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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敏洪:一只悲欣交集的骆驼

本文作者: 2个月前 (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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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敏洪:一只悲欣交集的骆驼

1

烟雨迷蒙的江南水田里,一个高高瘦瘦的青年,把腰折成90度,正在认真地插秧,远远看去,他凝固的身影,就像是沙漠里的一只骆驼。

那是14岁的俞敏洪。

1976年,俞敏洪已经完成了初中的学业。

根据当地规定,贫下中农的子女,每户最多只能有一个上高中,而俞敏洪的姐姐已经用掉了这个名额,他只能辍学,回家干农活。

俞敏洪的父亲是一位木匠,性情温和(换个说法就是老实巴交),嗜酒如命,喝高兴了就喜欢穷大方,一挥手说“工钱免了”。

俞敏洪的母亲名为李八妹,是生产队的妇女队长,性格刚毅,能力极强。她愤怒于丈夫的不争气,因而变成一位悍妇。身材高大的丈夫,常常被瘦小的李八妹打得落荒而逃。

俞敏洪小时候放学回家,走到家门口就有一种紧张感,他害怕一推开门,就看到父母正在打架。

在俞敏洪之前,李八妹还有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其中,儿子偶得了肺炎,却因家里长辈的迷信而耽误治疗,不幸4岁就夭折。俞敏洪儿时最深刻的记忆,就是去给这位哥哥的小坟包割草。

长子的夭折,让李八妹对俞敏洪百般珍惜。俞敏洪从小体弱,李八妹三天两头背着他去医院打针。每次生病,李八妹就会杀鸡煮汤给他吃。那个年代,可能再没有哪个小孩比俞敏洪喝过的鸡汤更多。

为了照顾俞敏洪,李八妹甚至让女儿推迟上学,以便在家看弟弟。一直到俞敏洪4岁,可以跟着父母下地以及自己玩了,姐姐才得以上学校,那时她都已经9岁了。后来高中毕业,这位姐姐又遵母命,成为当地的赤脚医生,原因之一就是方便给弟弟打针。

或是出于对丈夫软弱的绝望,李八妹给儿子起了个小名为“老虎”,希望他拥有老虎那样的霸气。可惜的是,在这一点上,俞敏洪始终没能达到她的期望。

尽管李八妹对俞敏洪百般疼爱,但是教子却极其严格,其雷霆之威,到了瞪一眼俞敏洪就要发抖的地步。

俞敏洪6岁时,第一次穿上了凉鞋,出去给小伙伴炫耀,结果丢在了小河边。李八妹遍寻不得,回家拿起竹竿就打俞敏洪,直到把竹竿打断。后来,村里有人拾到凉鞋给送了回来,李八妹又抱着俞敏洪哭了半宿。

好在这种惨烈的时候终究不多,但是训斥却在所难免。而当她开始发怒时,俞敏洪必须规规矩矩地跪在一旁承受雷霆,时间经常长达半小时一小时。这个规矩,一直持续到2000年俞敏洪38岁时,才由李八妹开恩废除。

在李八妹的严格教育和以身作则之下,俞敏洪的劳动能力极强,到14岁时,已经成为全村出了名的劳动能手。他插秧的速度超过那些干了几十年活的老农民,成为葫桥村的冠军。除此之外,他还学会了开手扶拖拉机。

这样一位年轻的能人,在葫桥村而言,算是拥有不错的前程。起码在村里大妈们看来,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女婿备选对象。

不过很快,事情起了变化。文革结束后,贫下中农每户只能一人上高中的限制被取消。得到消息的李八妹赶紧找了大队领导、公社领导和中学领导,想尽办法让俞敏洪插班上了高中。

李八妹对俞敏洪最大的期望,是他能在村里当一位教书先生,摆脱面朝水田背朝天的农民生活,那已经是她能想象的幸福之极限。

但是,俞敏洪从小学习成绩都是徘徊在班级二十多名开外,按照当时高考录取率之低,李八妹的梦想要实现,机会非常渺茫。

1978年起,16岁的俞敏洪连续两年参加高考,都没能进入梦寐以求的常熟师专。

李八妹叹着气,让俞敏洪最后再试一次,但是也说明,这是最后一次了,再考不上,就安安心心当个农民吧。

那年,江阴一中办了高考复读班,只收落榜生里面的前40名。俞敏洪本来是没资格进入的,李八妹一人跑到县城去找关系,历尽千辛万苦,居然运作成功。老师答应让俞敏洪去那里复读。

李八妹从江阴县城回来,已经是第三天的晚上。那晚,天空电闪雷鸣,下着大暴雨,李八妹由县城摸黑回家,一路摸爬滚打,不知摔了多少跤。她进门的时候,俞敏洪看到的是一个浑身滴着泥水的“泥人”。

那一刻,俞敏洪知道,自己再无退路,不考上,他就枉为人子。

从第二天起,俞敏洪每天早上5点起床,一直学习到半夜12点,日复一日,连过年都不休息。

1980年春节过后,俞敏洪的成绩,在复读班还排名三十开外,但是到高考前的摸底考试,俞敏洪已经成为了全班第一。

苦熬了9个月之后,第三次高考终于到来。英语考试中,俞敏洪如有神助,120分钟的考试,他40分钟就做完交卷了。走出考场时,在外守候的英语老师觉得他把高考当儿戏,气得狠狠地扇了他一巴掌,怒斥他辜负了老师的期望。

但高考成绩出来后,俞敏洪英语95(满分100),总分387。这个分数已经超过了往年北大的录取线。

老师建议俞敏洪报北京大学,但俞敏洪不敢冒险,最后老师硬是亲手帮他在志愿栏写下了“北京大学”四个字。

当别人都已经接到录取通知书时,俞敏洪还在翘首以盼。一直到8月最后一周,他的通知书才姗姗来迟(据猜测,可能是后面补录,所以才晚一点)。

从县里领到通知书,俞敏洪看着“北京大学”四个大字,兴奋得在街上大喊大叫,如同范进中举。

儿子考上大学,让李八妹达到了当时生命中风光的巅峰。她高兴地把家里的猪、羊、鸡、鸭全部宰掉,大宴全村三天,然后租了一辆5吨大卡车,把俞敏洪送到了常州火车站。

1980年9月,俞敏洪拎着两麻袋行李,从常州上火车,站了36个小时,来到了北京。

这一年,俞敏洪18岁,他满怀憧憬,开始了大学生活。

2

对很多人来说,大学都是人生最美好的时光。

但俞敏洪来到学校的第一天,就感受到憧憬破灭。

同学们大多来自城里,一个个光鲜亮丽。而江阴县的天之骄子、葫桥村的插秧冠军、手扶拖拉机能手俞敏洪,在北京大学,就是一个被人嘲笑的土鳖。

在开学的班会上,不会说普通话的俞敏洪用江阴土话介绍完自己,班长调侃道,“这位同学,你能不能不要讲日语?”

