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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以后,为什么没有大师了?

本文作者: 2个月前 (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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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以后,为什么没有大师了?

一、

关于民国大师,不妨从陈寅恪先生说起。

近些年,网络上很多写陈寅恪先生的文章,我就不写详细生平了,而是作为引子,挖掘一点民国大师的历史脉络。

这篇文章不写鸡汤,而是从历史的角度实事求是。

下面是正文。

陈寅恪是典型的中国公子。

祖父陈宝箴官居湖南巡抚,父亲陈三立是晚清著名诗人,和谭延闿、谭嗣同并称“湖湘三公子”,母亲俞明诗是台湾“国防部长”俞大维的姑姑。

而俞大维的母亲曾广珊,是曾国藩的孙女。

当年的中国,家世显赫基本等于家学渊博,陈寅恪生于这样的家庭,跟着父母熟读经典,十几岁就能出口成章。

1910年,陈寅恪在复旦公学毕业后,开启长达16年的西洋留学之旅。

16年间,他先后入读柏林大学、苏黎世大学、哈佛大学等世界著名高校,虽然没有得到一个文凭,却把西洋的理论和做学工具,全部学到脑子里。

吴宓在哈佛大学认识陈寅恪,发出长叹:“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傅斯年在欧洲认识陈寅恪,发自内心佩服:“寅恪之学问,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那时的陈寅恪素衣白身,就以渊博的学识名满文林。

1925年,中西合璧的陈寅恪学成归国。

正是这一年,清华大学设立国学研究院,胡适建议使用导师制,以现代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

清华校方和研究院聘请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为导师,研究院主任吴宓想聘请陈寅恪为导师之一。

校长曹云祥不认识陈寅恪,梁启超便极力推荐:“我梁启超虽然著作等身,但所有著作加起来,也不如陈先生的300字有价值。”

有了吴宓和梁启超的推荐,陈寅恪顺利就职国学研究院,和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并称为“清华四大导师。”

5年后,清华国学研究院停办,陈寅恪辗转于西南联大、香港中文大学任教,尤其是在香港期间,以渊博的中国学问结合西洋研究工具,写出《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陈寅恪在书中提出“关陇集团”的概念,成为唐史研究绕不开的话题。

仅凭这本书,陈寅恪足以称为大师。

何况,他的成就还不止于此。

二、

从陈寅恪的人生履历中,可以看出一条很清晰的民国大师成才路径。

第一是家世好。

即便没有显赫的家族,必然要有知名的老师。

比如陈寅恪是“公子中的公子”,林徽因是参议院秘书长林长民的女儿,梁思成是文化旗手梁启超的儿子,胡适出身绩溪的书香门第。

比如梁启超是“南海圣人”康有为的弟子,季羡林是陈寅恪的学生。

在文盲率高达80%的民国,家世好代表有文化传承,只要生下来努力读书,起步必然比80%以上的人高。

不论读大学或者出国留学,这些家世好的人都是主力军。由于教育没有普及,做官和任教,只能从他们之中选人。

实在是没人啊。

至于穷苦老百姓,努力搬砖就行了,千万不要想入非非,读书是穷人能想的事情?

第二是圈子。

有资格读书的,每个地方往往只有几家,他们在家族产业中深度合作,并且联手影响地方政治,为了巩固奋斗成果,他们又世代联姻。

于是,一个荣辱与共的圈子成型了。

这种圈子越往上走成员越少,地域越来越分散,只有某省最顶级的家族,才有资格和外省的顶级家族合作,他们共同组成全国性的圈子。

《让子弹飞》里的鹅城两大家族,就是地方性圈子,做了刘督统大腿的黄四郎,才有资格参与全国性圈子。

一个圈子内的人,必然互相提携。

梁启超说:“我所有著作加起来,也不如陈先生的300字有价值。”梁启超的著作真的没有价值?恐怕未必吧。

他只是利用自己的身份,为陈寅恪做背书。有了梁启超的背书,陈寅恪以素人的身份出任导师,就会顺理成章。

高晓松曾经说过:

“硕士在我们家基本等同于文盲。”

他的外公张维是院士,外婆陆士嘉是流体力学家,舅舅张克潜是清华系主任,母亲张克群是教育家,父亲高立人是清华教授。

张克群还有个身份,她是梁思成的学生。

生活在清华大学的高晓松,随便踹开一家门,进去聊聊天就能长知识。

如果生活在民国,梁思成在高晓松求职的时候说一句:“晓松的才华胜过梁某人10倍。”那高晓松马上就是清华教授。

这就是家世和圈子的威力。

第三是出国留学。

陈寅恪拜访过历史学家夏曾佑,夏先生对他说:“你能读外国书,很好,我只能读中国书,都读完了,没得读了。”

