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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瘫游戏主播:流量的猎物与弃儿

本文作者: 4周前 (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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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瘫游戏主播:流量的猎物与弃儿

打游戏一夜爆红后,脑瘫少年王涛的生活被重塑了,从流浪街头到入住新房,王涛变身一名游戏主播。但这份荣耀并未持续太久,热度快速消失,王涛不可抗拒地,沦落为流量的弃儿。

脑瘫少年王涛没想过,一条60s的短视频,会改变自己的命运。

2018年8月,一则名为“靠两根手指成为‘王者’,脑瘫小伙街头代练游戏”的视频,在微博上流传。视频中的王涛,以脑瘫患者常见的看起来有些扭曲的姿势,坐在厦门市中山路街头,脚上穿着拖鞋。他的右臂不自觉地抬起,手指向下蜷曲着。手机被他简单地摁在膝盖上,好像随时会掉下去,他用左手的两只手指,在屏幕上用力地滑动。

王涛一边操作,一边吃力地回答视频拍摄者抛出的问题:“(每天工作)七八个小时、王者(段位)、(月收入)不到一千……”

这些关键词,拼凑出过去半年王涛的街头代练生涯。他的业务是陪玩和代练王者荣耀,陪玩一局游戏5元,代练则视段位难度收费。

在代练前,王涛的收入来自乞讨和捡垃圾。他总结出技巧,要去美食街乞讨,因为别人在吃东西,不急着走;现在年轻人出门基本不带零钱,向年纪大些的人乞讨成功率更高。最顺利时,王涛一天能要到50元。

与之前比,王涛更喜欢代练这份体面的工作,“通过直播打游戏,可以证明我智商没问题”。由于王涛异于常人的体态和语言,他常被人认为是傻子。这是对脑瘫患者的误解,智力正常的脑瘫患者约占群体的四分之一,脑瘫和智力障碍并没绝对的伴发关系,却让患者在社会中饱受歧视。

找不到工作,王涛发现了代练这条新出路,8月12日,他的代练视频出现在网上后,王涛马上把它转发到朋友圈,配文“希望能火”,“火”意味着摆脱现状:在街头流浪的王涛,已二十多天没洗过澡。

他的愿望成真,这个视频很快上了热搜,播放量突破百万。厦门本地的媒体对王涛进行了专访,紧接着,两家游戏直播公司找到王涛,希望与他签约。

一家公司开出3000元的底薪,要求王涛每个月得刷到1万元的礼物,不包食宿;另一家公司提供的待遇是底薪5000,为期3年,提供住处,并告诉王涛,市场缺乏励志型主播,他需要做的就是打好游戏。

王涛没有太多犹豫,选择了条件更好的后者,签约的当天下午,他就搬进了新家。王涛家当不多,只有一个双肩包、几件衣服和一双运动鞋、拖鞋,总价不到100元。

新家是酒店式的公寓,十三四平米,单间带卫生间,王涛马上拨通亲戚的电话,连问对方好几遍:“你看到我的房子了吗?可大呢!”看到热水器、空调,王涛第一反应是询问电器耗不耗电,得到否定答复后,他迅速洗了一个热水澡。

第二天,王涛开启了人生第一份正式工作。作为游戏主播,王涛的工资由底薪和提成组成,每个月播满150个小时,理论上可以拿到5000元的底薪,提成按照直播间产生的礼物计算,公司和平台收走70%,主播拿到30%。

开播的头三天,王涛迎来高光时刻。公司花了不少广告费,把他的直播预告放在平台的推荐位,将王涛称为“王者单手大神”,直播间涌进了四千多人。

王涛第一次感到自己融入了集体。为欢迎他入职,公司还组织了一场友谊赛,比赛现场很热闹,王涛能感到目光都集中在自己身上。交流结束后,两三个同事一起走过来,拍着他的肩膀,笑着说“今后就是朋友”。

王涛和一个16岁的主播同事投缘,当时对方还没租到房子,就在王涛的公寓借住了一个月,“晚上睡一张床,人家不嫌弃我。”王涛坦然地说。有人向王涛借500元,他也爽快答应了,这是王涛第一次借钱给别人,他觉得自己和其他人“越来越平等”。

入职后的第二个月,扣除税费,王涛收到4800元工资,他马上拿出1500元,准备转给大姨,而不是他的亲生父母。

1996年出生的王涛是河南人,家里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父母是四处做小生意的走贩。

出生几个月后,王涛被医生诊断为脑瘫,穷困的父母自顾不暇,将他寄住在大姨家。王涛很少见到父母,回父母家“像走亲戚,坐一会就走”。

由于肌肉无力,王涛11岁才学会走路。在此之前,大姨大概每周一次,会背王涛去院子里晒太阳。15岁时,王涛在大姨努力下,终于进了村小读书,同班孩子年龄都比王涛小,每到下课时间,一群男孩子围住他,谩骂、推挤,闹剧的频率高到让老师失去耐心。

