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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志异》的“性”文化美质

本文作者: 1个月前 (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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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志异》的“性”文化美质

内容提要:中国“性”文化有着良好的传统,其在文学艺术的表现中一般分为“变态的性欲描写”和“文学的性欲描写”两类,《聊斋志异》则属于后者。《聊斋志异》中的性欲描写含蓄、蕴籍,少叙述而多形容,且与异性间感情的发展相伴以行,它既是男女爱情激流的涌现,是情节和人物性格发展的需要,又是小说艺术氛围所不可缺少的,不能以“低级庸俗”将其完全抹煞。特别是那些歌颂爱情的小说中的性欲描写,更是绘声绘影,仪态万方,多姿多彩地展现了中国性文化的美质。

过去,人们在肯定了《聊斋志异》对爱情的描写的同时,也尖锐地批评它“夹杂着低级庸俗甚至色情的成分,个别作品,还存在单纯色情描写的倾向”。还有人认为这些均属“封建性糟粕”,应当剔除扬弃才是。这种看法是否正确呢?如何评价《聊斋志异》中一些“性”的描写呢?毋庸讳言,《聊斋志异》中是有一些“性的描写”部分,但是否就是“低级庸俗”,十分要不得的呢?对此,笔者反复阅读了这些作品,觉得无论如何是不能同意这种说法的,不仅不能以“低级庸俗”或斥之为“淫秽”(北大《中国小说史》)将其一笔抹煞,反而应该说它多姿多彩地表现了中国性文化的艺术美质。

对“性”的问题,古代人似乎比现代人要解放得多、开明得多,被视之为“上至于合天人,下至于合夫妇”,乃“天下至道”也。古代“房中术”是“实用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古老文明的一部分,属四大“方技”(“医经”、“经方”、“神仙”、“房中”)之一。《汉书》谓“房中者,情性之极,至道之际”,是备受人们重视,是可以谈论也是可以形之于文并可研究的。早期关注两性关系的汉代才女班昭,在其《女诫》中说:“夫妇之道,参配阴阳,通达神明,信天地之弘义,人伦之大节也。”她将“夫妇之道”看得如此“神明”,也主要是“性”的问题。《易经》指出,性交是一切生命之源,《系辞下》曰:“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并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生生之谓易。”《孟子·告子上》说:“食色,性也。”《礼记·礼运》也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因此,中国古代人的性观念很强烈也是很鲜明的,长期以来形成一种深厚广袤而又丰富多采的性文化特质,这在文学艺术中的表现尤其突出。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就有不少关于男女性的描写。早有学者指出,其中“鱼”“饥”“雨”“伐”等用词,皆有“性”的隐语性质。诸如“可以乐饥”(《陈风·衡门》)、“季女斯饥”(《曹风·候人》)等等,闻一多《诗经通义》指出:“性欲未满足时之生理状态曰饥。”《卫风·伯兮》所谓“其雨其雨,杲杲日出”,其“雨”,与宋玉《高唐赋》“旦为朝云,暮为行雨”之“云雨”、《玉台新咏·塘上行》“被蒙风雨会,移居华池边”之“风雨”等,都具有同样的“性”的含义。《郑风·溱洧》之“洧之外,洵訏且乐。维士与女,伊其将谑,赠之以勺药”,朱熹解释为“淫奔者自叙之词”,有学者指出所谓“勺药”即指女性生殖器;与“露滴牡丹开”(《西厢记》)之“牡丹”,“金针刺破桃花蕊”(如《永庆升平》)之“桃花”,皆有相同的性的审美内涵。诗“《三百篇》之男欢女爱,被之管弦,为之社教。如《郑风》之《野有蔓草》邂逅相遇,便‘适其愿兮’。《鄘风》之《桑中》所写男女幽会之情景,在‘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完了之后,还大大方方送男友上渡船过河呢。尤其,《召南》中的《野有死麇》,连做爱的过程,都描写得清清楚楚”(陈益源《小说与艳情》魏序,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年8月版)。所以那些描写桑间濮上男女幽会之诗歌,均不乏名篇。或许由于盛赞我国是一诗的国度,诗歌备受人们青睐,《诗经》又是六经之一,所以其中的“性”描写,并未受到人们的责难;而责难的眼光常常集中于戏曲小说,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令人费解。或许因为小说自古以来就在圣人眼里被视为“小道”,乃“君子弗为”的事情,不能登大雅之堂,任人贬斥,由来如此而已。既然古代诗歌都大多如此存在彩多姿的性的描写,那么最善于表现生活与状写人生的小说艺术,自然更不可能完全脱离这种性文化特质而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纯而又纯,与“性”观念绝缘,板起面孔来构建自己的艺术空间,愈是艺术大师恐怕愈不会如此。《西厢记》问世之后,曾被统治者视为“淫词小说”而屡遭禁止,一些道学家也极尽攻击之能事,尤其对《酬简》一出表现出特别不能容忍的态度。但金圣叹却针锋相对的指出:“有人谓西厢此篇最鄙秽者,此三家村中冬烘先生之言也。夫论此事,则自从盘古至于今日,谁人家中无此事者乎?若论此文,则亦自盘古至于今日,谁人手下有此文者乎?谁人家中无此事,而何鄙秽之与有?”并说此则意在于文,而不在于事,“意在于文,故吾真曾不见其鄙秽。而彼三家村中冬烘先生,犹呶呶不休,詈之曰鄙秽,此岂非先生不惟不解其文,又独甚解其事故耶?然则天下之鄙秽,殆莫过先生,而又何敢呶呶焉!”(《西厢记》卷七总评)其实那些迂腐浅陋的道学先生才是真正“鄙秽”者,其可恶处就在于他们假装正经,表面一套,背地又是一套,金圣叹这些话说得很好,将其嘴脸揭露得入木三分,比现在有些人的眼光要高明得多。

