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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女人,像一个灰黑的影子

本文作者: 4周前 (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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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女人,像一个灰黑的影子

出生湖南山村的女孩西湘,因性别、生辰等不为自己的奶奶疼爱。长大后,又因她热爱读书和文学,被奶奶视为“怪胎废物”。同为女性的敌意,直到时间足够漫长,才稍稍溶解。

前些天去三月街赶集,经过糖果蜜饯摊子时,匆匆瞥见一小堆冬瓜糖。

冬瓜糖在城市里很少见,上一次看到还是近十年前,在老家湖南小镇的集市上。冬瓜莹绿可人,淡抹白霜,好看是很好看的,但是未免太甜了。这么甜,有什么好吃的?我问。我妈回答说:谁知道呢,反正她爱吃。

我们买了两斤回家,爱吃它的是我奶奶。那时她已经年近八十,吃菜拣最荤的,糖也要吃最甜的。所幸她嗜肉嗜甜却没有“三高”,除阿尔兹海默症之外,别的身体机能都不错,家人也就没有禁她的饮食,肉和糖一直都管够。

最近我才想到她为什么那么嗜肉嗜甜,缺什么补什么罢了。她大半生在动乱与饥荒中挣扎,生活刚有了希望又成了寡妇,终于不愁吃喝时却人事不省。只有晚年无限量供应的肉与糖,才是她此生唯一的安宁与饱足。

在她老年失智前,我从没见她开怀大笑过。她的脸仿佛生来就是愁苦的,从额头到下巴刻满皱纹,嘴唇终日紧抿着,连带着两边的法令纹格外深刻。长久的日晒让裸露在外的皮肤呈饱经炙烤的焦黄色,再加上四处蔓延的纹路,使得她像一只风干太久的橘子,不消剥开就能知道芯里是涩苦的。

我对她最早的印象,是连同她的房间一起的。

家里房子小,三岁前我跟父母睡,弟弟出生后,我被安排跟她一起睡。她的床跟她的人一样,粗糙而冷硬。老式的雕花木床很大,一年四季都围着深色的麻布帐子,摸起来像瓦片一样粗厚。夏天铺着酱油色的竹凉席,冬天垫着蓬松的干稻草,躺上去会沙沙作响。

睡在这样比夜更深沉的房间里,我心里难免害怕。她寡言而严厉,总是粗声喝斥我快睡,不许我乱动、说话,更不许我碰到她。我便老老实实趴在床尾一角,默默摩挲着粗布帐子,渐渐入眠。

对于幼时的我来说,她身上有许多凛然难犯的禁忌,我不敢去问,也不敢去碰。比如她的房间的二楼是一个神秘阴森的所在,楼上摆着一副乌黑沉重的棺木,棺木不知道是哪年哪月摆在那的,也不知道是谁的。堂屋神龛里放着一个相框,相框里镶着一张黑白照,照片上是一个歪嘴老人,我一直想知道那是不是我爷爷,很想很想,因为不敢问她,也不敢去问别人,所以时至今日仍然没有答案。

事实上她的人生并没有什么神秘可言。她十八岁嫁给我爷爷,先后生下五个孩子。她五十岁那年,我爷爷去世,当时家中还有三个孩子尚未成年。作为一家之主,她不得不拼尽全力。她所有时间都抛洒在农活和家务中,地里的水稻花生黄豆苞谷等着她打理,家里的鸡鸭鹅猪需要喂食,抽空还要扎扫帚去集市上卖。

她卧房的楼上有一辆纺车,我小时候见过她纺线、弹棉花,也常见她做鞋。除干活外,她的生活里没有别的内容。她甚少串门走亲戚,唯一走得近一些的,是屋后同是寡妇的三奶奶。她从不随意说笑,就连在家人面前也很少说话。

奶奶房间里摆着用来腌菜的坛子

她年轻时还没有照相这回事,我不曾听人谈起她年轻时的样子,邻里亲戚间也没有流传过任何关于她的事迹。因为我爷爷排行第二,她被邻里亲戚称为“二伯母”或者“二奶奶”。她安心藏身于这个标签之后,成为一个无面目无特征的人物,像谷仓里不计其数的稻谷中的一粒,泯然于世。

同住一个屋檐下十八年,我眼里的她只是一个苍白素黑的影子,冷冰冰、硬板板的,拒人于千里之外,尤其是拒我于千里之外。

去年夏天我做过一个梦,罕有地梦见了她。

梦里我在老家,好几只猫在堂屋爬来爬去,我开心地跟它们打招呼,“你们是谁家的呀?”

