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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五次人口大迁徙之下南洋

本文作者: 2个月前 (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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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五次人口大迁徙之下南洋

中国近代五次人口大迁徙之下南洋

【下南洋】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 !

曾有人说 :「有水的地方,就有华人。」华人移居海外,历史悠久,每个朝代出于不同的背景,中国人或为经商,或为谋生,或为逃难,一批又一批地选择离乡别井或被逼漂泊异地。他们的血泪史与中国的历史紧紧相扣。海外华人不是我们的陌路人,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自己先辈的影子,看到中华民族多番波折的考验,感受到中华儿女坚毅的精神。

在历史上,每当朝代更替时便会有一些将领、官兵、难民等伴随着战乱流亡至南洋,西汉末年王莽篡位,一大批汉儒学者和军政官员逃往越南,南北朝时,五胡乱华,中原人士纷纷移居当时的印度支那,唐朝后期,黄巢袭击广州时,广东人争相逃往东南亚,这些伴随着战乱逃往南洋的人们在那里安家后就开始开荒、种地,慢慢地建立起华人小区,明朝进士严从简前往印度尼西亚爪哇岛考察后,在《殊域周咨录》一书中这样写道 : 初至杜板仅千家,二酋主之,皆广东漳泉人,又东行半日,至厮村,中国人客此成聚落,遂名新村,约千余家,村主广东人。

清代发生的著名移民浪潮,如“湖广填四川”、“渡台海”、“闯关东”、“走西口”、“客家南迁”,属于国内移民,而“下南洋”、“金山梦”(到美洲开矿筑路)则是中国人走出国门的移民潮,长路漫漫,充满了血泪辛酸。

首先是“违法”。移居海外在很长时期内是不允许的,在朝廷看来,迁居海外无异于“弃绝王化”,不仅禁止,而且对回国者严加制裁。清初,政府已注意到放洋者日众。例如康熙时代,《朱批谕旨》记载,“闽粤流民相继逃往南洋”,《澳门纪略》亦多处言及康熙过问华工出洋之事。雍正五年(1727年)闽浙总督高其倬在奏章中亦称,放洋船艟,大都名为贸易输物,实则运输华工出洋。因史书未就族系区别记截。直到晚清,清政府才意识到海外华侨的经济实力与商埠的重要性,于光绪三年(1877)任命当地华侨领袖胡璇泽为新加坡首任领事。1893年,清政府才正式解除“华侨海禁”。

其次是旅途艰险。早期移民偷渡出洋,整日担心官军稽查与海盗行劫,海上风信难测,帆船时时有倾覆之险。近代出洋华工则几乎与奴隶无异,饱受“猪仔头”与“猪仔馆”的虐待,华工被封禁在船舱内,条件恶劣,死亡率极高,贩运华工的船只被称为“移动地狱”。

再就是落地后的艰难。落地移民一是要克服难以适应自然环境的问题,一是受到当地各种势力的多重压力。殖民者急需华人参与开发,但又对华人迅速扩张的经济实力充满担忧,因而有意抑制华人权益,迫害、屠杀华人的事件多有发生,尤以印度尼西亚多次屠杀华人的事件最为惨烈。殖民势力消退后,情况有所改善,但一旦政局动荡,华人往往成为发泄不满的对象。

“下南洋”与“闯关东”、“走西口”同样有“推,拉”合力的驱动。推力方面,“经济压迫”是最具有能量的“激素”。1935年中国太平洋学会对流民出洋的原因所作的调查显示,因“经济压迫”而出洋者占69.95%。拉力方面,英国、荷兰殖民统治下的南洋,正处于加速开发中,劳动力的需求量旺,供不应求,就业机会正多。而且,南洋诸国为吸引华工,甚至采取了“最吸引人的条件”。

“下南洋”的流民运动,对流出地同样发生深刻影响,它对缓解“经济压迫”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葛剑雄等先生所著《简明中国移民史》中,有一个简单的计算:从1840年到1930年的九十年中,由闽、粤两省输出的流民每年平均十万以上,足以抵消每年的自然增长,缓解当地的人口压力,至少可以减弱由此而引发的社会振荡。

真正意义上的下南洋是从明末清初开始的,到清朝末(1905)年,海外华侨总数已达700万人。

曾经中国人把到南洋去(下南洋)当成一种寻求财富的象征。但南洋到底是哪里呢?

