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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尔马林里的老师

本文作者: 1个月前 (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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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尔马林里的老师

“大体老师”是医学界对遗体捐赠者的尊称。

在这些遗体捐赠者的躯体上,医学生们进行模拟手术训练,认识神经、血管、器官,划下自己的手术第一刀。

这些不会说话的老师,带我认识了死亡。

运尸车从后校门急速驶入,像一枚楔子劈开夜色。解剖楼前已等了十来个大三学生。学校人手不够,征召他们过来当搬运工。

司机“砰”地打开货车厢门,招呼学生们过去:“快点搬快点搬,我要赶回去洗车!”

学生们支着脖子往里瞧了瞧,只看了一眼,便拧过头来面面相觑。直到司机又不耐烦地吼了两声,才有几人犹豫着上前。

我和徐艺晚归路过解剖楼时,见到的就是这样的场景:黑色防水布上,十几具尸体叠靠在地上,整体呈灰白色,有男有女,都紧闭着眼,四肢半硬半软地支棱着。

作者图 | 解剖兔子

人生的前十几年,我不曾有过直面死亡的时刻。家中亲友都无病无灾,唯独外祖母,在我母亲十多岁时去世,可从我出生至今,家里几乎没人提起过她,仿佛她的死是件不可说之事。

刚上初中时,班里有个女同学很是温柔可爱,大家都喜欢她。但自从知道她父亲在殡仪馆工作后,其他学生几乎全都疏远了她,说她恶心、晦气。

我一度不明白这其中的道理,后来我有了自己的解释:对死亡的恐惧是刻在我们DNA里的,一代一代传承了下去。

而解剖楼前的这些尸体,没有鲜血,没有杀戮,也没有可怖面容,只是静静堆在那儿,我竟也怕得手脚发麻。徐艺的恐惧比我更甚,她弓起身子呕吐,鼻涕眼泪混着往下淌,直到我扶着她回了宿舍,还不停发抖。

隔天中午,徐艺就向学校提交了退学资料。

徐艺退学后,辅导员召集全班开了个会,说是交流入学以来的心得,其实是怕军心不稳。

“有同学前几天看到新来的一批大体老师(尸体)了噶?这没什么好害怕的,你们学了医,早晚都要面对的噶。”

“老师,那些尸体哪来的啊?”有人问。

“买的。你们大概不知道噶,全国医学院校的大体老师非常缺乏,自愿捐献遗体的太少了。协和那么厉害,他们的学生也才4人一具尸体噶,我们这种普通学校就更别说了,十来个学生才分得到一具。很多医学院就因为大体老师不够,解剖课都办不下去了噶。”

国人向来信奉入土为安,愿意死后捐献器官的已是极少数,把整个遗体捐出去的更是寥寥无几——毕竟前者只是拿走一部分,后者却要剥皮拆骨。

“所以你们不要怕,要珍惜这些学习机会噶。”

“老师,我们能不能现在去解剖标本室看看?”我举手问道。其实下学期就会安排系统解剖课,只是我等不了那么久,我急于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在医学院继续待下去。

真到了标本室,我又开始打退堂鼓。我想起那天晚上的尸体,整个人顿时像高压锅上的塞子,恐惧呲呲往外冒,怎么也平静不了。

标本室不算大,约七十平米,四面墙紧挨紧凑摆着十几张展柜,展柜里是许多玻璃容器,装着被福尔马林浸泡的人体器官。房子中间还放着几张铁桌,展示着一些病变器官,如畸形心脏、肝脏肿瘤、扩张的支气管等,还有常年吸烟者的肺——裹满黑斑,似在煤渣里来回滚了好几遍。

我和室友顺着展柜一个个看下去,走到头,蓦地打了个激灵:墙根下立了一排圆柱形玻璃缸,装着五六个已具人形的胎儿标本。这些标本估计都有些年头了,溶液和胎儿泛着淡淡的黄,乍一看像明度很低的油画。