班长名叫王强,是内蒙古文科高考状元,才华横溢,意气风发,如同一颗灿烂星辰,光芒万丈。在他面前,俞敏洪只能顶礼膜拜,自惭形秽。

开学时,俞敏洪由于英语成绩好,被分到了尖子班A班,结果一上课就发现,他学的全是哑巴英语,于是又被调整到C班,俗称“语音语调和听力障碍班”。

好不容易盼来了游泳课,对长江边长大的俞敏洪来说,这是从小就会的技能,他高兴地一个猛子扎下水,飞快地游了一个来回,爬起来眼巴巴地看着老师,等着那句久违的夸奖。

结果老师哈哈大笑说:“我从来没见过一个人狗刨还能刨这么快的。”

那一刻,俞敏洪恨不得挖个地洞钻进去。

最大的伤害也许来自于感情上。在那个情窦初开的年纪,班上已经有些同学谈起了恋爱。王强更是女生们心仪的风云人物。而俞敏洪却没有获得任何人的垂青。他给班上几个女生都写过情书,但无一例外,收获的都是拒绝。

若干年以后,每当回忆起这段时光,俞敏洪话题总是离不开屈辱、自卑、受伤……

俞敏洪拼了命地学习普通话、英语,有空就去图书馆看书,就是为了能和同学们缩小一点点距离。但是两年过去,他的成绩依然在全班垫底。

大三那年,俞敏洪拼命读书,读到大口吐血。到医院一查,原来得了肺结核。由于这病具有传染性,俞敏洪被迫休学。

在海淀温泉乡的北京胸科医院,俞敏洪整整疗养了一年。医院正对显龙山,山上有冯玉祥题写的 “精神不死”四个大字。俞敏洪每天都对着这四个大字发呆,感伤着自己的人生。

也许是“精神不死”每天潜移默化产生了力量。俞敏洪渐渐意识到,他和别人比没有任何意义,哪怕是像现在这样,连命都快比掉了,那有如何呢?像王强那样的人,是他一辈子永远不可能攀上的高峰。唯一需要在乎的,是自己有没有进步,只要自己和自己比进步了,别人比你好还是差,都已经无关紧要。

于是,俞敏洪开始静心读书、写诗。那一年,他看了将近300本书,写了200多首诗,自号为“三洞诗人”(因为肺里烂了三个洞,故而得名)。此外,无聊之余,他把市面上所有的英汉词典都背完了,到最后只能背朗文英语大辞典,日后成为全班公认的“单词王”。

一年后,俞敏洪回到了学校,和81级的同学一起上课。所以,俞敏洪从入学来讲是80级,从毕业来讲却是85届。

也许是两年的时间尚不足以让同学记住一个人,在毕业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两个班都没人想起班上还有一个叫俞敏洪的人,每次出国的同学回来聚会,都没人会想着叫上他。而侧面得知聚会消息的俞敏洪,每每只能咬牙切齿,暗自神伤。

此时,班长王强已经成为北大艺术团团长,是全校的风云人物。俞敏洪只能在台下当观众,仰望着王强的意气风发。

艺术团还有一位胖胖的指导老师,名叫徐小平,也是学生们仰慕的对象。俞敏洪每每挤到这位老师的宿舍,听着一帮人围着老师高谈阔论。自卑的俞敏洪插不上话,只能在旁边默默地帮忙端茶倒水。有时他偶尔不去,徐小平发现无人烧水,还会专门打电话叫他过去。

为了能获得女孩们的青睐,俞敏洪也想风光一把。他找徐小平,说要办一个诗刊。徐小平除了当艺术团指导老师外,还是北大团委文化部部长,这一块归他管。他推了推胖脸上的大眼镜,问俞敏洪,“办刊的经费从哪来?”

俞敏洪说,“自己解决。”

此时,李八妹在江阴办矽钢片冲压厂,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万元户,俞敏洪不差钱。

