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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茶道

本文作者: 1个月前 (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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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茶道

喝茶有“道”,在传统文化中,中国人一向以礼为先。以茶待客便是中国的传统礼仪之一,自宋代起已十分流行,表示对客人的欢迎和尊重。不仅如此,饮茶还有更深的内涵,喝茶也要讲究“道”。

茶道最早起源于中国。秦汉时期的《神农食经》已记载:“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中国人在唐朝以前,就将茶饮作为一种修身养性之道。通过茶艺对人们施以礼法教育、提高人的道德修养。

茶道是以修道、行道为宗旨的饮茶艺术,是饮茶之道和饮茶修道的统一。茶道包括两个内容:一是备茶品饮之道,即备茶的技艺、规范和品饮方法;二是思想内涵,即通过饮茶陶冶情操、修身养性。也可以说把道德和礼法寓于饮茶的活动之中。在茶事活动中融入哲理、伦理、道德。以茶为媒,通过沏茶、赏茶、饮茶来修身养性、陶冶情操、增进友谊、学习礼法、品味人生、参禅悟道,达到精神上的享受和人格上的完善,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一生为墨客,几世作茶仙”的唐朝人陆羽接受儒、道、佛诸家影响,融合诸家思想于茶理之中。把诸家精华与唐代文化的特色结合起来,奠定了中国茶文化的基础。被后人称之为“茶圣”。

陆羽对饮茶者提出品德要求,喝茶已不再是单纯的解渴了。唐《茶经·一之源》记载:“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即饮茶者应是注意操行具有俭朴美德之人。

唐末刘贞亮在《茶十德》中把饮茶的好处归纳为“十德”:即以茶散郁气,以茶驱睡气,以茶养生气,以茶除病气,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尝滋味,以茶养身体,以茶可行道,以茶可雅志。

茶饮具有清新、雅逸的天然特性,能静心、静神,有助于陶冶情操、去除杂念、修身养性,这与提倡“清静、恬澹”的东方哲学思想很合拍,也符合佛道儒的“内省修行”思想。

从唐代开始,中国的饮茶习俗就传入日本和朝鲜等地。“和、敬、清、寂”被称之为日本“茶道四规”。要求人们通过茶室中的饮茶进行自我思想反省,彼此思想沟通,于清寂之中去掉自己内心的尘垢和彼此的芥蒂,以达到和敬的目的。和、敬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通过饮茶做到和睦相处、互敬,以调节人际关系;清、寂是指环境气氛,要以幽雅清静的环境和古朴的陈设,造成一种空灵静寂的意境,给人以熏陶。

朝鲜的茶礼精神其实也就是茶道精神。“清、敬、和、乐”或者“和、敬、俭、真”,是朝鲜人对茶礼的总结。

四大茶道—贵族茶道

文化背景不同便形成中国四大茶道流派。贵族茶道生发于”茶之品”,旨在夸示富贵;雅士茶道生发于”茶之韵”,旨在艺术欣赏;禅宗茶道生发于”茶之德”,旨在参禅悟道;世俗茶道生发于”茶之味”,旨在享乐人生。

由贡茶而演化为贵族茶道,达官贵人、富商大贾、一豪门乡绅于茶、水、火、器无不借权方和金钱求其极,很违情肯理,其用心在于炫耀权力和富有。源于明清的潮闽工夫茶即贵族茶道,发展至今日渐大众化。

茶虽为洁品,但当它的功能被人们所认识,被列为贡品,首先享用它的自然是皇帝、皇妃再推及皇室成员,再是达官贵人。

茶列为贡品的记载最早见于晋代常据着的《华阳国志·巴志》,周武王发联合当时居住川、陕、部一带的庸、蜀、羡、苗、微、卢、彭、消几个方国共同伐纣,凯旋而归。此后,巴蜀之地所产的茶叶便正式列为朝廷贡品。此事发生在公元前1135年,离今有3000年之久。

列为贡品从客观上讲是抬高了茶叶作为饮品的身价,推动了茶叶生产的大发展,刺激了茶叶的科学研究,形成了一大批名茶。中国社会是皇权社会,皇家的好恶最能影响全社会习俗。贡茶制度确立了茶叶的”国饮地位”,也确立了中国是世界产茶大国、饮茶大国的地位,还确立了中国茶道的地位。

