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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后,逃离一线城市的年轻人

本文作者: 2周前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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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后,逃离一线城市的年轻人

在抑郁症与职场失意的双重打击下,陈晨最终成为了一名支教老师。但选择支教,并非出于别人所认为的高尚。他揣着难以言说的秘密,在农村生活发现了陌生的自己。

1

去心理医院前,我理头、洗澡、换上干净的衣服,站在镜子前。眼前的自己陌生且毫无生气。如果把生命比作河流,那一刻,我的河流干枯了。

2018年5月,我被诊断为抑郁症。当时,我刚研究生毕业,初入社会,在上海求职困难,我几经碰壁,害怕被父母师友问起,害怕收到消息,后来干脆卸载了微信,除了应聘,整日待在房间。

几场面试都没有结果。最后一次,我看着其他求职者侃侃而谈,莫名生出疏离感,好像他们是舞台上的演员,我只是站在角落里的观众。轮到我做自我介绍的时候,我的大脑一片空白,连一句完整的话也说不出。

前排面试官盯着我看,对照简历上我获得的荣誉,他忽然笑着问我:‌‌“你是怎么把自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我赔着笑脸:‌‌“我也不懂。‌‌”

面试结束,汗水打湿了外套,带着股腥臭味,我回家躺了一天,像丢在下水道里的死鱼。由于失业,生活里多出大把时间。早上起床,我感到沮丧,盼望早点结束一天。两周之后,我预约了心理医院的门诊。

抑郁情绪困扰我多年,即使想拼尽全力挥出一拳,也像是打在空气中,无力且挫败。

拿到诊断结果,我迫切地想改变眼下的处境。长期生活在城市,我对农村生活一直有强烈的好奇。当我在网上看到招募支教的链接,便果断报了名。但对于改变中国乡村教育的现状,我并不太关心。

2018年7月,我通过支教组织的面试,和其他19名老师,前往广西,开始为期两年的支教。

我在书本里读到过‌‌“公益疗法‌‌”的说法。大致意思是,真诚地帮助别人,需要把注意力从自己身上移开,进而看淡自身病症。助人本身所带来的成就感与愉悦感,也是很有价值的体验。

2

我要去的村小,位于广西某国家级贫困县,四周环绕着大山,距南宁市区大约120公里。全校共有126名学生,分属六个年级,采取寄宿制,当地老师只有6名。

我和其他支教老师一齐入住学校,分宿舍时,教师汪明选了最偏僻的房间,窗户外就是大山。经询问,我才知道,汪明经历过失败的考研。她希望在支教之余,可以不受打扰,让她准备第二年的考试。‌‌“城市里太过喧闹,静不下来,看不了书。‌‌”她说。

继她之后,我陆续发现,选择支教的老师,除了关注农村教育,也有一些自己的原因。钟毅曾在国企工作,因为受不了繁琐的流程以及应付不完的检查,希望在农村寻得简单清静。

但他闲不下来:‌‌“我希望能改变这里,让这里变得更好。‌‌”他看向我,眼睛瞪得很大。我没有回答,看着他的眼神一点点黯淡下来,转身走了。

钟毅想做些事情,但总是不如意。开学不到两月,学校里迎来了几批检查。在村小,迎接检查是一件大事,检查的结果可能影响到第二年相关资源的分配。

为保证万无一失,校长增加了额外要求——干净,整洁,卫生。桌面上不能有灰尘,墙壁不能有蜘蛛网,校园里不能有落叶,学生只好一遍一遍打扫。

钟毅不喜欢校长的态度,如临大敌,像是领导比学生还重要。

因为书籍缺乏,图书馆里四个书架只摆满了前面两个,都是学生用的书籍。第三个书架勉强摆了些教科书和教参,第四个书架,干脆凑了些养鸡养鸭的农业用书。当地教师收入有限,大部分教师会养些家禽补贴家用。

检查人员只查看图书借阅记录和前两个书架上的书籍便走了。‌‌“怎么不去看那两个书架,也好给我们多运几批图书。‌‌”这些现状让他感到沮丧。钟毅和我讲述他的理想,但这一切似乎与我无关。我内心只剩下一个声音:‌‌“我不想再抑郁了。‌‌”

我见到顺子的时候,她已经支教一年。她没说自己来支教的原因,但我知道,来支教之前,她也被诊断为抑郁症。

顺子正在网上募捐,计划假期带她的学生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她在笔记本上列出计划行程:深圳科技馆、深圳博物馆、世界之窗、深圳大学、清华大学研究生院,大约4天的行程。‌‌“他们很多人都没有出去过,我想在走之前,带他们去看看。‌‌”顺子说。