于是徐老师胖手一挥,同意。

俞敏洪的诗刊只办了三期,就无疾而终。不过,他不是全无收获,由于办刊要经常去团委,且不再是“烧水童子”的身份,他和徐小平的关系倒是越来越好。

1985年,俞敏洪毕业了。由于北大公共英语教育大扩张,英语老师奇缺,以班级倒数几名毕业的俞敏洪,居然也成功留校,成为了北大的英语老师。

此前,比俞敏洪早一年毕业的班长王强,也是选择了留校任教。俞敏洪正好被分到王强所在的教研组。

奋斗了5年,俞敏洪终于和王强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

不过,俞敏洪很快又感受到了什么碾压:他和王强开同样的课,学生全跑到王强的班上听课,只留给他一个空荡荡的教室。

3

好在俞敏洪早就已经习惯了被王强碾压。他对自己的生活很满意。

学校分了一个8平米的地下室作为宿舍,俞敏洪每周除了教8节课以外,剩下的时间都可以自由支配,他躲在地下室昏天暗地地看《百年孤独》,快乐得像一位国王。

1986年初春的某个日子,俞敏洪从他的地下宫殿出来,看到一位长得很漂亮的女生,一下子就给迷住了。

由于多年的自卑,俞敏洪没敢上前搭讪,而是离着两百米远,默默地跟着她走。

这一跟,就是三个月。女孩常常上图书馆的教师阅览室看书,俞敏洪就在离着很远的另一张桌子坐着,也不看书,就痴痴地盯着女孩看。

1986年3月28日晚上9点35分,俞敏洪正在深情凝望着女孩,突然眼前一黑——图书馆停电了。

也许是黑暗给了俞敏洪勇气,他走到女孩桌前,问道:同学,你是不是找不到书包?女孩说是的。俞敏洪问:我有火,可以和你一起找吗?女孩说,可以啊。

于是俞敏洪终于和她搭上了话,开始聊天。

俞敏洪知道了,女孩名叫杨桂青,天津人,就读北大德语系大三。不过他也许不知道,杨桂青是德语系的系花,也有人认为她是北大的校花。

第二个星期的某一天,俞敏洪直接到杨桂青的宿舍去敲门,邀请她出去划船。杨桂青同意了,两人一起去了圆明园的福湖。

很多年以后,俞敏洪无数次地讲到,在湖中心,他向女孩求爱,并说,如果你不同意,我就把你推下去淹死。

日后以俞敏洪为原型的电影《中国合伙人》重现了这个情节。在电影里,女孩宁死不屈,主动跳湖,受寒而得了急性肺炎。

现实生活中,俞敏洪当然只是在开玩笑,女孩也没有跳湖。两个月之后,他们确立了恋爱关系。又过了两年,他们结婚了。

俞敏洪和杨桂青/图源:杨澜访谈录

结婚的好处,是俞敏洪以已婚教师的身份换了宿舍,从地下室搬到了3楼。但是也有坏处,杨桂青对俞的称呼从“俞老师”变成“俞敏洪”,并且开始以所有结婚女性都会有的态度数落俞敏洪:你看看隔壁老王,再看看你!

对当时的知识分子而言,最有出息的不是当大官、发大财,而是出国留学。俞敏洪他们班上,大部分人都已经出国。杨桂青也吼令俞敏洪:“如果你不走出国门,就永远别进家门!”

这一吼,让俞敏洪的好日子从此到头。此前,他闲下来还能看看自己喜欢的书。自这以后,只要俞敏洪胆敢夜读《三国》,温柔体贴的杨桂青就会双眼一瞪,双脚一蹬,俞敏洪就只能从冰凉的地板上爬起来,揉着摔成两瓣的屁股,苦着脸开始念托福单词。

当时申请美国学校,每次要花30美元的申请费。而俞敏洪的工资是120元,只够申请半次。加上俞敏洪学习成绩不好,录取概率低,只能靠广撒网,投几十个学校,才有可能被哪个不长眼的学校录取。所以,俞敏洪的所有收入全部用来申请,都还不够。

假如能被录取并拿到全奖的话,哪怕是借钱,也还是一笔合算的投资。但俞敏洪陆续收到一些学校的接受信,却连一个全奖都没有。最好的一家是提供半奖,俞敏洪自己还得凑1万多美元。按他的工资算,需要不吃不喝几十年才能凑齐。

无奈之下,俞敏洪开始利用北大教师身份,在校外兼职,做英语培训赚钱。

俞敏洪已经在北大教了3年书,经历了被王强碾压的痛苦,而后奋发图强,摸索出自己的一套以幽默、励志为特色的教学方法,深受学生欢迎。他当培训老师以后,很快生源就滚滚而来,俞敏洪的腰包迅速鼓起来。

此前,俞敏洪和杨桂青是贫贱夫妻百事哀,钱都被俞敏洪用来申请学校了,以至于每次去菜市场,只能捡最便宜的死鱼买。有钱以后,俞敏洪第一次买了活鱼,杨桂青从中央音乐学院下班回家,居然尝到了活鱼做的汤,脸上绽放了久违的笑容。那一晚,杨桂青对俞敏洪无限温柔。

不过,春风得意的俞敏洪没有注意到,他的行为在学校已经引起了众怒。

当时,北大校内有英语系官办的培训机构,凭着北大的牌子,收入颇丰,从领导到普通教师,都能雨露均沾,得些好处。而俞敏洪是在非官方的培训机构上课,与系里形成了直接竞争关系。俞敏洪的生意火爆,系里的收入就急剧下降,连带大家的奖金都少了。

1990年的一个秋日,王强到俞敏洪家喝酒。俞敏洪在熬鱼,小小的单间里烟雾弥漫,王强去开窗透气,就听到北大的高音喇叭在播放一则处分通知。

王强转身对俞敏洪笑道:老俞,你出名了,恭喜你。

俞敏洪赶紧放下锅铲,来到窗边聆听。

原来,他私自在校外教课的行为被学校抓了典型,在没有知会他的情况下,采取了突然袭击的羞辱式通报。

不仅如此,北大的布告栏贴出了处分通知,全校的闭路电视也放出了俞敏洪的光辉形象。

俞敏洪一下子成为校园大名人,走到哪都能享受众目所视、众手所指、众口所言的明星待遇。

更严重的是,背上这么一个处分,俞敏洪以后分房子和升职加薪,都要受到牵连。

就这样,俞敏洪在学校待不下去了。年底,他递交辞职信,离开了整整待了10年的北大。

小名为“老虎”的俞敏洪,终于从动物园来到了原始丛林,并将在若干年后虎啸山林,声震天下。

只是当时,他还不知道这条路将要走得如此艰辛。

4

俞敏洪有勇气走出北大,也是自信凭着外语培训就能赚大钱。但是一出来,就遇到三个拦路虎:注册机构、找校舍、招生。

当时个人办学很难,俞敏洪也没指望自己能拿到许可证,就找了一个“东方大学”合作。这个所谓大学,其实就是一所成人培训机构,由人民大学几位退休老教授合办。俞敏洪借用“东方大学外语培训部”的牌子招生,条件是向东方大学缴纳营业收入的25%作为授权费。

接着,俞敏洪到中关村二小租了一间可容纳40人的教室。在校门口摆一张桌子,写上“东方大学外语培训报名处”,就开张了。

最初的招生,是在校园的布告栏和街上的电线杆张贴广告,以“原北大英语老师俞敏洪”作为招牌。

这个名头倒挺好使,很快就有人来报名了。不过,来的人一看报名处的简陋架势,再看报名表上全是空白,疑心是骗子,大多扭头就走。后来俞敏洪心生一计,把空白的报名表填上一堆假名字,制造火热报名的假象,才招揽了一些生意。

第一天报名的学生有4个。那个年代的百元大钞很少,学生交来的主要是十元一张的票子,揣在怀里沉甸甸的一堆,俞敏洪心花怒放地捧回家。晚上,他和杨桂青把这不到一千块钱数了又数,觉得幸福无比。

但几天下来,俞敏洪知道,这样毕竟只是小打小闹,赚个糊口钱而已,要想生意红火,还得想别的法子。

俞敏洪思来想去,决定搞免费讲座。

1991年的初春,天寒地冻,俞敏洪揣瓶二锅头,拎着浆糊桶,在夜色的掩盖下,往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都贴了广告。他心想,应该至少能有40人过来吧?

