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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度

本文作者: 3周前 (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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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度

由疫情期间普通人经历的十个单元故事组成的20集电视剧《在一起》,自9月29日起播出,很快就以其令人震撼的真实性赢得了口碑。与此前遭受劣评的《最美逆行者》相比,它明白无误地呈现了人们当时的恐惧、压力与希望,看评论中最多的便是“真实”、“这才是现实”。

剧中倪妮饰演的护士平小安有一段爆发:

你知道我经历了什么吗?我拼尽全力,去救助那些人,谁来保护我们呢?是烂掉的口罩,还是穿在身上的垃圾袋呢?我学医是为了救死扶伤,我不是跟他们一起等死的。我爸妈都还在家等着我回家过年呢,他们年纪也都不小了,我就是想要活着,我有错吗?

像这样触目惊心的真实,在剧中还有很多,也都是我们不久之前见证过的,因而它很能引起共鸣,以至于这些剧照被截屏后在网上广为流传。不过随之而来的一个典型中国场景是:很多人的注意力既不是放在作品的现实主义上,也不怎么在意演员的演技,而是惊讶这部剧“真敢拍”,“台词尺度真够大的”。

这激起了种种不一的反应:

“难以相信这竟然是广电自己拍的剧……广电可真够虎的。”

“别怕,广电的片,放心看。”

“所以说国内不是拍不出好电视剧好电影,问题就是在广电的剪刀尺度。”

“就应该这样啊,现在我们好像闭口不谈很多东西,一有什么就觉得‘哇这也敢’,其实这是另一种不自信。”

“闭嘴闭久了看见说话的都觉得稀奇…………我们怎么就退化成这样了?”

“尊重事实,结果最可悲的是说对的话居然变成了敢拍这件事。”

“什么时候把事实说出来就叫大尺度了,跪久了原来真的会习惯。”

“这不是大家都知道的东西吗?意思是说点常识都叫尺度大了?”

在此,一句“尺度真够大的”可能至少引起如下三种不同的反应:认为这不过是选择性地拍出了民众互助渡过难关的实情,还没真正暴露痛处,已经被这么多人伸出大拇指说“敢拍”了,换言之,把“尺度大”看作是赞许;第二种反应则质问这代入了审查者的视角,不满“实话实说也成了尺度大”,不认为这尺度有什么大的;最后一种则与上一种潜在相通,强调这仅是“事实而已,无关乎尺度”,否认存在尺度问题。

这些反应本身也体现出一点:“尺度”所指向的不是一个法治框架下有明确界定的规则,而恰是一个反复博弈的模糊地带,充满着暧昧、含混与不确定性,并有可能随时变化。它是实施管治的一方政治意志的体现,但却没有规则可循,是在正式制度之外的非正式规则(或说是“潜规则”),不可捉摸,难以言明,以至于谁都不知道那个“尺度”到底在哪里。

多年前,我就曾听说,一家电视台的主持人因遭“老同事”写信投诉而被迫扣薪、写检讨,原因则是说她在节目中的着装不得体。导演为此和台长怒吼:“那你告诉我,领口能开到下巴往下几寸?”——但当然,谁都知道这是不可能有明确量化的答案的,这不是因为无法制定规则,而是因为这种“尺度”本来就是一个“感觉”,甚至是因人而异的,你觉得穿泳装也无所谓,他却觉得裙子露出膝盖就算挑逗了。更何况,对于管治者来说,“尺度”一旦明确规定,就无异于自缚手脚,只有模糊的规定才能赋予自己随心所欲的灵活性。

“尺度”是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词汇,很难翻译,一如我曾在《禁令的逻辑》一文中曾说过的,中国历代在禁酒、禁烟等治理措施中体现的政治逻辑是:它在意的不是事物的“性质”,而是其“程度”。因而它有时显得很宽容,不像西方或中东那样将烟酒视为有违教令的邪恶事物;但有时又很苛刻,像茶这样别处从未遭禁的,在中国却也曾被禁过,理由是担心过度饮茶消耗国库。