说也奇怪,中国古代小说从它诞生那天起,似乎就与性文化结下不解之缘。第一次著录小说的史书《汉书·艺文志》,也是第一次著录性文化的“房中书”,而班固之前亦有“房中八家,百八十六卷”(后佚)。综观中国小说史,真可谓涵纳着千姿百态的中国性文化特质,《聊斋志异》只是其中诸多作品之一。那么,《聊斋志异》的性文化表现是怎样的呢?沈雁冰将中国文学中的性欲描写分为两大类,一是“变态的性欲描写”,一是“文学的性欲描写”。他认为“文学的性欲描写”是为数不多且难能可贵的:“除伪称伶玄作之《飞燕外传》与《西厢》中《酬简》的一段外,恐怕再也没有了。”但他又认为“后世的长篇性欲小说的意境,大都是脱胎于《飞燕外传》的”(《中国文学内的性欲描写》,载《中国文学研究》下),他并未否定“后世”的性欲小说。《中国古代房内考》一书的作者荷兰学者高罗佩的尺度放得更宽,他将中国明清小说中大量性描写的作品也分两大类:一类是erotic novels,即色情小说,指并不专以淫猥取乐,而是平心静气状写世情的小说,他认为代表作是《金瓶梅》;另一类是pnorographic novels,即淫秽小说,指专以淫猥取乐,故意寻求性刺激的下流小说,代表作是《肉蒲团》。这两类小说虽都有大量的性描写,但性质是不同的。所谓“变态性描写”,高罗佩说是指那些肆虐受虐狂、排粪尿狂、兽奸狂等等。这在《聊斋志异》中是找不到的,甚至也不存在什么“低级庸俗”的性描写,而是十分生动十分必要的“文学的性欲描写”,是情节需要、人物性格需要,也是小说艺术氛围所不可缺少的。