中国与东南亚的交往,可以追溯到两千年前的汉代。据《史记》、《汉书·地理志》等文献记载,公元1世纪左右,中国就与缅甸、越南等国互有来往。唐代时,移民人数开始增多。不过,中国人的南洋路,一直到了明清时期才越走越宽。

郑和下西洋(前期是下南洋)之前,老百姓走南洋是小规模活动。公元1世纪左右中国就与缅甸、越南等国互有来往。三国时期,东吴孙权黄武五年(公元226年)曾派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浮海巡抚东南亚。唐代时,移民人数开始增多。因为当地落后,华人走南洋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海上丝绸之路为落后的南洋带去了商品和一些先进技术,甚至为有的地方带来了政府从而加快了当地社会发展级别(菲律宾群岛上出现的诸多国家曾是中国的属国,例如郑和去南洋时任命当地华商许柴佬为吕宋总督并管理二十年)。

南洋包括今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11国。在中国文献中,这一地区先后被称为“南海”、“西南海”、“东西洋”,清代泛称“南洋”,后沿用至20世纪中期。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院长庄国土:“ 我们从秦汉以后就称那一片海洋叫南海,整个南方的海洋,一直到印度洋,统称南海,南洋这个概念一开始是十八世纪末一本游记叫《海录》,这个书是第一次用南洋这个概念来指现在中国南部的这个海洋,以及跟它的周边的陆地,再以后这个概念就比较明确了,南洋就是东南亚,东南亚就是南洋。”

“东汉时期根据《汉书·地理志》记载,中国的商人特别是宫廷的商人(指官商,太监)那一类的那种商人,就带了金子、丝绸到现在的南洋大概现在的东南亚,乃至到现在的西南港去做生意,去换当地的土特产回来。”

其实,所谓南洋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明清时代,有时连台湾海域都被称为南洋。在那时的某些北方人眼中,甚至浙江以南的海域都是南洋。清朝洋务运动时就有南洋水师,或称南洋舰队,而它主要负责江浙一带的海防事务。

15世纪初,爪哇、苏门答腊等地出现华人聚居区。明朝人口迅速膨胀,加之政府禁海闭关锁国,导致国际贸易受阻,以及渔民生活艰难。明朝的口粮已无法养活日益增加的人口。这种情况下,东南沿海许多福建广东人只能出海往南寻求新的生路。他们离开故土,大概以偷渡的方式来到了中南半岛、菲律宾群岛、印度尼西亚群岛等地,在这些地方耕作或做生意。

总的来看,中国人的“下南洋”是平和的,是非国家行为的,而是一部分老百姓为了生存的个人行为。

下南洋在福建、广东也称“过番”,属于闽粤方言,指的是到南洋一带谋生。促成下南洋的原因有三 :

1.在明朝到民国这段历史时期,国内战乱不断,民不聊生。福建、广东一带在当时慌乱穷困,人多地少,老百姓生活极度难以维持,为了谋生计,维持家庭生活,改变个人或家族的命运,躲避战乱,闽粤地区的老百姓一次又一次、一批又一批批地到南洋谋生。据1935年中国太平洋学会对流民出洋的原因所作的调查显示,因“经济压迫”而出洋者占 69.95%。那个时候下南洋的人,既有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人,也有在家乡故土呆不下去的人。

2.一般来说,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末年,大多伴随着动乱和王朝更替,不堪战乱的普通百姓和权力失落的前朝贵族纷纷移居海外。由于地缘上的毗邻关系,东南亚成为中国移民的迁徙地和避难所。