有一次,几个男生冲着王涛脸上喷水,他睁不开眼睛,扶着墙去办公室找到老师,努力描述事情经过,老师只抬头撇了王涛一眼,什么都没说,继续批改作业。王涛浑身湿透,觉得自己委屈又可笑。

他在村小只读了一学期,因为学校不愿再接收他,理由是别的孩子经常看王涛,不好好上课。“我想上学,但不想去学校。”王涛说,“学校里没有人喜欢我。”

表姐给王涛买了台二手的点读机,200块钱,他把里面的三字经和唐诗宋词反复学了很多遍,在他看来,用点读机学习比在学校效率高多了。王涛也发现了自己的新大陆——一家黑网吧,他每天在网吧里泡五六个小时,看别人打游戏,偶尔自己也打。

但王涛只有左手的食指和中指可以灵活使用,右手常不受控制,电脑游戏常需要两只手操作,一局几分钟的游戏中,他需要不断调整身体位置,浑身抽动,五官扭曲。熟悉一款新游戏,王涛要比其他人花费数倍的时间,好在他有的是时间。得到表姐退下来的诺基亚,王涛也花了半年多,才能熟练打字。

2013年,大姨家娶了媳妇,他不想再给大姨添麻烦,自觉地回父母家住。父母很少主动和王涛说话,家里拍全家福,从来没有他的位子。2014年,家人要去厦门打工,王涛也想去,妈妈以“出租屋住不下”为由拒绝了他。

家人离开后,王涛第一次觉得自己无处可去,在大姨、表姐家辗转,“下一顿去哪吃”成了每天最沉重的问题。大姨给王涛妈妈打电话:“你们不带着他,是想让他饿死在家里吗?”

王涛妈妈最终同意带王涛去厦门,离家前,姐姐带他办身份证。那一年王涛20岁,他从没过过生日,拿到证件时,才知道自己出生在1996年。

2016年1月,王涛随家人来到厦门,妈妈建议他去乞讨。王涛不甘心,在网上浏览了几百条招工信息,终于看到一则没要求“身体健康”的,那是家电子厂,管吃管住。王涛抱着一丝希望,第二天独自坐了两小时公交车来到工厂,可刚到门口,他就被保安赶了出来。

之后,王涛又尝试看门、网管这类似乎不需要动手的工作,多数时候,招工方甚至不给他开口的机会。应聘均以失败告终,一个月后,王涛接受现实,拿起塑料碗,开始在中山路乞讨。

乞讨加上捡垃圾,王涛攒下一些钱,买了部799元的新手机,代替快要报废的诺基亚。

那段时间,王涛还认识了个同乡女孩,对方在奶茶店工作,有时会给王涛买份10元的快餐。两人熟悉后,王涛觉得喜欢上人家,在微信里表了白,他没有说“我喜欢你”,而是说“我想喜欢你”。女孩回复王涛,自己有男朋友了。这件事让王涛消沉了一阵子。

为排解郁闷,他迷上王者荣耀,“每天打游戏,没时间想乱七八糟的事”。

跟王涛之前玩过的所有游戏一样,起初他没法正常操作,拖了队友后腿,常被人举报,甚至被封号。王涛不服气,一闲下来就练英雄,花了半年,王涛打上王者段位。王者荣耀当时的用户规模突破两亿,游戏内按战绩分段位,王者是最高段,一度只占全部玩家的3.19%。在中山路一个店主建议下,王涛决定发掘这项技能,开始摆摊代练,同时直播。

带给王涛成就感的这份工作,很快遇到阻碍。和所有在中山路摆摊的小贩一样,王涛常被城管驱赶。

一次,城管没收了王涛的广告牌,他想要拿回来,双方僵持不下。争执中,城管动了手,一巴掌扇在王涛脸上,他跌坐在地上,眼泪夺眶而出,“好多人看,但没一个人管我”。

祸不单行,2018年7月,王涛的妈妈生病,准备回老家医治,退掉了租住的房子。王涛感到有点不甘心,不愿回去。父母没有多劝他,只留下300块钱,让他自己“找地方住”。

父母离开后,王涛开始在街头流浪。他白天捡垃圾,晚上摆摊。收工后,王涛和七八个流浪汉一起,去商场找一张长椅过夜。

附近最便宜的房子,一个月要800元,为尽快租到房子,他能省则省,到了饭点,就去美食街,在餐桌上找没被收走的剩菜。

对于王涛来说,租不到房子的原因不仅是缺钱,看到他的样貌,很多房东不愿意租房给他。流浪十几天后,在另一个店主的担保下,王涛终于住进一间三平米的棚屋,月租250元,只有一张木板搭成的床。

