的管理,放在古代就是重中之重:比如唐初的长安城门,就严格遵循“依鼓声启闭”的原则。长安城连接城门的六条主干道都设有“街鼓”,从长安城的外城城门到各坊的坊门,都是按照鼓声的次序开启,一丝一毫都不能错。甚至守城的城门郎,连钥匙都不能拿,却是放在城门东郞下,由城门郎属官按时送来。

这样的严苛,也不止在大唐长安,更不止在唐朝。以《墨子》的说法:“昏,诸门亭皆闭之,晨见掌文,请钥开门”。一座城市的日出日落,基本就由城门的开闭来“呈现”。

为什么如此严苛?除了防御安全的考虑外,同样重要的原因,还有交通的考量:古代的城池并非孤立存在,重要的城池往往也是交通的枢纽。就以唐代几座“一线城市”为例:以唐代洛阳为中心的交通干道,当时主要就有五座,向北可以通到黑龙江流域,向东可以到达山东半岛,向南可以到达扬州。唐代的成都除了从陆路连接陕西关中,还可以从水路直通湖广荆州,正如杜甫所说:“既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这样密集的交通网,带来的必然是大量人员与物资的流动。在古代科技有限的条件下,也必须控制“开城关城”的时间,才能够做到有效管理。特别是到了明清年间,以《酌中志》的记载,单是明朝的“皇店”,经运河就要输送来七万多只貂皮和三十万只羊。而宋代的汴渠,每年也可以给汴京带来一百万斤炭和一千七百万斤木柴。这么多的物资每天从城门里送进送出,也只有严格的“开门关门”,才可安全把控。

比如在“曾巩连夜跑路”的北宋年间,北宋都城汴京的南熏门外,每天晚上汇聚在此的猪肉贩子,人数就有上万。每天送入汴京城的猪肉,都要在清晨的南熏门接受检验。要是“乱开门”,汴京百姓可就吃不上“放心肉”了。

不过,和唐朝比起来,宋朝确实是个“城市经济”更发达的朝代。在之前的唐朝,别说是城门,城市里的“市门”“坊门”到点就要关,“闭门鼓”敲过后还敢出来过“夜生活”的人,抓住就是“笞二十”。到了北宋年间的汴京,中国的古代城市,也终于有了“夜生活”。别看城门依然关着,但从御街的夜市到瓦市勾栏的表演,样样热闹无比。连宋仁宗都来凑热闹,跑到瓦市看女相扑摔跤,惹得司马光等人一顿大骂。

而在这样“关起来门来”的热闹里,古代中国的城市经济,也一代代高速发展:北宋的汴京人口,高峰时突破百万,官营作坊的工匠就有近万人。南宋都城临安的人口一度突破一百二十万,且“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这样的城市发展水平,放在当时世界上是什么级别?14世纪中叶时,米兰、佛罗伦萨等欧洲“超级城市”,人口不过五万人。1469年的德国汉堡,首饰工匠只有12人,远远比不上宋朝的水平。

城市的发展和交通的便利,也在一次次“开城关城”间,加速着人口的流动和经济的发展。比如明代时同样达到百分人口“体量”的北京城,在“九门”之外城市日益扩展,而且“四方奇珍云集”,全国的财货荟萃京城,大量外来人口聚集。北京本地人口也大量外流。以万历年间《宛署杂记》记载,当时北京周边的农民,大量外流务工,甚至“两县编民无一二”。高速的流动背后,是古代中国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

这样的发展,也带来了古代中国另一个火热现象:大量市镇出现。如果说这些“城高池深”的城池,属于古人主动建造。那么那些城池周边的市镇,却是自然形成的产物:就以宋代为例,苏州杭州等东南城市的繁荣,也带动了新型市镇的出现,原本临时的集市,渐渐变成了繁华的小城镇。比如北宋的杭州城外,只有七八个小市镇,南宋变“临安”后,大量市镇雨后春笋般出现,甚至“可比外路一小小州郡”。

明清年间的江南市镇,更是典型例子:明代起,中国的农村生产力大幅提高,农村剩余人口大量增加,同时随着海陆丝绸之路的勃兴,中国的铁器丝织品瓷器棉布卖火全世界,发达的手工业,催生了更多市镇的诞生——单是松江地区的华亭、青浦、上海三个县,“名下”在明代时,就增加了二十多个小镇。湖州杭州等地,小市镇更是增加了百多个。我们今天熟悉的,一个个商业发达的“江南市镇”,就是起于那时。

同样是发达的交通运输与经济流动,让很多“小镇”的规模,也是滚雪球般扩大。典型就是著名的景德镇——明清时代的景德镇,虽然挂着“镇”的名号,但“工匠人夫不下十万”,且“终岁烟火相望”,凭着火热的瓷器贸易和周边“大城市”的繁荣经济,景德镇在鸦片战争前的发展速度也十分惊人,人口一度到达25万,与汉口、朱仙镇、佛山齐名,公认当时中国“四大镇”。

这样的繁华,就是在古代城门的“开闭”之间,默默到达高峰,繁华景象留下的遗迹,今天常在史册里叫人叹为观止,其背后深藏的,却是开放与流动,对于国民经济永远不过时的意义。

古代夜晚要关闭城门,有野外的小路可以出城的吗?

古代夜晚要关闭城门,有野外的小路可以出城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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