3.十六、十七世纪欧洲殖民者相继入侵东南亚,英国占领了缅甸、马来半岛、婆罗洲,荷兰占领了爪哇、苏门答腊、东印度群岛,越南、婆罗被法国占领,菲律宾群岛成为了美国的殖民地,整个东南亚被瓜分的所剩无几,这些殖民地与欧洲、美洲共同形成了世界性的贸易网络,对远东商品的需求量骤然增加,也因此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谋生机会,促使更多的华商涌入南洋。同时正处于加速开发过程中,对劳动力的需求量非常大。

南洋诸国为吸引华工,先后推出一系列优惠政策,如马来西亚最大的一个州——砂拉越州,在白色拉者(意即国王 )二世执政时期,就颁布过一个特别通告:给移民足够的免费土地种植,政府提供临时住屋安置移民;免费供给大米和食盐一年;提供交通运输工具,建立警察局保护华人安全,华人可永久居住在砂拉越等。这样的政策对于中国国内流离失所、丧失土地的无业流民来说,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不少流民“甚或自鬻以求至其地”了,很多人就是在这个时候,或携妻带子,或孤身一人,漂洋过海来到南洋。

晚清时期,清政府被迫签订种种不平等条约,包括允许西方在东南沿海招募华工,因为应募者要订立契约,名为“契约华工”,俗称“卖猪仔”、“当苦力”。由此,“下南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其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860年代至20世纪初,出现以华人劳工为主体的海外移民潮,即苦力贸易阶段。1860年代,在经历太平天国、两广洪兵起义和广东土客大械斗之后,东南地区满目疮痍,时值美洲发现金矿、东南亚种植园经济发展,各国纷纷设立招工公所,饱经战乱的闽粤人民引颈以望。洋行、公所通过雇佣“客头”(猪仔头),将贫民诱至“猪仔馆”,签订契约,以出国后的工资为抵押,换取出洋旅费。当时甚至还有使用欺骗、绑架手段掠卖华工的现象。数十年间,仅东南亚地区就有大约200万华工前往,主要集中于中南半岛的种植园和印度尼西亚等国矿山。契约华工深受“猪仔馆”和船主的非人待遇,招致华工反抗与各界舆论质疑,迫于内外压力,各殖民国家相继出台改善华工状况的条例。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颁布禁止贩运“猪仔”与保护华侨的法令,苦力贸易终结。这一时期也有部分华人以自由劳工的身份前往东南亚从事商业、手工业与农业活动。

第二阶段:从20世纪初到1950年代初,是“下南洋”的高峰时期。20世纪前期,中国国内兵连祸结,战火不断,而东南亚则得到殖民宗主国的扶持,除了传统的种植园、采矿业外,铁路、航运、金融、制造等新产业也获得空前发展,急需熟练劳工,仅1922年-1939年间,从厦门等港口出洋的移民就超过500万。日军侵入东南亚后,打压华人社会,大量华人回迁国内。二战后,迁往东南亚的华人大幅减少。新中国建立后,持续数百年的“下南洋”移民潮基本停止。

“下南洋”自明代中叶开始,在1950年代戛然而止,持续近300年。俗话说“海水到处,就有华人”。海外华人华侨的总数,目前比较认可的数字是4250万,其中3130分布在东南亚地区,印度尼西亚华人数量最多,高达836万左右;马来西亚,约有658多万左右;新加坡,约有287万。

十九世纪中叶长达400年的黑人奴隶贸易正在逐渐废除,全球出现用工荒,正是这一原因使得东南亚的殖民者们纷纷前往中国开办招工所,招收大量中国劳工,这便是臭名昭著的中国苦力贸易。每一位前去做工的中国劳工都必须签订一份契约,只要签约这份契约就可以免费去南洋做工,而前去南洋的船票、食宿以及做工的工具、家什等一切开销均由招工所垫付,并在之后赚得的工钱中扣除,在那个时代,以这种契约形式下南洋的中国人被称为契约华工。

正是这些契约华工大批量的被运往东南亚,形成了第二波下南洋高潮,据统计在这近半个世纪的契约华工历史上被运往东南亚的华工超过200万人,签订契约后的华工就会像猪仔一样被贩卖掉,一去不回,所以他们又被称为猪仔华工。

