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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怎样被皇权驯化:从沙门不敬王者,到佛祖向皇帝低头

本文作者: 1个月前 (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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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怎样被皇权驯化:从沙门不敬王者,到佛祖向皇帝低头

遂对于自古而来的政教关系促成一大变局。

皇帝不再低于佛祖,而是佛本身,不仅统御世俗,也可君临方外。既然皇帝是佛本身,那么皇帝管理僧团便毫无挂碍。宋朝政府针对佛教的管理措施日渐完善,有关僧尼的法条异常严密。僧团戒律模式处于外部环境的控制之下,自我管理的空间很小。僧人的特权越来越少。

宋神宗时期,寺院、道观作为特殊户籍,必须依据财产交纳助役钱。南宋时期,为了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开始向僧道征收免丁钱。这些措施的出台,打破了南北朝隋唐以来佛教寺院的种种经济特权,大大压缩了寺院经济的宗教性和特殊性,自然也削弱了寺院作为民众逃避苛政的庇护所的功能。

皇帝直接管理僧团,还仅是从南北朝时就已经开始的趋势,并不算是大变局。真正的变局,是佛教徒精神上对皇权的彻底臣服。

在欧阳修的《归田录》中,记载了这么一则轶事:“太祖幸相国寺,至佛像前烧香,问︰‘当拜与不拜?’僧录赞宁曰︰‘不拜。’问其故。曰︰‘现在佛不拜过去佛。’上微笑而颔之,遂以为定制。”皇帝见到佛像,可以不用参拜了。

认为皇帝不该拜佛的赞宁和尚是五代、北宋时期的名僧,精研三藏,专习南山律,与人谈论,辞辩纵横,有“律虎”之称。先是为吴越王钱俶所敬,署为两浙僧统,获赐“明义示文大师”尊号,后又被宋朝赐予“通慧大师”尊号,是当时首屈一指的高僧。而在其身上,再见不到慧远、智藏、道宣等前辈高僧在皇权面前的傲骨,在其心中佛祖已然远不及皇帝了。

赵匡胤纵然在隆兴寺留下了巨大的铜制观音

也丝毫弥补不了对佛教的破坏

他在端拱元年(998年)向宋太宗进《高僧表传》时,自称“臣僧”,后缀:“冒黩天颜,无任惶惧激切屏营之至。”曾经的“沙门不敬王者”早已抛却到九霄云外。

赞宁的行止只是当时佛门的缩影,精神臣服一旦开始,便一泻千里。到崇宁二年(1103年)编订的《禅苑清规》中,提出连国家官员也在师祖之上,寺院住持上香祝词中,首先祝当今皇帝“圣寿无穷”,其次是祝地方官僚“长居禄位”,最后才酬谢祖师的“法乳之恩”。

宋真宗至宋神宗时的著名僧人契嵩在其《皇极论》中则表达了其身为佛教徒对皇权统治所具有的政治觉悟:“是故古之圣人推皇极于人君者,非他也,欲其治天下也;教皇极于人民者,非他也,欲其天下治也。朝廷国家者,天下之大体也”,其言论已完全是王臣儒士口吻。

之后的圆悟克勤更提出“佛法即是世法,世法即是佛法”,“不妨世法佛法打成一片”理论。而其弟子大慧宗杲进一步阐述:“予虽学佛者,然爱君忧国之心与忠义士大夫等”。这便是后世学者总结的“宋代文人僧侣化,僧侣文人化”了。

相对于宋朝佛教的沉沦,与之对峙的辽朝,佛教地位却几乎走上另一极端,皇权崇佛到了佞佛的地步,教权甚至盖过了皇权。

因为佞佛,辽统治者放松了对于僧人出家的管理,原本辽朝学习唐朝,对僧人采取“试经受具制”,僧人要出家需要考试,也就是“试经”,但辽朝皇室为了展现自己对佛教的虔诚,经常“遇恩得度”,也就是由皇帝特许一次性不经考试允许大量人出家为僧,甚至有一次性度僧三十六万人之多。

辽朝人口最盛时是一千余万,而僧人就达到3.6%。一般来说,在古代,社会承担接收供养的出家人的限度一般在1%左右,而辽朝远超这一限度,导致了深刻的社会危机。同时,辽朝还大量颁赐给僧人高官显爵,公元974年,辽景宗“以沙门昭敏为三京诸道僧尼都总管,加兼侍中”,首开为僧人加授世俗官称的先例。

之后,此风愈演愈烈,司徒、司空、太尉、太傅等官位都可以封授,僧人官拜三公、三师,这是世俗君王所能给予僧侣的最高礼遇。这使得辽朝僧侣地位显贵,有的高级僧侣甚至可以与皇室相抗礼:“帝后见像设皆梵拜;公卿诣寺,则僧坐上坐”。

