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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一个富家子弟的叛逆之路

本文作者: 4周前 (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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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一个富家子弟的叛逆之路

我的父亲邴文超出生于1926年,松花江畔一个大地主家庭。他青年时代投身革命,乱世中不改初衷,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父亲积极参与城市建设,长春市和吉林省的重大工程,几乎都有他的身影。

父亲的一生,没有轰轰烈烈的功勋,没有权高位重的职务,没有腰缠万贯的财富,没有显赫一时的名气,他是一个普通的人。也正是像父亲一样许许多多的普通人,用自己的吃苦耐劳、兢兢业业,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和成长壮大。

我父亲是闯关东的后代。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我的十一世祖邴之钿、邴之鈖兄弟闯关东,先到吉林省九台县其塔木乡干沟子村落户,传至九世祖邴日有时逢清政府放荒,带全家迁至柳条边外开荒谋生。传至我的高祖邴芳林、邴芝林兄弟,家族渐富,农商并举,开设了名为积德增的商号(其实应为杂货铺,如今应叫乡村超市)。

家族人丁兴旺,二人共生八子,十六孙,即我的八个曾祖,十六个爷爷。因未分家,共同居住,人口近百,遂因其商号而得村名“积德增”。

1956年,爷爷奶奶与我们一家人,当时我还没有出生,站在父亲旁边的是我的叔叔。

父亲童年时,我的奶奶就去世了。 因我的二爷爷婚后一直无子,由我的太爷爷做主,把父亲过继给二爷爷做继子。 二爷爷毕业于北京朝阳大学法律系,在烟台法院做法官,把父亲带到烟台。 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占领山东,二爷爷继续在烟台法院做法官。

在小学读书的父亲已经有了爱国意识,听说胶东有抗日的八路军,就约了几个同学悄悄出城,寻找八路军。 结果很悲剧,八路军没找到,被二爷爷找回来,挨了一顿暴揍。 此时,一直没有子嗣的二奶奶,到烟台后接连生了3个儿女。 二爷爷怕父亲大了管不住,给我爷爷写信,让他把父亲接回东北。 于是父亲返回东北故乡。

故乡早已在伪满洲国统治之下,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大搞奴化教育,强迫学生学日语。父亲因为不会日语,经常被日本老师打耳光,仇日心理与日俱增。

初中毕业,父亲考入长春伪东亚特种工程学校(今长春树勋小学旧址),学习土木建筑。在这所学校里,父亲结识了一位名叫范绍增的同学。范绍增与父亲同龄同县,两人一见如故,情同手足。父亲生前存有范绍增的照片,他身着学生装,剃着短短的学生头,国字脸,高鼻梁,眼大而炯炯有神。

范绍增不知从哪里经常搞来有抗日色彩的进步书刊,在父亲与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中传阅。他们经常在课余周日聚在一起交流读书体会,在公园湖畔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和背影。亡国的耻辱、抗倭的传统、爱国的情愫成为他们友谊的纽结。终于有一天,在范绍增的倡议下,他们秘密成立了读书会。当时,在日伪统治下,许多爱国青年,主要是青年学生,自发组织了许多读书会,阅读进步书刊,传播抗日思想,犹如黑夜里的星星之火。

然而后来,由于情报泄露,日本特务摧毁了读书会。一天晚饭后,范绍增悄悄告诉父亲,马上销毁一切与读书会有关的材料,他本人要离开学校躲一躲。从此一别,杳无音讯。事后,特务搜查了学生宿舍,追问父亲及其他同学范绍增的下落,由于没有搜到证据,吓唬一阵学生们,悻悻而去。走了范绍增,散了读书会,父亲在压抑苦闷中捱到毕业,做了一名建筑技术人员。

1945 年日本投降,德惠来了苏联红军。 9月的一天,德惠苏军卫戍司令部来了几名穿苏军军服的中国军官,他们是周保中将军领导的抗联教导旅的官兵。 董崇斌同志任苏军德惠卫戍司令部副司令。 他们来到德惠,开始了中共在德惠建党建军建政的工作。 相继从关内来了八路军,张建生同志出任中共德惠县委书记,张靖华同志出任德惠县县长。 河山光复,父亲一腔爱国热情,毅然参加革命,进入县政府交通科工作。

当时的东北,既处于抗战胜利的喜悦,也处于日伪政权垮台的混乱之中。国共纷争,土匪横行,青年人站在十字路口,有人奋争,有人彷徨,有人观望,有人反向而行。一时潮涨潮落,大浪淘沙。二爷爷在抗战胜利前辞官返回老家,抗战胜利后他自称国民党地下党,参与组织国民党德惠县党部,竞选国民党县议员。

