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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月入1000元家庭的孩子

本文作者: 2个月前 (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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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月入1000元家庭的孩子

在中国,有6亿人月收入仅1000元,这个数字戳痛了许多人。

我们常常对数字敏感,却又对数字背后的每一种生活不太敏感。

今天是儿童节,就说说孩子吧。对一个出生在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来说,比眼前的贫困更让人担忧的,是横亘在前的教育鸿沟。

疫情发生后,全国各地都上起了网课,一些贫困学生的家庭状况,也因此显露出来。湖北武汉的一名初一学生,为了找到一个信号好的地方,跑到山顶自己搭了个简易棚;河南邓州一名初三女生因为没有手机上网课服药自杀,好在抢救后脱离危险。就在几天前,湖北宜昌一个小女孩在父母的卤菜摊子下学习,网友称她为“案板下的女孩”。

这些令人唏嘘的故事,不止在社会新闻里。

有一天,我在朋友的办公室桌上,看到了一些孩子们写的信。3月底,他们公司响应中国扶贫基金会启动实施的“益学堂”项目,给湖北省三市四县的贫困学生捐赠了8185台平板电脑和流量卡。这是孩子们收到礼物的回信。

孩子们写的句子没什么修饰,但却自有动人力量。朋友告诉我,他们也很感动,准备持续跟进和帮扶,问我对这些孩子的故事感兴趣吗,我说当然。

“读书,是所有贫困生唯一的出路,”13岁的小媛在信的最开头就礼貌道谢:“我代表我的爷爷奶奶,感谢您对我们家的帮助之恩。”

之所以说代表爷爷奶奶,是因为她没有爸爸妈妈。在信里她也不避讳这点:“父亲早在我3岁时因车祸过世,继而母亲改嫁,后生了一儿一女,过得也算美满。”

小媛现在读初一,已经能领会,是父亲车祸去世这件事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说起父亲的逝世,小媛说:“很可惜啊。爸爸当时很年轻吧。”

她的父亲是1982年生人,出事时才28岁。出事时,他骑着自行车去工地,被一辆公交车撞倒。据小媛的姑姑说:“一大早,还不到7点钟。人当场估计就不行了。送去医院后做了抢救,没救过来。”

小媛姑姑还告诉我,父亲身故后,小媛家中失去一大收入来源,加上赔款微薄,经济状况一落千丈。

那时小媛才两三岁。父母在武汉务工的时候,她由家里老人带着在老家生活。父亲出事后,她的母亲不到一年就改嫁了。改嫁时母亲本想带走小媛,但爷爷奶奶怕小媛到继父家受委屈,大人们商量后,决定让小媛继续跟着老人生活。

“小媛那个时候还太小,她还不知道怎么叫难过。等她长大了,可能就会越来越有一些了解。”小媛的姑姑叹气。

不出孩子姑姑预料,小媛说,长到上学的年级,她开始感受到自己和其他小朋友不一样。“最明显是在过年的时候。平时好多小朋友爸爸妈妈也不在身边,但是过年的时候他们回来,然后我就没有。”她很懂事,从来没有和爷爷奶奶提过她的难过,“省得让他们伤心。”

小媛知道妈妈嫁去了40多里外的另一个村子。这几年,妈妈很少来看她,她想妈妈时,只能主动去找妈妈。她的姑姑家离母亲家近,每次过去,姑妈就会约小媛妈妈出来,让娘俩见一面。但去年小媛的生日过得遗憾:“我8月25号过生日,她就给发了微信上200块钱的红包,也没说来看看我。”小媛安慰自己说:“可能她有事情吧。”

回信里,小媛提及了年过花甲的爷爷奶奶的辛劳,其中有句话一下触动了我:“他们思想保守,常常不接受别人的帮助,等他们开口借东西,必定是真的在低谷。”

爷爷奶奶在学习上没办法帮小媛太多,更多的,是为她提供生活上的照顾。孩子的姑姑说,孩子爷爷身体不好,两位老人仍坚持自己照顾小媛,没让孩子姑姑插手。随着老人日渐老迈,孩子姑姑已经做好了接手照顾小媛的准备。

让姑姑欣慰的是小媛的成绩。“以前读小学,每次考试都在前3名。现在初一,人数更多了,在班里也在前10名。”