每天至少5小时的直播时间,比王涛想的要疲惫。他很难长时间集中注意力,身体常不自觉抽搐。每个月有一周,王涛还会被安排在凌晨12点到6点直播。

对于游戏主播来说,吸引粉丝一靠竞技水平,二靠有趣的直播间氛围,王涛水平不差,但在高强度的竞技中,他只能靠两只手指操作。由于语言障碍,王涛没法在直播时和粉丝交流。多数时间,直播间冷冷清清,偶尔有粉丝夸奖王涛的操作,他只能简单打字回复“谢谢”。

即便如此,他还是常在打字的功夫被对手击杀。公司的运营只好在直播间添加提示语:“主播脑瘫后遗症,不会说话。”

为解决这一问题,公司承诺给王涛安排专职的解说,一直没招到合适的人,便没了下文。为打破尴尬的气氛,王涛试着在直播时放动感的背景音乐,甚至放岳云鹏的相声,收效甚微。

王涛着急了,如果无法成为大主播,三年后不能和公司续约,他可能又会回到原点;“别人可以回去读书、找工作,我只能接着睡大街。”

王涛每天按时上下班,一周七天从不请假,但观看他直播的人数停留在三百左右,他每个月的礼物收入,只有一两百元。

12月,公司领导频繁找王涛谈话。他明白自己没做出成绩,签约时领导口头答应的五险一金,他识趣地没再提起。2019年1月,由于王涛流量过低,公司把他的底薪降到1000元,并收回了入职时赠送他的直播手机。

成为主播后,王涛吃饭不是点外卖,就是到公司附近的小店点餐,开销比以往大。发现工资不够用,王涛不想再麻烦家人,权衡下,他借了笔2000元的网贷。

2月,王涛自己的直播手机坏了,觉得手机是让他翻身的工具,他又借了5000元,买了台二手iPhone,“不能心疼钱,反正有工资,可以慢慢还”。

拿到新手机后,王涛尝试自救,联系到几个人气不高,但声音甜美的女主播,自己掏钱请她们做解说,每小时15元。直播间虽然涨了几百个观众,但礼物数量仍不足,入不敷出,王涛只好放弃这个方式。

“请些人气大的女主播或许会有用,但公司当时已经完全不管我了。”在王涛看来,公司在断定他火不起来后,就任由他自生自灭。王涛寄希望于像去年夏天那样再火一把,他白天上班,晚上又回到中山路摆摊代练,同时用公司的账号直播。

可那个月,公司以直播时长不够为由,停发了王涛的工资。后台显示,那月王涛的直播时长超过200个小时,超过规定时长,但公司认为,王涛的摆摊直播是个人的行为,不该算在工时里。

王涛拿着当初和公司签的文件去法院维权,对方告诉他:他签署的主播协议,不是劳务合同,没有法律效力。王涛在那一刻明白,“他们是在蹭我的热度”。

很快,公司撤掉负责王涛的运营,频繁找他谈话,暗示他自谋出路。王涛忽略暗示,每天照例去公司上班。同事们都尽量避免和他说话。

王涛成了公司里的隐形人。有次,一个主播抢占王涛的直播间,王涛去找管理人员理论:“粉丝多可以为所欲为吗?”对方态度冷淡,只让王涛明天再来。

导演阿仁和王涛是在他摆摊时结识的。

阿仁有一个患有脑瘫、常年卧床的哥哥,基于哥哥的经历,阿仁准备拍一部表现脑瘫患者生理欲望的短片。王涛是阿仁心中的主角,阿仁告诉王涛,这部片子一定会改变他。当时王涛的直播收入几乎为零,每月还需还一千多的网贷,他把这部“或许能火”短片当做救命稻草。

片子在3月正式开拍,拍了一周,王涛拿到一千多块片酬。忙于拍戏,那个月王涛的直播时长不足150小时。他知道公司开除自己只是时间问题,尝试找新出路。

王涛联系到了之前采访他的记者,请对方帮找“稳定的工作”。记者对接到一家公益机构,机构愿帮王涛制定救助方案。双方约定了见面的时间。但这天王涛已答应阿仁去补拍戏,犹豫后,王涛选择了阿仁。觉得愧疚,王涛没再请记者帮忙,救助的事最终搁浅。

6月,短片制作完成,在香港首映。阿仁带王涛去了展映现场。展映结束后的交流环节,阿仁告诉观众,这是王涛第一次拍戏。人群中发出一阵惊呼,这是王涛人生中第二次高光时刻。观众接着问阿仁拍摄的初衷,阿仁回答,这部片子致敬、献给他的哥哥。

