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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最典型的解救拐卖儿童案

本文作者: 5个月前 (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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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最典型的解救拐卖儿童案

2020年3月7日,山东济南市民申军良找到了自己失散多年的儿子申聪。自申聪1岁时在广州增城的出租屋内被硬生生地从母亲手上抢走,申军良和妻子找了整整15年,其间,申军良的妻子因为这段创伤,患上了精神病。

事实上,被拐卖的孩子以及他们的亲生父母所面对的,远非媒体上呈现的那样单薄。当孩子终于被找到、所有与此相关的人都认为诸事圆满的时候,父母与孩子之间的血肉亲情也许将面临外人无法想象的考验。

我曾在一档全国知名的电视栏目做了11年的记者。这11年里,经历过不少这样的悲欢离合。其中最难忘的,就是在警方帮助下,解救的一个女孩。

1

多年前,编辑转给我一封求助信,寄信人叫陈梅。

信中的字体娟秀清丽,信纸上还有几处明显的水渍——看完内容,我推断那一定是她一边写信,一边流下的泪水。

“我和前夫有一个女儿,算起来,她还有27天就满4周岁了。孩子1岁多的时候,我和她爸离了婚。我没有固定工作,没争到抚养权。我每个月在两个城市间坐车2个小时,到原来的家看望女儿一次。但是自从2年前见了她一面后,就再也没见到了。我婆婆说孩子跟着我前夫到外地去了,后来又说她儿子娶了别人搬走了。我怀疑她说了谎。

“我前夫喜欢喝酒、打人,是不是孩子出了什么事?我往他单位打电话,人家说他没辞职,我去单位找他,他就躲着不见我。我更加确信孩子出事了。最近,以前邻居家有个阿姨偷偷告诉我,孩子早让我前夫给卖了,卖给谁她也不知道。我快急疯了,我在原来的家属院堵到了前夫,问他要孩子,他就往死里打我。我杀了他的心都有!孩子到底在哪?是死是活?求你们帮帮我吧……”

随信附了一张孩子的百日照,白白胖胖的小家伙用花花绿绿的被子裹着,一双小小的黑眼睛疑惑地盯着镜头,皱着的眉心间,还点了一枚红色的胭脂圆。

那时候,但凡写信给媒体的人,大都是实在没办法了想碰碰运气。我们每天都会收到很多类似的求助信,大多数都由接待部直接回复了,真正能够做成节目、甚至通过做节目解决问题的,不到1/10。同事们都劝我,别搅进一场骗局里,先等等再看。但我却没多想——那个时代,人们大都还没有绞尽脑汁当“网红”的想法,犯不着用这样的噱头制造新闻。

在信里,陈梅不仅详细地写下了自己的地址和电话,连前夫的地址、电话以及单位信息也都列明了。我按照上面留的电话打过去,一个细弱的女声传来,就像受了惊吓一般不敢放开声音。

听了我的自我介绍,电话那头愣了几秒,声音突然高了:“你是记者?你真的是记者领导?你不知道我这几年怎么过的!我急得快成精神病了!我要我女儿!”她激动地说了这几句,就再也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了,只是一个劲地哭。

就这么过了一刻钟,我们仍然没法进行进一步的沟通,但好歹讲清楚了:我明天就去她家找她一趟。

“明天中午?下午?我让我对象去接你!”说完,她“啪”地一声挂了电话。

从我所在的城市到陈梅家的县城,大约需要4小时车程。没有直达的长途大巴,我和摄像师在附近的一个市下了车,又换了中巴,按照陈梅提供的村子地址,在县长途汽车站问了好几辆黑出租,都没有司机愿意去,这才知道,那是县里最远最穷的村,不仅回程肯定拉不到客人,路还极为难走。软磨硬泡了很久,才有一辆破旧的小面包车勉强同意,“你不知道,那路吃轮胎啊!”司机嘟嘟囔囔地搬着我们的行李说。

车行了快1个小时,我才体会到了什么叫“吃轮胎”——长长的乡间土路上,全是突出的石头,有几段甚至窄到连小面包车都得试探着往前开,还有一次险些掉到路旁的沟里。

在司机不间断的抱怨声中,我们又走了近1个小时,漫无边际的庄稼地地头上才终于出现了一个人影。看见我们的车,那人骑上自行车,迎面飞快赶来。“你们认识他吗?”司机问,看来,这就是陈梅所说的接我们的“对象”了。

那是一个20来岁的年轻人,个子不高,但很敦实。脸膛黑黑的,颧骨很高,脸上露出急切的神情:“您是记者领导吗?”他问,“我在前面领路,快来家!”说完,就蹬上车子,在坑坑洼洼的路上骑得飞快。