但茶一旦进入宫廷,也便失去了质朴的品格和济世活人的德行。反之,贡茶坑苦了老百姓。

为了贡茶,当此时,男废耕,女废织,夜不得息,昼不得停。茶之灵魂被扭曲,陆羽所创立的茶道生出一个畸形的贵族茶道。条被装金饰银,脱尽了质朴;茶成了坑民之物,不再济世活人。达官贵人借茶显示等级秩序,夸示皇家气派。

贵族们不仅讲”精茶”,也讲”真水”,为此,乾隆皇帝亲自参与”孰是天下第一泉”的争论,用”称水法”一锤定音,钦定北京玉泉水为天下第一泉。为求”真水”又不知耗费多少民脂民膏。相传,唐朝宰相李德裕爱用惠泉水煎茶,便令人用坛封装,从无锡到长安”铺递”,奔波数千里,劳民伤财。此后因一云游和尚点化,知其弊端,才”人不告劳,浮位乃洱”。

贵族茶道的茶人是达官贵人、富商大贾、。豪门乡绅之流的人物,不必诗词歌赋、琴棋书画,但一要贵,有地位,二要富,有万贯家私。于茶艺四要”精茶、真水、活火、妙器”无不求其”高品位”,用”权力”和”金钱”以达到夸示富贵之目的,似乎不如此便有损”皇权至上”,有负。金钱第一”。

贵族茶道有很多违情背理的地方,但因为有深刻的文化背景,这一茶道成为重要流派香火绵延,我们不得不承认其存在价值。作为茶道应有一定仪式或程序,贵族茶道走出宫门在较为广泛的上层社会流传,其富贵气主要体现在程序上。其变种即源于明清至今仍在流传的闽潮功夫茶。

四大茶道—禅宗茶道

僧人饮茶历史悠久,因茶有”三德”,利于丛林修持,由”茶之德”生发出禅宗茶道。僧人种茶、制茶、饮茶并研制名茶,为中国茶叶生产的发展、茶学的发展、茶道的形成立下不世之功劳。日本茶道基本上归属禅宗茶道,源于中国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明代乐纯着《雪庵清史》并列居士”清课”有”焚香、煮茗、习静、寻僧、奉佛、参禅、说法、作佛事、翻经、忏悔、放生……”,”煮茗”居第二,竟列于”奉佛”、”参禅”‘之前,这足以证明”茶佛一味”的说法是千真万确。

和尚饮茶的历史由来已久。《晋书·艺术传》记载: 敦煌人单道开,不畏寒暑,常服小石子,所服药有松、桂、蜜之气,所饮茶苏而已。

这是较早的僧人饮茶的正式记载。单道开是东晋时代人,在螂城昭德寺坐禅修行,常服用有松、桂、蜜之气味的药丸,饮一种将茶、姜、桂、桔、枣等合煮的名曰”茶苏”的饮料。清钦是宋代以后的事,应当说单道开饮的是当时很正宗的茶汤。

壶居士《食论》中说:苦茶,久食羽化,与韭同食,令人体重。

长期喝茶可以”羽化”,大概就是唐代卢金所说的”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与韭菜同食,能使人肢体沉重,是否真如此,尚无人验证。作者壶居士显然是化名,以”居士”相称定与佛门有缘。

僧人饮茶已成传统,茶神出释门便不足为怪。

陆羽生于唐开元二十一年(733),抓抓坠地便落于佛的怀抱。《天门县志·陆羽传》载: 或言有借晨起,闻湖畔群雁喧集,以翼覆一婴儿,收畜之。

陆羽3岁时育于竟陵龙盖寺,由主持增智积抚养,9岁跟积公学佛,11岁逃离寺院,随杂戏班子流落江湖,并学习杂艺,有所成。28岁后交了个和尚朋友,就是诗人皎然,又称”释皎然”、”僧皎然”,28岁以后长住湖州标山那一带。陆羽自小就跟着积公学习煮茶技艺,并迷上了这门技艺,终于在建中元年.(780)48岁时在湖州完成了世界第一部茶学专著《茶经》人陆羽能写成此书与他长期在茶区生活有关,但主要得益于佛门经历。可以说,《茶经》主要是中国僧人种茶、制茶、烹茶、饮茶生活经验的总结。中国茶道在寺庙香火中熏过一番,所以自带三分佛气。