到了讲座那一天,乌泱泱的人潮把俞敏洪吓了一大跳。现场起码来了四五百人。俞敏洪当机立断,把讲座地点临时移到操场,就在黑暗之中,冒着寒风,扯着嗓子讲了两个小时。

这一下,报名的人立马剧增。

俞敏洪找到了最好的营销之路,从此免费讲座一发不可收拾,连做了很多年。直到今天,俞敏洪还经常在各个大学免费演讲。

生意火了以后,杨桂青干脆也辞了职,两人开起了夫妻店,一个上课,一个收钱,赚得不亦乐乎。

但是烦心事也总是层出不穷。俞敏洪一个人要招生、要教学,要与社会方方面面打交道,忙得身心俱疲。班级扩展后,他不得不招很多新老师来授课,于是又要管理和培训老师。有时候实在太累了,他就在上课时用放录音的方式来讲课,自己坐在录音机后头休息。

此中艰辛,岂足为外人道哉!

当时的市场上,竞争者也不少。除了校园的布告栏以外,街头的电线杆,也成了各大培训机构的必争之地。俞敏洪已经不用自己去贴广告了,有3个员工,专门给他贴广告。但是有一天,由于抢地盘,一家竞争机构的人拿着刀子把俞敏洪的员工给捅了。

俞敏洪立马就急了。那会又没有互联网,如果以后没法贴广告,他的免费讲座也宣传不出去了。

他找到警察局,请警察们帮忙解决这个问题,好不容易才把他们请出来吃饭。

俞敏洪此前很少和有关部门打交道,也不知道该怎么做。为了表示诚意,他向七位客人挨个敬酒,拿着半两的杯子,和每人干一杯,半小时之内敬了三圈,把一斤半白酒灌下肚,然后就不省人事了。

警察们手忙脚乱地把俞敏洪送到医院,抢救了六个半小时才醒过来。

俞敏洪醒来时,看到李八妹、杨桂青和同事们关切的脸,不禁嚎啕大哭,一边哭一边委屈地喊:“不干了!老子再也不干了!”

等哭完之后,俞敏洪想起晚上还有课,又一骨碌爬起来,拿着包就走进了教室。

在有关部门的协调下,抢地盘的事情终于被解决。俞敏洪又能一心一意谋发展了。

到了1993年,俞敏洪的培训班已经成为北京最火的出国考试培训班,年收学生一万多人。

生意做到这种程度,与东方大学的合作就太不划算,只是用一下牌子,就把25%的收入给出去了,还不如自己办一个。于是,俞敏洪就向有关部门申请办学许可证。

俞敏洪此时的人脉关系早已非三年前可比,虽然经过了一番波折,但最终还是办下来了。

1993年11月16日,母亲李八妹帮儿子从教育局领回了新的营业执照,这一天,属于俞敏洪个人的全新培训机构正式成立,它的名字日后将响彻中华大地:新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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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东方高歌猛进,到1995年,已经做到营收千万的规模。

这时,俞敏洪全班50个同学,49个已经出国留学,他成了唯一一个没能出去的。

俞敏洪有了一个想法:他要到美国转一圈,让自己的同学看看,被你们瞧不起的俞敏洪,今天也混出了名堂。同时,他还憧憬着,如果能够有一批志同道合的北大精英一起做新东方,那该是多么美妙的事啊!

说干就干。1995年11月,俞敏洪安排好新东方的业务,换了一堆美元,踏上了去北美的装逼之路。

临行前,他特地到商场花了4000元买了一件豪华大衣。这件以俞敏洪的审美精挑细选的大衣,让在美国的同学一见之下,都无地自容——不是因为华美,而是因为土绝人寰,让人恨不得立马跟这土逼割席断交。

俞敏洪第一站先去了加拿大温哥华,看望他崇拜的徐小平老师。

徐小平出国后刷了几年盘子,读了个音乐硕士,结果出来找不到工作,一事无成。1993年曾经回国,想搞一个唱片公司,结果很快失败,又灰溜溜地跑回加拿大。俞敏洪去的时候,他正处于失业状态。

俞敏洪在温哥华整整待了10天,大部分时间和徐小平在一起喝酒聊天。徐小平给俞敏洪朗诵自己作的诗,唱自己写的歌;俞敏洪给徐小平讲自己搞新东方的经历。

俞敏洪为徐小平的才华与理想感动,他心想,新东方就是需要这样的人。而徐小平则看到俞敏洪掏出的大把美元,眼睛都绿了。

第10天,徐小平请俞敏洪上餐馆吃饭。到了地方,他开着车转了一圈又一圈,就是不进去。

俞敏洪问:不是有那么多停车位吗?干嘛不停?