《聊斋志异》中那些优秀的爱情篇章的性欲描写,一般来说有着与《西厢记》和《牡丹亭》等文学名著性描写一样的审美价值,不象《醒世姻缘传》中有关情节那么“粗俗”,甚至也没有《红楼梦》个别情节那么“显露”,这可能与其文言的语言形式有关,简约、概括,少叙述而多形容,常常是画龙点睛以少胜多,它的文学性是很强的。所谓“文学性”,即是说它在性的描写方面是含蓄的、蕴籍的,非赤裸裸的,而且是与异性间感情的发展相伴以行的,或者说即是男女爱情激流的涌现,是不可遏止而有其必然性的,小说就写出了这种男女关系的必然性。《阿绣》篇写刘子固钟情阿绣,在阿绣随父迁居后,百般思念,“意惓惓不自得”,甚至“捧箧啜泣,徘徊顾念”,当辗转于短墙外见到阿绣(狐阿绣)时,“细视,真阿绣也。因大恫,涕堕如绠。女隔堵探身,以巾拭其泪,深慰之”。二人的爱情极其真挚动人。在此种情况下写其幽会:

即就枕席,宛转万态,款接之欢,不可言喻。

这样的“性欲描写”,既自然又含蓄,是感情发展的必然结果,十分美好动人。《葛巾》写常大用“痴好牡丹”,为葛巾女郎朝思慕想,并为自己的孟浪行为而“悔惧交集”,既想亲近又不敢亲近,为情爱所心焦,在矛盾与煎熬中“憔悴欲死”,其情之真,肝膈可见,将一个初恋者的心理情态描写得淋漓尽致。后来葛巾至,“幸无他人,大喜,投地。女郎近曳之,忽闻异香竟体,即以手握玉腕而起,指肤软腻,使人骨节欲酥”。初次接触即使常生“魂魄飞散”。后来写其幽会:

入,则女郎兀坐,若有所思。见生惊起,斜立含羞。生揖曰:“自谓福薄,恐于天人无分,亦有今夕耶!”遂狎抱之。纤腰盈掬,吹气如兰,撑拒曰:“何遽尔!”生曰:“好事多磨,迟为鬼妒”……

至此“倾慕益切”。再后来:

隔夕,女郎果至……乃揽体入怀,代解裙结。玉体乍露,热香四流,偎抱之间,觉鼻息汗熏,无气不馥。因曰:“仆固意卿为仙人,今益知不妄。幸蒙垂盼,缘在三生。但恐杜兰香之下嫁,终成离恨耳!”

这里对男女性关系的描写,极其美妙,不但是爱情激流的涌现,也是各自性格的展现,又表现出牡丹花遍体生香的独特个性,这种描写,令人倾赞,它生动地表现出人世间难能可贵的美好情愫,谁能说这是“庸俗”的色情描写呢。《花姑子》写花姑子乃麝精,也是遍体流香。小说先写女子的美丽颖慧,与安生的情爱,几经波折,后来终成欢好:“安(生)与同衾,但觉气息肌肤,无处不香。问曰:“熏何香泽,致侵肌骨?’女曰:‘妾生来便尔,非由熏饰’,安益奇之。”小说写得十分精彩,与《葛巾》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些优秀的爱情篇章,深刻地写出了“情”与“欲”的不可分割的必然联系,写出了人性发展之必然结果。林语堂在《谈劳伦斯》中说,他所写的性交,将“灵与肉复合为一”,“性交在劳伦斯是健康的,美妙的,不是罪恶,无可羞惭,是成年人人人所常举行的”。《聊斋志异》写的一些男女性生活也确是如此,正当、正常、健康、美妙,不是“罪恶”,而是人间挚爱的表现。再如《鲁公女》,描写张生所钟情的鲁公女虽已“暴卒”,但仍然冥思苦想,“悼叹欲绝”。鲁女感其诚而自献,并曰:“感君之情,不能自已,遂不避私奔之嫌”,“生大喜。遂共欢好,自此无虚夜”。将情与欲结合的益臻完美。在不少情况下,小说描写的性行为不仅是爱的升华,也可以生死人肉白骨,扭转阴阳。小说中多次于“性”过程中,主人公发出“乐而忘死”,“爱而忘死”(《香玉》)的呼声,是对爱情的倾赞,是对生活与人性的倾赞。

还有许多性欲描写是刻画人物性格的需要,并非可有可无。《梅女》这篇小说写封云亭与梅女的恋爱故事。梅要求封帮办的事已经完成,小说写到:

梅女夜至,展谢已,喜气充溢,姿态嫣然。封爱悦之,欲与为欢。(梅女)瞒然而惭曰:“阴惨之气,非但不为君利;若此之为,则生前之垢,西江不可濯矣。会合有时,今日尚未。”问:“何时?”但笑不言。

这尽管已触到男女性的问题,但可以看出主要是表现梅女性格的皎洁可爱。她曾被典史诬为与盗贼私通而不屈死,这里写她在男女性的关系面前如此光明磊落,洁身自持,正好衬托出典史的贪鄙、无赖和“受贿诬奸”的丑恶嘴脸与恶劣行径。再如《书痴》篇写郎玉柱读书爱书已到痴憨的程度:“昼夜研读,无间寒暑……见宾亲,不知温凉,三数语后,则诵声大作,客逡巡自去。”如此不通人情世故的书痴,痴到与女郎(织女)“枕席间亲爱备至,而不知为人”。小说写到,一日:

女笑曰:“君日读书,妾固谓无益。今即夫妇一章,尚未了悟,枕席二字有工夫。”郎惊问:“何工夫?”女笑不言。少间,潜迎就之。郎乐极,曰:“我不意夫妇之乐,有不可言传者。”于是逢人辄道,无有不掩口者。女知而责之。郎曰:“钻穴逾隙者,始不可以告人;天伦之乐,人所皆有,何讳焉。”

这种对性欲的描写,多么生动而美好,使男女主人公的形象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可以说是对小说人物性格的刻画所必须的,不可缺少的,使人看到了“书痴”实在“痴”得出奇、“痴”得可爱,如果去掉这些性的描写,小说人物就会失去光彩。郁达夫说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他所写的一场场性交,都觉得自然得很”,“一句一行也移动不得”。《聊斋志异》这些地方,真真是“一句一行也移动不得”。再如《小翠》这篇小说,也是写一痴呆的人物,“十六岁不能知牝牡”。娶小翠,“女居三年,夜夜与公子异寝”。“(母)嘱公子与妇同寝。过数日,公子告母日‘借榻去,悍不还!小翠夜夜以足股加腹上,喘气不得;又惯掐人股里’,婢妪无不粲然”。痴公子的声容笑貌通过这些对两性关系的描写,真可谓呼之欲出,其中毫无鄙秽或者什么“低级庸俗”成分。《连锁》这篇小说,写杨生与身为鬼魂的连锁姑娘有着一段极不平凡的奇遇,彼此已成诗友,深夜谈心,“瘦怯凝寒”的连锁如实讲述了自己的身世,引起杨生十分的爱怜。

杨欲与欢,(连锁)蹙然曰:“夜台朽骨,不比生人,如有幽欢,促人寿数。妾不忍祸君子也。”杨乃止。戏以手探胸,则鸡头之肉,依然处子。又欲视其裙下双钩,女伏首笑曰:“狂生太罗唣矣!”杨把玩之,则见月色锦袜,约彩线一缕;更视其一,则紫带系之。

如此这般,引出连锁遗落的为生所拣得的一条紫带。这些有关性的描写,使人看出连锁这一少女的聪明美丽,活泼可爱,不仅突出了人物天真的个性和奇遇的机缘,也表现出男女之间相互爱怜的生活情趣,增加了小说的艺术魅力,引人入胜。不管是梅女、织女姑娘,或者是小翠和连锁,这些少女在作者笔下,通过这些性的关系的描写,使之充满了青春的活力,赋予了小说人物以新的生命与血液,让她们活灵活现的呈现在读者面前。

有些性欲描写也是小说情节的需要。如《林四娘》写其“静锁深宫十七年”罹难而死的林四娘,为陈公所钟爱幽会时,作者写道:

陈公捉袂挽坐,谈词风雅,大悦。拥之,不甚抗拒。顾曰:“他无人也?”公急阖户,曰:“无”。促其缓裳,意殊羞怯。公代为之殷勤。女曰:“妾年二十,犹处子也,狂将不堪”。狎亵既竟,流丹浃席。