僧人为何嗜茶?其茶道生发于茶之德。佛教认为”茶有三德”:坐禅时通夜不眠;’满腹时帮助消化;茶可抑制性欲。这三条是经验之谈。释氏学说传入中国成为独具特色的禅宗,禅宗和尚、居上日常修持之法就是坐禅,要求静坐、敛心,达到身心”轻安”,观照”明净”。其姿势要头正背直,”不动不摇,不委不倚”,通常坐禅一坐就是三月,老和尚难以坚持,小和尚年轻瞌睡多,更难熬,饮茶正可提神驱睡魔;饭罢就坐禅,易患消化不良,饮茶正可生津化食。

僧人的另一个突出贡献就是种茶,培植名茶。茶产于山谷,而僧占名山,名山有名寺,名寺出名茶。最早的茶园多在寺院旁,稍晚才出现民间茶园。

古代多数名茶都与佛门有关。如有名的西湖龙井茶,陆羽《茶经》说:”杭州钱塘天竺、灵隐二寺产茶。’宋代,天竺出的香杯茶、白云茶列为贡茶。乾隆皇帝下江南在狮峰胡公庙品饮龙井茶,封庙前18棵茶树为御茶。宜兴阳羡茶在汉朝就有种植,唐肃宗年间(757–762)一位和尚将此茶送给常州刺史(宜兴古属常州)李栖驾,茶会品饮有陆羽出席,陆羽称”阳羡紫笋茶”是”芳香冠世产”,李刺史心有灵犀一点通,便建茶会督制阳羡茶进贡朝廷,自此阳羡茶点了”状元 “,身价百倍。显然,阳羡茶的最早培植者是增人i一屯溪绿茶站名松萝茶,是一位佛教徒创制的。明代冯时可一《茶录》记载:”徽郡向无茶,近出松萝莱最为时尚。是茶始于一比丘大方,大方居虎丘最久,得采制法。。其后于松萝结庵,来造山茶于庵焙制,远迹争市,价倏翔涌,人因称松萝茶。”武夷岩茶与龙井齐名,属乌龙茶系,有”一香二清三甘四活”之美评。其中又以”大红袍”为佳。

传说崇安县令久病不愈,和尚献武夷山茶,这位县官饮此茶后竟出了奇事,一百病全消。为感激此茶济世活人之德,县官亲攀茶崖,把一件大红艳披于茶树之上,故此茶以”大红袍”名之。不论此说是否合情理,武夷茶与佛门有线则是真实无伪的。安溪铁观音”重如铁,美如观音”,其名取自佛经。普陀佛茶产于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浙江舟山群岛的普陀山,僧侣种茶用于献佛、待客,直接以”佛”名其茶。庐山云雾原是野生茶,经寺观庙宇的僧人之手培植成家生茶,并进入名茶系可。君山银针产于湖南岳阳君山,《巴陵县志》记载:”君山贡茶自清始。每岁贡18斤。谷雨前知县遣山僧采制一旗一枪,白毛茸然,俗称白毛尖。”此茶仍由僧人种植。黄山毛峰是毛峰茶中极品,《黄山志》载:”云雾茶,山僧就石隙微土间养之,微香冷韵.远胜匡庐。”云雾茶就是今之黄山毛峰。桂平西山茶初产于西山观音岩下。惠明莱因浙江惠明寺而得名。别说产于中国的茶,就是日本的菜也是由佛门僧人由中国带回茶种在日本种植、繁衍并成世界重要产茶国之一。

见之于文字记载的产茶寺庙有扬州禅智寺、蒙山智炬寺、苏州虎丘寺、丹阳观音寺扬州大名寺和白塔寺、杭州灵隐寺、福州鼓山寺、一天台雁宕山天台寺、泉州清源寺,衡山南岳寺、”西山白云寺、’建安能仁院、南京栖霞寺、长兴顾清吉祥寺、绍兴白云寺、丹徒招隐寺、江西宜慧县普利寺、岳阳白鹤寺、黄山松谷庵吊桥庵和云谷寺、东山洞庭寺、杭州龙井寺、徽州松萝庵、武夷天心观等等。