“猪仔主要是广东人和福建人。最开始是17世纪的时候,欧洲人开发南洋的殖民地,劳动力缺乏。而中国人多,比起土著又比较能吃苦、勤劳,所以被招过来了。因为能吃苦,做的多得得多。

德记洋行是当时全国的五大洋行之一,也是厦门最大的卖人行,他们表面上是做米商的生意,实际是以卖猪仔赚钱,签订一个猪仔只需花费三到十元,到南洋却可以卖到一百元,甚至是五百元的价钱。为了防止猪仔买卖的曝光,运送猪仔上船往往是在晚上进行,外面的人无从知晓。

衙门大学南洋研究院教授 吴凤斌:“ 有的人不大愿意去(做华工),他就不管你三七二十一去抢,整个广州城到晚上时都没有人敢出来。除了大量农民以外,他还抢学生,要去考状元的那些人也有被骗去的,到了猪仔馆以后,你如果不愿意出去,你看他就拿木棍打你,拿木板夹你,他把你关到大便坑里面,人在上面弄上大便,使你臭气难闻,受不了。皮鞭一般是用四条,然后再把他捆起来,有的皮鞭上还带着刺,最后你只好答应。”

由于运输猪仔的统舱条件恶劣,航行时间又长,再加上疫情的感染,猪仔的存活率极低,每次运输中能活到南洋的契约华工其实只有半数以上,为此在装运猪仔时,猪仔馆的老板一定是尽可能的超额装载,以保证到南洋后活着的猪仔还能达到预期的数量,从而获得丰厚的利润。

华侨博物院院长 丁炯淳:“比如说一条船你可以载三百个人,他一定载六百个,六百个我就死了两百五十个,百分之四十左右路上死了,到那边也是超过三百个,他还是赚了。”

熬过了船上的黑暗岁月,刚到达南洋的华工多少还是带着些许兴奋的,他们终于可以使出浑身力气赚钱养家了,一想到可以将赚得的钱寄回家,顿时会觉得所有受过的这些苦都是值得的。但他们并不知道悲惨的南洋生活才刚刚开始。在这里每天不但做着超负荷高危险的工作,吃的也是如猪粮般的食物,几乎没有医疗机构,每天都有饿死、累死、病死的劳工。

殖民者对契约华工所进行的敲骨吸髓式剥削和非人的虐待造成了华工惊人的死亡率,根据史料估算,华工在契约期间的死亡率高达百分之七十五,平均劳动寿命只有五年。广州、福建等地的百姓纷纷走上街头,揭露殖民者压迫契约华工的滔天罪行,清政府迫于压力,开始前往南洋调查取证,并与殖民者谈判,最终迫使各国殖民政府相继在1914年前后废止契约劳工制。

马来西亚西北部的港口城市槟城,是华人下南洋时最早的一处落脚点,如今这里生活着数十万华人,两百年前,来自福建的华人在海边以相同姓氏聚居,组成了许多座姓氏桥。

姓氏桥是华人在槟城最早的聚集处,完全是一部活着的历史。那里的人还在信奉道教,几乎家的屋墙及内堂都供奉着道教神灵。每姓的桥头都有宝生大帝的庙堂,因为第一代下南洋的华人到是挑着一根扁担离开故土的,到了南洋后是没有医生给他们看病的。如果病了就拜拜保生大帝,求一道幅回家烧了,然后和水喝掉,就会痊愈。当然这是迷信,不过这也是在没有现代医学保护的中国人的惯常做法。老一辈人以捕鱼为生。这里的房屋简单但不简陋,都是搭建在海上,底部用一根根木桩支撑着。村里的街道就是用木桩支撑、木板铺成的桥梁,是一处和谐的水上人家聚集处,它充分表现了海上居民的生活特色。

客家人所称的“南洋”,指的是东南亚。客家人迁徙海外的最重要驿站是香港,而最密集的目的地,则是东南亚。这一现象直到二十世纪末才开始改变。

客家人称“下南洋”为“过番”,“番客”则是指海外归来的华侨。“下南洋”在中国积弱一百多年的历史时期,与北方汉人“闯关东”、“走西口”一样,带着深深的时代烙印,充满了离乡背井的无奈、谋生求存的辛酸,挥之不去的乡愁,以及落叶归根的情怀。