徐小平说:那些是收费的。我要找免费车位。

俞敏洪心酸地提出,徐老师不如回国吧,我们一起干。如果你要办唱片公司,我出30万。

徐小平接受了这位从前“烧火童子”的好意,答应回国。

俞敏洪又去找王强。寒冬时节,俞敏洪从波士顿冒着鹅毛大雪,凭着一张地图,一路开车直达王强在新泽西的家中。

王强本来根本就不屑于出国。他当初在北大之所以留校,是冲着当北大最牛逼的教授而去的。但是后来某件事情的发生,让他的理想幻灭,才起了出国的心思。

他先是跟着太太,以陪读的身份到了美国。然后,他以文科生的出身,外语系毕业的背景,居然申请到了纽约州立大学计算机专业硕士并顺利毕业,然后进入世界知名的贝尔实验室工作——这样的经历,从头到尾都写着金光闪闪的“牛逼”二字。

俞敏洪找到王强时,他已经是年薪7万美元的贝尔工程师。当然,俞敏洪也没有想过要拉王强入伙。那可是俞敏洪一直顶礼膜拜的王强啊!拉他入伙?俞敏洪最疯狂的梦里都不敢这么想。

王强把剩下的年假都留给了俞敏洪,他们也是一边喝酒一边聊天。俞敏洪讲了这些年的经历,并告诉王强,徐小平准备回去了。

王强并没想着新东方和自己能有什么关系。俞敏洪是什么底色,他一直很清楚,他不认为俞敏洪能做出什么让自己羡慕的事情。看到俞敏洪吹得眉飞色舞,王强就忍不住挖苦道:你坦率告诉我,这学校规模有多小?

不过,第二天的经历,让王强对俞敏洪产生了“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的感觉。

当时,他俩一起逛普林斯顿校园,时不时有中国人模样的学生过来和俞敏洪打招呼,甚至他们到一个湘菜馆吃饭,服务员都过来恭恭敬敬地说“俞老师好”——那几年从中国来美国读名校的留学生,大多数都在新东方待过。

王强一边冷眼旁观,一边心里想,“俞敏洪你他妈现在是个人物啊。”

王强是特别希望确立自己的社会地位的人。俞敏洪在学生中的地位,让他看到了自己一直想要追求的东西。但是让他回去跟俞敏洪干,心里又觉得非常别扭。毕竟,俞敏洪是自己一直俯视的人。

所以最终,他俩都没有说定什么。

俞敏洪在加拿大和美国转了40天,见了7位同学(和老师),徐小平是唯一愿意回去的一个。

1月3日,俞敏洪回到北京,第一件事就是去买了一辆进口帕萨特,因为徐小平要回来,他要去机场迎接。他原来的座驾是一辆红色大发面包车,用来接徐小平太掉价。

1月9日,徐小平回到北京,从此开始了他的奇幻人生。

俞敏洪和徐小平的联合授课堪比黄金搭档。徐小平讲国外生活,激发学生的梦想;俞敏洪讲怎么才能出国,提供实现梦想的路径。两人珠联璧合,天衣无缝,学生们听得如痴如狂。

此后,徐小平又开辟了移民服务和签证咨询的新业务,成为当时全中国最有名的移民和签证专家。

工作之余,俩人隔三岔五就一起喝酒聊天,喝高兴了就给王强打电话。王强问,你们在干嘛呢?俞敏洪答:我们在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呢。

王强说,你们他妈的怎么总是这么快活?

俞敏洪大笑说:因为我们在自己干自己的事情啊!

几次以后,俞敏洪顺理成章地邀请王强回来。王强问,我回来能干什么呢?

俞敏洪说,目前听、说和口语这块没人管,你来了以后我们可以从零做起。

于是,王强就在美国开始设计课程,编教材。弄好之后,他就到贝尔实验室去辞职。

当时,中国学生在贝尔,做到王强那个地位,已经算功成名就,从来都没有主动辞职的。主管问王强,你辞职去干什么?王强回答,回中国和朋友一起创业。主管说,我放你三个月假,你先去试试吧,不行再回来。

王强是那种一旦下定决心就不留后路的人,他谢绝了主管的好意,直接辞得干干净净,一点后路都不留,就回国来了。

1996年10月,俞敏洪和徐小平开着帕萨特,拿着鲜花,从首都国际机场接回了王强。

一上车,王强就说:老俞我问你一个问题,现在我还没做出任何东西,我说有一天我要超过你了,你还会像今天这样欢迎我回来吗?

俞敏洪说:当然,请你们回来就是让你们成为百万富翁、千万富翁的。

王强吃下了定心丸。

那时的他们,就像男女青年将要确定关系一样,又是甜蜜和憧憬,又是青涩和疑虑。

谁都没有想到,未来他们会一起做出那么大的事业,又互相把对方伤得那么深。

王强回来后,很快把听说和口语这一块做起来。他本来就是天生的老师,能够用莎士比亚戏剧腔念学生守则让人潸然泪下,也能用一句简单的“欢迎大家来到新东方食堂”制造哄堂大笑。

从1996年一直到2000,新东方超速发展,三人被称为“三驾马车”,亲密无间,常常一起喝酒,聊天到凌晨两三点。

那或许是他们生命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

6

这段关系中,唯一的不快乐,来自于第三者,不,应该称“第四者”的插足。

在利益分配上,俞敏洪“大碗分酒肉,大秤分金银”,只要徐小平和王强上交15%的费用,就可以使用新东方的品牌、渠道、人员、教室等等。徐小平和王强自己开创的事业,85%的收入都可以自己自由支配。

在互相交往上,俞敏洪对徐小平和王强依然保持着在学校那样的尊敬。俩人依然随时可以对他批评、嘲讽、怒骂。而俞敏洪也没有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好。

但是,当俞敏洪的母亲李八妹看到这一切,心里会怎么想?

