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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发财梦终于醒了

本文作者: 6个月前 (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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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发财梦终于醒了

1

保安村四面环山,西边流过一条河。村里的房屋背靠着这条河一字排开,家家户户门都朝东,门前是一大片种植水稻的洼地。南方喜雨,每年到了雨季,天就开始嚎啕大哭,常常一发泄便是四五天。河水暴涨,越过岸堤摧毁村里的房屋和庄稼是常有的事。

父亲婚后从爷爷那儿分得了一亩洼地,没遇上天灾人祸,收成好,我们一家人就能吃饱。遇上洪水淹了庄稼的时候,我母亲便不得不放下脸面,找邻里借米度日。

1995年,洪水又来了,母亲似乎受够了这种看天吃饭的日子,怂恿父亲以没钱买小猪为由,从银行贷了一笔钱。靠着这笔钱,我们一家人从农村搬到了市里,踏上了一条未知的谋生之路。

我大伯是全家最早离开村子的人,他在市里蹬黄包车(人力三轮车)搭客,已经扎下根来。因为家里穷,父亲没有上过学,识的字十个手指数得过来,他只能学大伯,也买了一辆车顶有帆布的黄包车。

尽管每天蹬车累得双腿发抖,但是付出与收入是成正比的。半个月后,父亲挣回了买黄包车的钱,母亲毫不犹豫又买了一辆新车——那时候,城里人没必要卖苦力,农村又没有几户人家能拿得出买黄包车的钱,市里蹬黄包车的人不多,竞争少,就有得赚。

每天凌晨5点,父亲便起床生煤炉,熬上一大锅粥,接着去菜市场买固定的菜:5元钱的猪肉和1元钱的菜心。猪肉一分为二,一半剁成肉糜倒入滚烫的粥里熬煮5分钟;另一半切成片,留在晚上与菜心同炒。父母快速吃完早餐,便蹬着各自的黄包车出去搭客挣钱了。中午他们不回家,我和哥哥饿了就吃那锅粥。当橘黄色的夕阳洒在人身上的时候,我和哥哥就坐在家门口等,等到夜色越来越深、我们紧挨着也看不清对方的脸时,父母就到家了。

一年后,市里引进了一种带马达的新型黄包车。司机只需要扶好车把,右手轻扭油门,车便像一头强壮的公牛向前冲。大多数乘客,都愿意坐这种新车。

马达黄包车也有“弊端”。除了售价高,每年要年审、交上路税和保险费,每天还要买汽油给它吃,伺候它的零件。偶尔脾气上来,车子还会罢工,推去修车店一修就是两三天。有时好不容易修好了发动机,减震钢板又断了,换一块新钢板要几十元。

在其他黄包车司机还在犹豫的时候,我母亲迅速以低价卖掉了一辆旧车,买回了一辆马达黄包车给父亲开。母亲初中文化,看得远一些,她觉得车子跑得快,意味着花同样的时间可以载更多的客,挣更多的钱。

父亲就是在同行犹豫的时候挣得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桶金。

离开农村不到一年,我家就买了电视机、洗衣机、DVD机及一套5000元的音响,似乎和市里的富裕人家没有什么不同了。也是在这一年,我和哥哥收到了人生当中父母给的第一个大红包——360元。

以前过年的时候,父母只会给别人家的孩子发压岁钱,有时候我和哥哥收了长辈给的红包,也要交到父母的手上。拿着大红包,我怯怯地问母亲:“我可以花这笔钱吗?”

“可以是可以,但是我希望你不要乱花钱。我希望你把每年的红包存起来,留到有需要的时候用。”

拿着这笔钱,我感觉自己像个暴发户,在街上疯跑,最后来到一家小卖铺前,把看上的鞭炮都买了一份。

年后,父亲担心我把钱花光,就带着我和哥哥去银行。从此,我有了自己的账户,密码是父亲设定的:168888(一路发,发发发。)

2

见能赚到钱,没过多久,市里越来越多的人开起了黄包车。车子多了,乘客开始讲价,为了五毛一块的,能磨上半天。一些车主为了得到生意,不得不妥协。

父亲非常讨厌乘客讨价还价,觉得那些面目实在是尖酸刻薄。他做这行完全是为了填饱家人的肚子,见家境渐渐好了起来,他就想另寻出路,不想开一辈子的黄包车。

1997年春节,父母带着7岁的我和哥哥到亲戚朋友家拜年,想打听一些赚钱的门路。作为客人的父母,总是当着主人的面,对我和哥哥讥讽一番——他们觉得贬低自己的孩子抬高对方的孩子,才能拉近关系。

