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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乞丐的自述:我的儿子考上了重点大学

本文作者: 4周前 (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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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乞丐的自述:我的儿子考上了重点大学

儿子阅阳被广东工业大学录取的那天,老朱一家人一起上了新闻。视频里,他和阅阳一起打开信封,笑得合不拢嘴,眼角挤出长条的皱纹,把手臂伸到头顶鼓掌。

这是一个身在广州的乞讨家庭。父亲老朱身体佝偻,妻子与25岁的大儿子新飞都得过小儿麻痹症,无法站立,需要坐轮椅,只有18岁的二儿子阅阳和13岁的小儿子青臣身体健康。

老朱今年56岁,出生在河南周口。他从小身体残疾,受人嘲笑、欺侮,三十岁那年,经同乡介绍,他与同为残疾人的妻子结婚,一年后生下大儿子新飞。新飞被诊断为小儿麻痹症,一家人四处求医,为偿还治病欠下的债务、维持生计,老朱和家人走上乞讨之路。

五口人一起租住在广州河沙村的出租屋。十几平米大,堆放着的衣服、玩具大多是捡来的,屋内杂乱、拥挤。人们很难想象,一个乞讨家庭能有什么出路,但在艰难的生活中,老朱始终保有信心和尊严。出租屋的墙上,贴着阅阳、青臣的奖状,还有手写的格言,“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因为疫情和采访,一家人耽误了好些天没法挣钱。阅阳、青臣要缴学费,老朱和妻子身体不好,家里经济压力大,但他不想在报道中求助。他迫切地渴望回到忙碌的、全年无休的正常生活——乞讨完回家,晚上八点多,还要做饭、刷碗、洗衣、冲凉,还要督促读初中的青臣,在十点以前完成作业、上床睡觉。阅阳考上大学,他对培养青臣也更有信心了。

老朱只上过四年小学,却相信、尊敬知识。他说话带点河南乡音,语言清晰生动,言谈间有一种难得的清醒,他说,作为一个人,必须有三个梦想:第一个是似乎达不到的,第二个是有可能达到的,第三个是能达到的。阅阳考上了大学,老朱说这是阅阳一个人迈入了梦想的门槛,要改变家庭的命运,自己还任重道远。

跟大多数人相比,他的愿望太过朴素:大儿子新飞能找个工作,小儿子青臣也能考上大学,孩子不向他要钱了,低保够他吃饭,他就不干乞讨了。

以下是老朱的口述:

我1965年出生在河南周口的一个农村,今年56岁。家里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我排行老五。

小时候我的背还正常,它是慢慢弯曲的,上学之前就有症状,我因此好自卑。夏天热,老家村里很多小孩光着后背,但再热的天我都没光过上身。有时穿着衣服,自家人招呼“我看看你的背有没有变弯”,我都靠到墙上不让看。

我7岁上的学,念了4年就没再继续,因为爸妈觉得我太笨了,何况上了中学的三哥、姐姐最后还是回来干农活。那时间农村父母普遍不重视教育,觉得认识自己名字就行了,多读耽误种地、干活,不需要什么理由,说不上学就不上。

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受欺负。学校里,有几个小孩会跟在我后头,大声地喊我“罗锅”。因为没有别人高,打架也打不过。有老师的时候我就告诉老师,老师不在,我就自己赶快走,哪儿远走哪儿,哪儿没人走哪儿。

当时不知道背弯是什么原因,也没钱治。直到十好几岁,我带我妈上医院看病,医生告诉我这是佝偻病,缺钙,补补钙就好了。可我上哪儿补钙去?

我小的时候,国家还没改革开放,农村人都指望那一亩地。生产方式很原始,一个村子就一辆小手扶(小四轮车),还是生产队里的,大家用的都是牛。种地全靠力气,可我背越来越弯,胳膊也因此使不上力。出一点不大的力气,心就砰砰跳,自己都养活不了,我只能在村里捡大粪。

大概十几岁的时候,我妈跟我说,你没本事,人人瞧不起,指望谁也指望不住。她给我想了个办法,要有了钱,赶快吃赶快喝,万一得了病没钱治,干脆老鼠药一吃,别在那儿死不死活不活地受罪。这是我亲妈跟我说的,我都记着。她不是恨我,只是我的路,她看到就是那样的结果。

