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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U门外的家属:生命与金钱的抉择

本文作者: 3周前 (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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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U门外的家属:生命与金钱的抉择

ICU即重症监护室,是医院里离死神最近的地方。对它的恐怖最有体会的,或许是ICU外等候的患者家属。面对高昂的治疗费用,他们被迫在亲属的生命和金钱间抉择。但更多的时候,他们没有选择。

2019年初,父亲病重,我有两个月的时间,是在苏北地区某三甲医院的重症科度过。我花了60元钱,买来一床被褥和席子,在靠近ICU的休息室里蜷缩。

在那里,我遇见过许多面孔,至今都能清楚地记得他们的名字,以及那些关于疼痛与破碎的故事。

潇潇是在下楼吃完早饭回来后发现地垫不见的,在鱼龙混杂的医院里丢东西是常有的事。他挨个翻动着铺在重症科休息室的地垫,试图找到自己的那个。

地垫是孩子的爬行垫,在医院附近随处可以买到,大号的18元,小号的15元。不过在重症科这种连下脚的空隙都难找的地方,小号的更抢手。

潇潇仔细地寻找了一遍,都没有找到,不禁破口大骂了起来。他是个二十岁出头的小伙,瘦高,一身装扮酷似发型师,和三个姐姐轮流在重症科值守。

他的母亲在几天前因车祸颅脑损伤入院,血氧饱和度非常低,眼下只能靠呼吸机维持,也不具备手术的条件。

肇事车辆的保险公司一个星期来过两趟,都被骂走了。原因是肇事者迟迟没露面,连一句道歉的话也没有。理赔员来的最后一次,他们姐弟四人恼羞成怒。大姐愤愤道:“谈不好就不要谈,干了这么多年生意,赔偿款最多也就几十万元,我们根本就不放眼里!”

三姐抄起了手:“你让肇事的司机约定好时间、地点,我们开车也给他撞一下,就算扯平了!”

自从四姐弟来后,重症科的休息室变得热闹起来。他们四人白天全员在位,到了晚上轮流值守,其他人则入住附近的旅馆。

四姐弟白天盘坐在一起打牌,地垫上摆满了手机、充电宝以及零食水果。到了晚上,就是一地的熟食和啤酒,喝完了继续打牌,直到前半夜散场。潇潇的几个姐姐都会抽烟、喝酒,都是大嗓门,大姐和三姐身上还有大面积的刺青。

对于他们的闹腾与人多势众,很多病人家属敢怒而不敢言。他们是众人私底下议论的对象,但也不乏善心。他们会把喝完的饮料和啤酒瓶收纳到袋子里,特意给保洁大叔留着,也会把一部分卤菜和主食发给周围的邻居,那些经济状况不佳、一顿饭只吃一个馒头的人。

伴随着他们的闹腾,潇潇母亲的病情更加糟糕。常有医生推开值班室的门传唤:“19床家属在么?请到值班室来一下!”

在重症科,除了每天例行的交代病情外,很少能看到医生,即便是上下班,他们也有专用的电梯通道。所以大部分的临时传唤,都是不祥的预告。

这时,潇潇和姐姐们顿时变得紧张,一个个相继起身,找到地板上凌乱的鞋子,朝着值班室奔去。出来后,他们相继流泪,不知所措。

医生紧急传唤的次数多了,盯梢的黑车司机投来关注的目光:“兄弟,需要用车不?拉回家或者直接转送殡仪馆。价格不高,服务周到!”潇潇没有搭理,直接将名片扔得远远的。

在重症监护室这样的地方,潜伏着很多角色。他们有开黑车的司机,专门负责转运遗体,有从事殡葬服务的,为遗体擦洗穿衣只要200元。他们的日常,就是每天值守在ICU门外,随时等待开工。

每次从值班室里出来,潇潇会躲到楼梯间安静的角落抽烟,把哭声压得很低。我有很多次在抽烟处遇见他,和他渐渐熟络起来。潇潇告诉我,他的父亲在十年前就是因为车祸去世,母亲迫于生计,改嫁给了现在的继父。

父亲去世后,他们吃了不少苦头,为改善生活,十五岁的他就随着姐姐们一起出外打拼。他的大姐嫁给了大她十几岁的男人,为姐弟四人在异地求生创造了现实条件。

潇潇说他们姐弟四人在南方的城市相继安了家,有好多次打算接母亲到南方生活,但母亲顾及继父始终没答应。在最艰难的时刻,继父接纳了他们。潇潇理解母亲想陪伴继父,但他还是不断自责,假如当时让母亲来到南方,可能就会躲过这次车祸。

后来,他们依旧看似没有伤疤地闹腾着,继续打牌、喝酒、玩笑。实在无聊的时候,二姐和三姐会结伴出去采购,买当地的各种小吃,还会给潇潇买礼物。

但就在看似平静的时候,他们的母亲走了。

那一天,姐姐们购物回来,给潇潇买了双白色运动板鞋。潇潇说要打一盆热水泡泡脚后再穿,他已经三天没洗过脚。当他把水从洗漱间里端回来,还没有来得及脱袜子时,医生一把推开了休息室的门。

“19床病人家属,快把你们准备好的衣服(寿衣)给我,家属也随我一起进去!”