“这都是十几年前的了,”标本室老师走了过来,跟我们聊起标本来源,“这个男胎七个多月大,贵州人。我记得他是计生最严那年被打掉的,当时因为引产月份太大,那个孕妇还大出血差点丢了命。也是可怜。”

他又指了指旁边那个男婴,说是去年接回来的,本市的。他母亲是个未成年女娃娃,十六七岁在学校厕所生下他,怕被人发现,把他溺死在了马桶里。

“除了这个男胎,剩下这些,包括其他医学院的胎儿婴儿标本,几乎都是女孩。有十几年前的,也有近两年的。”

沉默片刻,他又讲起这些年为标本奔走的不易:“我和其他几位解剖教研室的老师为了这些标本可是累得不行。”

早些年国内解剖学刚起步不久,所有医学院校都极缺大体。有时某个地方出了无人认领的尸体,各地医学院的老师得了消息就往那儿赶,甚至连夜坐绿皮火车去抢,跟打仗一样。

医学院的老师们四处奔波,寻找无人认领的尸体、路边死亡的流浪汉,可还是远远不够。近几年愿意捐献遗体的多了起来,只是跟全国需求巨大的大体空缺相比,还是杯水车薪。

一周后,我跟着李琦蹭了堂局部解剖课,才算见到了真正意义上的、用于解剖课的大体。

李琦是个短发姑娘,比我大两届,读临床医学。混得熟了,我跟着她蹭了不少课。看淋病教学片时我们会一起痛骂“性是万恶之源”,听完妇产科立即嚷着“结扎结扎,今晚就结扎”,上药理时又认真研究给人下药分成多少次才不易被察觉。

那天我从标本室出来,犹豫再三,给李琦发了消息,让她带我去上解剖课。李琦也没惊讶,爽快答应:“行啊。我之前去过‘大池’,已经提前选好我们那组的大体老师了,正好介绍给你认识。”

她口中的大池是浸泡大体老师的尸池,在解剖楼负一层,我只听说,未曾去过。

我到的时候,解剖楼一楼的楼梯口已经聚了十来个人,都是各个班被挑选出来搬大体的,李琦站在一堆男生里分外瞩目。

担心自己精心挑选的大体被别人抢了去,李琦执意要跟着男生们去大池——在医学生眼里,最佳的大体老师得兼具以下特征:男性、不胖不瘦、成年、较年轻。这种最适宜练手,自然也极抢手。

见我到了,李琦递了两只口罩给我:“一会儿到了下面,你可别吐了丢我脸啊。”

我朝她翻了个白眼,接过来戴了两层——虽然福尔马林能迅速穿透口罩,精准抵达颅内最敏感的神经末梢,但聊胜于无吧。

我们一行人沿着楼梯往下走,绕了两个弯,推开一道铁门,又走过一条长长的甬道。楼里逐渐蔓延出怪异味道,直到离大池只三四米远时,那股凌冽而腐烂的味道打着旋儿地扑过来,径直刺进众人的眼耳口鼻,把所有感官封锁,只剩尖锐的恶心。

我们一边抹眼泪,一边捂着口罩继续朝前走。

大池房很暗。整个屋子从墙面到地面全是水泥质地,地缝里藏着暗色血垢,灯光把地上的积水衬得油亮。大池一共有五个,两个大的,三个小的,也都用水泥浇筑,内侧贴了白色瓷砖。池子四四方方的,十分规整。

大体老师们就沉睡在这些池子里,一共二十多具。池里灌满福尔马林,深褐色的溶液将大体全部淹没,偶尔露出背脊或头颅,像深海里浮沉的暗礁。

“难怪大家都不愿意捐献遗体。你们说,咱们生前买不起房就算了,死了还得挤集体宿舍,是不是太亏了?”有男生戏谑道。其他人瞟了他一眼,没搭理他。

“来搬大体的?”有男人的声音忽然响起——是管理大池的工作人员,全身用隔离服裹得严实,正捏着一根水管“刷刷”冲洗地面的油垢。得到我们的肯定回答后,他扬了扬脸,催促道:“那边有几个铁钳子,自己钳上来。搬走记得登记。”说完,捏着水管进了里头的屋子。