陈寅恪当时很年轻,以为夏曾佑老糊涂了:“书怎么能读的完呢。”等到自己年老以后,才想起夏曾佑的话有道理:

“中国的书不过是几十种,真的能读完。”

到底是哪几十种,陈寅恪没说,别人也不知道,不过仔细想想是有道理的。

中国的学问发源于《易经》、《尚书》、《诗经》等等,到春秋战国时衍生出诸子百家,以后就再也没有大发展。

此后2000多年的书,大部分是解读上古经典,或者注释名人著作,独立发明新学问的不多。

比如袁绍家族,靠解读《易经》吃饭。

比如千家注杜,就是数千学者以注释杜甫的诗为生。

所以各种古书看起来烦乱驳杂,其实内在有脉络联系,而做为联系网络关键点的书,不过就是几十种,读完也就没了。

在世界不发达的年代,中国是文化繁荣的灯塔,可进入近现代,只有古书的中国显得特别落后。

于是,有志之士纷纷出国留学。

他们在国外学习先进理念和科学工具,回到各种学科一片空白的中国,立刻拥有知识的稀缺性。

那些学问整个中国的人都不懂,只有留学生懂,当然是鹤立鸡群的存在。

凡是涉及外国的东西,只要他们说不对,别人根本无从反驳,这就掌握了评判知识标准的话语权。

比如张三说:“美国应该是怎么怎么样的。”

留学生马上回应:“您去过美国吗?”

“没有啊。”

“那你瞎逼逼什么,我在美国留学多年,真实的美国是……”