毫不夸张地说,中国茶的发现、培植、传播和名茶的研制,佛门僧人立下不世之功。

四大茶道—世俗茶道

茶是雅物,亦是俗物。进入世俗社会,行于官场,染几分官气。行于江湖,染几分江湖气;行于商场,染几分铜臭;行于清汤,杂几分脂粉气;行于小区,染几分市侩气;行于家庭,染几分小家子气。熏得几分人间烟火,焉能不带烟火气。这便是生发于”茶之味”以”享乐人生”为宗旨的。”世俗茶道”,其中大众化的部分发展前景看好。

茶是雅物,亦是俗物。

当它进入官场,与政治结缘,便演出一幕幕雄壮的、悲壮的、伟大的、渺小的、光明的、卑劣的历史活剧。

唐代,朝廷将茶沿丝绸之路输往海外请国,一借此打开外交局面,都城长安能成为世界大都会、政治经济文化之.中心,茶亦有一份功劳。

唐代,文成公主和亲西藏,带去了香茶,此后,藏民饮茶成为时尚,一此事在西藏传为历史美谈。

唐代,文宗李昂太和九年(835),为抗议榷茶制度,江南茶农打死了榷茶使王涯,这就是茶农斗争史上著名的”甘露事变”。

明代,朝廷将茶输边易马,作为杀手铜,欲借此”以制番人之死命”,茶成了明代一个重要的政治磋码。

清代,左宗棠收复新疆,趁机输入湖茶,并作为一项固边的经济措施。

茶是个灵物,随国家政治的举措而升沉起伏,辉煌过,也晦气过。

史书记载。”1044年(宋仁宗庆历四年。西夏景宗天授礼法延诈七年八家与夏议和,宋封元是为夏国王,并每年给以银七万两,纲十五万匹,茶叶三万斤。”宋朝国人将茶贡给朝廷,朝廷又将它贡给西夏,以取悦强敌。茶负载的不是友谊,而是对强权的屈服。

在清代,官场钦荣有特殊的程序和含义,有别于贵族茶道、雅士茶道、禅宗茶道。在隆重场合。如拜谒上司或长者,仆人献上的盖碗茶照例不能取饮,主客同然。若贸然取饮,便视为无礼。主人若端茶,一意即下了”逐客令”,客人得马上告辞,这叫”端茶送客”。主人令仆人”换茶”,表示留客,这叫”留茶”。

茶入江湖,便添几分江湖气。江湖各帮各派有了是是非非,不诉诸公堂,不急着”摆场子”打个高低,而多少讲点江湖义气,请双方都信得过的人物出面调停仲裁,地点多在茶馆,名叫”吃讲茶”。这不为错,茶道之宗旨就有”致清导和”一说。

茶道趋向大众化、平民化,构成文化一大特色。如繁华闹市的茶馆就很世俗,《清稗类钞》记载:京师茶馆,列长案,茶叶与水之资,须分计之;有提壶以注者,可自备茶叶,出钱买水而已。汉人少涉足,八旗人士,虽官至三四品,亦厕身其间,并提鸟笼,曳长裙、就广坐,作茗憩,与困人走卒杂坐谈话,不以为忏也。然亦绝无权要中人之踪迹。

民国年间的北京茶馆溶饮食、娱乐为一体,卖茶水兼供茶点,还有评书茶馆,说的多是《包公案人《雍正剑侠图人《三侠剑》等,顾客过茶病又过书痛;有京剧条社,唱戏者有专业演员也有下海票友,过茶瘾又过戏瘾;有艺茶社,看杂耍,听相声、单弦,品品茶,乐一乐,笑一笑。

文人笔下的茶馆虽不甚雅,却颇有人间烟火气,在老残先生的”明湖居茶馆”,可颀赏鼓书艺人王小玉的演出;在鲁迅先生的”华老栓茶馆”里可听到杀革命党的传闻并目睹华小栓吃人血馒头的镜头;在沙汀先生的”其香居茶馆”可见到已成历史垃圾的袍哥、保甲长、乡绅之流;在老舍先生的”茶馆”里你更可见到1889 年清末社会各色人等,什么闻鼻烟的、玩鸟的、斗蛐蛐的、保瞟的、吃洋教的、特务、打手……等等,最后是精明一生的王掌柜解下腰带了其一生。……总之,一个小茶馆就是人间社会的缩影。

