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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的东北创业者:16岁家中因非典破产,33岁再遇新冠

本文作者: 1个月前 (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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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的东北创业者:16岁家中因非典破产,33岁再遇新冠

从纽约长岛一路向西,穿过皇后区中城隧道,在第八大街左转,Peter将车停在一家名叫“Kungfu Kitchen”的拉面小笼包馆门口,和店员一起把冰冻的食品卸下来。

这是Peter现有五家餐馆里最老牌的一家,坐落于时代广场附近。 店门口的黑底招牌上,“拉面”、“小笼包 ” 几个汉字,远远大过底下的英文。 门 厅里两列桌子靠墙排开,尽管只有34个座位,但到了生意旺季,餐馆的月营业额能超过30万美金。

往年此时正值午市,Peter本该忙得不可开交。然而2020年,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餐馆自3月中旬就停止堂食,至今未能完全恢复。

厨房里,服务员和厨师都聚在一起,气氛有些紧张,他们大多是住在法拉盛的华人。 整个2月,大家讨论的只有一件事: 新冠病毒什么时候到美国来? 年长的员工开始向Peter打听接下来的打算,他回答: “如果严重了,政府会通知我们的。 ”

彼时,生意还好得很。尽管店里早早给员工备好了口罩,可没过几天,大家都不戴了。原来一戴上口罩,地铁上就有很多双眼睛盯着他们看,还离得远远的。曼哈顿游客很多,也没人戴口罩。在这里,戴口罩的人会被默认为“病人”。

2月到3月,生活与互联网之间的割裂,让宋哲产生一种“魔幻感”。从互联网上,店员们了解到中国疫情的严峻。而离开了手机、电脑,上街一看,人们仍然该上班上班,该聚会聚会,病毒似乎与这里无关。

直到3月16日,事态突然变得紧张起来: 纽约州长科莫宣布当晚8点全州餐厅暂停堂食,只允许外卖。 同样关门的还有电影院、健身房和赌场。 报纸上说,这是911事件或桑迪飓风都未达到的影响级别。

没想到,先来的不是病毒。

那天下午,Peter正要走进店,前面有个中年男子挡住了通道,他正在和领位的年轻女店员交谈。“你们为什么拿我的包裹?”中年男子的声音越来越大,店员显然是被他激烈的语气吓到了,一时没出声。

那是头一天UPS送货员送错的包裹,店员暂时存了下来,打算第二天返还给UPS。就在这个空隙里,怒气冲冲的寄件人找上了门。Peter试图对他解释,“We are trying to help you(我们只是想帮你)”。没想到男子一把夺过包裹,执意要现场拆开,“怕你们偷东西”。

也许因为没有更好的反击语言,那人两手拿着纸箱,嘴里开始加词:“coronavirus(新冠病毒)”“f*cking Chinese”,Peter一下子被点燃,和他对骂起来。邻居和路人也出来了,让那人“赶快滚开”。对方喋喋不休着,消失在拐角。

Peter开始意识到,让员工继续工作,除了健康风险,还有别的。按照纽约州的要求,堂食停了几天。股东聚在一起开会,算了算账,如果继续做外卖,能付得起员工工资、房租和其他费用,要不要继续?店里员工分成了两派,一派说要回家,另一派说继续做,至少能负担孩子的学费和一些生活开销。

“关了吧”,Peter行使了最后的决定权。第二个孩子刚刚出生,家人是他内心重要的顾虑。要是传染了病毒,得不偿失。他知道员工们多少有些积蓄,这是华人的习惯。3月30日,美国财政部宣布了救济金发放措施。店里的员工基本每人都能一次性领到1200美元,加上州政府补助、失业金等等,一共大约3200美元,有孩子的还能再领500美元。

疫情最严重的四月、五月,由于Peter的妻子洋洋在部队做会计,常常接触去医院里搬尸体的美国士兵,不得不与家人隔离,一个人住在楼上。Peter买了一些医护用品送到社区医院,又把后院改成了菜地,在家中种菜,减少去超市的频率。

店铺关门,曼哈顿中城也很快空了。移民美国十年、早已习惯早出晚归的Peter,突然闲了下来。下午三点的家里,父亲在帮忙照看孩子,母亲大概在午睡,妻子上班去了,家里很安静。他在卧室里躺着刷手机,客厅传来两个儿子玩耍的声音。

33年前,Peter出生在辽宁抚顺,母亲给他取名叫宋哲。小时候父亲在发电厂工作,母亲经营小餐馆。宋哲从小和外公外婆生活,和舅舅同住。那时舅舅在石油一厂文工团当演员,有时会带着小组到外婆家排练。碰上放假,宋哲也会跟着他到后台去看彩排联排。“从小就对这个舞台挺着迷的。”

上中学时,宋哲开始对学业感到厌倦,觉得这是浪费时间。他回家去劝母亲:“去艺术学校,我肯定能好好学习。在这儿混完初中、再混高中,没意思。”母亲被说动了。2001年,14岁的宋哲随母亲坐火车南下到了大连。一路上,他幻想着学校的样子,心想,终于可以学习自己喜欢的东西了。