医生的紧急传唤打破了休息室里的平静。在重症监护科这个与死神靠得最近的地方,很多患者把生命的最后时光,都留在了这里,无论他们的命运有多起伏,最终都将消失于监护仪上的一条直线。

听见医生的传唤后,潇潇姐弟几个纷纷放下手里的东西,慌乱地去找租赁柜的钥匙。他们中不知是谁,无意踢翻了那盆热气腾腾的洗脚水。潇潇的新鞋子也被丢到了一边。

随医生一同进去的,是潇潇的三个姐姐,一人拎着一个手提袋,哭天喊地。潇潇一个人跑进了楼梯间,勇敢地哭出了声。

后来,他们还是用了黑车司机的转运车,奔向殡仪馆。临走前,他们把医院里的所有东西留给了需要的人,几罐啤酒,一堆零食,两床被褥,以及标注有名字的地垫。

那地垫的背面,用油性笔清晰地写着“19”——是他们母亲的床位号,以及关于母亲疼痛的记忆。

老郭躺在简易的躺椅上闭目养神。

在重症病房等候区,老郭算是最快活的家属。每日正餐都有女儿前来送饭,有儿子每晚前来换班,有时晚八点,有时晚九点。

他一再嫌弃儿子来得太早:“你小子给我记住了,下次要来晚一些。这倒春寒的医院里暖气多舒适,你非得跟老子过不去,是不是?”

很多看透的病友会跟老郭开玩笑:“老郭,不是孩子来得早,分明是你舍不得回去!快走吧,明天一早还要再来‘值班’呢!”

每日天刚蒙蒙亮,等候区的家属们还在席地休息,老郭便早早来换班,每次来,都是满脸倦容,顶着厚厚的眼袋。谁都看得出,老郭又失眠了。他最放心不下的,是睡在ICU病房里的老伴。

后来,老郭索性不回家了。女儿离开医院前,常常宽慰他:“爸,您要想得开,您还有我和我弟呢!”儿子到来后,也常叮嘱:“爸,您就回家去眯一会儿吧!”

执拗的老郭谁的话也听不进去。对于孩子们的关切,他总是一句不变地回复:“放心吧,你妈这辈子吃了不少苦头,还没好好享福,没那么容易撇下我这个老头子不管!”

言闭,老郭继续睡在他的躺椅上,手里握住一根黄瓜,咀嚼出清脆的响声。

老郭原本是苏北地区某钢铁厂的厂长,年轻时忙于工作和应酬,有喝不完的酒和谈不完的业务,家庭的重任落在老伴一人身上。后来退了休,本该安享天伦,不料老伴四年前查出肺癌,从此一家人踏上漫长的求医路。

老郭告诉我,起初条件不错的时候,他在医院外住宾馆,时日久了,变成在医院附近租房,再到后来,为省下住宿的开支,直接搬进病房的楼梯间。一张折叠的钢丝床,几乎散架了。

那几年,在老伴四处寻医的同时,他也带她四处游玩,国内大多数的省份都到过,唯独没去过新疆。本打算立春后带老伴去新疆走一走,看看戈壁沙漠,不料老伴病重住进了医院,恐怕不能实现最后的心愿。

说到此处,老郭再也抑制不住。那是他在我面前第一次掉泪,生怕被人瞧见,把脸埋进了报纸。

等整理好情绪,他继续倾诉,这几年花费巨大,他卖掉了两套房产,几年下来已所剩无几,但一切又似乎值得,这为老伴赚足了时间。他说,前半辈子拿命换来的钱,都要在后半辈子用来惜命,这是自然的法则。

从那后的接连几天,医生都下了病危通知书,一次次都像利刃,用力地錾击着老郭的肺腑。老郭依旧半仰在他的躺椅上,用大段的时间来沉默,或是回忆。老伴的寿衣也已置备齐整,被他亲手锁在租用的柜子里。