由此与陈公感情弥笃,“两人燕昵,过于琴瑟”。由此而演绎出一段亡国之痛的缠绵悱恻的感人故事。这故事梗概,在当时一些笔记中有所记载,《红楼梦》中也写到林四娘。这篇小说可能是在当时广为传闻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但通过性欲的描写,赋予林四娘以新的生命,使之活现在人们眼前。再比如《巧娘》这篇小说,几乎通篇是写性的问题,是情节发展的需要必须如此,但写得极其精彩,人情味很浓。它写广东傅廉乃天阉,“十七岁,阴才如蚕”,“昼夜忧怛,而无如何”。后来私自逃学离家出走,到了海南岛,夜宿于巧娘家。但室内惟一榻,遂与之共卧,小说写道:

生不得已,遂与共榻,而惶恐不敢自舒。未几,女暗中以纤手探入,轻捻胫股。生伪寐,若不觉知。又未几,启衾入,摇生,迄不动,女便下探隐处。乃停手怅然,悄悄出衾去。俄闻哭声。生惶惶无以自容,恨天公之缺陷而已。

这段描写,是情节发展的要求,读之动人心扉。傅生可能是性功能障碍疾病,却落得如此悲哀。后来在华姑的治疗下,“觉脐下热气一缕,直冲隐处,蠕蠕然似有物垂股际;自探之,身已伟男。心惊喜,如乍膺九锡。”当与诸多佳丽“团坐置饮”,巧娘尚不知傅生之变,乃戏问:“寺人亦动心佳丽否?”生曰:“跛者不忘履,盲者不忘视”,言辞颇多感慨,写出了人生性要求的热切,不可或缺,能够有正当的性行为才是正常的人生,幸福的人生。后来傅生与巧娘:

生挽就寝榻,偎向之。女戏掬脐下,曰:“惜可儿此处阙然。”语未竟,触手盈握。惊曰:“何前之渺渺,而遽累然!”生笑曰:“前羞见客,故缩;今以诮谤难堪,聊作蛙怒耳。”遂相绸缪。

小说将男女性生活写得委婉曲折,引人入胜。但明伦评曰:“此篇拈一阉字,巧弄笔墨,措辞雅不伤纤,文势极抑扬顿挫之妙。”再如《伍秋月》写王鼎出游镇江,“夜梦女郎,年可十四五,容华端妙,上床与合,既寤而遗”,如是三五夜,王“惕然自警,才交睫,梦女复来;方狎,忽自惊寤。急开目,则少女如仙,俨然犹在抱也。见生醒,颇目愧怯。生……真与驰骤,女若不堪,曰:‘狂暴如此,无怪人不敢明告也。’”后来女郎讲述身世,由此遂生发出一段惊心动魄的故事,刻画出王生激烈勇敢、疾恶如仇和执着钟情的鲜明性格。这些具有文学色彩的性欲描写,是小说人物性格最具生命力的部分,小说中不管是女性的阴柔和男性的阳刚,在作者笔下,通过这些多姿多彩的性的描绘,使之充满了生命的活力,还鬼狐花妖以真正人的灵魂,展现出“美”与“力”的美好气质,这气质或许就是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东西。

那些爱情篇章的主人公几乎多是性感女郎,诸多性感动情区的形容词写得十分美丽:鸡头肉、小吻、玉齿、香唾、莲钩、翘凤、凌波、锦袜、玉腕、纤腰、娇波流慧、肤腻如脂,等等,皆人体各部位的健美特质,禀天赋之美,给人许多美的遐想。尤其女子的足,似乎更具性感魅力,表现出古代文士的审美情趣,小说中多处着意有所描绘。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考证,五代以前女子是自然天足,亦称素足。陶渊明《闲情赋》:“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谢灵运诗“可怜谁家妇,渌流洗素足”;李白《越女词》:“越女濯素足,行人解金囊”,《浣纱女》:“一双金履齿,两足白如霜”。到明代以后似乎提高了这一体位的性感魅力。“女人的脚是她的性魅力所在,一个男人触及女人的脚,依照传统观念就已是性交的第一步。几乎每部明代或明代以后的色情小说,都以同样的方式描写这一步”(《中国古代房内考》第286页》。上述之《连锁》有此情节,《云翠仙》也有此情节。它写梁有才游泰山,所见众男女“杂跪神座下”“跪香”,“众中有女郎,年十七八而美,悦之。诈为香客,近女郎跪,又伪为膝因无力状,故以手据女郎足。女回首似嗔,膝行而远之。才又膝行近之;少间又据之。女郎觉,遽起,不跪,出门去。”这刻画出女郎的颖慧可爱与圣洁不可侵犯的品格以及梁有才的无赖相。《翩翩》描绘的生活情景很美,行踪飘忽,餐叶衣云。但罗子浮,轻薄浮荡,沿街行乞且一身疮脓,为翩翩姑娘救护,疮疤刚愈,即作非非之想。与翩翩同卧处后,又调戏花城娘子:“剥果误落案下,俯假拾果,阴捻翘凤;花城他顾而笑,若不知者……”后来一次次被惩罚,特别是在翩翩爱的呵护感化下,方才有所转变。这些细节描写均有利于人物性格的刻画。