人人看的我的结局都是那样,包括我自己。能有现在,确实是一个没想到的事情。

在我们农村,都是别人给介绍对象,没有自己谈的。三十岁之前,没有任何人给我介绍。农村以力气吃饭,我没有力气,自己都养活不了,怎么考虑家庭?一个偶然的机会,老天赐了我这个家。经同乡介绍,我遇到孩他妈,她因为小儿麻痹症落下残疾,只能坐轮椅。后来我们订婚、结婚,有了新飞、阅阳和青臣三个儿子。新飞也和他妈一样,因为小儿麻痹症走不了路,阅阳、青臣是健康的。

三十岁以前,我们一家人都抛弃我了,弟兄4个只剩我一个单身。所以我很珍惜这个家庭,很珍惜。离了这个家庭,我不会再有家了。

很少有人理解我们。乞讨的时候写牌子,我从来不提孩子,要是提了,人家一分钱都不给,说我瞎扯。孩他妈出去要钱的时候,别人问有几个孩子,她说一男两女,对方会觉得好,说两个女儿长大了可以伺候你们,负担还不重,痛痛快快给个几块几毛钱。

我经常碰到的事是,知道我们家有三个男孩后,人家不但不给钱,还说是我们自己找罪受:“人家城市家庭多有钱,也顶多要两个。你都不应该要孩子,要那么多,你养得了吗?你不是害了孩子吗?”其中一句话真正刺痛了我的心,“你害了孩子”这一句。

阅阳考上大学后,有记者来采访,问我“用什么心情支撑这个家”,我半天答不上来。我老婆跟着我,我觉得对不起她;孩子无法自己选择,跟我一个家庭,我也觉得对不起他。

有一个事情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那天我们在老家县城,刮大风,别人在放风筝,阅阳也想要,一问,一个风筝5块钱,一捆线是10块钱,总共15块,我舍不得了。我就给他找一个食品袋,绑上毛线,风一刮,袋子灌满空气,也飘得好高。我说:“阅阳你看,这是不是跟风筝一样?”他说:“嗯,省钱了。”

阅阳小时候不太爱说话,但这句话说得特真实,多少年了我都忘不了。我对不起孩子,对不起孩子。孩子跟我吃的不胜人,喝的不胜人,玩的还不胜人,从小到大没有买过什么玩具,都是捡、做。我对不起一家人,我任何人都对不起。

确实,我们这个家庭有好多困难。哪一家人有两个轮椅?难啊,我真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压力大的时候我也说过,要是有后悔药,我就吃了后悔药,我都不想有这个家。要是我以前知道现在的日子这么难,我都不会结婚。这样的话我不止说过一遍两遍。不过,我是这样说,但我不是这样做的。我没有怕难。我是家里唯一的顶梁柱,我不能倒。

还没有阅阳、青臣,以及他们还小的时候,我连害病的权利都没有。我害病了,都没有一个人能给我端碗水。有一次我腰痛得不能动,还在发烧,吃药都够不着。那时新飞还没到上学的年龄,就搁地上趴着,爬一点往前挪一点,一步一步拱过来,给我一碗水。他的动作,我都看得很清楚。确实挺难为他的。

新飞是8岁上的学,他不能走,广州的私立小学都不收,我们又把他送回老家。他拄两个小拐杖,是我给他做的,就是两根直棍,不带弯儿也不带把儿,跟小细擀面杖一样。用的是老家的槐树,木质特别好,不会断。

如果只有一个腿坏,有了拐杖,三脚鼎立可以撑起来,但新飞两个腿都不能走,身体又瘦弱,走不远就摔一跤。大夫都说他要多锻炼。出来要钱,我就给他个带把儿的小茶缸,他一手扶一个小拐杖,只能用手指勾着茶缸,“咕咚”摔一下,把钱摔的到处都是。

和我一样,新飞也只上了四年学。他在我们老家上封闭学校,两周回家一次,我们家没人,就去他姨家。后来他姨孩子大了,也要出去打工,新飞没人照顾,没有别的办法,我就跟新飞说,自己名字能认识了,行了吧。12岁之后,我就把他带来了广州。

现在感觉,我最对不起的是新飞。他从小就不会走,大概一岁,正常的孩子都会站,起码架着胳膊能蹦蹦,他呢,脚脖子是弯的,看着是站着,大人的手一松,腿又蜷着了,支撑不住自己的身体。我怕他怨我,就把情况都跟他说清楚:给他做治腿的手术花了好几万块,还是借的钱,结果还是没治好。