茶叶进入家庭,便有家居茶事。清代查为仁《莲坡诗话》中有一首诗:

书画琴棋诗酒花,当年件件不离它;而今七事都更变, 柴米油盐酱醋茶。

茶已是俗物,日行之必需。客来煎茶,联络感情;家人共饮,同享天伦之乐。茶中有温馨。茶道进入家庭贵在随意随心,茶不必精,量家之有;水不必贵,以法为上;器不必妙,宜茶为佳。富贵之家,茶事务求精妙,可夸示富贵、夸示高雅,不足为怪;小康之家不敢攀比,法乎其中;平民家庭纵粗茶陶缶,只要烹饮得法,亦可得条趣。

综上所述,茶作为俗物,由”茶之味”竟生发出五花八门的茶道,可叫官场茶道、行帮茶道、情场茶道、小区茶道、平民茶道、家庭茶道,茶中有官气、有霸气、有匪气、有江湖气、有市侩气、有脂粉气、有豪气、有小家子气,这一切都发端于”口腹之欲”,其主旨是”享乐人生”,非道非佛,更多人生的内蕴。为了学问完整些、系统些,可概称为”世俗茶道”。

四大茶道—雅士茶道

古代的”雅士”有机会得到名茶,有条件品茗,是他们最先培养起对茶的精细感觉;茶助文思,又最先体会茶之神韵。是他们雅化茶事并创立了雅士茶道。受其影响此后相继形成茶道各流派。可以说,没有中国古代的士便无中国茶道。

中国古代的雅士和茶有不解之缘,可以说没有古代的士便无中国茶道。中国的”雅士”就是知识分子,士在中国要有所作为就得”入仕”。荣登金榜则成龙成风,名落孙山则如同草芥。当然不一定个个当进士举人,给个”地师级”、”县团级”官儿做做,最起码的条件是先得温饱,方能吟诗作赋并参悟茶道。这便是中国封建时代的特点。

中国文人嗜茶沓在魏晋之前不多,诗文中涉及茶事的汉有司马相如,晋有张载、左思、郭噗、张华、杜育,南北朝有鲍令晖、刘孝绰、陶弘景等,人数寥寥,且懂品饮者只三、五人而已。但唐以后凡著名文人不嗜茶者几乎没有,不仅品饮,还咏之以诗。唐代写茶诗最多的是白居易、皮日休、杜牧,还有李白、杜甫,陆羽、卢金、孟浩然:刘禹锡、陆龟蒙等;宋代写条诗最多的是梅尧臣、苏城、陆游,还有欧阳修、蔡襄、苏辙、黄庭坚、秦观、杨万里、范成大等。原因是魏晋之前文人多以酒为友,如魏晋名士”竹林七贤”,一个中山涛有八斗之量,刘伶更是拼命喝酒,”常乘一鹿车,携酒一壶,使人荷铺随之,云:死便掘地以理”。唐以后知识界颇不赞同魏晋的所谓名土风度,一改”狂放啸傲、栖隐山林、向道慕仙”的文人作风,人人有”入世”之想,希望一展所学、留名干秋。文人作风变得冷静、务实,以茶代酒便蔚为时尚。这一转变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和文化背景,是历史的发展把中国的文人推到这样的位置:担任茶道的主角。

中国文人颇能胜任这一角色:一则,他们多有一官半职,特别是在茶区任职的州府和县两级的官和吏员近水楼台先得月,因职务之便可大品名茶。贡茶以皇帝为先,事实上他们比皇帝还要”先尝为快”;二则,在品茗中培养了对茶的精细感觉,他们大多是品茶专家,既然”穷春秋,演河图,不如载茗一车”,茶中自有”黄金屋 “,茶中自有”颜如玉”,当年为功名头悬梁、锥刺股的书生们而今全身心投入茶事中,所以,他们比别人更通晓茶艺,并在实践中不断改进茶艺,着之以文传播茶艺;三则,茶助文思,有益于吟诗作赋。、李白可以”斗酒诗百篇”,一般人做不到,喝的酷叮大醉,头脑发胀,手难握笔何以能诗?但茶却令人思勇神爽,笔下生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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