从总体来看,许多爱情篇章的性欲描写是相当简略的,如前所述“少叙述而多形容”,有时只一两笔即勾画描绘尽致,留给人无限想象的余地。如《莲香》篇批评“旦旦而伐之”,指纵欲过度;《公孙九娘》写公孙九娘与莱阳生新婚之夜:“邂逅含情,极尽欢昵”;《荷花三娘子》:“殢雨尤云,备极亲爱”;《梅女》:“两人登榻,于飞甚乐”;《鸦头》:“秋波频顾,眉目含情,仪度娴婉……欢爱甚至”;《考弊司》:“入帏,欢爱殊浓,切切订昏嫁”;《妖娜》:“是夕,忽同衾幄,遂疑广寒宫殿,未必在云霄矣”;《白于玉》:“衾枕之爱,极尽绸缪”;《狐梦》:“华(生)与(女)握手入帏,款曲备至。事已,(女)笑曰:‘肥郎痴重,使人不堪’……二娘笑向女曰:‘妹子已破瓜矣,新郎颇如意否?’”;《莲花公主》:“拥公主出,以红锦覆首,凌波微步,挽上氍毹,与生交拜成礼。已而送归馆舍,洞房温情,穷极芳腻”,等等。而且还写到极富生活情趣的性的隐语。如《庚娘》写金生与庚娘因流寇动乱离家,路上被骗被害,夫妇离散,几经磨难之后,彼此乍逢,恍惚不敢认从,忽记起“当年闺中之隐谑”,金生曰:“看群鸭儿飞上天也”,妇答:“馋猧儿欲吃猫子腥耶?”夫妇大惊,“相抱哀哭,伤感行旅”,故事波澜曲折,起伏跌宕,悲喜交集,生动感人。这些“文学的性欲描写”何其美好!可谓言简意赅,千姿百态,有着多重多质的意境美,使人有目不暇接之妙。在小说“性”的生活空间,人生是美好的,生活也是美好的,不仅有滋有味,也多滋多味,说明作者不仅没有“庸俗”之态,反而说明他对生活对人生有着一颗挚爱之心,其心灵世界无限美好。可以看出,不少篇章是作者含着眼泪愤笔疾书宣泄人性之美质,以寄托自己的人生理想。

再者,从艺术上讲,这种简约含蓄的性描写,都带有一定模糊性,具有艺术上的模糊美和距离感。比如“旦旦伐之”,“ 殢雨尤云”,“于飞甚乐”,“极尽绸缪”,“款曲备至”,“穷极芳腻”,怎样具体指陈呢?真可意会不可言传,都有着极大模糊性。模糊美就不是那么直观、那么露骨、那么赤裸裸,这就是所谓“文学的性欲描写”的特点。美学家朱光潜曾举例说:“裸体女子照片常不免容易刺激性欲,而裸体雕像如《米罗爱神》,裸体画像如法国安格尔的《汲泉女》,却只能令人肃然起敬”(《朱光潜美学论文集》卷一第459页)。何以如此呢?就是因为裸体雕像、裸体画像等艺术品不像裸体照片那么具体逼真,都带有一定模糊性,不会刺激性欲。所以《聊斋志异》中的“性”描写,只给人以美感,美的享受,不给人以性欲的刺激,我想应该是这样认识的。当然,这是指一般心理健康的人来说的。至于个别变态者,如金圣叹所讲的三家村中迂腐古板的冬烘先生之流,“不解其文独甚解其事”者则又当别论。