由于“下南洋”的历史积淀,如今旅居在海外的华侨华人,以东南亚为最大的群体。据不完全统计,印度尼西亚两亿人口中,约一千万是华人。马来西亚两千五百万人口,华人逾七百万。新加坡华人约占75%。这当中,福佬、客家、广府为三大华人族群。

与汉族其他民系习俗不同的是,早期的客家人迁徙时,往往带走祖宗的牌位,将祖宗的遗骨洗净装入瓮中带走,称为“金罂”,到新的客居地再择地埋罂造墓,客家人有句偈语:“九葬九迁,十葬万年”。在汉民族之中,这大概是客家人最独特之处。

查阅地方史志,最早漂抵南洋的客家人是梅县松口镇的卓谋,时间大约在十三世纪八十年代的宋元年间。其时蒙古军大举南侵,赣南客家人、南宋丞相文天祥组织义军辗转闽粤赣山区,梅州松口卓氏八百壮丁响应号召从军,兵败涯山(广东新会),卓谋滔海九死一生,漂泊到婆罗州(今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这是客家人去南洋的开始。

太平军最后一支部队即李世贤部,有十万众,在嘉应州镇平(今梅州蕉岭县)被清兵剿灭。为免诛连九族,斩草除根,客家军眷属唯一出路就是外逃,目标是万里海疆的南洋(早期客家人称为番片)。这期间,从西方东来,以瑞士、德国教士为主的巴色差会,在英属香港组织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有预谋,以营救为性质的大规模移民潮,主要对象正是被清兵追捕而作鸟兽散的太平军将士。迁徙南洋是客家人走向世界的起点。大约在二十世纪初,客家人又陆续从南洋向澳洲、美洲、非洲迁移,最后形成“日不落民系”的世界格局。

大量的华人涌入东南亚后,对当地的生产、生活以及经济建设,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方面,许多华人在侨居国从事商业活动,负责管理海外贸易,收购当地土特产,销售该国货物,从而形成一个沟通中国与海外贸易的商业网络。这些人也多为当地政府所倚重,暹罗王室就曾表示,“如果没有华侨,宫廷什么买卖也做不成”。另一方面,还有相当一部分华人从事手工业,烤面包师、裁缝、鞋匠、金匠、银匠、雕刻师、锁匠、画家、泥水匠、织工,几乎无所不包。从事农业、园艺和渔业的华侨人数也很多,他们同样在当地社会的日常生活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东南亚经济发展过程中,工矿业一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在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华人是当地金矿的唯一经营者。矿工人数最多时曾超过9万,每年生产的金矿砂一般都在百万盎司(1盎司等于 28.35克)以上。19世纪以前,马来西亚的锡矿也几乎全部是由华侨开发。当地许多被称作“锡湖”的大型锡矿区,都是华侨一锄头一锄头挖出来的。正是由于华侨的辛勤开采,马来西亚的锡产量在很长一段时间占据世界锡总产量的一大半。

“下南洋”的中国人,就这样成了当地经济开发的主力军。他们的勤奋与努力,改变了所在国经济落后的状况。就连英国的海峡殖民地总督瑞天咸也承认,马来半岛的繁荣昌盛,“皆华侨所造成”。“马来诸邦之维持,专赖锡矿之税入……锡矿之工作者,首推华侨。彼等努力之结果,世界用锡之半额,皆由半岛供给。彼等之才能与劳力,造就今日之马来半岛。”“马来政府及其人民,对于如此勤奋耐劳守法之华侨之谢意,非言语所可表达。”

早期下南洋的中国人,没有几个是想在此定居的,他们大多是为了赚一笔钱,回家盖大房子光宗耀祖。造成这种现象,除了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乡土观念之外,还有对南洋形象上的不认可,认为这里毕竟是非文明之地。后来,南洋大多数地方在西方殖民者的建设下进步很快,文明程度提升了,才有越来越多中国人愿意在此定居下来。