募捐的结果并不顺利,与预算相差很多,顺子托很多熟人,在交通与住宿的费用上,给了尽量低的价格。她还想带他们坐一次地铁,费用没法再缩减。

‌‌“你为什么要来支教。‌‌”在我第二次询问顺子的时候,她沉默许久,说:‌‌“之前搞砸了那么多事情,总希望能真正做成一件事情,我就知足了。‌‌”顺子的声音忽然变得尖锐。

3

那一瞬间,顺子的话将我带回抑郁发作期间。那时,我也做过各类计划,从学习、找工作,再到外出与人交谈,每次都不成功,像是被写在注定失败的剧本里,无处挣脱。我理解顺子的渴望。

渐渐的,学校工作占据我的大部分时间。由于教师资源缺乏,每两个老师,要负责一个年级的所有课程。我教授三年级数学、体育、音乐、科学、道德、心理等课程。

我不得不从对自我的观照中抽出身来,思考一些被习惯性忽略的事物。

数学涉及生活中各种概念,譬如时间,长度,面积及质量。对孩子们来说,这是一些颇为抽象的概念。

为了帮助学生理解,教材里会加入学生熟悉的情境,比如,跑道一圈是400米。但我们小学没有标准跑道,甚至整个乡镇都没有,最近的操场,在40公里外的一中。

‌‌“多大才是标准操场?‌‌”学生们对着教材发问,我带着他们用皮尺丈量学校里不规整的运动场地,最长距离50米,我告诉他们:‌‌“跑4个来回,就是400米。‌‌”

困惑同样出现在大巴的长度、飞机的速度、广场面积、购物中心的打折促销中,在他们眼里,教材努力创设的情境和抽象概念同样陌生。

学生们住校,生活起居也需要老师帮忙照料。

山里的学生精力充沛,爱跑爱跳,只能备好碘伏酒精用于划伤消毒。山间多蚊虫,一位老师靠自身资源找来医疗物资,包括绷带和药物,以及止痒用的药膏、肥皂水和牙膏。

大家搜集来矿泉水瓶,装满水,冰冻在食堂冰箱里,方便为扭伤的学生冰敷。

忙碌的节奏让我应接不暇,失眠问题却没再出现。医生告诉我,或许是工作繁忙,解决了我内心模糊的焦虑。

4

记忆中,失眠始于16岁。最初只是前半夜惊醒,接着难以入睡,后来彻夜无眠。思维不受控制,白天睁着眼睛也像做梦,梦中情景交织眼前景象,真假难辨。

父母带我看过西医,检查结果一切正常。我很配合地吃了两个多月的中药汤,症状也难以缓解。助眠枕头、助眠被子,亦全无效果。有一次,母亲突然问我,是不是有心事?我赶紧接上话:‌‌“怎么会。‌‌”

那句话背后藏着我的不安。我的家庭还算幸福,父母从不争吵,对我一向宽容,极少措辞严厉。但另一方面,我像是必须要表现出幸福与快乐的演员,遇到不如意的事,也只能掩藏自己的感受。

久而久之,我的心事变成秘密,在人际关系中被动退缩,直到患上抑郁症。

在遇到另一个孩子的秘密时,陷于封闭世界的我像被撬开小口,出现少有的情感波动。

这里有的孩⼦从记事起就没有⻅过⺟亲,譬如燕燕。她很活泼,喜欢在⼈群⾥唱歌、上课回答问题,认真完成作业,⽤尽力气做好学⽣;同时,她又⼗分脆弱,会因为⼀道难题放弃整场考试,会因为举⼿没被⽼师看⻅就伤⼼大哭。

美术课上,燕燕画过很多图画,但从没有涂过颜色。我⼀直好奇,是什么夺⾛了她画⾥的⾊彩。

第⼆学期,燕燕拿着一张泛黄的大头贴,上面是个穿淡蓝⾊⾐服的⼥⼦。燕燕问我,她和里面的⼥⼦是否相像。据说,燕燕的母亲在⽣下她之后就弃她而去,但燕燕想知道,⺟亲到底是谁。