猫不语,她却在旁边发话了,声音低沉混浊,痛心疾首地控告小猫们把她的鱼都偷吃光了。语气中饱含问责,我知道那是针对我的。

我羞愧地低下头。我想那些猫是因我而来的,我一向喜欢招猫逗狗。

梦里她已经老迈到接近死亡,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猫把她的鱼叼走。她连跺一下脚来威慑它们的体力都不再有,但她仍然有威慑我的能力。

她有一双世界上最严厉的眼睛,在她的审视之下我从没直起过腰来,即使是在梦里。

从我出生开始,我就被判定有罪了。

我出生前不久,我爷爷意外去世,这于她如同天塌地陷,我的出生则是雪上加霜,如果是男孩还算添丁之喜。可我是女孩,呵呵。

接下来许多事情似乎都顺理成章。我从没看她对我笑过,从没听她好声好气唤过我的名字,她给所有晚辈做鞋,除了我。前两年,我母亲还愤愤不平地说,我小时候说想吃蛋饽饽(鸡蛋),她听见了,冷笑说:想吃蛋饽饽?可惜你没生到那么好的八字。

我一直知道她讨厌我,但不曾深思过缘由。一次,寄住在我家的表哥问我:为什么你奶奶总是叫你弟弟过去吃东西,从来都不叫你?我愣了一下,我意识到,没有哪家的老人这么不疼孙辈的,哪怕是女孩。

我想,她对我的厌恶,除了因为我的出生时辰和性别,也因为在她眼里,我有许多不合时宜的毛病。

我从小就笨,手脚笨,嘴也笨,只有读书还可以。我记不清自家的田与地,认不全地里的蔬菜瓜果,甚至不知道猪栏里哪头猪是自家的,只知道成天埋首书本里。在她的价值观里,这样的孩子养来纯属浪费粮食。

有一年暑假我父母都不在家,我被托付给她管,她立志要让我脱胎换骨,每天带我去地里苦干。烈日下暴晒几天后,我全身都脱了皮,手一搓就掉下来一大片,疼得呲牙咧嘴。母亲得知后,第二天就把我接走了,她气得指地骂天。

还有一次我在家里弹脚踏风琴,招来了许多小朋友。他们点歌,我弹唱,整个下午家里都很热闹。天黑后,听众渐渐散去,她突然从后门闪身进来,阴沉着脸说:“你一天到晚在干些什么?你以为你很光荣吗?不知道的以为你家死人了呢!”(寨子里平时是没有音乐的,只有谁家有红白喜事的时候才奏乐)

她的声音压得极低,但愤怒山呼海啸而来:十几岁的人,不下地去干活,却在家里弹琴唱歌?为什么家里出了这么一个丢人现眼的怪胎废物?

我目瞪口呆地望着她,坐在原地抠着凳子,只觉得无地自容。

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太多。我总是迷恋一些在她看来的无用之物。在她眼里,这样的人不是傻子就是神经病,如果这人还是个女孩,就更加不可饶恕。

在当时,对于农村姑娘来说,大口吃饭、大声说话、大步走路都是错,建立于自己需求上的主张——吃饭、穿衣、治病、读书也都是错,她们活着就是错。她们能做的,就是以体力证明自己能干很多,以沉默证明自己所需很少,把别人放到无限大,把自己缩到无限小。只有这样,才是“好女孩”。可惜,我不是这样的女孩。

我们之间有许多隔阂,于我来说,她像一堵简单、稳固、但不知为何存在的墙,它强硬地伫立在我的生命中,不让我靠近,我也只能接受它的存在。

她一生安顺于命。孩子们都成家立业后,她在老房子里独自生活,不向任何人祈求什么,只向土地要结果,土地也不曾辜负她。于是她的生命里只有干活这一件事,再没第二个心思,像是一块没有思想的石头,一块无懈可击的生铁。

我唯一一次见到她的软弱是在一个夏天。

那年四叔和婶娘在外地打工,把孩子交给她带。她太过忙碌,照顾小孙子只是供给一日三餐,出门干活时经常把孩子锁在屋子里,抓给他一把花生或者炒黄豆,让他慢慢吃。

后来,四叔两口子吵架闹离婚,婶娘独自从外地回来,借口带孩子去看外婆,要把孩子带走。她一开始不清楚内情,同意了,经人提醒后慌忙去追。那时天已经黑了,她刚从地里回来,光着脚,鞋都来不及穿就往婶娘的娘家赶去。这并没有阻挡事态的发展,婶娘强行把孩子带走了,时隔半年后,四叔才从浙江把孩子“抢”回来。

