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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能带我看场电影吗

本文作者: 2周前 (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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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能带我看场电影吗

让盲人“看”一场电影。

这在很多人看来,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却也是“心目影院”十几年间一直坚守的事情。

对于项目的创始人王伟力、郑晓洁来说,这所盲人影院诞生的理由,不仅是为视障人士提供一些娱乐活动与消遣。

如果可以,他们想借此,让盲人更好地融入社会。

2020年8月28日,西雅图,埃隆·马斯克在一场现场直播中展示了新一代的脑机接口设备。

万里之外的北京,一个男人因为这个消息激动了很久。

刘胜国刚过四十岁,这是中年人生活负担最重的年纪。他的生活,还比别人多了一重挑战,挑战来自女儿馨茗。

馨茗今年十三岁,短头发,比同龄人瘦很多。因为眼球发育不完全,馨茗从出生开始,就与黑暗相伴。刘胜国觉得,类似脑机接口等技术的发展,未来或许能让女儿重见光明。

“总得给自己点希望”,他说。

盲童的成长需要更多专业性的指导和介入,刘胜国和妻子一直在摸索,馨茗的语言能力与明眼人无异,但运动能力没跟上,迟迟不敢放开周围人的手或者其他辅助设备独立走路。“哪怕你领着一个手指头,她就走”,馨茗妈妈回忆道。

直到八岁那年,在青岛的海边,刘胜国给馨茗戴上耳机。音乐让她放松下来,独立迈出了第一步。

艺术总能抚慰人心。

“看电影”是馨茗最喜欢的娱乐活动。

从她居住的房山,到天安门的保利影院,需要先坐835路公交,再换乘特7路,单程耗时两个小时。

每周六,心目影院都在这里举办一场针对盲人的特殊放映活动。

作为中国第一家盲人电影院,心目影院已经为盲人放了十五年电影。

疫情期间,心目影院的线下放映暂停了几个月。在这个特殊时期,盲人们更加需要电影,那些现实中的焦虑和不安,需要通过电影缓解。

心目影院在企业微信拓展了新的放映渠道,通过直播讲述了18场电影。天南海北的盲人聚在一起,在电影中度过那些难熬的日子。

9月5日,心目影院迎来疫情后的首次线下放映,正好是第900场。放映影片是《八佰》,讲述人是王伟力,心目影院创始人之一。助盲是他和妻子郑晓洁坚持多年的事业。

王伟力与郑晓洁夫妇

与“心目影院”相关的很多时刻都让王伟力和郑晓洁夫妇印象深刻,而回忆的开端,是十几年前那个原本稀松平常的午后。

那是2004年夏天,王伟力买了《终结者》电影光盘,打算用这个片子试试家中杜比音响的效果。

恰好有个盲人朋友来家里做客。“你看过电影吗?”,王伟力问对方。得到否定的答案后,他决定给对方讲个视障版的《终结者》。

“大片,施瓦辛格的,可好看了”,简单介绍了几句背景,王伟力按下播放键。电影是英文原音,王伟力一边读中文字幕,一边插空讲解电影画面。

“大伟(王伟力)跟他讲爆炸,配合着音箱里的音效,把他吓得一机灵,紧紧地抓着大伟老师的腿,都掐(淤)青了”,郑晓洁回忆起友人的反应。

电影结束后,朋友把王伟力抱起来,激动地转了好几圈。

“这是我这30几年最幸福的一天,原来电影这么好看!我终于明白平时老听见的那些声音是什么了”,友人如是说。

“要是给更多的盲人这样讲,你觉得可以吗?”,王伟力问。

“那你们家门槛要被踢破了”,友人答道。

王伟力

彼时,王伟力和郑晓洁在做一个盲童播音主持培训的项目。

盲人的就业选择非常有限,按摩师几乎是唯一的选项。郑晓洁认为,通过专业的培训,盲人也能从事很多其他工作,播音主持就是其中一个尝试方向。

但是,培训很快遇到了困难,许多盲童长期跟社会生活脱节,对很多事物没有概念:“带着他们去什刹海摸银锭桥,说这是大理石做的,他们会问大理石是什么”。

正当郑晓洁深感头疼时,那个盲人朋友看电影的经历启发了她。于是,郑晓洁把讲电影也纳入播音主持的培训课程。《肖申克的救赎》、《终结者》、《变脸》,一部部电影讲下来。变化开始在盲童们身上发生。