‌‌“我猜她是我妈妈。‌‌”燕燕把它夹在笔记本⾥,本子是和照⽚是⼀起找到的,燕燕觉得,这些是妈妈的东⻄。笔记本⾥有⼏篇⾼中⽇记和学习计划。

‌‌“妈妈可能读了⾼中。‌‌”在村⾥,上⾼中是让⼈骄傲的事,燕燕很满意她的发现。

她不敢问爷爷奶奶,怕他们把东西拿走。

燕燕稚⽓未脱,和照⽚上的⼥⼦看不出有多少联系。燕燕⼩⼼将照⽚收好,和我说,她要去读⾼中,要像妈妈⼀样。

我开始理解燕燕,从⼩失去⺟亲的孩⼦惧怕失败,如果失败,就什么也没有了。

我们都一样,在成长过程中守着自己的秘密。

我为她感到难过,那个周五,我特意⻅了燕燕的奶奶。放学之前,老人⼀直等在校⻔⼝,天热,她给燕燕准备了饮料。燕燕冲奶奶跑去,祖孙俩亲密地回家,燕燕又变得活泼,没⼈知晓她的心事。

5

村⾥⼟地资源有限,不少成年⼈外出务⼯。在我的班级⾥,留守⼉童与单亲家庭孩⼦人数占据三分之⼀。

孩子们大多孤单,喜欢寻求老师陪伴。汪明说,学生们一来,难以静下心看书,只好和他们约定,如果不紧急,尽量在第二天上课前再来敲门。

学生们认真地点头,但是关于紧急,学生们的定义和老师明显有区别。有一次,学生拼命敲门,只为了让汪明下楼去看彩虹,‌‌“马上就要消失了。‌‌”学生一脸焦急。汪明有些哭笑不得,和学生去了操场,雨后,山那边有一抹彩虹。

学生们也来敲我的门,送我课间画的画、做的手工。这是学生在向老师表达喜爱,起初,由于抑郁症,我常无动于衷,甚至觉得厌恶。

为了不让学生看出来,我钻进房间,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对周围发生的一切漠不关心。

敲门声还在继续,孩子们一次次接近我的心理边界。我慢慢学着打开门,回到老师的角色,把抑郁情绪暂时反锁在门内。

情绪尚可的时候,我喜欢坐在宿舍门口和学生聊天。有学生画了学校的广场,只有教学楼和水泥地。‌‌“没有树,我们就不用扫落叶了。‌‌”学生脸上透着一股得意,像是解决了世纪难题。

‌‌“长大之后,你想做什么?‌‌”我问。

‌‌“我想当天文学家,研究天上的星星。‌‌”一个矮个子女生回答。村里的夜空很美,天气晴朗时,抬头就可以看见流动的银河。

‌‌“在城市,很少能看见这样的星星。‌‌”我回答。

‌‌“那我在这里长大,就更有可能去研究星星了。‌‌”孩子们一直保有特有的乐观。

根据2018年教育局的数据,广西高中的升学率只有57%,考虑到城乡差距,在这所村小,绝大多数学生上不了高中。这就是他们一生所能接受的全部学校教育。

‌‌“你呢?‌‌”

‌‌“我想当篮球运动员。‌‌”

‌‌“科学家。‌‌”

‌‌“厨师。‌‌”

‌‌“医生。‌‌”

‌‌“我想当老师,像你一样的老师。‌‌”

‌‌“我是什么样的老师?‌‌”我问。

‌‌“虽然很少和我们说话,经常待在房间里,但是你对我们都很好。‌‌”

这是我第一次从学生口中听到我的样子,更没想过有人会想成为我这样的老师。

‌‌“那老师以后经常下来和你们说话,好不好。‌‌”

‌‌“好!‌‌”学生们一阵欢呼。

2019年7月,顺子结束支教。离开前,她被选为教师师德代表,同时募集到资金,带着14名学生去了深圳。

孩子们排着队坐地铁,又站成一排,在世界之窗的大门口合影,每个人都笑得很灿烂。

顺子给我留了封长信,回答两年前我问过的问题。顺子说,最初来支教,其实是想找个远离父母的地方结束生命。但现在,她写道:‌‌“我想活着,想继续做些事情。‌‌”

钟毅靠自己给学校争取到一批捐赠,包含图书和电扇。图书室重新布置,四个书架上摆满了学生喜欢的书,又装了电扇,夏天也不觉得热。钟毅说,之前只是期待别人来改善,都快忘了自己也可以做些事情。

2020年新年,因疫情爆发,我和学⽣们迎来了⼀个漫⻓的寒假。

离校前,燕燕送给我⼀幅画。左边画着⾼楼⼤厦,戴眼镜的⼈⼤概是我。右边是⼀⼤⽚草坪,穿蓝⾊⾐服的⼥⼦带着⼩孩在草地上玩耍,是她想象中的母亲。这幅画,她用彩笔填上了色彩。

燕燕在⼀⻆写下:‌‌“祝⽼师新年快乐,⼀路顺⻛,谢谢⽼师和我⼀起保守这个秘密。‌‌”

抑郁后,逃离一线城市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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