一位年龄与父亲相仿的姑奶奶出任三青团负责人,后在土改中被镇压。一位父亲的同学、家族排行最末的叔伯爷爷,力劝父亲一起去长春考大学,不要参与政治。这位爷爷执着得很,很快考入长春的医科大学。长春围城后,他逃出来。解放军设卡检查,发现他是大学生,建议他参加我军的军政大学。他说我是学生,不问政治,执意去沈阳继续学业。解放军也没为难他。问题是他刚到沈阳,解放军也解放了沈阳。他后来考入哈尔滨医科大学,毕业后当了医生。

二爷爷知道父亲参加了共产党,据说骂了一天。他认为中央军是正统,装备精良,一定会打败共产党,父亲是不想活了。在当时东北青年中,流行一种国民党是正统,中央军是正规军的意识。父亲与身边的大多数人反向而行,几经波折,在乱世中不改初衷,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来又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了德惠县政府交通科的副科长,用他学到的专业知识,跟随我党我军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在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中,父亲奇迹般地与范绍增重逢,得知他后来逃到关内,参加了八路军,成为东北民主联军的随军记者。挚友重逢,又成战友,志同道合,如今殊途同归!1949年,范绍增随四野南下,在解放广东的作战中英勇牺牲。父亲一直视他为自己的革命引路人,始终珍藏着他的照片。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率德惠土木建筑公司进入长春,与其他建筑企业合并组建了长春建筑公司,并长期担任建筑企业和省建筑工程局的领导。 文革时定成分,父亲因其出身的大家族而深受其累。军代表接管之后,组织了很多工人农民到政府部门工作,把原来大量的机关干部下放到农村。当时12岁的我也跟着父母下乡,到吉林省辉南县。两年后,因为工作需要,父亲又调回长春。

长春市和吉林省的重大工程,父亲几乎无役不与。抗美援朝中,他率施工队抢修安东浪头机场;也曾日夜奋战建设第一汽车制造厂厂房。为按期完成工期,50岁的父亲,也曾毫不犹豫地卷起裤腿,带头跳入东北10月冰冷的积水中,带领工人排水施工。

我 小的时候, 父亲 对我们要求一向比较严。 比如吃饭不许掉饭粒,不许说话。 晚上睡前他要查铺,跟军队似的。 胳膊腿伸出被窝,就给你塞回去。 把被子做个小筒,你就只能老老实实像条直线似地睡觉。 我到现在还是这个习惯。

我是我们家第一个男孩,前面有三个姐姐,父亲对我多少还是有些宠爱,很少对我发脾气。我记忆中第一次挨打,是吃饭的时候听收音机。父亲的规矩是,到吃饭时间,大家就都要坐在一起吃饭。我当时正在听“孙进修爷爷讲故事”,说什么也不肯吃饭。父亲把我拽到桌子边,我再跑回去继续听收音机。父亲情急,拿起筷子就打了我一下。

从父亲给我起的名字能看出来,“正”,他希望我当个正派人。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自我约束特别严。我考上大学那年,从磐石回长春,路经吉林市。当时吉化上了一个大项目,父亲任吉化工程的副总指挥,我去吉化看他。同事们都称呼父亲“老邴头”,中午吃饭,他就和工人一样吃大食堂。据说原来是有小灶的,父亲过去后把小灶取消了,他们几位领导一直和工人一起吃大食堂。

印象中,我们家也很少请客。他有专车,却从不让我们用。我结婚,夫人是走着过来的。这在现在的年轻人看来,可能是无法想象的。但这就是父亲的自我约束。

1986 年初,父亲被查出肝癌晚期。 一天我陪他去医院检查,出来后他突然让司机开车在市里转转。 车轮碾过路面上的积雪,驶过省宾馆、工人文化宫、市体育馆、吉林大学理化楼、长白山宾馆、南湖宾馆、第一汽车制造厂等许许多多长春市的标志性建筑。 他深情而又留恋地告诉我,这些建筑,他都亲身参与设计和指挥。 作为新中国长春市的建设者,他感到很满足了。 两个多月后,父亲病故。

后来的这些岁月里,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长春市容也面貌一新。 然而,那些父亲参与的楼厦,虽几经风雨,却依然屹立如初。 尽管人们从它们身边走过,很少有人会想到它们的建设者,但我会想到。

父亲那一代人,生于忧患,长于乱世,为求救国而历尽艰险,为实现理想而苦苦追寻,为新中国诞生而舍生忘死,为建设新中国而艰苦奋斗。父亲作为一个富家子弟,和家族中多数人的选择相反,毅然走上叛逆家庭的道路,而且长期吃苦耐劳,艰苦创业,历尽坎坷,却无怨无悔无求。那一代人渐渐消逝了,而新中国却在风雨中不断成长,不断强大。他们当中有许多英雄,但更多的是默默无闻的普通一兵。

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一个富家子弟的叛逆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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