那天傍晚,我看着她矮胖的背影慌慌张张地消失在门口的石板路尽头,不知为何,眼泪如雨般落了下来。我毫无防备地尝到了她生命的苦涩,一种巨大的悲凉笼罩了我。

我第一次意识到,她其实是个对很多事情无能为力的老人。我开始尝试平视她,站在她的角度去看待一些事情。

她年事已高,伺候庄稼和牲畜已经吃力,还要照顾一个几岁的孩子,应付不过来。因为她是祖母,她所受的教育不允许她拒绝带孙子。孙子被抱走了,她要承担这个责任,因为孩子是在她手里“丢”的。她是母亲,是女人,她的使命就是为了这些人牺牲所有,她只要还有一丝力气就有责任喂养这些人,无偿地,无悔地。

她从不问为什么,只是温顺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反正村里每个女人都是这样过。她生了孩子,孩子又生了孩子,如同一颗种子落了地,生根发芽开枝散叶已经不是她所能决定的事。这些枝叶花果是她的收获,是她的累赘,也是她晚年安全感的来源。

所以她虽然讨厌我,却也肯对我略尽义务。高中时我生了病,父母不在家,都是她来领我回家治病。一次我脖子水肿,她不知从哪里找来偏方,煮了草药给我喝,竟然非常神奇地治好了。还有一次是摔伤,脸上烂了一大块,险些留疤,她叫我用生姜擦,也好了。

我们享用她的哺育,回报却少得可怜。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我的父辈们相继南下广东打工,后来我这一辈的孩子们长大、离家,相当漫长的一段时间里,她独自一人在老家生活。

我外出工作后,平均两三年才能跟她见上一面,每次见面都是匆匆一顿饭工夫,给她买点水果、牛奶、冬瓜糖之类的东西,有时候也买些补品。有一年我给她买了当时很流行的一种保健品,回到家里发现她桌上正摆着一盒一模一样的,她拿出一小瓶要我帮她看说明书,说她吃了以后老感觉有些头晕,不知道为什么。我把那盒保健品藏起来,转而塞给她一点钱。后来再也没给她买过东西,每次见面都给她一点钱,可她那时已经没有花钱的机会了。

2007年,七十四岁的她被确诊为阿尔兹海默症。生病的最初几年,她依旧独居,疾病渐渐地蚕食了她的意识,将她架空为一个只会吃喝拉撒的“老人”。到她八十岁左右,她被彻底没收了独立生活的能力,开始在各个儿女家轮流长住。

她终于卸下了身上的重任,同时她的生命也就失去了意义。她挣扎了几年,顺从地接受了自己作为家族“吉祥物”的使命,终日不言不语,含笑而坐。

她八十周岁那年,家人给她办了寿宴,在老家的寨子里。

她住了大半辈子的老房子还健在,门前贴着喜气洋洋的红色对联,她拄着拐杖立在门前,如同一个将军。她斩获了八十年的光阴,又从无到有创造了一个大家庭,可以算有所成就。

这天的酒席相当热闹,她坐在主桌上,被一群人簇拥着。寿宴上的她是一个体面的老人,有四个儿子一个女儿,女儿嫁在邻村,勤劳、体贴又孝顺,儿子们虽没有大富大贵,但都能自保,其中还有一个是国家干部。最重要的是,八十高龄的她有儿女们好生供养着,这是每个农村老人追求的终极幸福。她唯一的“朋友”,住在我家屋后的三奶奶,就是因为唯一的儿子身患重病无力赡养,在八十岁那年喝农药自杀。

看起来这是她人生幸福的顶点,不用劳动而不愁吃喝,这是她勤俭克己辛苦劳碌几十年才换得的,此时她内心觉得幸福吗?我不知道。

她的晚年是被封闭在各个子女的家中度过的。那堵墙已经朽坏,新的墙和屋顶已经建成,她成了被庇佑者,从前常年不见的笑容,现在堆在脸上。偶有亲戚来看她,问她可好,她忙不迭点头,同时感慨自己活得太久了,给晚辈们添了麻烦。