侨批 – 来自异乡的温暖

在福建闽南语中,批就是信的意思,这种带有汇款的家书便称为侨批,是海外华人向国内汇款时用的特殊邮递载体。侨批陪伴着南洋侨胞走过了一个半世纪有余,经历了清末,民国与新中国,它的样式也随着时代的变迁一直变化着。但无论哪一个时代的侨批,都始终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银信合一。而华侨下南洋后是否安全抵达是侨眷最为牵挂的,报平安成为了华侨抵达南洋后第一件要做的事情。

最初的侨批是由水客递送的,水客是指常来往于海内外替人捎带钱或物的人,在我们当今时代指的就是那些携带水货过海关的旅客。侨眷从水客手中接过侨批时还会急切询问亲人在南洋的情况,水客也会热心回答,由于水客居无定所,四海为家,递送一次侨批和回批需要半年之久,而在华侨与水客之间没有任何字句作为凭证,全凭同乡之间的一份信任。

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理事长 王炜中:“为什么水客批局丢批很少呢?这就叫贼有贼道,我们这里讲的就是有诅咒是吧,这个东西都是人家拼命,生生死死给你赚来的钱,要养活家里人,你没有了它他就死掉了怎么办,所以你吃掉这个批本身就是雷公要轰你的,作孽的。”

水客平均每年往返三次,深受南洋华侨的信任,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是水客最兴盛的时期,仅在汕头专门递送侨批的水客就有上千人,带回来的批款多达国币两千万。

最初位于广州市和平路的侨批局是由新加坡澄海籍华侨黄继英创办的,于他开办的致成染坊中有越来越多的澄海籍工人需要寄送侨批,便在1935年成立了致成批馆,随着规模逐渐扩大,规模化之后形成了批局,并在家乡澄海东湖开设联号,在国内与南洋之间建立起网络关系,随后一些精明的侨商抓住机遇,陆续创办起侨批局,与单枪匹马的水客相比,批局具有递送周期短,资费评价,有固定场所等优势,很快便替代水客成为侨批业的主力,于1935年前后达到鼎盛时期。

不得不说,早期下南洋的先民们身上那种坚韧值得敬佩,既承受繁重的体力劳动,又忍受着背井离乡的孤寂,凭着自身努力奋斗的同时也抓住了时代机遇,彻底改变了自己与家族的命运。

一位被梁启超评为历史上最伟大的八个华人之一,他被印度尼西亚前总统瓦希德称作“与华盛顿并列的世界伟人之一”,他被新加坡国父李光耀视作偶像。他就是兰芳共和国的缔造者罗芳伯。

著名历史学家罗香林在《西婆罗洲罗芳伯等所建共和国考》一书中写道:“清乾隆年间,广东嘉应州有罗芳伯者,侨居南洋婆罗洲(Borneo)西部之坤甸Pontianak,垦辟土地,策众采矿,并助土著苏丹,平定祸乱,一时侨民多归依之。东征西讨,所向披靡,苏丹知势力不敌,因分土而治。芳伯乃为之奠都邑,定官制,修军备,开商场,兴矿冶,抚民庶,建元兰芳,建国号曰兰芳大总制。受推为大唐总长,盖为一有土地、人民与组织,及完整主权之共和国焉。”

1772年,广东嘉应府(今梅州)人士罗芳伯因多次乡试不中,绝意仕途,于是和百余名亲友乘船来到婆罗洲西部(今印度尼西亚西加里曼丹省),以淘金为生。当时的婆罗洲乃一片蛮荒之地,并不存在强大、统一的政权,不少土著人甚至还过着采集狩猎的原始社会生活。这为罗芳伯留下了相当大的施展空间。

首先,罗芳伯发现婆罗洲的华人非常贫穷,缺衣少食。于是,他在东万律着手组建采金公司,开发金矿,招募华人加入。此举改善了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赢得了大批华人的拥戴和追随。

其次,兼并其他华人团体。虽然同为天涯沦落人,但是在婆罗洲的华人帮派众多,并不团结。罗芳伯做大做强之后,必然与其他帮派发生磨察。以黄桂伯为首的潮汕帮势力很大,占据以茅恩为中心的地盘。罗在该帮内发展一个“间谍”江戊伯,然后里应外合,一举拿下了茅恩。