“听完电影,他就能跟你对话了。比如肖申克挖那个通道,你给他讲怎么挖的墙、怎么跑的,他就有立体感了”,郑晓洁说。

因为眼底病变,梁江波在16岁时彻底失去了光明。对他来说,看电影是一个持续跟社会保持接触的方式。

“日常生活中,我不可能总揪着家人朋友问这个人穿什么衣服、长什么样子、环境是什么样的、楼房有什么特点。但这些东西在电影里都有,看电影就等于看社会事件,看别人的人生”,梁江波如是说。

2005年春天,心目影院成立。

影院最初设在鼓楼大街的一个四合院,20平米的小屋,摆着液晶平板电视和DVD播放机,还有十几张椅子,院子中有几颗大树和几只行踪不定的流浪猫。秋天是最美的时节,蓝天白云,红墙灰瓦。

对很多盲人来说,心目影院不仅能看电影,更是一个重要的社交场所。由于行动不便,“看电影”就是他们少有的出门时刻。

王伟力在“心目影院”为盲人讲述电影

最开始,只有王伟力讲电影。随着心目影院渐渐被社会各方人士知晓,许多志愿者加入,成为讲述人。

王玉婵便是其中之一,而看电影是她保持了几十年的爱好。

2016年,已经退休的王玉婵在一次公益展会上碰见了王伟力和郑晓洁。后者正在为心目影院招募志愿者,王玉婵对这个项目早有耳闻,当场提出想做讲述志愿者。

给视障人士讲电影并不简单。它要求讲述人不仅要把故事讲明白,还要学着与倾听者“感同身受”。

就如同王伟力所说:

“盲人的心理视觉,80%以上是摸出来的。有很多东西他是靠综合信息来确定一个事物的,他没有什么形态。那这些综合的东西要怎么描述,才能让盲人听明白呢?那这个就极其考验讲述人的理解、表达能力和生活经验。”

王玉婵认为,电影的魅力在于好电影每一秒都不浪费。她喜欢琢磨电影中的细节,然后再把这些凝结了导演和演员心血的细节展示给盲人。

在电影《寻梦环游记》中,没有被家人祭奠的亡灵埃克托原本光着脚,影片末尾,跟家人解除误会后,埃克托穿上了鞋。

王玉婵觉得这个细节很重要,一定要讲出来,“在动画片里,给角色穿上鞋很麻烦,需要复杂的工序,导演这么做了,肯定有专门的用意”,王玉婵说。

对王玉婵来说,电影讲述也是分享情绪和获得共鸣的过程。

她在心目影院讲的第一部电影是《遗愿清单》,电影讲述了两个身患癌症的病人,在病房中结下友谊的故事。

当时的王玉婵刚刚得知好友罹患癌症,对于“遗憾”与“伤痛”感同身受。讲到最后,王玉婵哭了。她本以为这是一场“崩”了的讲述,意料之外的是,现场许多听众和她一起潸然泪下。