村子占地不大,也就是五六十户人家,有几处簇新的平房,大多数还是80年代的老瓦房。面包车停到一处胡同口,就再也开不进去了。我们跟着年轻人继续七拐八弯,到了一处还算周正的院落前。

“陈梅,开门!”还没进院,年轻人便喊起来。紧闭的门“咣当”一声开了,一个穿着新红缎子棉袄、戴着一顶紫红色毛线帽的年轻女子出现在我们眼前。她长得很漂亮,眼睛很大,但红红的。皮肤白皙但粗糙,两颊深深凹陷了下去,两道浓黑的眉毛微蹙,满脸都是忧伤。

“快,快进屋……”她赶紧把我们往屋里让。看得出,她很紧张,想说些什么,但又把话连同眼泪一起忍住了。

院子很大,弥漫着一股浓重的家禽粪便味,几只鹅扑了过来,陈梅忙不迭地吆喝着赶走。院角还拴着一只羊,西墙根立着几个笼子,有几只鸡,还有一只兔子。

进屋的当口,陈梅已经哭得喘不过气来,我实在看得难受,便轻轻地抱住她的肩膀试图安慰一下,没想到陈梅矮小的身体就剧烈地颤抖起来,我从没见过一个人哭起来身体会有这么剧烈的反应。

“那个就是甜甜。”年轻人指着堂屋正中那张放大了的彩照对我们说,“陈梅说,甜甜从小就粘她,还特别爱笑,要不是离婚时陈梅没有钱、也没有固定的住处,这孩子肯定就跟着她了。”对于妻子的婚史,这个老实人倒也不避讳。

听了新婚丈夫的话,陈梅哭得更厉害了。她推开我,缩到墙角处,将鲜亮的红袄背面对着我。在农村,那是只有新媳妇才穿的一种缎面,在阳光下亮闪闪的,上面黄色的梅兰竹菊呼之欲出。

“你们刚结婚不久?”我问。

“对。俺俩说好了,先找到大妮儿,再要孩子。要是陈梅担心要了孩子大妮儿受委屈,俺就不要了。”顿了顿,年轻人又说:“陈梅说,甜甜左脚脖子有个蚕豆大小的胎记,很圆。”

陈梅离婚后,找到市里的一家纸箱厂打工,两人在工厂里相识。年轻人说,谈恋爱时,陈梅就和自己说了孩子被拐卖的事,他也有过犹豫,但看着陈梅天天以泪洗面,还是决定帮她先找孩子,陈梅对此一直很感激。结婚后,两人决定辞职回家。眼下,家里的收成主要靠种地,陈梅在院子里喂些家禽,并不能贴补多少家用。

“你就没有报过案吗?”我问。

“报过啊,我说孩子被拐卖了,但人家说得要证据。我这种道听途说不能立案。”陈梅又着急起来。1年多前,陈梅苦苦寻找孩子不得,决定报案,又担心被前夫知道,就用路边的公共电话打了110。这个电话自然也没法继续联系到她。

“对了,陈梅去过居委会,居委会也有人去了解这事,但那个畜生死活不承认。”年轻人也补充道。

通过陈梅断断续续地描述我才得知,她和前夫是在市里一家建筑公司认识的。当时陈梅是公司的临时工,前夫是小组组长。自从结婚后生下女儿,前夫便家暴不断,很快又有了新欢,听说“就是想要个儿子”。

天渐渐黑了。司机有些不耐烦,不停地在院门外转来转去。我和摄像师商量之后,决定带陈梅去城里,明天就陪她去报案。

“啊呀!那可太好了!你们真是救苦救难的菩萨啊!”年轻人开心地说,陈梅的眼圈也红了。

回到县招待所,天已经全黑了。寒风刺骨的夜里,整个楼只有两三个窗口亮着,房间里有浓浓的霉味,夜里居然还有人想撬门而入,被我一嗓子吼走了——这全得感谢陈梅睡在我身边——她不停地辗转反侧、悄悄地叹气,长长的夜里,几乎没有一刻停歇。

2

第二天早上5点多我就醒了,陈梅居然早就坐在床边等我了。

“对不起,昨晚吵着你睡觉了吧……”她一迭连声地赔着不是,继而又缩到了墙角。

早饭很简单,白煮的鸡蛋,白粥馒头和咸菜,陈梅怯生生地坐在椅子边上,我很担心她会摔到地上。她说自己吃不下,筷子都没有动。

不到8点,车到了县公安局大门口。我拉着陈梅和摄像师一起到值班室登了记,表明了身份、也说明了来意,陈梅却突然紧紧拉着我要往门外走,“我没进过公安局,咱不去了吧?咱们自己去找吧?”她紧张得声音都颤抖了。