王涛在一旁垂下头,想起了自己的家人。之前姐姐结婚,他很想回家看看,但家人并没有让他回来的意愿。

由于短片尚未公开片源,王涛期待的改变并没有发生,在香港短暂停留后,他回到了厦门。

不久,王涛所在的公司正式倒闭,此时,他已经近半年没收到工资。与公司解约时,王涛讨要拖欠的工资,公司当场拒绝,提出要收回王涛的公寓。王涛觉得 “底薪5000、为期3年”的承诺,写进了当地报纸,即便没有法律效力,也有据可查,他当场报警。警察协调的结果是:他无法要回工资,但公司得延期一个月收回公寓,让王涛找到新的住处。

王涛没想过回家,更不想去找当时在厦门做快递员的哥哥,“他有自己的一家四口要养。”王涛说。

在好心人帮助下,王涛在距中山路20多公里的集美区租了间房子,房租不到四百元。他每天搭地铁去中山路“谋生”,残疾人能免费坐地铁,这为王涛省下一天的饭钱。

但网贷的催款短信把王涛压得喘不过气,通过摆摊和捡垃圾,他只能维持生存。王涛放下维持近两年的自尊,重新向路人乞讨,他觉得翻身的唯一办法,“就是再火一把”。

为增加曝光量,王涛尽量延长摆摊的时间,直到8月的一天,他被路边的一个疯汉砍了一刀。

被砍后,王涛拖着受伤的胳膊转身就跑,血流了一地,随即瘫倒在路边。路人帮王涛叫了救护车,半小时后,他被送到医院。

医生建议立刻动手术。听到术前需要家属签字时,王涛感到绝望。警察先联系王涛身在厦门的哥哥,告诉他不需要付医药费,只用来签字,哥哥表示不愿意来;警察又联系了王涛在河南的妈妈,妈妈说自己还在住院。最后,医院同意在没有家属签字的情况下,给王涛动手术。在受伤近三小时后,王涛才被打了全身麻醉,送进手术室。

虽然手术顺利,但王涛一直担心医药费太高,他负担不起。一周后,医生直接告诉王涛,可以出院了。王涛虽然疑惑,但没敢多问。

出院后不久,王涛在路边看到睡着的疯汉,立即报警。两人被带到派出所。王涛的妈妈这时也从河南赶到了厦门。警察希望双方可以和解,妈妈态度坚决:要么赔钱,要么判刑。在王涛印象里,这是妈妈为数不多为自己出头的时刻。

可疯汉身无分文,还被查出肝癌晚期。最终,派出所放了疯汉,警察们凑出3000块赔给王涛母子。妈妈拿走一千,返回了河南。

几天后,王涛对时不时在街头出现的疯汉有所忌惮,也踏上回家的列车。这是王涛时隔三年第一次回家,“脑瘫少年代练爆红”的故事,周围几乎没人知晓。手臂上那条十几厘米的伤疤,成了王涛远行的唯一印记。

在家待了三个月后,王涛发现自己低估了网贷利息和违约金的增长速度,欠款很快逼近1万。老家没有挣钱的机会,想尽快还钱,王涛再次回到厦门。

他重新租住在集美区,白天捡废品,晚上帮人代练,虽然每天的收入只够吃饭,但王涛觉得只要他人在中山路,就有翻身的机会。

直到疫情爆发,王涛的希望彻底破灭。中山路陷入停摆,王涛被困在出租屋里,大姨打来两三百块生活费,王涛囤了一袋米和一些蔬菜,靠一袋火锅底料捱过一周,然后在超市买了两箱方便面。方便面吃完后,他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

居家隔离时,王涛只接到过老客户下的三个陪练单。熬到2020年4月,王涛本想开工,但没了游客的中山路,冷冷清清。失去收入,吃住对王涛都是大花销,他发现自己连回家的路费都凑不齐。王涛只好卖掉游戏账号,换得两千块,买票回家。

这一次,他断了不切实际的念想。到家后,立即去残联寻求工作机会,对方留了王涛的电话,至今没有消息。

欠下网贷的事,王涛没和家人提过,他断定说了也于事无补。每天,王涛都会收到催款短信,提示他征信记录会影响子女入学。王涛苦笑:“我这样的人会有子女吗?”

他又回到了来厦门前的状态,在亲生父母和大姨家两头住着,除打游戏外无所事事,常随意搭上一辆公交车,绕着县城漫无目的地闲逛。

只是在厦门的四年,让王涛一度以为,自己成了故事的主角。

这正是:常人尚且生活艰,更苦残障无人怜;举国高喊小康至,何曾多看他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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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瘫游戏主播:流量的猎物与弃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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