我们走近大池,眼泪再次被浓烈的味道激了出来。李琦抬起手肘蹭了蹭眼,从旁边桌上开了袋橡胶手套戴上,然后捡起铁钳。

她蹲下身,在池子里轻轻搅动了几下,数具大体露出水面,她钳着一位男性大体的脚踝拉到池边。泡过甲醛水的大体会更重,几个男生过去帮她将大体拉到池沿,又分别抬起大体的头脚四肢,放进预先备好的担架里。

这是位中年男性,五十岁左右,头上毛发稀疏,身体精瘦,皮肤虽呈暗灰色,却很干净。只是他的手有些怪异,似鸡爪一般,大拇指勾紧大鱼际,其余四指不同程度地向内蜷缩着,像是在凭空抓握着什么。他脚踝处还坠了块儿铁牌,是身份识别之类的东西,由于灯光较暗,看不清上面写了什么。

没多久,其他人也将自己那组的大体老师抬了上来。有七八岁模样的男孩,胖乎乎的年轻姑娘,也有裹小脚的老奶奶——我有些意外,毕竟裹小脚的老人思想大多封建,只信入土为安,出现在这里实在有些奇怪。

李琦一行人抬着五具大体进解剖实验室时,还是引起了不小震动。

虽然学生们之前已经上过系统解剖,但那时仅有一具大体,且只能观摩。现在的局部解剖课则是实战,需要动手下刀了。

在众人的注目下,我跟着李琦他们进了实验室。

入眼便是实验室的墙。四面墙上挂满十几张人体解剖图。室内正前方摆了张讲桌,桌上无多余物什,只放了个仿真心脏模型。

教室中央还放了五架铁皮箱,箱身闪着泠泠寒光。

“你们把大体抬过来,”说话的是解剖学教授老魏,他指了指那些铁皮箱,“抬到箱上放着,慢点啊。”

几个学生走上前,把铁皮箱子盖子移开,转动箱身外侧的摇杆,一块两米长、半米宽的铁质置物板升了上来。五具大体被分别放到置物板上,福尔马林气味骤然袭来,引得众人捂鼻干呕,赶紧将口罩手套戴好。

“十二人一具大体,自己分组吧。”

李琦领回来一包解剖器械,小心翼翼地在凳子上铺开:5把刀柄,5把解剖剪,6把尖镊和齿镊,还有一些刀片。见有人把刀柄放手里转动把玩,李琦提醒他:“小心点,这点器械七八百呢。”

“大家先静一下,”老魏敲了敲讲桌,神情严肃,他问我们,在进解剖楼的时候,有没有看到一楼门口挂的那副字写的什么。

“没有解剖学就没有现代医学。”老魏复述了一遍,一字一顿。

现代医学昌明,离不开解剖学的发展。而我们面前躺着的这些大体老师们,就是解剖发展的最大功臣。

“所以,这节课正式开始前,我觉得应该先为这些大体老师默哀三分钟,感谢他们的无私奉献。”话毕,他取下眼镜,双手叠放身前,深深鞠了下去。学生们也都学着他的样子,对着各自那组的大体鞠了躬。

我跟着默哀,结束时,视线从地砖缓慢上移,停在大体脚踝处坠的那块铁牌上。

那是块三指宽的铁牌,在福尔马林里浸泡得久了,泛着钝感。牌身有字,字是刻进去的,缝隙里还嵌着褐黄色的污渍,上面写:肖国斌,男,49岁,ZL。我又看了看其他组的大体老师,脚上也都有这样一块铁牌。