问题是,什么时候算是“过”了,这个“尺度”的判断却充满着不确定性,也始终没有明确的规定。从管治的角度来说,最行之有效、也不费力的做法,就是让民众将社会规范内化,从而自觉地认同秩序;然而在中国的现实中,由于这些“尺度”乃是外部强制要求,又难明确,以至于就算自觉遵守的人,也不敢说自己是否就能永远不踩线了。

在以往,这除了让一部分人沉默之外,也可能激怒另一部分人,他们起来质疑尺度的合理性,或要求明确尺度的边界究竟在哪里;然而现在常见的一个现象是:很多人已经不再发出这样的声音,他们只是窃窃私语某些作品、言论的尺度是否太大,却不会去怀疑尺度本身。

在有些人看来,这正表明年轻一代对权力的默认乃至认同,他们“躺平”接受了现实。也正因此,他们不满地质问:“实话实说都成了尺度大了?”然而确切地说,那原本可能只是基于对现实环境的敏感所作出的一个事实判断,并不一定代表什么。

这是一个全新的现实:对尺度的合理性,人们已经不争论了,或说是懒得争论了,也许在新一代看来,那都显得很“无聊”,他们只是趋利避害,顺应这个现实罢了。与此同时,在上者也不像以前那样费力做思想工作,更缺乏一套能说服人的理念体系,在日益多元化的环境下,即便是排山倒海的批评声浪,也不见得就能让人信服被批倒的那一方是错的。其结果,现在的社会运作更多诉诸权力,已经搁置了对错的判断。

这是权力的胜利吗?或许是,但未必是它想要的那种胜利。如果说以前,“正确”与“权力”是合一的,认同权力就是承认它正确,那么现在却分离了。所谓“扎扎实实搞形式,认认真真走过场”,意味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也出现了分离,他们完全清楚外部规范,也尽力调整适应,但与此同时也清楚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正是这样一种社会心态的产物。

在这个意义上,那种对“尺度”的敏感所伴随着的,并不是对权力的认同,而是对权力的疏离。这就像是新的生态下进化出来的新物种,他们不想逆流而上、正面硬刚,只是奉行着“适者生存”法则,你划下了红线,那我也不废话,但要说这就是我自己喜欢这样,那就别误会了,那是两回事。博弈并没有结束,它只是转到另一个更微妙的层面上展开了。

由疫情期间普通人经历的十个单元故事组成的20集电视剧《在一起》,自9月29日起播出,很快就以其令人震撼的真实性赢得了口碑。与此前遭受劣评的《最美逆行者》相比,它明白无误地呈现了人们当时的恐惧、压力与希望,看评论中最多的便是“真实”、“这才是现实”。

剧中倪妮饰演的护士平小安有一段爆发:

你知道我经历了什么吗?我拼尽全力,去救助那些人,谁来保护我们呢?是烂掉的口罩,还是穿在身上的垃圾袋呢?我学医是为了救死扶伤,我不是跟他们一起等死的。我爸妈都还在家等着我回家过年呢,他们年纪也都不小了,我就是想要活着,我有错吗?

像这样触目惊心的真实,在剧中还有很多,也都是我们不久之前见证过的,因而它很能引起共鸣,以至于这些剧照被截屏后在网上广为流传。不过随之而来的一个典型中国场景是:很多人的注意力既不是放在作品的现实主义上,也不怎么在意演员的演技,而是惊讶这部剧“真敢拍”,“台词尺度真够大的”。

这激起了种种不一的反应:

“难以相信这竟然是广电自己拍的剧……广电可真够虎的。”

“别怕,广电的片,放心看。”

“所以说国内不是拍不出好电视剧好电影,问题就是在广电的剪刀尺度。”

“就应该这样啊,现在我们好像闭口不谈很多东西,一有什么就觉得‘哇这也敢’,其实这是另一种不自信。”

“闭嘴闭久了看见说话的都觉得稀奇…………我们怎么就退化成这样了?”

“尊重事实,结果最可悲的是说对的话居然变成了敢拍这件事。”

“什么时候把事实说出来就叫大尺度了,跪久了原来真的会习惯。”

“这不是大家都知道的东西吗?意思是说点常识都叫尺度大了?”