因此,在后世有“辽以释废”的考语。代辽而起的金朝,一是吸取辽的教训,二是入主中原吸收了宋朝管理佛教的经验,从而对管理佛教大有开创。

金朝对于佛教,有尊崇的一面,僧侣社会地位很高,“在京曰国师,帅府曰僧录、僧正,列郡曰都纲,县曰维那。”各地佛寺林立,佛教信徒众多,甚至不少女真贵族“多舍男女为僧尼”。而另一面,金朝严禁僧侣参与政事,一经发现,无论涉事僧侣地位多高,都要予以严惩。

例如金章宗时,严禁僧侣午后出寺,并且“敕亲王及三品官之家,毋许僧尼道士出入。”一位佛教长老犯禁被捕,因为其地位很高名声很大,皇帝的姑姑亲自求情,但仍不被宽宥,被杖毙于庭下。

同时,金朝首开买卖度牒之风,以消解僧人的神圣性。辽朝虽然“恩度”僧人很多,试经不严格,但从无买卖度牒的问题,而金朝却大开买卖度牒之门。度碟的商品化,彻底破除了佛学的神圣,只要有钱便能买到的僧侣身份,僧侣当然也就难以受人尊崇,僧人地位完全取决于皇权认可,臣服皇权自是题中应有之义。

佛教臣服于皇帝的格局在宋金之后的元代有所改变。因为藏传佛教萨迦派为元代皇族尊奉,萨迦派历代法王都被尊为国师、帝师,不但不拜皇帝,反而要接受皇帝的致拜。流风所及,汉地佛教也扬眉吐气,僧团地位大为提升。元世祖忽必烈时,规定僧侣犯法,由寺院主持僧独审,地方司法机关无权过问;僧俗间发生田土等纠纷,则由僧官会同地方官审处。僧团的自治权力可谓空前。

八思巴获忽必烈尊崇

连带汉传佛教也扬眉吐气

然而,元朝不过百年,且本身仍保留着较为浓厚的贵族封建制度,“虽然形式上权力和帝国归于一人,即归于被推举为汗的人,然而实际上所有的儿子、孙子、叔伯,都分享权力和财富。”集权皇权未能真正确立,与南北朝时“君臣关系处于最低结合状态,王权至上原则也沦落到崩溃的边缘”的情形差相仿佛,只是皇权驯化佛教大趋势中的一股“逆流”而已。

因此到了明、清,一切恢复“正常”。在宋代制度的基础上,明朝进一步实行分离僧俗的政策,将佛寺“分为三等,曰禅、曰讲、曰教”,禅僧和讲僧可以讲经传法,但宗教活动被严格限于寺院之中,不得再云游传法,唯一可以与俗人接触的是“教僧”,也就是为人诵经礼忏的应赴僧。僧人与在家的佛教徒失去了良性互动,僧人不再有“普度众生”的责任,俗人信佛也不再需要僧人的指导,纯粹成为个人行为。

明代“教僧占到整个僧侣总数的将近半数”,使得佛教迎合民间鬼神崇拜,逐渐走向迷信化,“佛教之人对于佛法,只知其为鬼神之事”。寺院教育更加荒芜,佛教义学进一步衰微。

清朝“清承明制”,“僧道不可诵经托钵于市肆,不可陈说因果以聚财”。到雍正帝时,更是废除了度牒制度,彻底瓦解了僧团。

因为度牒制度是虽是政府限制僧尼人数的手段,但因颁发度牒需要“试经”,保证了僧人质量,而且也使得僧团形成一有机整体,天下僧人都是一家。而废除度牒,看似不再限制僧人招收弟子,却不但使得僧人质量严重下降,还助长了从宋代便愈演愈烈的“丛林宗法”,各大寺庙私度僧人,形成以寺庙为中心的小集团,师徒相传霸占庙产。

寺庙本是“十方丛林”,是天下僧人的,《西游记》中唐僧所言“庵观寺院,都是我方上人的馆驿,见山门就有三升米分”便是这个道理,而至此却成为“子孙庙”。

僧团之间的联系机制中断,寺院之间随之一盘散沙,毫无凝聚力可言。佛教终于“一切反抗的性格荡然无存,唯以‘忍’为教首”,完全为皇权所驯化。

而被完全驯化的佛教,不仅没能跟随皇权飞黄腾达,反而日趋衰微。清朝后期,大部分僧人们由于不事修学、不辨义理,无法从事真正意义上的讲经说法,只能去做“放焰口”、“超度荐亡”即所谓“做佛事”之事,此时的佛教也因此被贬为“鬼教”。僧人们“于经、律、论毫无所知……与之谈论,庸俗不堪,士大夫从而鄙之”。

于是,到清末民初之时,“少壮人士都以佛教寺僧为无用废物……莫不纷纷以占寺毁像、提产逐僧为当然之事。”

也许,“无用废物”,便是驯化的终极目标吧。

佛教怎样被皇权驯化:从沙门不敬王者,到佛祖向皇帝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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