在众多亲戚中,混得最好的当属我的姑公李海,他是市农业办公室主任。听说每年春节过后,他家收的好烟好酒都会被我姑婆拿到商行卖掉,一年光卖这个,就有近10万的进账。

那次去李海家,父母带的是当时在电视上打广告打得最火热的礼品,仿佛拿出不知名的礼品便是失礼。他们给李海的孙子孙女、外孙的红包都是100元起步的,而李海回给我和哥哥的红包只有50元和10元。连我这个小孩都知道,这种做法不合我们当地的礼数,便觉得李海仗着自己身份地位高,故意欺负我的父母。我不高兴,但又不敢表露出来,怕坏了父母的大事。

在拜年的寒暄结束之后,父母委婉地向李海打听赚钱的门路,没想到李海不仅没有敷衍,还大方地透露了一个“育苗扶贫”的项目,甚至向我父亲抛出了橄榄枝。

父亲激动得无法言语,全身都在颤抖。他个子不高,1米6不到,又黑又瘦,但他的国字脸显得特别硬朗,微凹的眼眶里,眼珠子又黑又大,显得特别的精神。他觉得,自己送的礼物真的发挥了作用。

我们所在的市是广东省最穷的市,四周是连绵不断的山,当时高速公路不通,为了扶持本市的经济,省政府就拨款百万,鼓励农民育苗。市农科所需要200万株白果苗与板栗苗,育苗时间是3年。3年后,果苗高度达到50公分,粗度达到0.6、0.7公分,农科所就会以3.8元一株的价格收购;果苗高度达到60公分,粗度达到0.8、0.9公分,收购价格就会涨到4.8元。

买树苗的资金由农科所垫付,苗育成了,再从农户的收益中扣除。父亲考虑到自己的资金有限,只承接了100万株,另一半,李海给了李同——他和我姑婆同村,也沾亲带故。

与农科所签订合同后,父亲就把家里那辆旧的人力黄包车卖了,和李同在农科所里承包了田地,各育各的树苗。农科所里的地一亩的年租金是300元,父亲承包了23亩。

此后,父亲全身心投入到育苗的项目中,养家的重担及育苗场的开销就全压在母亲一个人的身上。每天天没亮,母亲就骑着马达黄包车出去搭客,赚的钱放在一个没有锁的抽屉里,方便父亲随时取用。

当真正做了起来后,父亲才发现苗场的开销就像一个无底洞,种植、嫁接、浇水、施肥、喷药……样样都要钱。于是,母亲开黄包车的收入,大部分都投进了苗场。

1998年过年,父母只给了我和哥哥10元钱的红包,我赌气不接,哥哥大骂我:“不懂事,讨人厌!”我却认为是父亲不懂事,把我当成叫花子了。看见别人家的孩子新年穿新衣、戴新帽,我难过地哭了起来。

新春过后,家里的情况并没有好转。市里的黄包车越来越多,一度导致交通堵塞。交通局出了管理措施,黄包车开始按车牌尾号单双分开出行。

母亲的马达黄包车的车牌尾号是单数,为了增加收入,母亲在双日的时候会趁着交警下班,开黄包车溜到街上搭客。她既怕被抓住开罚单,又要遭受同行的冷眼。

南方一年四季都有下不完的雨,乌云总霸占着天空,就像穷人舒展不开的眉头。

从这一年起,我和哥哥不仅只有两套衣服替换,学费还得拖到报名日的最后一天交。当我伸手问母亲要学费的时候,她的鹅蛋脸上没有表情,什么话也不说,只是默默地把黄包车开出去。天黑回来时,家里空荡荡的桌上就会多出一叠皱巴巴的钱。

尽管如此,家里的钱还是不够用。父亲不得不低声下气求店家把农药、化肥先赊给他。接着,他发不出工资,只好哭丧着脸向工人们保证:“两年后,等我拿到钱,第一时间先给你们发工资。”

父亲没有文化,字都不认识几个,但他为人老实,口碑好,经中间人担保,工人们都同意先干活,两年后再结算工资。和我家不一样,工人们都有自己的主业,来苗场打零工是为了打发时间,不靠这个生活。

不知什么时候,我和哥哥存在银行里的红包钱都被父亲偷偷取出来用了。

3

2000年,约定的交苗日期快到了。我家的这批果苗的长势很好,达标的有70万株左右。父亲仔细算了,扣除所有成本,至少能拿到80万。他兴冲冲地去市里转悠,看中了新建汽车站附近的门面,10万一个。

父亲说,他曾暗暗发誓:我要将这排门面全买下来当包租公!每个月舒舒服服地坐着都有钱进袋……

终于到了交苗的那一天,母亲想跟着父亲一起去。父亲嫌母亲多事,说:“这是男人的事,你一个女人家,瞎凑什么热闹?”