90年代初,俞敏洪居然敢不听李八妹劝告,辞去北大教职,加上俞敏洪父亲又已去世,李八妹就从江阴来到北京,想看着俞敏洪。

她来到北京,给俞敏洪带来了极大的助力。她帮俞敏洪把工商、警察的关系都处理得很好;替俞敏洪去谈教室的租金,一年省下几十万;酷热的夏天,她细心地找人运来冰块,放在没有空调的教室,以致“冰块教室”成为早期新东方学生心目中抹不掉的温馨回忆。

可以说,新东方发展得好,军功章上也有李八妹的一份功劳。在新东方内部,李八妹等同于慈禧太后的角色,俞敏洪是要经常跪着听训的光绪。

王强他们回来后,李八妹看在眼里,不爽在心里。她对王强说:王强,你回来是因为俞敏洪待你厚,可是你待俞敏洪薄。

心高气傲的王强何曾受过这样的屈辱,当即就要飞回美国。还是俞敏洪私下道歉,才好不容易劝住。

王强和徐小平见不得俞敏洪“妈宝”的样子,并认为李八妹对公司事务的介入会影响公司的长期发展。

有一回,仨人在饭店包间吃饭,听到外面传来了李八妹骂俞敏洪的声音。王强和徐小平都拿语言激俞敏洪,让他不要愚孝,能不能硬气一回。

俞敏洪被他们激得没法,只好鼓起勇气,挺起胸膛,义无反顾地走向门口。

门一开,俞敏洪“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王强顿时觉得:人性崩溃了,尊严崩溃了……

除了人性和尊严的崩溃以外,俞敏洪还有两次差点死掉。

当时学生没有信用卡,缴费都是现金。而由于银行下午4点以后就停止对公存款业务,俞敏洪不敢把钱放在办公室,只能拎回家。结果就被人盯上了。

1998年的某个周日晚上,俞敏洪在楼道里被人劫持。劫匪向他注射了大剂量的动物麻醉剂,俞敏洪当即昏迷。劫匪摸出俞敏洪的钥匙,把他抬进屋捆起来,把家里的一百多万现金和一台摄像机劫走。

俞敏洪一个多小时后醒过来,挪到电话旁边,用下巴拨电话报了警,被送到医院又迷昏了十几个小时,才抢救过来。

医生非常惊讶他能中间醒过来一次,并且最后活过来。因为这种麻醉剂是动物园用来对付大象和老虎的,这么大剂量打到人身上,必死无疑。

只能说,俞敏洪真是命大。

但只有若干年之后,俞敏洪才知道他的命究竟有多大。

没过两年,又是一个周日,俞敏洪又遇到了抢劫。

这一回,是四个劫匪围住了他和司机。其中一个把手枪顶在俞敏洪的腰上。

俞敏洪趁人不备,猛地抓住手枪,居然把枪掰断了(后来发现是假枪)。他和歹徒厮打起来,并大声呼救。

整整5-10分钟的打斗和呼救,整个小区没有一个人出来查看,也没有一个人报警。后来还是劫匪看到俞敏洪拼了命,主动逃跑。

从那次以后,俞敏洪配了两个专业保镖,到哪里都形影不离。

2005年,俞敏洪突然接到刑警的电话。警察告诉他,他两次被抢劫的案子破了,是同一伙人所为。

这伙歹徒作案7起,给7个人打了麻药,死了6个,俞敏洪是唯一活下来的。而俞敏洪被抬进房间的时候,一个歹徒摸到他还有气,拿出刀来要割他的喉,被领头的制止——这个领头的曾经和俞敏洪做过生意,欠了俞敏洪3万块钱,俞敏洪让他不用还了,所以他说,“这是个好人”,当时没有再下狠手。

但歹徒留下了他的命,却没有忘了他的钱,所以几年后又再次抢劫了他,却没想到被俞敏洪打跑。

最后,歹徒团伙都被判死刑。俞敏洪想拿两瓶酒到监狱去给领头的人送行,被警察制止。

7

当新世纪的曙光来临时,新东方正陷入成立以来最大的困局。

这个困局并非存在于外部,而是存在于俞敏洪、徐小平、王强三人的内心。

新东方的业务发展蒸蒸日上,但是,三人再也找不到原来的感觉。

事情的起因是新业务的拓展。按照原来的格局,三人各管一摊,并无矛盾。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很多新的业务机会摆在新东方面前,这些香喷喷的蛋糕,应该由谁来吃,就成了一个最大的问题。

例如,电脑培训业务蓬勃发展,所有人都认为应该搞,但是谁来负责?新东方的图书出版业务也势在必行,又该由谁来领衔?

刚开始,大家还能接受主导者占项目股份60%,其他人分另外40%的方案,王强管了电脑培训,俞敏洪管了图书出版。但是,随着类似的项目越来越多,事情就全乱了套,相互之间的矛盾剧增。

俞敏洪想到了请管理咨询公司来解决。在朋友介绍下,他请来了和君咨询的创始人王明夫。王明夫提出,你们为何不上市?

一语惊醒梦中人。俞敏洪等人一合计,要解决这些矛盾,上市是最好的办法。于是一致同意上市。

上市就需要先建立公司结构以及现代管理制度。这就涉及到三个关键问题:谁应该占多少股,谁该居什么位,家族成员如何处理。

当时,由于俞敏洪无法阻止李八妹的影响,他的姐夫,以及杨桂青的姐姐姐夫等人也在新东方担任要职。而其他几个合伙人(除徐小平和王强外,新东方还吸收了几个另外的合伙人),也都有样学样,最后形成了新东方内部“四大家族”。

王强和徐小平一直都把家族和事业分得很清楚,没有一个亲戚在新东方,就连王强的弟弟找不到工作,王强也坚决不许他来新东方。但越是这样,他们眼里就越是容不得沙子,要求必须清理家族成员。

但对俞敏洪来说,这个问题根本就无法解决。他和李八妹提过,李八妹立马一跳八丈高,把墙上挂着的新东方营业证书拿下来就要撕,说是:“这个证是我领回来的,现在我把它撕掉,大家都不干了,回农村。”

可想而知,免不了又是一场俞敏洪下跪的闹剧。

王强非常绝望,他给俞敏洪写了一封信,历数两人的感情、自己的委屈,以及双方共同的梦想,王强提出,他不愿意为一个家族企业而奉献终生,因此就此辞职。

王强的信写时热泪盈眶,读时荡气回肠,他想象着俞敏洪一定也会读得荡气回肠,热泪盈眶。于是就让助理送给俞敏洪,并特地让俞敏洪的助理写签收条,确保俞敏洪看到。

王强在办公室等了两个小时。俞敏洪的助理来了,说俞老师管王强要公章(当时新东方的公章归王强管)。王强立马就懵了,心想我写了这么令人感动的信给你,而你却这么对我。他越想越心酸,一拍桌子就走了,一边走一边委屈地想,我要回美国,以后再也不回来了。

而实际上,俞敏洪当时根本就没有读到信,只是因为其他事情要盖章,结果造成了一个大乌龙。读到信以后才发现,大错已经酿成。

当晚,新东方在翠宫饭店紧急召开董事会。王强站起来发言,说“我最好的青春都献给了新东方,对新东方有感情。俞敏洪你是founding father(新东方之父),我们至少也是叔叔,有这种感情在。你不能这样对我们……”

说着说着,王强就落泪了,心里觉得特别委屈,但又心想,只要俞敏洪说一句,你别走了,我就会留下来。

结果,还没等俞敏洪开口,徐小平等人就纷纷响应王强,嚷嚷着,“我也走了,我也走了。”大家哭成一团。

俞敏洪哭着说,既然你们这么难受,那我也走。

众人哭着说,你是创始人和负责人,你能往哪走?