所以民国大师都拥有知识的稀缺性+标准的话语权,他们把外国的理念用在落后的中国,属于降维打击。

而本土派和留洋派互不服气,经常写文章论战,只有学贯中西的陈寅恪,才能压住两派的争论。

因为中西方的学问,他都懂。

这就是民国大师。

三、

民国的留学生回国以后,往往会把外国学问复制到中国,然后在大学开设院系,成为中国某领域的开山鼻祖。

陈寅恪用外国理念分析中国历史,开启隋唐研究的新征程,他关于“关陇集团”、“胡汉血脉”的研究,成为后来学者永远绕不开的门槛。

不论谁想研究随唐,必须沿着陈寅恪走过的路前进。

冯友兰在北大哲学系毕业,然后到哥伦比亚大学读了哲学博士,经过多年苦心研究,写出学贯中西的《中国哲学简史》等著作。

现代学者研究哲学,冯友兰必然是绕不开的。

胡适在外国读了十几个博士学位,学术著作没多少,反倒学会“民主自由”四字,回国后就靠这四个字,混成青年导师。

在一片蛮荒的国度,只要做到简单的复制粘贴,便足以开辟一方天地。

这就是民国学者赶上的历史进程。

当然,生活在那个蛮荒年代,大师的学问已经很高深了,但他们能流芳百世,时代机遇是不可缺少的助推器。

这点很重要。

黄埔军校初期,掌握话语权的是蒋介石和王柏龄,何应钦都要靠边站。

可走上历史进程的王柏龄,丝毫没有察觉。

此人特别懒散,不喜欢住在简陋的黄埔军校,平时有空就跑到广州城,做些购物喝酒逛窑子的勾当。

蒋介石有事要办找不到王柏龄,让他好好工作偏偏KPI不合格,而靠边站的何应钦很勤快,只要吩咐下去的事情都有着落。

于是,何应钦成为黄埔系的二号人物。

再说中共建党的事情。

1921年,“一大”在上海召开,李大钊因图书馆有事走不开,委派三个学生做代表赴上海开会,其中有个19岁的小伙子刘仁静。

和其他英雄相比,刘仁静对革命的贡献……不太大,但就是偶然的机遇,让他成为“一大”照片里的一员。

后来的数千万同志,都要对着这张照片凝神致敬,不论过去多长时间,刘仁静的名字都会流传下去,这是多少英烈都没有的待遇。

这就是赶上历史进程的丰厚回报。

民国大师也一样,做为中国大部分学科的创始人,只要科技和文明没有更新换代,他们的名字必然与世长存。

中国数十年来的毕业生,理论上都是他们的学生,而祖师爷的名字,当然是一门学科的丰碑。

后来的学者不管做出多少努力,写出多少著作,都不可能在历史地位上超过祖师爷。

我是学新闻的,祖师爷就是邵飘萍和邹韬奋。

百年来的新闻记者,即便写出名震天下的文章,也没有人敢和他们并肩而论。只要新闻行业存在,邵邹二公的地位就无可取代。

家世让学者能够出国留学,圈子让他们谋到职位,学问+职位让他们成为学科创始人。

民国大师,就是这么来的。

四、

那为什么民国大师特别耀眼呢。

时至今日,他们的名字已经超出学术范围,大有封神的迹象,更有很多人用民国大师多,来讽刺现代没有大师。

我们要知道,永远是物以稀为贵。

民国是文盲率80%、人均寿命只有35岁的社会,在现代看来是相当落后的。

那时候的轻工业不发达,重工业更是相当于没有,火柴钉子、机枪、飞机、坦克都造不了,钢产量只有可怜的5万吨。

在万马齐喑的时代,文化大师就是暗夜里最璀璨的明星,只有他们,才能说明当时的中国有希望。

而产生璀璨明星的,往往是黑暗时代。

只有越黑暗时代产生的明星,才显得越发明亮,越发可贵。因为其他方面都落后,只要有一丝光亮,就显得照耀古今。

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同样是这个道理。

只有乱世,才需要天降圣人出来救民于水火,苦难的环境也锻炼着人们的能力,所以圣人只诞生于乱世,乱世才能产生圣人。

在这样的年代,可不是大盗不止么。

而盛世社会特别稳定,有什么麻烦大家齐心合力就处理了,基本不需要力挽狂澜的圣人,于是大盗就消散了。

所以喽,大师耀眼是建立在黑暗时代的基础上。

我们读历史往往崇拜英雄和圣贤,但是产生英雄和圣贤的时代,往往对平民不够友好。

什么时候没有圣贤和大师了,才说明社会进步了。

五、

现代想做大师太难了。

民国粗糙初创的学科,已经细分成无数领域,想把某个细分领域学透学深,足以耗费学者一辈子的精力。

像陈寅恪一样,研究魏晋到随唐之间800年历史的学者,已经没有了,历史学者已经埋首魏晋、南北朝、随唐、宋朝等细分领域。

那是不是现代学者不如陈寅恪的学问高?

不是。

陈寅恪的历史学问广博,但不是很深,他可以纵横800年,但对于某个朝代的研究没有现代学者深。

比如唐长孺先生提出“唐朝后期南朝化”的说法,已经让唐史研究更进一步。

张广达先生接触到很多出土文书资料,在西域史领域深度挖掘,写出63万字的《大唐西域记校注》等著作。

还有青年学者荣新江的《归义军史研究》、陆扬的《清流文化与唐帝国》、仇鹿鸣的《中晚唐的政治与文化》、李碧研的《危机与重构》。

他们的名气都不如陈寅恪,但在细分领域都研究的很深。

陈寅恪的功在开创,后继者的功在继承……没有高下之分,只有前赴后继。

这么多当代学者,毕生才能在细分领域做出成绩,怎么可能做到深度研究800年的历史?

而且他们已经在细分领域做出成绩,下一代学者想继续出成绩,只会难上加难,也就是说,红利被前辈吃掉了。

现代社会承平日久,各个学科体系建立起来,可以源源不断的培养人才了,大师的知识稀缺性就会降低。

而教育的普及让知识不能垄断,学者的话语权就被稀释,根本不可能一言九鼎。

大家的学术水平看起来差不多,便是没有大师了。

大师,就是这么稀释的。

在学科复杂、人才济济的现代社会,只有天赋禀异的牛人,把某个领域做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才有资格称为大师,比如袁隆平、屠呦呦、南仁东等。

这就必然提高了大师的门槛。

当年出国留学回来,对于国内学生来说是降维打击,现代出国留学回来,嗯,外国的饭好吃不?

当年把国外的东西复制回来,史书上必然有此人的名字,现代谁要是敢复制,哼,我不会上网查啊。

我以前听老人说,40年代后期有个前辈同乡参军,跟着解放军打到内蒙古,因为是小学毕业,没几年就做了县长。

现在的小学毕业,能实现排骨自由吗?

国家越进步,社会越复杂,出头越困难,教育普及和行业细分,已经把诞生大师的土壤铲平了。

大师,就是这么没的。

六、

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

诞生大师的时代未必好,没有大师的时代未必不好,厚古薄今真的不是好习惯。

陈寅恪等大师赶上历史的进程,成为名留史册的人物,但随着时间推移,当大师的学术研究成为常识的时候,地位会一步步的降低。

虽然是祖师爷,已是神庙里的符号。

能在历史长河里熠熠生辉的,永远是有关全人类共同的东西。

与其仰望大师,不如铭记他们的风骨和担当。

我觉得,陈寅恪著作等身,也不如写在王国维纪念碑上的两句话: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民国以后,为什么没有大师了?

民国以后,为什么没有大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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