我对这些大体一无所知,他们身上最醒目的标记,只有这块牌子。

默哀完,老魏重新把眼镜架鼻梁上,开始教解剖器械的使用,半小时后便是实操,老魏再三嘱咐:“解剖前一定要把器械上的水擦干啊,不然这种天气,用不了一周大体肚子里就全长毛了。”

大体解剖,一言以蔽之,“剥皮去脂找结构”。

第一步剥皮从背部开始。我们几人合力将大体翻了个身,李琦捏一把解剖剪站一旁,手和眼神一齐发抖,好半天都下不去剪子。我乐了,忍不住笑她:“你这是帕金森了啊?”其他组员也跟着笑。

李琦瞪了我一眼,又深吸了口气,好半天才终于控着手下了第一刀。

大体泡了福尔马林,表皮变得很硬,加上李琦不敢下重力,费了不少工夫才在骶尾部那儿进了剪。刺破皮肤后,解剖剪从下至上剪开背部皮肤,然后划开颈部,最后到了头部。头部向来是最难剪开的,得从枕骨下缘进刀,绕过颅顶剪掉头发,分离出完整的头皮,最后再一点点剥下来。

天气湿热,汗液和福尔马林一起裹住全身。李琦顾不上擦汗,翻了皮,分离出浅筋膜和深筋膜,下面是边缘清晰的肌肉,又剪胸骨开腹。腹腔里整整齐齐地码着所有器官,虽没了血色,但看上去没什么器质性病变。

李琦解剖完,其他组员依次捏着解剖刀接了手。有人不小心切断一根神经,有人扒拉半天都找不到血管,有人眼镜掉下来拿手推了下,下一秒忽然意识到手套上沾满了融化的大体脂肪,整个人顿时僵住,连骂了几句“操操操”,接着继续做实验。

大体的身上多多少少带着生前的痕迹,比如车祸留下的擦伤,手臂上的陈旧性疤痕,锁骨下方做肿瘤治疗留下的伤口等等。

组员挨个主刀,其他人便一边观摩,一边猜测大体老师的死因。

分析到一半,其他组忽然发出一声惊呼。我探头过去看,他们的大体是那位裹小脚的老奶奶。她的腹腔胸腔已被打开,胆囊异常膨大,大大小小的胆结石挤满整个胆囊腔,肝脏和肾上都长了瘤子,胃部还有溃疡穿孔。不难想象,她生前经受了多少痛苦。

正胡乱想着,有声音响起——

“你脚下踩了块东西。”

我转过头去,看见李琦正跟主刀的那名组员讲话,又伸手指了指他脚下。

那男生移开脚看了一眼,是一块指甲盖大小的皮肤,大约是切割的时候不小心掉到地上的。“哦,没啥用的。”他把那块东西往旁踢了踢,并不在意。

谁知李琦却很执着,再次提醒他:“你得把掉的东西放桶里。”我这才注意到,五架铁皮箱旁边都放了个小塑料桶,用来收集切割下来的所有组织器官。

“只是一点皮肤而已。”那男生颇不耐烦,不想再理会她。李琦整个脸僵下来,她三两步上前,蹲下身把那块东西捡起来吹了吹灰,扔进桶里。“是啊,这只是一小块皮肤,它在你眼里也确实不算啥,”她情绪忽然有些失控,“可你大概也没意识到,它也是这具大体的一部分!”

最后一句话拔高了音量,引得其他组的人全都看了过来。众目睽睽之下被斥责,那男生脸上挂不住,讽刺她:“少上纲上线,矫情。少这点儿东西能怎么的?”