最后大家哭闹了半夜,又都不走了。这个会一直开到凌晨五点才结束,走出会场时,每个人都感觉,一个新的新东方诞生了。

俞敏洪立下军令状,说哪怕老妈半年不给我做饭,老婆半年不让我上床,这件事也非做不可。

后来,俞敏洪的姐夫不想让俞敏洪太为难,主动要求退出,并劝说李八妹考虑考虑俞敏洪的处境。李八妹也认识到,两方面都不退步,最受折磨的是俞敏洪。于是老太太口气也渐渐软了。

老太太一松口,事情就好办。最后,新东方董事会以同意李八妹承包新东方食堂为条件,换取了俞敏洪家庭成员的退出。虽然俞敏洪偷偷给两边的姐夫都补了很多钱,但姐姐为此生了很长时间的气。

俞家人一退出,其他合伙人的家庭成员自然就跟着退出了。于是就剩下分金银和排座次的事。

分金银的事又是一通争吵。俞敏洪主动提出,我只要45%。但王明夫建议他占大股,以免留下被小股东联合干掉的风险。

最后决定,新东方折算为一亿股,俞敏洪个人拿45%,另外代持10%,留给后来人。徐小平和王强各占10%,其他8个股东占0.5%、2%、3%不等。

股份制以后,氛围马上不一样。本来,当时公司只有俞敏洪一个人有车,就是为了迎接徐小平而买的帕萨特。其他人都是骑自行车上班的。但是股份制会议后,第一个会议就是讨论,11个董事会成员,应该每人配一辆车,于是统一买了10辆桑塔纳。

但接着又出了问题。

按照以前的分配原则,各人管的一摊是属于个人赚的钱,交完费用之后,自己拎回去。现在如果要上市,必须得造利润,就要全部留在公司。于是一下子,除了俞敏洪以外,所有人心里就不踏实。

尤其是,当时新东方学校的法人还是俞敏洪,由于政策限制,新成立的股份公司没办法把学校装进去,等于是个空壳。大家觉得俞敏洪把所有权力收回去了,大家分的只是一个空壳,就组成了小股东联盟,和俞敏洪斗争。

但是大家斗来都去,每个人也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俞敏洪也不知道该给大家什么。而且,知识分子的臭毛病,是想要利益又不愿明说,董事会上吵架,动不动就是“你就是个骗子”、“你伤害了我的感情”,然后一会又黑格尔、尼采、亚里斯多德都出来了。

和君咨询的人觉得这群疯子简直不可理喻,连咨询费都不要,就放弃项目撤走了。

俞敏洪等人认为,找国外的咨询公司会不会好一点,于是又花100万,把普华永道请过来。普华永道的人搞了三个月,也觉得他们完全没有商业理性,拿了50万首付款,余款都不要,也跑掉了。

一群人只能又吵得天翻地覆。一会儿徐小平被赶出董事会,一会俞敏洪又被剥夺董事长和总裁的位置,不许参加总裁办公会和校长办公会。

至此,兄弟之间,都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从前的亲密无间,早已烟消云散。虽然他们还会一起喝酒说笑,一起做演讲并在台上互相调侃,显得感情非常好,但每个人都知道,他们再也回不到过去。

哪怕是最善良的人、最伟大的理想、最纯真的友谊,在利益面前,都是如此脆弱,如此丑陋不堪。这不能不说是人性的悲哀。

好在,当时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让大家保住了最后的颜面。

2000年,知名记者卢跃刚受邀为新东方写一本传记。俞敏洪等人的本意,是写一本宣扬新东方的作品。虽然卢跃刚提出,我是客观写作,是好是坏都会秉笔直书,但当时俞敏洪等人都非常自信地认为,随便你写,反正我们都是好的。

没想到,卢跃刚一进场调研,就遇到了兄弟阋墙的故事。作为写作者,卢跃刚大为兴奋,而被写者则万分尴尬。

但卢跃刚发挥了所有人都没想到过的作用。由于独立第三方的超然地位和调研者的身份,他成了所有人的倾诉对象和传话渠道。俞敏洪等人之间不想直接说的话,都通过卢跃刚来传达,避免了尴尬,并留下了转圜的余地。

同时,哪怕是争吵到最激烈的时候,大家看到卢跃刚正在旁边一丝不苟地做着记录,于是心里都悚然存着对“史笔”的敬畏,哪怕是再注重自己的利益的人,都不敢突破底线胡乱说话。

8

2004年底,美国老虎基金作为外部投资者,向新东方注资3000万美元,占10%股份。也就是说,新东方估值3亿美元。老虎基金并宣称,如果其他人愿意出售股份,其都愿意以这个价格收购。

此举一下子解决了所有矛盾。因为大家都看到,自己手里拿的股票,不再是空中楼阁,而是随时都可以变成钱。困扰了新东方数年之久的利益纷争,一举平息。

俞敏洪开始仔细研究上市的有关规则,但越是研究,他却越是不想上市了。因为上市后,他将面临着资本的压力,而不得不放弃很多理想主义的做法。此外,作为创始人和董事长,他和新东方是密切绑定的,所有人都可以套现离开,但他却将在很长时间内被锁死,无法退出。

他向股东们提出,不想上市了。大家都劝说,“老俞你干嘛不上,上了你最有钱。”