在学校,他踏踏实实练基本功、上专业课。那年放寒假的时候,宋哲回到家正准备过年,突然接到了学校的电话。电话那头告诉宋哲,大连话剧团正在招募演员,有一个角色很适合他。宋哲立即坐了5个多小时火车回到大连,被选中当了儿童话剧的主演,演的是猪八戒。

一年多的时间里,宋哲跟着话剧团做全国巡回演出。一场演出20块钱,一天能演5场。宋哲还记得,由于经费不足,全剧团自己带上床单,去大连开发区的一个废旧剧场里过夜。男生住左边,女生住右边,在草垫子上铺开床单睡觉。那时是夏天,不太冷,但是很潮。或许因为海水倒灌,洗漱的水都是咸的。厕所也坏了,散发出臭味。

领导说,现在正是锻炼你们意志的时候,这种苦都能吃,将来就能成人上人。那时候年纪小,宋哲信了。他想,能演出就行。躺在硬梆梆的地上,他想象着自己以后会像赵本山一样红,每天都很开心。

“全国巡演”的剧团走过了东三省,没能继续下去,就地解散回家过年了。当初答应每场给20块钱,结果演完100场,宋哲只拿到了几百块钱。舅舅劝他,话剧团的工作毕竟是临时的,得考虑上大学了。“眼界要往远看,去外边走一走。”于是2004年,宋哲考上了辽宁师范大学的表演专业,继续学习表演。

他喜欢挑战。大二的时候,同龄人还在校园里,他已经到《康熙微服私访记》、《风声》的剧组里跑龙套。2007年,由于在重庆电视台的一档节目上表现出色,宋哲被《星光大道》导演看中,唱了《桃花朵朵开》。那时候他已经积攒了一些人气,观众席里满是印着他照片的人像立牌和“小胖小胖你最棒”的手幅。

那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段高光时刻。不仅自己光荣,父母出门也有面子,逢人就夸。回想起来,宋哲仍然感到骄傲,“回到我们本地的时候,坐车不要钱,买东西不要钱,‘我在电视上看过你!’,那种感觉非常好,非常有面子。”

2001年,由于文工团解散,舅舅抱着“去外面看看”的态度到了美国,一边打工一边读书,后来又转型成为百老汇制作人。没过两年,宋哲父母投资的饭店就遭遇“非典”,不得不歇业。好不容易扛过“非典”,由于修路,饭店旁边的道路又封了一年。不仅生意全砸,还亏了很多钱,只能卖掉房子还债。剩下父亲的一点工资和母亲摆地摊的收入,刚够糊口。舅舅劝父亲:来纽约吧,机会多。宋哲喜欢表演,来这里上学,资源也会更好。

2007年,宋哲继续上大学,母亲留在老家照顾脑血栓的外婆,而父亲辞去发电厂的工作,在舅舅的帮助下只身来到纽约“打头阵”。 两年时间里,父亲跑了好几个州,在中国餐馆的厨房里打工。 后来又成为货车司机,负责运送海鲜,跑遍了全美。

2009年,宋哲和母亲落地拉瓜迪亚机场,到法拉盛与父亲汇合。主干道缅街上门面狭窄,没有高档写字楼,没有干净宽敞的人行道,没有想象中的各色面孔,连霓虹灯都少见。宋哲感到一阵失望。舅舅安慰他,法拉盛不能代表美国,你去曼哈顿看看。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亚裔社区开始在法拉盛生长起来,此后数量不断增加。2010年美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法拉盛的亚裔人口已经达到69.2%,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华人。这也是宋哲一家选择落脚法拉盛的原因:华人多,生活方便,有许多中国超市,房租也便宜。他们在一幢两层小楼的二楼租下3个房间:宋哲一间,父母一间,还有一间外租。房间里刚好能放下一张单人床,一台电脑桌,三个皮箱。宋哲想起老家卖掉的房子,比这里宽敞许多。

原本的规划里,到纽约之后,宋哲先去上语言学校,再到纽约大学学表演。但一个月后,他上不下去了——语言学校一个学期800美金的学费,是舅舅出的,他不想再花家里的钱,何况学习也让他厌倦。第二个月,他开始迟到。

“我都22了,不能再花家里钱。”他对舅舅说。

“那你就赶快出去打工,不要在家待着,不养闲人。”

宋哲开始出门找工作。

报纸上招工总是“要求英语流利”,或者“会基本英语”。找不到工作,宋哲就一家一家去问。从奶茶店、美甲店、按摩店到装修工程,摸索着打工的半年里,宋哲生活拮据,一天只花10美元。为了省钱,他总在早上出门前吃很多甜甜圈,把自己塞得饱饱的,这样能把午饭拖到下午4点。偶尔吃烧烤解解馋,羊肉串1.25美元,鸡肉串只要1美元,能有两个羊肉串那么大。他总是选择吃鸡肉,并且最多吃两串,“吃三串就觉得有罪恶感了。”