据说丹麦人对性生活很重视,所有关于“性”的词汇都是褒义的。而我们的“淫”、“色情”等词始终是贬义的,这是否正确呢?值得研究。报载丹麦的“大街上和公园里,皆有少女裸体雕像,线条流畅,体态优美,人们站在裸像下面,不但不感到任何难堪,反而感到一种生命的力量,无尽美的遐想”。据说丹麦人性犯罪和性病发生率是最低的,从中学开始就规定有必修的性教育课程。高罗佩曾说:中国封建时代禁书(当然,这只是一个方面),暴露了统治者在文化心理上的极端脆弱,这种精神上的“阉割”竟在我们民族文化心理上留下无形的“暗伤”。他说“禁毁之厄,造成中国人假装正经的淫猥心理,他虚情矫饰,竭力把自己的私生活弄得壁垒森严,陷入自己编制的罗网而不能自拔。这种遮遮掩掩曾使当时来访的西方人大惑不解,以为其中必有污秽不可告人处,辗转传说,愈演愈奇”,自己愈“徒事藏慝”,别人则愈“肆口诽谤”,这是十分发人深思的。台湾艳情小说研究专家陈益源教授认为:“回顾历史,没有一项禁书之举,不是残酷无情而虚伪愚蠢的。我认为禁书这样的事情会随着时代的进步,终将为历史所淘汰”(《小说与艳情》第186页)。其实,《聊斋志异》的评点家,尤其是但明伦,非常肯定与赞赏小说这些千姿百态的性欲描写。《老子》曰:“不见可欲,使心不乱”。《文心雕龙.物色篇》曰:“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由此而肯定性与欲乃人性之必然,作者的描写是正当的、出色的。如《双灯》篇写魏生:

细瞻女郎,楚楚若仙,心甚悦之……遽近枕席,暖手于怀。魏始为之破颜,捋裤相嘲,遂与狎昵……女笑曰:“痴郎何福?不费一钱,得如此佳妇,夜夜自投到也”……遂唤婢襆被来,展布榻间,绮縠香软。顷之,缓带交偎,口脂浓射,真不数汉家温柔乡也。

但明伦评曰:“双灯导来,双灯引去,直是双眸之恍惚耳。有缘麾不去,无缘留不住,一部《聊斋》,作如是观;上下古今,俱作如是观”。肯定了男女相遇相交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小谢》篇写二女郎之调皮谐谑:“长者翘一足踹生腹,少者掩口匿笑。生觉心摇摇若不自持,即急肃然端念,卒不顾”。此处但明伦则评曰:“才一摇动,便急肃然,鬼且无能为,何况非鬼”。又说:

见姝丽而寂不动,此初念之自持,人或能之。至于足踹腹,手捋髭,谓此时不心摇摇者,将谁欺乎?……于摇摇若不自持之时,而即肃然端念,方可谓之真操守、真理学。彼闭户枯寂自守,不见可欲可乐之事,遂窃窃以操节自矜,恐未必如此容易。

评者这一番议论,十分精采,他讲出一个道理:在一般情况下,不见可欲可乐之事,或者可以“窃窃以操节自矜”,这时,说大话容易。而一旦身临其境,恐怕未必能像“自矜”时那样“自持”。这是人之常情也是人性之必然所使,有时是无可抗拒的。“鬼且无能,何况非鬼”,非鬼之人是有感情、有情欲的,所谓“真操守、真理学”谈何容易。小说就启示了这一道理。