疫情发生后,老师通知,课堂教学改为用视频软件看直播课,还会拍下练习题,发给学生们作答。小媛最开始用的是姑姑几年前给她买的旧手机。家里网络不稳定,老师说话经常断断续续听不见。老款手机内存小,每次进入页面都很卡,屏幕很小,看久了眼睛疼。小媛就这么坚持用着,从未抱怨过。

即便这样,小媛也对自己要求严格。有一次在线上晚自习,语文老师抽查背书,第一个就点到小媛。小媛没有准备,大脑一片空白,只背出了前两句。上课前,小媛明明已经把诗歌背熟了。但是老师点名后,她还是有些紧张。她为此懊恼了很久:“天呀,大脑一片空白。被问住了。被考倒了。”

下课之后,她平复心情,重新开始背书,同时用手机录下来,直到录下一段完整的背书视频,发给了老师。

在家上课,最大的烦恼是见不到小伙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村里封村,他们连家门都不准出。后来慢慢放开了,村里才能比较正常地走动。她也和隔壁一个“滞留”在村里的小伙伴结成了友谊。“她可逗了。”小媛说,对方本是寒假回老家见爷爷奶奶,结果因疫情被困村里,回不去了。

两人住得近,想玩的时候,对方就会跑到小媛家窗户后面叫她。

4月2日,小媛拿到捐赠的平板电脑,由学校老师送到她家里去。新平板到的第一天,小玩伴就注意到了。“她也有个平板,但是不知道是什么牌子,没听过。她看见我的平板就很羡慕,说我的是大品牌的。”

拆开平板电脑的时候,小媛看到了一起寄来的物件里,有一封来自捐赠人——自称是“60后”大朋友的信。看完后,她当晚就给“大朋友”写了封回信:

“读书,是所有贫困生唯一的出路。所以争做品学兼优的学生是我不懈的追求,我也甘愿为此做出努力。”

“爷爷奶奶年纪大,没能力出去打工,而我也没有理由去抱怨,因为他们尽到了自己应尽的职责。学习之余,家境仿佛是一个无形的包袱伴我左右。”

“有时候我很害怕,因为爷爷奶奶不会陪我一辈子,他们也会离我而去。但是,现在我不怕了。”

11岁的小萌很可爱。她在信里写,很久以前她就希望有一台平板,但她没抱希望,因为“我是留守儿童,爸妈都去广东打工了,一年工资都还没有6万”。她知道父母收入不高,从来没提过想买平板电脑的愿望。

湖北省大悟县是革命老区,这两年才摘掉贫困的帽子。

我问她,你怎么知道你父母一年能挣多少钱?女孩脆生生地回答,“我奶奶天天在家说呀!”

小萌的父亲从女儿出生开始一直在外地务工。最早,他是一名泥瓦工。砌砖、抹墙,横平竖直地干,起早贪黑赶工期,一个工程连着下一个工程,从年头做到年尾。后来,他跟着老乡去了广东,在东莞一家灯具厂,上了流水线,鲜有假期,更没有双休日。

小萌的母亲起先在广州打了几年工,之后和丈夫在东莞会合,进了同一家工厂。

小萌的父母每年过年回一次家。如果这一年到头没大事,也就这一次。春节时他们会请个假,在家多待几天。但再长,也没像今年这样,待了整整两个半月。

父母都在家时,小萌很兴奋。她5岁的时候就提过一个愿望:“我希望爸爸妈妈一年最起码回来三四次吧。但是他们没有按时完成。爸爸最多的时候也就回来两次。”

孩子的想法和大人不同。小萌的父亲感觉到了压力,有几晚彻底失眠:“发愁啊,没工资。”

3月25日凌晨,湖北省正式解封了武汉市以外的离鄂通道管控,大悟各个离鄂通道口随之开启。第二天,小萌的父母就坐上了去东莞的大巴车。

疫情期间,小萌的父亲认真想过,要不干脆在老家找个工作。他看过不少青春期孩子的社会新闻,好多都说到了留守儿童的问题。他担心老人难管孩子,也不想让小萌没有父母照顾的委屈逐渐变成一种平常。他请人帮忙打听工作机会,最后还是因为工资低,没法养活一家人,只能在解封后,第一时间和妻子回了东莞。