第三,婆罗洲兰腊、万诸居、斯芳坪等地盘踞着土匪和海盗,经常出没为患华人和土著。同时,荷兰侵入婆罗洲,欲在此地开展殖民统治。为了消除这些内忧外患,罗芳伯积极联络苏丹和土著头人,成立华人与土著人相结合的军队,平定匪患、击退外来入侵者。

罗芳伯还介入当地事务,从土著人手里夺取大片土地。苏丹手下的人造反,罗芳伯派兵帮助摆平,苏丹感激之下,两人成了结拜兄弟。于是,当罗芳伯与土著再发生战事,苏丹就站在他这一边。经过一番征战,罗芳伯迅速获得一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和二十万人口。

有了稳定的地盘,有了军队,到1777年,时机成熟,罗芳柏以东万律为首府,建立兰芳大总制共和国,他被推举为国家领袖——总长,这一年定为兰芳元年。

罗香林认为:“兰芳大总制与美洲合众国,虽有疆域大小之不同,人口多寡之各异,然其为民主国体,则无二也。”另一位专门研究兰芳共和国的民间学者李欣祥也认为,兰芳政权具有“民主和独立自治”的性质,具备了近代“共和国家”的基本要素。

如果这两位学者的观点可以成立,我们可以推断,兰芳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比孙中山建立的中华民国(通常认为中华民国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早得多。

当时在东南亚建立的华人国家不仅是“兰芳共和国”一个,还有其他几个国家; 广东人吴元盛,在婆罗洲北部建立戴燕王国,自任国王,立国百余年。福建人吴阳,在马来半岛建立另一个王国。三佛齐国王张琏(广东饶平人); 婆罗国王某(福建人); 爪哇顺塔国王某(广东潮州人)等等。可惜这些华人政权都亡于19世纪西方殖民者对东亚的侵略狂潮。

这些华人政权的覆灭,实在让人惋惜。当年明朝的郑和可以下西洋,而郑成功可以消灭入侵的荷兰侵略者。这也说明了明末清初时期的中国与西方的差距并不是特别大,至少在军事方面。只要朝廷愿意帮助当地华人,是完全可以继续让华人政权生存发展下去,甚至与殖民者一较高下。可惜的是明清两朝的皇帝都缺乏这种远见和眼光。这也算间接导致了南洋华人几百年来一直排挤,甚至被屠杀的命运。

大量华人移居东南亚,不仅缓解了中国国内的人口压力,也极大地推动了东南亚各国经济的开发与发展。可以说,东南亚的近现代历史是土著族群与华人共同书写的。

在 20世纪前,东南亚政府大多采取「以华人管理华人」方式,殖民者急需华人参与开发,但又对华人迅速扩张的经济实力感到不安,因而有意抑制华人权益,迫害、屠杀华人的事件多有发生,尤以印度尼西亚多次屠杀华人的事件最为惨烈,马尼拉的排华活动早在明朝就开始。殖民势力消退后,情况有所改善,但一旦政局动荡,华人往往成为发泄不满的对象。

目前,华人作为东南亚各国本地族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得到所在国的认可与认同,东南亚华人在政治上的地位也越来越高。印度尼西亚总统瓦希德曾向媒体承认自己有华人血统,菲律宾总统阿罗约的丈夫是华裔,泰国前总理他信是华人。在泰国议会,三分之二的议员也是华裔。在马来西亚,华人从政并取得成功,也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但历史与现实纠葛的阴影并未消失殆尽,华人问题的彻底解决仍需时日,这就需要华人社会自身的努力,同时,中国实力之强弱也与华人的命运息息相关。

参考数据:梁启超《中国殖民伟人传》《罗香林对中外关系史和华侨史的研究》《中国殖民史》《殊域周咨录》《简明中国移民史》《朱批谕旨》《澳门纪略》《史记》《汉书·地理志》《海录》《西婆罗洲罗芳伯等所建共和国考》

中国近代五次人口大迁徙之下南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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