事情走到这一步,早就已经由不得他。不上市,老虎基金不同意,大家也不同意,他将面临众叛亲离的局面。公司内部的矛盾,也将永远无法解决。

哪怕俞敏洪内心再抵制,他也无法抗拒所有人的压力。何况他本来就是一个很难忤逆众意的人。

2006年9月7日,新东方终于登上了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成为第一支在美国上市的中国教育公司股票。俞敏洪、徐小平、王强都一举成为亿万富翁。俞敏洪以16亿元的身价,被媒体称为“中国最富有的老师”。

在上市之前,为了给资方及外部董事腾出位置,徐小平、王强都退出了董事会,只保留股东席位。敲钟那天,他们三人一起站在纽交所的台上,或表情严肃,或微微而笑,和一年前百度上市时,李彦宏等人喜极而泣,形成了意味深长的对比。

当晚的庆祝宴会后,已经成为中国最有钱老师的俞敏洪,一个人悄悄来到哈德逊河边,默然静坐了两个小时。他的心中没有太多喜悦,只有无比的惶惑。

他认为,上市是新东方的里程碑,却是他个人苦难的开始。他想要办的是一家理想主义的教育机构,但从此以后,市场将要求新东方每年20%-30%的增长。他将从此苦苦挣扎于教育理念和增长理念的夹缝之中,不管有多痛苦,都退无可退。

徐小平和王强退出新东方后,成立了真格基金,在投资领域混得风声水起。

三人一起走来,最后只有俞敏洪一个人承担着所有,用俞敏洪的话说,“真正送命的只有我一个人”。

当俞敏洪后来公开表示后悔上市时,徐小平以一贯的态度,斥责他“反动,开倒车,侮辱了所有投资人。”

2013年,俞敏洪接受优米网创始人王利芬访谈时说:“我最大的梦想,就是把新东方放掉,我恨不得从来没有做过新东方……”

王利芬问:“等于说你奋斗这么多年,其实得到了一个你自己并不想要的结果?”

俞敏洪:“对,就是这样的,百分之一百是这样的。”

9

俞敏洪的人生故事,似乎在上市的那一刻,就已经到此为止。

他的名气越来越大,但是,能让人记住的事情几乎都发生在2006年以前。近些年来,他给人留下印象的,只有浑水做空、《中国合伙人》上映、新东方年会神曲事件、“中国女性堕落”言论等寥寥几件,甚至连“新东方在线”登录港交所,都没能引起太多关注。

目前,新东方的市值已经高达212亿美元(约1470亿人民币)。

但这样的数字,对俞敏洪来说,只是他在完成对别人做出的承诺,与他自己心灵和灵魂的需求,毫无关系。

而且,不仅上市是违背他的本愿,其实就是历数他58年人生的种种,又何尝不是呢?

因为母亲摔成泥人,他悬梁刺股学习,终于考上北京大学。

因为妻子的狮吼,他扔下手中的《三国》,捧起了托福书,然后又被迫做校外兼职。

因为要攒出国的学费,他做了新东方,后来却一脚踏进商界,再也没有机会留学。

因为一心扑在新东方,他错过了陪伴女儿和儿子的宝贵时光,每次离开温哥华时,面对女儿“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的询问,他只能把欢笑写在脸上,把眼泪咽进心里。

他把最好的朋友从美国叫回来,却可能是最错误的决定。其中最难过的,可能是他们逼着自己伤了母亲的心。虽然这对新东方的发展有好处,但是对俞敏洪来说,孰重孰轻,殊难认定。

他想按自己本心做一个实现自己理想的教育机构,最后却是做成了一家必须按照资本意志行事的上市公司。

俞敏洪从小的性格,就是逆来顺受。母亲给了他“老虎”的小名,却又用“虎妈”的威风,压制着他的自由意志。

在很多年里,他和人交往,是典型的讨好型人格,从来不愿意忤逆任何人的意思。

三架马车时期,哪怕他已经是团队里说一不二的老总,也是任何人都可以随时走到他办公室把他臭骂一顿,而他却不敢反对任何人。

可能也只有在喝醉酒的时候,他能短暂做一会儿自己。所以年轻时,他每年都要喝断片三四十次。而现在,他已经不敢喝醉。每年喝断片的机会,减少到两三场。

他的天性无比向往自由,却总是被命运套上沉重的枷锁。从母亲,到妻子,到朋友,到投资人,到社会……

他负重前行,为众人承担着自己本不愿意的这些那些,他的内心在拼命挣扎,渴望脱离樊笼,但是肉身却越陷越深。

他认为,人生下来就是受苦的。事业再成功,也无法拯救内心的悲凉。

他多次和人说过,最想做的,就是像弘一法师那样遁入空门,但是,他却根本就无法像李叔同那样斩断凡尘。

他说,在温哥华家中的书房待着,什么事都不想,静静地看书,就是最幸福的时光。而每次看到返回北京工作的日子越来越近,就会心里紧张,只恨不能多待些日子。

10

其实,俞敏洪想要过遵从本心的日子,随时可以,只要他舍得放下。只要他认识到,地球没了俞敏洪,会照样转动;新东方没了俞敏洪,照样能发展得很好。

即使退一步讲,就算他走以后,新东方逐渐没落,但那又和他有什么关系呢?他已经58岁,如果新东方要衰落,他就算能护得了一时,又焉能护得了一世?

但是恐怕,俞敏洪很难这样想。他的性格早已注定,他就是要为别人而活,他的生命不能有自己。哪怕他把弘一大师的传记读一百遍,他依然看不破“放下”二字。

1942年10月13日,弘一法师圆寂于泉州,去世之前最后留下的遗言,是“悲欣交集”四个字。

俞敏洪这一生,以其世俗的成功而言,可谓“欣”矣;而以他内心的希冀而言,又可谓“悲”矣。

王强说,俞敏洪的墙上曾经挂着一幅沙漠里的骆驼,那骆驼就是老俞。

他跟老俞说,你长得越来越像骆驼。不仅神似,形似。你看那个脸,一调换,都不用穿越。

看来看去,俞敏洪原来竟是,一只悲欣交集的骆驼。

俞敏洪:一只悲欣交集的骆驼

俞敏洪:一只悲欣交集的骆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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