母亲气不过,只好在家等消息。

白天,尽管母亲像个没事人一样买菜、做饭,但她一直沉默着。从清晨等到夜幕降临,父亲没有回来,家里的电话也很安静。母亲变得不安起来,有些莫名的暴躁。

半夜,我睁开双眼,透过房门下的缝隙,朦胧地看见客厅的灯依然亮着。窗外一片漆黑,我担忧母亲,也挂念父亲,就爬起来走到房门口,发现母亲还坐在电话机旁,手里不停地织毛衣。

“妈。”我叫了一声。

母亲抬头望了我一眼,没有回应,又低下头继续织。见她不吭声,我就知道父亲还没回来,她心情不好,我不敢再出声,抬头望了一眼墙上的挂钟——凌晨3点了。

再次醒来,天已经亮了,我赶紧爬起来跑到客厅。刚出房门,我就看见父亲坐在饭桌前,双眼血红,神情疲惫,他抬头看了我一眼,又立即低下了头。母亲坐在他的对面,气势汹汹,吓得我什么都不敢问。

直到很久以后,我才知道交苗那天发生了什么,这件事大概是我父母心中永远的痛。

那天,李海叫了一批人将农科所的大门口围了起来,把两份写着已经结清款项的合同摆在李同和父亲的面前,又往桌上扔了两包用报纸包着的钱,说李同拿9万,我父亲拿7万。

“不签,谁也别想出这个门口。”李海说。

父亲这才明白,李海是想把他们育苗的钱私吞了。他气愤、害怕,又不愿意妥协。双方从早上9点一直耗到了晚上6点。

“签字,马上拿钱滚蛋!不签的话,一分也得不到!”

父亲憨厚老实,是个没主见的人,他多次问李同:“你签不签字?你不签字,我也不签字。”

父亲和李同曾是死对头,过去的3年里,他们时常在比谁的苗长得高、长得粗。因为我家的苗长得好一些,李同曾用手段把我家的树苗大批弄死,父亲也不敢正面冲突,只是蹲在地上向我示范,如何让一棵小果苗悄无声息地死去。

“你看,手握在小果苗的根部往上一寸的地方,然后左右晃动3下。”父亲晃了李同家的小果苗,然后站起身,露出一丝得意的笑,“这样它就必死无疑。”

可在那一天,父亲和他的竞争对手成了“战友”。

起初,李同赌誓:“打死我也不会签字!”但他终究不是一个有骨气的人,在李海的威逼之下,李同觉得自己好歹比我父亲多拿2了万,也算是赢了。最后他不仅签了字,还怂恿父亲也签了算了。

父亲的压力变得很大,开始担心自己要是不签名,不仅自己的收益拿不到,工人们的工钱都拿不回来。当时,他已经欠了将近8万元的工钱,早就答应了工人们卖了树苗就一次付清。

犹豫再三,父亲在那份合同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你是没见过钱吗?放着80万不要,要7万?7万能干什么?连结工人的工资都不够!你告诉我,你要来干什么?”接下来的几个月,父亲一直被母亲臭骂。

“不签字,连7万也没有。”父亲辩解道。

“没有就没有,不要了,权当喂狗了!”

父亲已经在合同上签了字,证明他已经收到了全款,就算去打官司也打不赢。况且李海在我们当地有权势,父亲害怕打官司不仅要不到钱,还会引来报复。他被母亲骂得狗血淋头,越想越气,一度想买颗炸弹和李海同归于尽——这个想法很天真,想想却也很无奈。

父亲跑去问他的当过兵的朋友吴军那里“买炸弹”。吴军听父亲就着眼泪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完,也恨得咬牙切齿,但他冷静下来以后就耐心地劝父亲:“你这样做等于把你妻子、儿女未来的幸福都搭进去了。你死了以后,谁照顾你的孩子?假如你老婆再嫁,你能保证继父真心待他们吗?”