前段时间有个信佛的阿姨跟新飞聊天,给他讲佛。新飞说我是残疾人,能不能出家?阿姨笑一下,说也行啊。新飞就说,等两个弟弟考上大学,我就出家去。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对青臣、阅阳,我会督促他们,我们一家人乞讨确实是不好,欠社会、欠国家太多了,他们要考上大学,贡献国家、贡献社会。但对新飞,我不敢想,我想不出真正的办法。我跟一位记者说了这事儿,他介绍了一个朋友,说可以叫新飞去面试一下。我挺高兴的。他那么年轻,也不能老干乞讨。

做乞丐也是无奈之举,派出所我都进了二三十次了。

前几年打拐,我是个残疾人,新飞又不能走,就有人觉得我肯定没有家庭,肯定是我把他的腿撅折了叫他挣钱,就打110抓我。后来我出门,就带个户口本用作证明,结果还是有人看我不像好人,打了110。

乞讨看起来很简单,好像往那儿一坐,人家就给钱了,实际不是。在马路边坐,热天太阳底下,气温得有三四十度,天冷了在风口,坐在地上又好冷。有好几次,孩他妈想着某个地方人多,能多要一点钱,气温三十七八度,地面温度是四十多,她就在地上坐着,一回来就发烧、中暑。后来她还想去,一家人都劝不住,只能由她,有时提前吃点药,严重的时候就挂吊瓶。

阅阳也拦不住她,就站在边上给她打了一下午的伞。有次我让阅阳写保证书,他写“别人挣钱是吃苦,我爸妈挣钱是拼命。”我特别欣慰,对他说,我吃的苦,你看到、知道了,就行了。

你要说苦,我一肚子苦水。乞讨的苦,谁知道、谁懂、谁相信呢?我一个乞丐在外面,没人搭理我。有些人觉得我们就是贱骨头,就爱乞讨。但我们也是家庭所迫,不然,也不至于走上全家乞讨的路。人人都想当大老板,当不上怎么办?

我这可不叫怨言。我也不想倒苦水,感觉自己理亏,因为人家是奉献,我们是索取。社会就是这样,一人一个瓶颈。别说是我,就是一个百万富翁,也有不被理解的时候,也有被瞧不起的时候。人人都有苦,想要别人了解特别难。大家能知道,我们乞丐不都是丑陋的、招人烦的,还有这样一个家庭,这就够了。

我跟阅阳说过,你跟我一家人,这是天命,你也不要抱怨,而要特别的努力,如果你不够强大,以后要有一个家庭都是困难的。现实就是那么残酷,没有压力不行。

他当时初中毕业,考上广州一所民办高中,一年收费近五万元,太高了,实在供不起,我就想让他打工。他一句话说服了我:“我不上大学,没出息啊。”我们就让他一个人回老家上学了。我还跟他提要求,第一,要上县一高;第二,高考考到一本线以上。一本以后更好就业,我们老家好多二本出来的孩子都找不着工作。

我也担心过,这条路走不走得通。经过努力,阅阳从一开始的班级40多名,到30多名、20多名、10多名,最后是前5名。今年高考成绩出来,607分,比河南省一本线高出60多分。选大学的时候我犹豫了,在广州发展肯定工资高,但我怕在同一个城市乞讨,要给孩子丢脸。我拿不定主意,就问阅阳想在哪儿,他说广州,最后就报了广东的学校。

在老家读高中的时候,阅阳一个人住,自己洗衣、做饭。老家的邻居都说,我跟捡了个大学生一样,言下之意是我这个父亲当得不称职。别的孩子要高考,有专人伺候,我一年到头不回来。去年过年,阅阳读高三,大年二十九放假,初三就要开始上课,我一算,才三天,回去也没时间说话,而且车票还要花钱,就问阅阳,今年不回去行不行?他很懂事,说行。

后来又遇上疫情,村子封了,也不让走亲访友,阅阳就一个人在家吃住了两个半月。实在不放心,5月底,买得到火车票了,我和孩他妈就马上回家。那时青臣已经开学,新飞留下来照顾他。

其实我也经常督促孩子学习。他的努力,我的督促,一样都少不了。我知道我的孩子不是天才,一段时间不督促,学习成绩就下降,所以管小孩要坚持,我每天再忙,都要简单地问几句情况。我没有多大的学问,但道理还是说的。我告诉他,大学同学都是比你更精彩、更出色的,如果你没有拿出高中的精神,可能还要落后。你现在不是小孩子了,是飞出去的小鸟了,要有抗风浪的能力。

疫情期间,我可以用阅阳的账号登录,看他们的课。课我听不懂,但怎样做人做事,老师讲得特别好,我听得心服口服。我就跟阅阳说,你现在高中文化了,我讲得吞吞吐吐,道理不一定讲得准,就不跟你说了,你听了老师的话,就什么都有、什么都会了。比如,他的班主任讲考试的心态,是去说一个人如何踏踏实实地实现梦想。