小萌的父亲早上7点多起床,在路上随便吃点早餐,步行10分钟,8点前到厂里。一直工作到12点,才能走出车间。中饭休息一会儿,然后进厂一直工作到晚上5点半。吃完晚饭后是加班。每个月,只有两天休息。

每周末的两个晚上,他们会去附近公园走一走。在东莞工作三四年了,小萌父母从没去过市里。去市里太远了,坐公交车都要3个多小时。

他们的想法很朴素,每处理一个零件、每工作一天,就多攒一些钱。小萌的父亲说,他的情况很常见,同学、朋友中,男性很少留在老家:“谁不想离家近呢。如果能养家糊口,谁都不愿意出来。”

我问小萌知不知道父母在哪儿工作,小萌说,在一个叫“东宽”的地方。

在老家,小萌姐弟一直由爷爷奶奶照顾。疫情之前,老师要求到学校早读,为了不迟到,小萌每天6点起床, 6点半去学校。到学校后,早读一会儿再吃饭。中午,爷爷骑着小电动车来接小萌姐弟俩。有时候姐弟俩放学时间不一样,爷爷还要接两次。

疫情之后,小萌开始上网课,她很珍惜每节课,每次上课前还会“规定”弟弟不准乱跑打扰她:“我在我的房间里面,上网课的时候把门一关。我说了,谁都不许进来。”

姐弟俩也慢慢培养出了新的默契,小萌能把大姐姐的角色扮演得很好。她会监督弟弟。弟弟在客厅上课,小萌课间会到客厅看看弟弟有没有认真学习,还会给弟弟录视频。“如果他不专心,我就罚他的钱。”

说是罚钱,其实是从左口袋到了右口袋。每个月,小萌会给弟弟一些零花钱,那些钱,来自她每个月辅导弟弟写作业,奶奶给她的30块钱。

父母走后,小萌和弟弟上网课成了问题。小萌读五年级,弟弟读一年级。之前,她和弟弟各自用父母的手机上网课,父亲还能辅导她功课。

父母准备离开前,家里人商讨了半天,最后决定让小萌拿着奶奶已经不太灵光的智能手机上课,弟弟则用家里的电视联网上网课。电视一开始连不上网课,最后问题解决,“还是我在电视上给他(弟弟)找到了一个学习软件”,小萌得意地告诉我。

小萌想要个新手机,但她没有开口。她一直记得父母的工资数,“6万”要养一大家子人,要还外债,电子产品动辄几千块,她不能开口去要。“平板电脑也不便宜。爸爸妈妈在外面过得也很辛苦。不买。”

直到有一天,小萌在新闻里看到了家乡大悟的好消息。“说有好心人要给大悟的贫困学生一人一个平板。” 就在那天晚上,老师叫小萌去她家里拿平板,小萌兴奋了一晚上,没睡着。

我给小婷打电话,接的是一个男孩,说着我听不太懂的方言。费劲地沟通了好久,我才明白这是小婷7岁的弟弟。他告诉我,姐姐坐车去武汉看病了。我问他姐姐什么时候回来,他说要到晚上8点。

8点半的时候再打过去,还是小婷弟弟接的电话,他说姐姐今天不回来了,就直接挂了电话。

我给那个号码发了短信,说明来意。过了10分钟再打过去,一个女人接了电话,是小婷的妈妈,她忙不迭道歉,说刚看到我的短信:“我刚才在洗碗,手上湿湿的,我就让他接,他也说不清楚。我都教育他了,陌生的来电要问清楚是找谁的,干什么,不要随便就挂掉。”

小婷的母亲解释说,小婷1岁的时候烫伤了左脚:“我们当晚就送孩子去市里的医院了,在那儿住了1个月。”但是,小婷的脚上还是留下了一大片疙瘩,不仅不美观,还常带给小婷针刺一样的疼痛。

“她只要一说疼,我就十分紧张”,小婷的母亲说,她一直想找机会带着女儿去大医院看看。这次疫情解封之后,小婷在武汉务工的舅舅回老家,就说要带外甥女去看病,这就把小婷带去武汉了。

马上要夏天了,小婷却穿不上其他小伙伴们穿的短裤和漂亮裙子,她最短的裤子是9分裤。

我说,就算有疤痕,露出来也不难看。

小婷的母亲跟我解释,主要是不想让小婷腿上的疤晒太阳:“现在还是白色的印子,怕晒成黑色的。”为此,她听了一个土方,经常拿红红的老苦瓜,连皮带渣地,用来给小婷按摩腿。