作者的态度又怎样呢,很清楚,他对男女正当而美好的性生活是赞赏与肯定的,这主要表现在那些描写爱情的篇章之中。他认为:“男女居室,为夫妇之大伦;燥湿互通,乃阴阳之正窍”(《黄九郎》)。因之描写的如此多姿多彩,生动感人,并赋予小说人物性行为以文学的美质,增添了许多生命活力的光彩。但在情与欲的关系上,作者更强调的是情与爱,强调的是专一和执着,批评那种“始乱之而终弃之”(《青梅》)的卑劣行经。他写道:“天下惟真才人为能多情,不以妍媸易念也”(《瑞云》)。“不以妍媸易念”,这在小说中有着许多感人的描写,是爱情故事中闪光的部分,作者给予极大的褒扬,如《瑞云》、《乔女》、《辛十四娘》等等,并对当时之社会恶习,作者愤怒发出“从一者得何罪!”(《鸦头》)的呼声。(至于有的篇章写一夫得二美事被说是“美化一夫多妻制”,此事较为复杂,较之《红楼梦》,小巫见大巫,此处不遑细论)。再者,对一些不正当的性行为却是批评与谴责的。作者的态度也十分明确,并未一味滥写。诸如断袖之风、同性恋等变态性行为则斥之为“禽处而兽爱”,与禽兽没有什么两样。对那些毫无爱情可言,没有感情的性行为也只是暴露而已,不能表示作者的肯定态度。个别短篇如《青城妇》《人妖》《犬奸》之类,可能为民间传说;《狐惩淫》《伏狐》《药僧》之类,可能是采自民间笑话,并非作者艺术创造,也在于表现所谓“天地之大,真无所不有”的奇闻奇事,以广视听,并不能代表小说的性文化内质,这是十分清楚的。总之,《聊斋志异》的性描写是相当出色的,绘声绘影,仪态万方,多姿多彩的展现了中国性文化美质,这是值得人们重视并深入研究的。

本文开始就讲过古代人对“性”很重视。五千多年以前的仰韶文化(亦称彩陶文化)其陶面上的彩色鱼形图案,据说即表示女性生殖器,说明当时的生殖崇拜、性崇拜。两千多年以前的《老子》一书,其中最重要的概念的“道”,“道”是什么?有学者指出即不死之“谷神”,“谷神”即“玄牝”、即“玄之又玄”的女性生殖器,也即“万物自是出,天地自是生”之“众妙之门”;“德”起初也是一个“性”的概念。可见古人的“性”观念如此神圣。历史走过了漫长的岁月,在即将迈入新世纪的今天,研究基因的科学家似乎感应到古代“性”观念的某些信息,发现并倡言“性”是人类最伟大、最神圣的事业,坚决反对和杜绝无“性”的“克隆人”。这是一种时代的声音。文学艺术的建设和研究,我想也不应滞后,应该与科学家同步:强调“性”的伟大,“性”的美好,“性”对人类发展的伟大意义,“性”对文学艺术的重大价值,“性”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和欢乐,坚决反对无“性”的克隆“人”,捍卫人的尊严!

高罗佩《中国古代房内考》一书的译者李零先生在其《译者前言》中说:“性问题是一个涉及医学、宗教、家庭婚姻、伦理道德和文学艺术许多领域,从生理到心理,从个体到家庭,触及面极广,敏感度极高的问题。我想,每个具有正常心理的人都不难想象,如果我们把这一侧面从每个领域中一一抽出,那么我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将会是何等片面和肤浅。”这话说得很好。我们也可以想象,如果将这些被斥之为“低级庸俗的色情”部分一一从《聊斋志异》中抽出,像打扫房间那样扫得一干二净,《聊斋志异》中那些优秀篇什、那些钟情男女、那些具有鲜活灵气的人物,将会是怎样枯燥乏味和苍白无力啊。尽管有人总想将文学艺术搞得纯而又纯,“洁净”得使之不食人间烟火,然而艺术总是要按照自己的规律发展的。在科学高度发达的今天,凡是头脑健全的人们,更不应该谈“性”变色,尤其是在面对小说艺术的创作、研究和鉴赏方面。我们应该总结如何将其表现得更好更美,更符合艺术发展的规律,也更符合人们的接受心理,这才是应该做的。

《聊斋志异》的“性”文化美质

《聊斋志异》的“性”文化美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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