频繁换工作不是长久之计。宋哲想起小时候母亲在老家开水煎包店的时候,看到厨师把一条黄瓜切出花,他也渐渐喜欢上做菜,还称自己为restaurant boy(餐馆男孩)。最重要的是,出国之前,舅舅曾让他“学个手艺”,“我说我也爱吃拉面,我也喜欢拉面,我就去学拉面去。”

法拉盛黄金商城(Golden Mall)的负一层是当地一个老牌餐饮广场。约莫一米五的窄通道上,地面瓷砖多有脱落。小餐馆卷帘门招牌写满了“正宗兰州拉面”,“温州小吃”,“南北水饺”。在那里的兰州拉面店,宋哲找到一份工作。他对老板说,不要工资,学好了就走,去创业。

宋哲比老板小6岁,和他的弟弟同年,老板因此特别照顾他。自己省吃俭用,但给弟弟买爱马仕腰带,也给他带一条。给弟弟买棉袄,也给他带一件。第一个月结束,老板给了他1800美金打杂费,后来每个月涨一点。宋哲积攒起一些钱。

纽约聚集着大数目的移民、异国人和偷渡者,几乎来自世界上的任何地方。他们在这里谋生,试图通过自己的双手改善全家人的生活,其中许多人甚至不会说一句英语。或许是因为惺惺相惜,宋哲在这里得到了一种奇妙的归属感。从中午11点到晚上11点,他一整天都泡在店里,没有休息日。唯一的娱乐活动是听老板小音箱里放的粤语歌、闽南语歌,还有一些当下流行的歌。

刚去的时候,最难的事是倒垃圾。负一层空气不流通,加上是夏天,气味熏人。宋哲需要不时清理厨房下水道,把油水分离器的油掏出来,不然气味会溢得满店都是。后来开始拉面了,他又遇到无理取闹的客人、到收银台小费桶里抢钱的“混混”。时间长了,宋哲觉得“脑子要麻木掉了”。

在法拉盛打工的时候,宋哲认识了当时还在上大学的华裔女孩洋洋,后来他们成为了恋人。有一次,洋洋带他去曼哈顿一家日本拉面店吃拉面,看到周围高楼林立、人流涌动,时代广场五颜六色的霓虹灯闪烁。宋哲心想,能在这里开个店就满足了。

一年半之后,老板从《世界日报》上看到曼哈顿49街有家店铺要转让,月租金1万美元。他问宋哲,手艺都学会了吗?是时候了吧?

“是时候了吧。”宋哲回答。老板拿出20万美元积蓄,10万借给他,10万当投资。他自己凑了15万,还欠着装修师傅七八万,各方帮衬着把店开了起来。这个地方离百老汇很近,马路对面相隔不远就是芝加哥剧场。

也许因为周围没有同类竞品,生意格外顺利。宋哲给自己订下月营业额8万的目标,第一个月就达到7万多。最高峰时月营业额甚至达到30万,仅包子师傅就请了八九个。

一年多后,宋哲在55街的第二家店正式开业。由于货不够用,他经常从一店拿货过去,这引起了一店员工的不满。尽管冒险,但“长痛不如短痛”,他投了30万成立中央厨房,解决了店与店之间的分配和效率问题。之后又开了三家连锁店,五家店员工最多时达到100多人。

2016年开始,宋哲的事业进入上升期。他有了自己的一套理论,又加入两个股东,都是从开业就在店里的服务员。团队开始扩大。2016-2018年间,宋哲的生意达到了顶峰。尽管中国游客在全体顾客中只占大约四成,但他们的消费单价更高,消费能力甚于欧洲游客。

正是在事业上升阶段,宋哲和洋洋结了婚。 不久,由于孩子出生,宋哲夫妇买下长岛一栋带地下室和后院的二层小楼,和父母及两个年幼的儿子住在一起。 如今他们一个牙牙学语,一个还未满周岁。 这个社区为数不多的亚裔,以印度中产为主,大都在曼哈顿从事金融或科技工作。 2020年新冠疫情的到来打破了所有人的生活惯性,也成为宋哲一家在开店后受到最严重的挫折。

尽管6月22日和7月6日,纽约分别进行了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的经济重启,Peter的店也开始接待顾客。然而总营业额只占疫前的十分之一,勉强能支付员工工资,每月还有超过10万的房租和1.6万的水、电、保险等费用。好在到了九月,五家店铺中的四家已经恢复经营。由于疫情中辞退了不少员工,宋哲如今只能自己开车,每天早晨出发去工厂取货、送货,比疫情前还要忙碌。

偶尔,宋哲还是会想家,想他上大学的城市大连,也想那个年轻的自己。自由的童年给了他乐观的性格,当演员的经历让他有了另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遇到困难了,我就想象自己正在扮演一个角色,思考怎样才能度过难关。”

纽约的东北创业者:16岁家中因非典破产,33岁再遇新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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