我还没来得及劝她,就有几个身着警服的人从办公楼里走出来,站在大门口。

“您是xx台的张记者吧?”走在最前面的中年男子开口问我,他个子不高但非常结实,眼神犀利敏锐。他说自己是县刑警大队扈队长,身后两名警员,一个是办公室主任,还有一个是刚刚分配来的一名大学生。简单沟通后,警方很快查到了1年前陈梅的接警记录。

出于办案需要,扈队长需要将陈梅带到询问室进行询问。陈梅显然非常紧张,但又有些期待。

“去吧,说清楚所有的细节,所有的。”我叮嘱她,“记住,你是孩子的母亲。这里是公安局,他们才是最能帮助你找到女儿的人。”我看见陈梅要哭,但又生生忍住了。她什么都没有带,口袋里只装着那张女儿的百岁照片。“给你们!”她一边走一边从贴身棉袄里面掏出那张照片递给扈队长,“我女儿的照片,我就这一张,她长这样!求求你们,帮我找到孩子!我要我的孩子!”她哭着走进了询问室。

接近11:30,扈队长陪着陈梅出来了。看得出,她狠狠地哭过,两只眼睛已经像桃子一样肿得睁不开了,但面颊绯红,似乎还有些兴奋。她跑过来,带给我一个着实让我也十分兴奋的消息:“他们说现在就去找我孩子,还让我也去!”

“对了,他们拿走了孩子的照片,你能帮我要回来吗?”她又着急地说。

我正琢磨事情到底是不是如她所说的进展如此之快,扈队长面色凝重地走过来,说根据陈梅提供的详细信息,案子已经有了线索,“现在正组织力量准备过去,路上我们会继续与当地派出所联系,但线索是不是准确、孩子能不能找到,这都是未知数。因为孩子距离被拐卖已经1年半的时间了,样貌会有很大变化,所以我们需要带着当事人陈梅一起去。但是路途遥远,也很危险,您就不要去了。”

我和摄像师交换了一下眼色,肯定地说:“如果警方允许,我非常希望和你们一起去。”

“这是执行任务,不是别的。”他再次重申。

“我知道。但我们不会是累赘,况且,陈梅和我也熟悉了,可能还有点用。”我试图用玩笑缓解当时的紧张气氛。这个当口,陈梅也抓住了我的手。

扈队长犹豫了一下,再次电话请示,最终同意我随车前往。

等我们下了楼,一辆中巴警车已经在门口等着了,车上4名全副武装的警察整装待发,其中2名是女警。为了拍摄方便,摄像师坐在司机旁边的位置,我坐在靠门一排的单座上,扈队长坐在我的前面,陈梅自己选了车最后一排的一个角落。此时,她的脸色已经褪去了刚才的绯红,白里泛青,嘴唇是黑紫色。

这是我第一次和警方一起执行此类任务,却并没有太过紧张——事后想想,可能一是急于知道结果,便忽视了执行任务时可能遇到的危险——或者说,那时的我根本不知道会有什么危险。

路上,扈队长不停地接打电话。他的声音很小,语气简洁,听不清在说什么。车上没有人说话,我试图和一个女警搭讪,碰了钉子,讪讪地回过身,望向窗外。大片的庄稼地掠过,很久都见不到一个行人。

1个多小时后,扈队长的电话再次响起,他简单地“嗯”了一声,便挂断了电话,回身问我:“张记者,您饿了吗?抱歉没来得及买盒饭。”我看到他的脸色有些缓和,赶紧问:“事情有进展了吗?”

“是的。已经基本可以确定,这个家的女孩就是陈梅被拐卖的孩子。但我不能告诉你太多。”

没有人再说话。陈梅晕车非常厉害,车里只有陈梅不停呕吐的声音。中途,警车不得不停在路边,等她缓一缓,再继续赶路。

3

穿过两个城市,途径各种国道、乡村公路,我们到达目的地已经是下午3点多了。从一条宽阔的沙土路上拐过弯,我们来到一个占地非常广阔的村子,整齐的灰色瓦房连成一片。等车行到村头,扈队长突然喊了一声:“停车!”