最后的那几天,老郭放弃了夜间探视的“特权”,可能是无法接受即将别离的苦痛,或不忍心再见老伴挣扎的样子。

所谓的“特权”,是他通过医院的人脉,争取在医生换班之际,偷偷从值班室的暗门进入病房,包裹严实地去见一见老伴。

我有好几次,主动承担起为他们盯梢的任务。透过半透明的玻璃窗,我看见老郭和他的一双儿女动作娴熟地佩戴口罩,反穿白大褂,换上拖鞋,径直走向值班室里间虚掩的门。

他们探视的时间不长,最多十分钟,便又卸下“装备”,原路折返。只是每次回来后,老郭都沉默地像块石头。

他的老伴是在一个午夜悄然离去的,听说没有受到一点痛苦,安静得像睡着了。老郭随即差使女儿为老伴擦洗穿衣,让儿子收拾留在陪护区的东西,自己则在走廊外不停地打电话,交办着后事。

他一再拨打着电话,好像总有未曾交代完的心事。搁下电话后,他又一个人老泪纵横得呆在黑暗里。

老郭是在凌晨三四点钟离开医院的,与众亲属小心翼翼地抬起老伴,一群人走进了电梯间。还没等到天亮,老郭原来放置躺椅的位置上,就被其他病人家属争相占据。

我一直记得老郭闭目养神的样子。他用自己的一生,守护着妻子走完了长长的路。

我不知道他的具体名字,只知道姓包,三十五六岁,从事物流方面的工作。

他时常盘坐在重症监护室外的休息间,一床铺盖叠得整整齐齐。他的言语不多,大多数时间拨弄手机,或是自顾自沉思,像个木头人。

但周围的人只要谈到报销,他又变得侃侃而谈。无论是国内各大筹款平台,还是商业保险、农村合作医疗、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其中的许多条款与报销方式,都能从包大哥那里获取答案。

除此之外,他最爱做的事,就是与四岁的儿子通视频电话。他问儿子,想他了么?儿子点点头,说更想妈妈。他佯笑着岔开了话题。

在隔壁的重症病房,生死未卜的是他年轻的妻子。

我见过他发布在筹款APP上的照片,那是他们一家三口最后一次合影,在回妻子河南老家的路上。照片中儿子躺在妻子的怀里,妻子拥在他的腰间,共同比划着胜利的手势。

灾难是从妻子的一次发烧开始的,当时以为是普通的风寒,就在县城医院输液。但半个月都不见好转,妻子直接陷入昏迷。他带妻子到了郑州的大医院,通过一系列的检查,诊断书揭开了谜团:急性脑膜炎。

医生没有确切的诊疗方案。为维系妻子的生命,只能借助于呼吸机,承担着每日上万元的费用。一连四个月,他花光了打拼十年来的全部积蓄。到了借无可借的窘境,他只能转院,选择了家乡最好的三甲医院。这里他更方便照顾,且报销比例较高。

“你都不知道,从郑州转院回来,千余里路就收了我八千块钱!”他愤然地说,“就因为车上装了一台呼吸机,像我媳妇这种病,分分钟也离不开它!”

在我和包大哥相识的时间里,他妻子的病情始终没有好转,他变得更加木讷,除开上厕所和抽烟,他都倚在墙角,凝视着渗有水渍的天花板。他一天只吃一顿饭,有时是泡面或者面包,烟也抽得更凶。

一个午夜,他凑到我跟前:“哥们,你有没听说国内有哪家医院,做脑病相关科研的?如果可以,我打算将我媳妇留给他们,至少比现在等死好!”他言语凄凉,可我不知道如何回答。

两天后,他的身旁来了一行人,操着河南口音。抚慰他肩膀的,是他的岳父:“你做的爸全都看见,已经尽力,别难受了,中不中?”在岳父的面前,他像是回到了幼年,越说越委屈,哭成了泪人。

帮他收拾行李的,是他妻子的兄弟姐妹。显然对于亲人的不久于人世,家人都有心理准备,只有他仍无法接受事实。

在大家的张罗下,他迈着沉重的步伐,拉着陪伴他四处辗转的行李箱,走出了这层人间炼狱。

后来他给我发了条微信,说他的妻子在回到家的当天,便没有了呼吸。

李大嫂坐在距离重症监护室最近的角落。

她给大弟弟打电话,问要账的结果。两年前,同村的杨老三向她的丈夫借了几万块钱,希望延迟还账。那时李大嫂与丈夫挣了些钱,率先在村子里盖起了楼,便爽快答应了杨老三。

但是此刻,李大嫂的丈夫因重度胰腺炎住进医院,重症监护一呆就是大半个月,家里头的几万元存款早已花光。

搁下电话,她狠狠骂了句:“呸,都到了人命关头的时候,借的钱也不还!”