父亲说,当时他听完吴军的话,脑子里就浮现我和哥哥被“继父”打的场景。尽管难受、委屈,最后他还是强忍了下来。

一夜之间,我们家仿佛又回到了几年前,甚至还不如当初。

开黄包车的这几年,母亲因为饮食不规律,患上了胃病,只能留在家里养病,顺带照顾我们的生活。

这些年,父母几乎把全部的心思都放在挣钱上了。每天我放学回家,等待我的没有热腾腾的饭菜,只有家务活。如今母亲做起了家庭主妇,尽管烧的菜不好吃,但不知为何,我内心竟第一次有了家的感觉。

而父亲的感受并不好,他又开起了家里那辆黄包车。育树苗的3年里,他虽然和工人没啥两样,甚至更累一些,但被人称呼“老板”已经习惯了,如今为了糊口、还钱、在外面受了气,他要忍着。

所以,父亲经常回家就冲我和哥哥发脾气、摆脸色。哥哥不理会,转身回自己的房间。起初,我选择默默地忍受,但久而久之,也学会了逃离。

父亲又把“枪口”对准母亲。母亲可不好惹:“我为这个家开了那么多年的黄包车,你就开了几天,就天天给我们摆脸色看,你是男人吗?”

父亲极度想证明自己,不久之后,他又抓住了一个机会。

不知是谁搭的线,父亲认识了市政府的一个叫罗元的公务员。罗元有一笔钱,想用来投资苗场,但他一没技术,二没经验,就想拉我父亲合伙。他提出自己来出资,父亲负责育苗,苗长成,每卖出一株就给我父亲9毛钱。

两人一拍即合,随后,一家育苗公司成立了。

4

父亲与罗元的育苗公司在平安市,距离我家180公里。合伙的第二年,果苗已经长到可以卖的高度了,母亲担心父亲没心眼,再次被人骗,就把我和哥哥托付给亲戚照顾,去平安市“助阵”了。

父母不在身边,我们反倒觉得自由、轻松。这些年因为生活压力大,父母经常说不上几句话就大吵起来,有时还会大打出手。我的心脏被吓得一跳一跳的,那种坐在门槛上等父母回家的感觉,已经不再回来。

起初,育苗公司生意很好,很多人主动来苗场买果苗。但很快,周围的市场对果苗的需求趋于饱和,慢慢地就没人再上门了。

出售果苗有季节限制,过了春季,卖不出的果苗只能留在地里等待来年。可客户更喜欢买新苗,来年不仅可能被压价,还有可能滞销,于是母亲跟罗元提议:“我们自己挖苗到市场上去卖。”

罗元同意了,但他说:“你每挖一次果苗,除了把果苗的数量写上,还得签个名。”

母亲却担心万一将来罗元使诈,一口咬定她和父亲是偷果苗出去卖,有字据与签名为证,他们就要被拉去坐牢。所以,她说什么也不签名:“我挖了多少苗,可以给你记个数,但是我不签名。”

罗元气坏了,双方矛盾越来越多,罗元真的拿着合同去法院打官司,说我父亲企图霸占苗场——实际上,他想把我父亲踢出局。

父亲六神无主,母亲倒很淡定,她拿着合同去找懂行的人问。人家说:“不用怕,他打不赢你们的。”

最终,法院将苗场判给了我父亲,他补了罗元一笔钱,两人散伙了。

2004年,我们举家搬到了平安市,父亲给母亲开了一家农药店,他自己继续经营苗场。

2005年的一天,父亲接到了李海的儿子打来的电话,他开口就问:“是不是你举报我爸的?”

“你爸怎么了?我要举报早举报了,要等到今天?”父亲否认后,李海的儿子不说话,把电话挂断了。

父亲四处打听才知道,李海年在大年三十那天因贪污罪被逮进去了。后来,李海把贪污的500多万全部吐了出来,又出来了。

得知这个消息,母亲仿佛又看到了希望,赶紧把那两份和李海签订的合同翻了出来,但最后咨询的结果还是令她失望——那笔被李海私吞的80万,永远也要不回来了。

母亲把合同收进衣柜底层的盒子里又保存了几年,一次搬家收拾东西时,它们又重新出现在父母面前。合同每出现一次,父母的心就要痛一次,那次,母亲愤愤地说:“还保存着干嘛?扔了得了。留着看到它,我就眼晕。”

母亲说完,父亲就把那两份合同烧了。

2006年,平安市掀起了拆迁、征地热潮。当时,政府规定一株果苗给予主人30元的赔偿,而市场上一株果苗只卖2到3元,许多人在自家的田地、屋前屋后种满了果苗,靠着这个发了财。