小婷的母亲对女儿很内疚。小婷1岁时脚被烫伤,她觉得说到底也是大人的疏忽。“她在床上爬来爬去,床边放着要冲奶粉的暖水壶,她给碰倒了,哗啦一下全翻在她脚上。”她大哭说,当时小小的孩子可能都痛得没意识了,呆了好一会儿才大哭出来。她也不知道要赶紧拿凉水冲,只是抱着孩子就要往外跑,去了村医院,再找车,往市里的医院送。

多年来,丈夫外出务工,小婷的母亲则在家务农、照顾老人。除了两个孩子、还有几个老人。

5月,疫情得到控制、复工复产之后,刚好赶上了农忙。

因为疫情没有开学,小婷的母亲担心姐弟俩独自在家的安全。出去干活的时候,只能把姐弟俩锁在家中。“至少外面的坏人进不去。”她趁着孩子还没醒、天还没亮就出发干活,只为了早点干完活回家陪伴孩子。

这些年村里一些人外出打工,家里的地闲置了,她包了一些这样的田:“帮他们种,每年给他们点儿油。”

村里只有小学,以后,姐弟俩得到镇上、县里念中学。“那就要在镇上租房子了,租房子一年至少也要3千块钱了。”这多出来的3千块钱,还不知到时如何创收。

好在小婷很懂事,也很知足。她在回信的开头写到:“我生活学习在一个偏僻的小山庄,虽然偏僻,但却温馨,这里(有)和我一起学习的小伙伴们,还有和蔼可亲的老师,我爱爸爸妈妈。”

在家的日子里,电视看坏了,找不到人修,因此姐弟俩很久没有看过电视。后来学校上网课,姐弟俩就一个手机,天天抢来抢去。母亲说,小婷大一点,让她多让着弟弟一点。

3月份,小婷的老师上门送平板电脑。小婷很开心,但已经学会“让着弟弟”,弟弟先用平板学,小婷用平板看回放。

“我大,然后我就要让着他。”小婷已经学会了站在大人的角度思考问题。

这只是上百封回信中的3封。

信的落款五花八门,有按照来信回复“大朋友”的,也有称呼“杨爷爷”“杨叔叔”“杨总”的,实际上,说的都是联想集团的杨元庆。疫情期间,他个人出资1000万元,第一个响应中国扶贫基金会发起“联想益学堂”,让8185个湖北的贫困孩子用上了平板电脑。

朋友在联想公益基金会里做项目志愿者,他负责整理来信。除了这些真实的故事,他更希望大家知道以下这几组数字:

根据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在疫情期间的调研,能按时上网课的农村学生才刚刚过半数,这一比例显著低于县城的80.1%。

相比网络,个人电脑对农村学生来说更“稀有”,比例仅为7.3%,而75%的县城孩子拥有2-3个网课设备(手机、平板或电脑)。

影响不止于此。

知乎上有人贴出了2019年中国社科院的一份报告,报告调研了数十个国家的数据后发现,个人PC渗透率和GDP在统计学上“显著相关”。一个国家PC渗透率每增长1%,人均GDP约提高3.89%。

——中国个人电脑渗透率只有20%,而发达国家普遍在70%左右。“6亿人月收入1000元”,冰冷的数字确为事实。

但我也在孩子们这看到了希望。

从经济上说,这些孩子其实是可以“顾影自怜”的——他们大多没有很好的家境,甚至很多算得上糟糕;他们中有很多是留守儿童,父母常年不在身边,年迈的老人在照顾着;还有一些父母身患残疾失去了劳动力,甚至还需要孩子们在很小的年纪反过来照顾他们。

但是没有。我看到他们的朋友圈,他们会追星,有自己的爱好,会发乡村的种种美景,会发美食。网络给这些孩子打开了一扇窗户。他们只是地理位置上和同龄人有距离,心理上并没有。

我和朋友加了这些孩子们的微信,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些信从湖北寄到北京,谁出的邮费?我们问孩子,他们都说没有多少钱。坚持转钱给他们,转多了他们也都给找了回来。

无一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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