过了会,李大嫂又给小弟弟打电话,问他找亲戚借到了多少钱。弟弟回答她正在借着,年关刚过,谁家都不宽裕。

李大嫂哭出了声,她对弟弟说,早上医院已经下了缴费通知单,欠费累计三万多。再不缴清欠款,可能得停药。

挂了电话,伤心的她继续抓着隔壁的病人家属说:“他才四十岁出头,家里孩子大的今年要高考,小的刚上初中,这是要逼死我啊!”她越说越急切,再咒骂了一通杨老三,才想到将筹款平台筹到的善款提现。

一个星期来,她共筹到了两万余元。虽然金额不多,还不够偿清医院的欠款,但好在欠费的金额在医院规定的额度内。

又过了几天,ICU的床位医生开始找李大嫂谈话,回来后,她恍恍惚惚地坐在地垫上,不吃也不喝。

她开始拼命借钱,在电话里对人许诺,可以拿刚盖的楼房作抵押。她又无数次敲开值班医生的门,说自己愿做牛做马,只要能保住丈夫的命。

对于她丈夫的情况,重症科的医生们会同各方专家,会诊多次后敲定了腹腔穿刺的方案。但医院这方面的手术做得不多,为提高成功率,医生建议可以转院或请求某大医院专家的外援,费用自行承担。

李大嫂像找到了救命稻草,露出久违的笑容。她接连打了好几个电话,语无伦次地传达喜讯。

但好景不长,她又再度恐慌。作为农村妇女,她没有请外援的本事和资金,她唯一肯定的是,要请专家,要为丈夫孤注一掷。

李大嫂找休息室里的家属咨询了一遍,重复着相同的问题:“您有认识某大医院的医生吗?”对于她的神经质,有人撇嘴,有人摇头,还有人不予理会。

无路可走时,她从包里翻出一枚名片,想起了来发广告的医疗中介。那人曾告诉她,他在各大医院都有专家资源。李大嫂之前从他买过几次人血白蛋白,比药店价格便宜了两成,这取得了她的信任。

她抱着尝试的态度,给中介打电话,按的是免提,希望周围阅历丰富的病友家属可以帮她分辨,如果上当受骗,他们还能为她作证。

电话接通后,中介男人似乎行程忙碌,直接与李大嫂约定面谈时间和地点。当天下午,男人大摇大摆来了,把李大嫂叫到了楼梯间。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他们达成口头协定,请某大医院的专家,价格两万。

男人临走时,对李大嫂细声交代,说这是内部操作,千万保密。李大嫂半信半疑,等那人走后,她专门请人在网上查询,某医生的确是大医院的主任医师,她才放心。

这类操作介于合规与不合规间。合规是需要事先与ICU医生沟通好,征得同意并明确风险责任;不合规是由中介介入,外援医生有收红包、挣外快的性质。

两天后,那个医生穿着便装,如约而来,只和李大嫂打了个照面,径直按门铃进了监护室。半小时后,中介男人进入休息室,告诉李大嫂,手术结束了,比较成功。

李大嫂双手合十,紧接着,她从挎包里掏出一叠钱,径直塞到男人手上。中介走后,李大嫂再次燃起对生活的信心。

但她的丈夫,并没有顺利迈出监护室。他的重症随时有恶化的可能,不是一次成功的穿刺,就能化险为夷。

几天后,医生频繁找李大嫂谈话,解释了许多。她像咒骂杨老三一样,气急败坏地骂中介男人。男人只说“我给你请的是医生,不是神仙”,挂了电话,将她列入黑名单。

李大嫂每打一次,都会咒骂一次,然后大哭。那天,她用借来的钱给丈夫缴了费,一万八千元。她说那是最后一笔钱,等花光医药费,她就带丈夫回家,就算死,也要死在自家的新房子里。

那一刻,她并没有哭,接着倚靠在墙角,不知不觉睡着了。

缴存的最后一笔医药费,勉强维持了两天。钱花光后,她终于见到自己的丈夫,他被推出了重症室。两个人四目相视,她声嘶力竭地喊他,他已不会做出反应。

次日,她的弟弟再次出现在人满为患的重症科,他要求值班医生为他的姐夫出具出院证明,以便报销。

他说,人刚回家就断了气,好在临走时安安稳稳地躺在自家的新房里,还有一双儿女给他送行。

说着说着,他又消失在人海里,仿佛从未出现过。重症科的休息室依旧人来人往,哀伤满地。

这正是:

劳其一生碎银几千,疾病金额家人心煎;悬壶能救金主回天,菩萨难度清贫马面

– END –

ICU门外的家属:生命与金钱的抉择

ICU门外的家属:生命与金钱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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