父亲苗场的生意也因此变得非常红火,果苗刚拉到市场,人们不讲价,付了钱抱起果苗就走。

那年,父亲卖果苗也赚了十几万,这是他人生中赚的第二桶金。

父亲掰着手指头数我们在城市漂泊的年头,发现10个手指头不够用了。父亲觉得,我们该买个房子了。

那时,在平安市只需三四万就能买到一套三室一厅,不过这些房子大多位于阴暗潮湿、建筑密集的巷子里。父亲看不上,他选择了一个环境更好、巷子更宽敞的地方,花了8万买了一套房子,三室一厅一卫一杂物间。

我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房间,不用再跟父母挤着睡,也不用再当“厅长”。入住新家后,我时常在夜里做梦笑醒——我们终归有了个家,不再漂泊了。

5

大多数人不喜欢动脑,看见别人做什么赚钱,自己就跟着去做。新的苗场冒了出来,方圆几十公里的苗场主听说平安市征地,都把果苗拉到这里来卖。

2007年,父亲发现两三百株果苗拉到市场上卖了几回都卖不完,价格跌到5毛一株也没人要了,就知道育苗这个行业也走到了掘头路(绝路)。

春天就要过去了,来年更别奢望能将它们卖出去。父亲没有文化,空有一身蛮力,为了不让这个家垮下去,让我和哥哥有书读,他只好另辟新路。

思虑再三,父亲把房子卖了,再加上家里的积蓄,包了一个山头搞果场。他把那些卖不出的砂糖橘老苗都种到了山上,一切安排妥当,便将果场交给我外公看管,然后自己去考了一个B2驾照,花了2万买了一辆农用车。他想着自己平时可以拉着化肥、农药到城市周边的农村卖,抢占市场。

可现实总是残酷的,很多时候,父亲载着满满的一车货物跑了好几个村,也卖不出一瓶农药、一袋化肥。

为了不浪费油钱,父亲经常就算不认识买主也会把货赊给对方。结果等到收账的时候,买主不是跑了,就是耍赖、不认账。面对这样的情况,父亲难受了几天,又听别人说中型货车长途短途都能跑,挣得多,于是他把农用车卖了,加了10万换了一辆中型货运卡车。

每天清晨,父亲开着卡车开到三角市场,那里有一块空地,拉货的司机们会把车整齐地排成一拢,等待客户。去得早的司机,可以把货车停放在最靠前的位置,遇上不挑车的客户,第一辆的货车总是最先接到单。

父亲干了几天就发现,这行并没有外人说的那么挣钱,有时候等几天才能接到一个短途单,扣去油费、车辆损耗费,也就挣一两百。长途单虽挣得多,但单子少,而且很辛苦,还得请一个司机轮流开车,又是另一笔开销。

父亲不喜欢这种被动等客的状态,他的心整天悬在半空,只有接到单,心才能落地。他又产生了换行的想法,但车刚买不久,还没回本,要是这时换行,母亲会骂死他。

运气似乎从父亲赚取到第二桶金以后就开始远离他了,慢慢地飘远了,无影了。他卖掉房子搞的果场,本以为能赚个盆满钵满,结果投进去的钱像扔进了大海,连朵浪花都没见着。所以有事没事,他就会找母亲的茬儿,仿佛只有这样,胸口里的气才会顺一些。

家里的状况又一下子回到了20年前刚搬到城市时的样子:我们租住别人家的房子,仍然一贫如洗。不同的是,父母的心态都变了,那时他们脚踏实地拼搏,而现在心怀侥幸,总是想着天上掉馅饼。

尤其是父亲,他不甘心,如同陷入了魔怔,非要成为百万富翁不可。他的朋友拉他加入传销时,我用“断绝父女关系”来威胁,也拦不住他把全副身家投进去的决心。

父亲在南宁的高档小区租了一间宽敞的房子充场面,装作很富有的样子。几个月后,他没钱交昂贵的房租,不得不退出传销组织,回归到现实的生活中。

从此,父亲变得一蹶不振,他的心似乎死了,只剩下躯体还活着。为了攒哥哥的学费,他开摩的、做水泥工、摆小食摊……

其实,他很早就已经厌倦了做生意,所以哥哥一毕业,他就跑去当保安了。每个月,他能拿到3000来块钱的固定工资,虽不多,但他心里踏实。父亲再也不用担忧别人与他竞争,不用担忧别人和他讲价,更不用忧虑没有顾客上门怎么办。

父亲就像一条因为好奇大陆是什么样而跳上岸的鱼,结果上岸才发现,这里并不适合他生存。他想要回到海里,但无论如何努力,再也回不去了。

父亲的发财梦终于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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