这些道理要我完全照搬,我也说不上来,人家都是大学生,那个用词就不一样。“放松不能放纵”,这话也是从老师那儿听来的,我也觉得特别好。

还有一句,也是阅阳老师说的,“有付出就有收获”。我以前表达错了,说成“有付出就有回报”。我感觉到我用词不当,老师说的“收获”更准确、更漂亮。比方说你是个农民,上地里割麦子,你割得多,收获也多,有付出就有结果,结果就是“收获”,“回报”好像拐了个弯儿,它不是直接的。

我觉得阅阳的校长、主任,他们有文化,都站得高、看得远。我跟阅阳说了一个目标,结果学校不是那样规定的。因为家里穷,我就想让他以挣钱为主,毕业了赶快找个好工作,但他们的校长说,毕业找工作不是目的,之后还可以一步一步地考研究生、博士、博士后,通过学习也可以挣钱,学习好了能有助学金、奖学金。

我以前没有接触,不懂。回来我就跟阅阳说,你要听老师的话,不要光听我的,因为我是一个文盲。我说你过段时间一回来,要是不内向了,理想也大了,给我个惊喜,多好!以后要轮到你给老爸讲道理。

我这个人爱幻想。有一个小好事,就能马上想成个大的好事,阅阳的未来我就想得特别好。你问我幻想了什么,幻想能说吗?我跟谁都不想说这个,今天是说漏嘴。你要在电视上、报纸上,看到一个乞丐怎样幻想,得觉得好笑。一个乞丐还幻想?瞎扯。

我告诉阅阳,作为一个人,必须有三个梦想:第一个是似乎达不到的,第二个是有可能达到的,第三个是能达到的。如果没有大学梦,就不会有今天。高中的时候我就跟他说,那清华北大我们不能不去想,那就是第一梦想,你要往那个地方去努力,全力以赴后没有达到,你还有第二个梦想。做人都要是这样的。

阅阳考上大学,我们确实增加了自信,现在我管青臣比以前要用心多了,也更有把握了。青臣的决心不得了,说我超过二哥怎么样啊?我说行,有这个精神,我很赞扬,不过你要踏踏实实地努力。

说实话,现在很多报道把我们捧得太高了。我们只是做了一点点成绩,就被这样去说,感到受宠若惊。有记者问阅阳有什么发光点,我说我的孩子浑身缺点,上哪儿找发光点?阅阳那么好,我没有当面夸过他,怕他骄傲。作为一个父亲,能有很多理由找孩子的缺点、不足,不是说他非得犯了确确实实的大错误才要检讨,所以我经常让阅阳写检讨书、保证书。现在,他只是迈进梦想的门槛了,以后还要考研究生、考博士,前面的路还特远、特长。

我感觉,自己的变化,也是一个社会的变化。疫情期间,老师让读《骆驼祥子》,青臣说这书有意思,想读给我听。平时他要给我读书,我心里有压力,没心听,这段时期不能出门,我心里没有那么多杂事儿,就听他读,一整本书都听完了。我真有感慨。骆驼祥子是当时的一个强者,因为他人高马大、有力气,最后却混不下去了,这让我好悲伤。有啥事儿,我都容易联想到自己。

我是一个弱者,慢慢地能有一个家庭,再有几个孩子,虽然负担挺重,但心里还是高兴的。新飞的病不是人能控制得了的,剩下两个小孩那么争气,我感觉这就是社会的进步。

还有一次,我回家祭祖,一个老家人说的叫我掉泪。他说以前一个村子都上南方逃荒,最后有的一家人回来一个,有的一个也没回来,就死在外面;我也逃出去了,还领回来个大学生。人家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年人,字都不识,简简单单一句话,他就说得那么真。这就是社会的变化。

我现在的愿望就是,新飞能找个工作,青臣也能考上大学。等到那时,我都60多岁了,低保够我吃饭了,小孩不向我要钱了,我就不干乞讨了。我对哪个记者都说,我们是普普通通的人。阅阳考上大学,只是他一个人的梦想开始了。我还没有成功,还得面对现实、好好努力。改变家庭命运还任重道远,前面还有好多路要走,好些苦要吃。

这正是:

谁言乞儿难成梁,大明朱八亦帝王;佝偻尚且有志向,劝君莫要瞎逼忙

– END –

一个乞丐的自述:我的儿子考上了重点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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