在此,一句“尺度真够大的”可能至少引起如下三种不同的反应:认为这不过是选择性地拍出了民众互助渡过难关的实情,还没真正暴露痛处,已经被这么多人伸出大拇指说“敢拍”了,换言之,把“尺度大”看作是赞许;第二种反应则质问这代入了审查者的视角,不满“实话实说也成了尺度大”,不认为这尺度有什么大的;最后一种则与上一种潜在相通,强调这仅是“事实而已,无关乎尺度”,否认存在尺度问题。

这些反应本身也体现出一点:“尺度”所指向的不是一个法治框架下有明确界定的规则,而恰是一个反复博弈的模糊地带,充满着暧昧、含混与不确定性,并有可能随时变化。它是实施管治的一方政治意志的体现,但却没有规则可循,是在正式制度之外的非正式规则(或说是“潜规则”),不可捉摸,难以言明,以至于谁都不知道那个“尺度”到底在哪里。

多年前,我就曾听说,一家电视台的主持人因遭“老同事”写信投诉而被迫扣薪、写检讨,原因则是说她在节目中的着装不得体。导演为此和台长怒吼:“那你告诉我,领口能开到下巴往下几寸?”——但当然,谁都知道这是不可能有明确量化的答案的,这不是因为无法制定规则,而是因为这种“尺度”本来就是一个“感觉”,甚至是因人而异的,你觉得穿泳装也无所谓,他却觉得裙子露出膝盖就算挑逗了。更何况,对于管治者来说,“尺度”一旦明确规定,就无异于自缚手脚,只有模糊的规定才能赋予自己随心所欲的灵活性。

“尺度”是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词汇,很难翻译,一如我曾在《禁令的逻辑》一文中曾说过的,中国历代在禁酒、禁烟等治理措施中体现的政治逻辑是:它在意的不是事物的“性质”,而是其“程度”。因而它有时显得很宽容,不像西方或中东那样将烟酒视为有违教令的邪恶事物;但有时又很苛刻,像茶这样别处从未遭禁的,在中国却也曾被禁过,理由是担心过度饮茶消耗国库。

问题是,什么时候算是“过”了,这个“尺度”的判断却充满着不确定性,也始终没有明确的规定。从管治的角度来说,最行之有效、也不费力的做法,就是让民众将社会规范内化,从而自觉地认同秩序;然而在中国的现实中,由于这些“尺度”乃是外部强制要求,又难明确,以至于就算自觉遵守的人,也不敢说自己是否就能永远不踩线了。

在以往,这除了让一部分人沉默之外,也可能激怒另一部分人,他们起来质疑尺度的合理性,或要求明确尺度的边界究竟在哪里;然而现在常见的一个现象是:很多人已经不再发出这样的声音,他们只是窃窃私语某些作品、言论的尺度是否太大,却不会去怀疑尺度本身。

在有些人看来,这正表明年轻一代对权力的默认乃至认同,他们“躺平”接受了现实。也正因此,他们不满地质问:“实话实说都成了尺度大了?”然而确切地说,那原本可能只是基于对现实环境的敏感所作出的一个事实判断,并不一定代表什么。

这是一个全新的现实:对尺度的合理性,人们已经不争论了,或说是懒得争论了,也许在新一代看来,那都显得很“无聊”,他们只是趋利避害,顺应这个现实罢了。与此同时,在上者也不像以前那样费力做思想工作,更缺乏一套能说服人的理念体系,在日益多元化的环境下,即便是排山倒海的批评声浪,也不见得就能让人信服被批倒的那一方是错的。其结果,现在的社会运作更多诉诸权力,已经搁置了对错的判断。

这是权力的胜利吗?或许是,但未必是它想要的那种胜利。如果说以前,“正确”与“权力”是合一的,认同权力就是承认它正确,那么现在却分离了。所谓“扎扎实实搞形式,认认真真走过场”,意味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也出现了分离,他们完全清楚外部规范,也尽力调整适应,但与此同时也清楚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正是这样一种社会心态的产物。

在这个意义上,那种对“尺度”的敏感所伴随着的,并不是对权力的认同,而是对权力的疏离。这就像是新的生态下进化出来的新物种,他们不想逆流而上、正面硬刚,只是奉行着“适者生存”法则,你划下了红线,那我也不废话,但要说这就是我自己喜欢这样,那就别误会了,那是两回事。博弈并没有结束,它只是转到另一个更微妙的层面上展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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