李琦气急,还想说点什么,老魏忽然从实验室后方走上前来,伸手拍了拍那名男生的肩,语气沉沉:“这位女同学其实说得对。解剖课上所有切割下来的东西,本来就该全都保留。等你们这学期解剖课上完,所有的组织器官都得跟大体老师一起送去火化。这样至少能让他们走的时候,是完整的、有尊严的。”

“也许有同学觉得没必要。但是你们也许没意识到,他们在成为你们的大体老师前,是活生生的人。”

老魏指了指旁边那个裹小脚的老奶奶,三言两语,将她的一生拽到了我们面前。

这个老人其实不算自愿捐献的。她是四川内江人,一辈子在小山村里生活。后来结了婚,生下个先天智障的女儿,丈夫要把孩子摁进泥塘,她不同意,就离了婚,自己独自抚养女儿三十多年。

“你们刚刚打开她的腹腔看到她最直观的病情了吧?她当时病成那样也一直忍着,还得下地干活,舍不得花钱买药。最后知道自己快死了,死前都要把自己遗体卖给学校,留下这笔钱给她女儿。”

老魏又指着旁边那个孩子,七八岁,先天肺动脉狭窄。

“这个病大家理论课也学了,死亡率高,随时会胸痛、晕厥。”他才那么点儿大,遭了不少罪。后来手术失败,孩子父母痛不欲生,但还是主动提出把孩子遗体捐给我们。还说希望我们培养出更多的好医生,以后就能救下更多这样的孩子。

“而这位男性大体老师,于你们而言,意义应该更多一重。”他走到我们这边,神情凝重而严肃,“他是你们的校友,叫肖国斌。”

老魏没带手套,直接握上了那只手,“你们应该也注意到了,他右手有些畸形,这种是典型的Dupuytren’s contracture(杜普伊特伦挛缩),很罕见,多发病于外科医生,是常年做精细手术导致的筋膜缩短。”

肖国斌八几年研究生毕业,被分到我们学校的附属医院,一干就是二十几年,老魏还跟他打过几次照面。

他把一生都献给了医学,生前救了很多人,死后把能捐的都捐了,遗体也留给我们学校做教学实验。在捐献信上,他写:宁肯让学生在我身上划上千万刀,也不能让他们在病人身上划错一刀。

几分钟后,所有人回了神,重新投入试验操作里。而我立在那儿,怔怔看着这些大体老师们:他们哭过,笑过,思考过,有过自己的故事。他们的确曾是活生生的人。

我将脸在白大褂上蹭了一把,觉得眼角发涩。

“你干嘛?”李琦一边跟着组员在大体上翻找动脉分支,一边抬头看我,“哭了?”

“没有。”我有些难为情。

“还挺能共情,”她笑了笑,“不过倒也用不着伤感。他们已经去世了,没有感知了。而且他们家属现在也过得挺好的。”

“你见到他们家属了?”我问。

“只是跟这个大体老师家属通了电话,没见面,”她指了指眼前的这具大体老师,“之前选好大体时,我就找老魏拿了这个相关信息了。”

李琦说,原本她担心会有所唐突,勾起逝者家属的伤心往事。但意外的是,肖国斌的妻子在电话里语气轻快温和,还跟她聊了很多。

她告诉李琦,肖国斌脚踝上那块铁牌是她提前跟学校打了招呼,亲手磨的,牌身上刻的ZL是她的名字:周莉。她还说,丈夫生前喜欢练毛笔字,爱吃她炒的番茄炒蛋。俩人结婚这么多年,几乎没吵过架,彼此支持对方的工作,尊重对方的决定。

“所以国斌愿意捐献遗体给你们学校,就算我孩子不理解,我也很支持。他对我和孩子一直都很好,工作干得尽职,没有对不起任何人。我挺替他高兴,他这辈子没白活;遇到这么好的男人,我这辈子也没白活,我也替我自己高兴……”

走出解剖大楼已是晚上七点多。夜风轻轻柔柔地卷了过来,带着残留的福尔马林气味往我脸上扑。躺在冰柜里的那些大体老师们,他们也曾跟我一样,走在路上。他们曾那么鲜活,也将永远鲜活——尽管多数人不知道这些大体老师的存在,但他们将在医学里永生。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这正是:

普渡慈航救世人,身披白衣走乾坤;医者若都如文亮,定有虔诚渡金身

– END –

福尔马林里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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