电影的表达和叙事、讲述人的情绪与经历,都被传递给了盲人观众。

王玉婵给视障人士讲电影

2020年是郑涛做心目影院讲述志愿者的第十年,他是星巴克的员工,因为公司和心目影院的公益项目合作而成为志愿者。

郑涛讲述的第一部电影是姜文的《寻枪》,为此,他准备了一个月,记不清“反复看了十几遍还是几十遍”,总之到最后,“每个镜头、每个细节几乎都印在脑子里”。

每月第三个周六,是郑涛的讲述时段。十年间,他只请过一次假,那天,孩子突然生病。

暴风雨雪的恶劣天气、头疼脑热的身体不适、工作上的突发状况,都不曾影响郑涛的讲述。

他说之前也没想过能坚持这么久,就是觉得盲人出行不易,坐着几个小时的公交专程来听电影,自己不能辜负对方。

多年相处下来,郑涛和盲人观众之间早已是朋友一样的关系,很多观众远远听到声音就知道是他。

唯一那次爽约过后的周日,正好是郑涛生日。常来看电影的盲人观众们给他打电话,在电话里唱了生日歌,“郑涛老师,你保重,我们都很想你”,盲人们说。

心目影院内的视障人士

多年来,心目影院成了很多人的心灵归宿,也见证了不少人的成长。

高中毕业后,梁江波离开家乡到北京念书,学习盲人针灸推拿,这近乎是视障人士唯一的谋生途径。

这一年,梁江波还不到20岁,和同龄的明眼人一样,有些叛逆,不满足于既定道路,想寻找更多的人生可能性。

盲人按摩师

转折从认识郑晓洁开始。

2007年,梁江波开始跟着王伟力与郑晓洁学播音主持的课程,课程之余,每周六也在心目影院看电影。

梁江波最喜欢的电影是《奇迹男孩》。

影片中,一位有面部缺陷的小男孩在自学到5年级时,被家人送进学校念书。由于面部的伤疤,小男孩极其自卑,反倒是身边的人一直在告诉他:

“那些伤痕就像老人脸上的皱纹,没什么特别”。

《奇迹男孩》

梁江波很欣赏《奇迹男孩》中小男孩父母和孩子的沟通方式,“当有了一个残障的孩子,首先崩溃的就是父母。这种崩溃会影响到孩子,如果父母能够正确的去面对,残障这件事给孩子带来的影响也会小得多”。

每当被女儿问起“为什么我看不到”时,刘胜国都会很耐心地跟女儿解释,不是每个人都一样,人和人之间会有些差异。

刘胜国和妻子陪着馨茗尝试很多东西,英语、画画、各类乐器,郑晓洁告诉他,国外也有盲人当翻译、做律师的先例,盲人的人生并不只有按摩师一条路。

但盲人群体的整体现状还需要更多改善。

中国有1700万盲人,但日常生活中却鲜少见到盲人活动的身影。因为外部的不便利和自身的心理障碍,很多盲人处于长期跟社会脱节的状态。

梁江波也曾处于这样的心理障碍中,跟明眼人打交道一度让他感到焦虑,“我看不到你,但是我的一举一动都在你的眼里”。

盲人的处境,有点像《楚门的世界》。相比于楚门,盲人们不仅被困在一个隔绝世界中,还清晰地知道自己的困境,对抗无力感是贯穿一生的命题。

大学毕业后,梁江波获得了一份盲文出版社的工作。几年下来,梁江波发现,“铁饭碗”并不适合他,他的理想是帮助更多盲人融入社会。

梁江波最终选择辞掉这份铁饭碗,成为心目影院的全职员工。

“要让大家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和普通人有差别,但是没有障碍”,梁江波说。

科技和互联网的发展,也在帮助盲人消除障碍。

读屏软件让盲人可以熟练使用手机和电脑,互联网折叠了世界,让北京的助盲活动也能惠及天南海北的盲人。

今年年初,受到疫情影响,心目影院暂停了线下放映活动。那段时间,几乎每天都有盲人朋友询问王伟力和郑晓洁,何时才能继续听他们讲述电影。

对抗疫情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为了不让盲人朋友重新回到“孤岛”,王伟力和郑晓洁把心目影院讲电影的活动转移到了线上。

两人尝试了很多款有线上直播功能的软件,最后选中企业微信。

“我们有个微信群,把讲电影的企业微信链接发到微信群,盲人一点就能看,这是最方便、最无障碍的方式”,郑晓洁解释道。

为了在线上听电影,一些年龄大、仍在使用非智能手机的盲人专门换了手机,从头学习使用微信。

腾讯影业也协同合作伙伴提供了许多影片层面的支持,让盲人能欣赏到更多优秀的电影作品。

来自全国各地的盲人聚集在企业微信的直播群里,看电影之余,大家也建立了新的社交渠道。很多对心目影院慕名已久却不在北京的盲人,终于加入了这个群体。

“网络是我们手臂的延伸,我们够不到的盲人,网络够得到”,郑晓洁如是说。

王伟力一直认为,改善盲人的生活现状,也是在帮助明眼人。

如果能让盲人便利地生活、充分地融入社会,这必然也是一个让明眼人感到舒适的社会环境。探索助盲助残的过程,某种程度上,也是在探索如何帮助老年的明眼人。

郑晓洁曾经在日本参观盲人养老院,她觉得,很多经验同样适用于普通养老院。

她的愿望是在国内也建一家盲人养老院,有科学完善的设施,有专业耐心的护理人员,更重要的是,有电影。

你,能带我看场电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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