她像一个只会吃喝睡觉的人形机器,没有人在乎她想什么,只是照顾她的身体正常运转而已。儿女们养她,就像养一只动物。他们爱她,但也无视她的尊严。他们对她的爱,和她对他们一样,粗砺而生硬。他们拿她脑筋糊涂时做的事情来取笑她,亲切而放肆地叫她“老家伙”,粗声粗气地对她讲话。但她从不计较。享有足够肉和糖的生活似乎将她融化了,她不再有任何棱角,变得柔顺依人。

老屋,奶奶住在最左面第一间

她经常一整天不说一句话,像一个黑灰色的影子,缓慢而不易觉察地在屋里移动,以至于我们经常会忘了屋里有她。

一次四叔从外地回来,很晚的火车。快十点了,我们坐在客厅闲聊等客,突然发现她还坐在沙发一角,问她怎么还不睡,她只笑笑不说话。我突然意识到,她还不是一个完全的“废人”,她的慈祥柔顺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老人的生存智慧。

我也意识到,她的脑海中应当也有一个法庭随时在审判着她。她终生勤勉不敢松懈就是为了证明自己是个有价值之人,然而,老年的她无疑经不起那无情的审视了。她不能种地喂猪,也不能带孙子了,她彻底变成一个只会消耗而不再有任何产出的“废物”,一个没有价值的人还配存在吗? 她的内心无疑是惶恐的,所以才选择柔顺。

这些年,我离开老家,读大学,去经济发达的地区工作,学会使用电脑上网,认识了一些优秀的同性,得以继续完成自我教育。而她的世界里,目之所及皆是跟她一样的,一面一面的墙,所以她只能牢牢钉在原地。于是指责她变得很容易,但其实我不过是比她晚生了五十年而已,假如我们调换过来,我未必比她做得好。

明白这些后,我对她有了一种姐妹般的理解和共情。我理解的不止是她,而是更广义的她。但这迟来的单向的理解对于我们毫无用处,我们的关系随着她的老年病已经没有任何修复的可能。

她得病以后不再认识人,但家里人的名字还是能随口说出来,我每次去看她,她会握着我的手笑,把所有子女和孙辈的名字都猜一遍,独独没有我的名字。但我已经释怀。

我经由她的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并非她的意愿。我们之间的关联,不过是宇宙之中的一个偶然。我们不能互相理解但被血缘捆绑,无力挣脱就懒散地应酬一下。有如我买给她的那些冬瓜糖,应个景而已,我根本不在乎她爱吃什么。

她最后的倔强是想回到老家寨子里生活。叔叔们每次从寨子里接她走,她总要发脾气,质问为什么赶她走,说“我生是你粟家的人,死是你粟家的鬼”。我妈悄悄告诉我,她是怕死在外面。

晚年的她只剩一个落叶归根的愿望。偶尔她会犯迷糊,如梦初醒般发现自己身处陌生之地,慌不择路地跑出去,想要回到老家寨子里,因此走失过几次。最严重的一次,家人找遍半个城市才在一个泥沟里找到她,她摔了一跤,伤了腿,后来进一步失去了自由。

为了让她安心,最后几年她被送回老家跟着四叔过活。

四叔离了婚,独自在家开了个养猪场,忙得脚不沾地,基本没有时间管她,只是供给一日三餐而已。因为怕她摔跤或者走失,经常把她关在家里——就像她当年带堂弟那样。她每天的活动半径仅限里屋的床到外屋的沙发。但她情愿如此,这是她所熟悉的地方,是她要老死的地方。

老屋里奶奶常使用的凳子

今年二月,她过完八十七岁生日后不久便病倒了,躺在床上呈半昏迷状态。请了医生来家里看,靠打营养液和吸氧维持生命,直至两个月后溘然长逝。

得知她病危时,我打了一个电话回家,问小叔她哪里不舒服,小叔说不清楚,只笼统地说了句“就是老了嘛”。“老了”的意思是大限已至,这句话将我钉在地上,仿佛突遭一场劈头盖脸的暴雨,这场雨蓄谋已久无处可躲,我只能站在原地任雨点痛打,忍不住大哭一场。

一个人漫长艰苦的一生终于要结束了,一堵墙彻底地倒下了,粉碎了,她一定累极了。

这正是:

世人嘴中半边天,无处诉苦在山边;重男轻女千古言,一生苦楚愁容面

– END –

一个女人,像一个灰黑的影子

一个女人,像一个灰黑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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