几名警察下了车,留我们三个在车上。他们似乎在布置什么任务,扈队长的双手不停地比划,不时有人插话。几分钟后,他们上了车,谁也没有说话。又过了一会儿,警车开进一个大铁门,在一个大院里停了下来。两名当地的警察从屋里走了出来,大家打了招呼,迅速走进一间会议室。我也跟着下了车,看见铁门旁挂着“**村村民委员会”的牌子,一排靠北的屋子门楣上,分别钉着“主任办公室”、“户籍科”、“会计科”等小木牌。

随行的几名警察并没有从会议室出来,只有扈队长和一名当地警察走进“主任办公室”,很快,一名村民打扮的人从屋内跑出大门。

“张记者!”扈队长在屋里叫我。我快步跑过去,快进屋时想起陈梅还一个人在车上,又返回去叫她一起下来。

“因为有村委主任的支持,我们找到了这家人。平常这家人不一定在家,老人在邻村,他们常常串门。咱们来之前,村委主任已经找人悄悄打听到,一家人都在。如果没人走漏风声,那么,我们会以排查户口的名义把全家人都叫来。也只有这个办法能让大人带着孩子来了。刚才已经派人去叫了,如果能来,那就是我们的幸运。”

听扈队长这么安排,我才开始有些紧张,身旁的陈梅已经筛糠般地抖了起来。

“孩子过得咋样?”她颤着声音问。

“一会儿你就看到了。”扈队长继续说,“如果经确认,信息都对得上,请你迅速上车,我们尽快离开这里。”

“不能采访一下买孩子的人吗?”我问。

扈队长和村委会主任同时脱口而出:“不能!”

“你们要抓住他们!”陈梅悲愤地小声喊。

“现在最重要的是救出你的孩子,不是吗?”扈队长又对陈梅说。

老主任面相和善,可眼下,也因为激动而有些扭曲:“你是孩子的亲生母亲吗?你是怎么带孩子的?你怎么能让孩子遭这个罪?叫了好几年的爹娘成了罪犯,孩子能接受吗?你也是罪犯!糟蹋孩子的罪犯!”

陈梅哑口无言,突然有些垂头丧气。她顺着墙角慢慢蹲下来,不知所措地看着屋里的每一个人。

没过多久,一个人推门而入,紧张地喊了一声:“来了!”几个人迅速从屋里出去,我和陈梅被留下。我把摄像师留在车上,自己手握一台小型摄像机。

“我陪你看孩子去吧?”我试探着问。陈梅摇摇头,她站起身往窗外到处张望,脸色苍白,嘴唇又变成了黑紫色。“你女儿近在咫尺,你咋了这是?怕什么呢?”我有些不解。

陈梅却什么都没说,一只手去摸放照片的衣兜,大概是一下想起照片不在,又触电似的把手抽了回来。接着,她做出了一个让我震惊不已的举动——陈梅伸手狠狠地扇了自己一耳光,蹲到地上痛哭起来——这一举动直到最后我都不甚理解。

我想了想,快步走了出去。隔壁房间的门虚掩着,透过门缝,我看到一家三口坐在沙发上,一个4岁左右、身穿黄色套装、头扎粉色蝴蝶结的小女孩快乐地在两个大人中间跳来跳去。她的皮肤白皙,黑溜溜眼睛亮闪闪的,与那张照片上的小婴儿相比,居然没有什么太大变化。身边的两个大人却非常紧张,男人的目光一直盯着我,他又小又瘦,穿一件黑色棉服,眉宇中的倔强气质居然与陈梅现在的丈夫有几分相像。而他的妻子足有他两个宽,短头发,齐刘海,脸上的笑容虚假而僵硬。她看到我手中的小型摄像机,条件反射般地把雀跃着的孩子紧紧搂在怀里,孩子的头被她的大手整个捂住。那个孩子看上去和他们很相熟了,她调皮地探出脑袋,两只小手拎着女人的两只耳朵大笑起来。老主任看到我,“咣当”一声把门关上了。

扈队长走出来,简短地说:“已经说好,孩子留在老主任那里,夫妻俩和这里派出所的同志到隔壁做个笔录。你赶紧准备上车。”

“我想问他们几句话,就几句。”我迫切地说。

“好,2分钟,问完关键的抓紧上车。”说完,他快步走进会议室。

门终于开了,夫妻俩在一名当地警察的带领下往隔壁房间走。

我看得更清楚了——男人穿着一件时下流行的棕色真皮夹克衫,里面露出暗色毛衣和白色衬衫,干净整洁,女人围着一条粉色羊毛围巾——家庭条件应该挺不错。我尾随他们进了屋,单刀直入:“那女孩是谁?”

男人非常肯定地回答:“我女儿!”

可女人却突然开始擦眼睛了,虽然脸上还是强装镇定,但眼里已满是泪水,“你女儿多大了?”我问她。女人的泪水再也忍不住了,不停地用双手去擦,这哭泣居然没有一丝声音。过了好一会儿,她才用很低很低的声音说:“都多少年了……”

男人用大声的咳嗽打断女人的话,脸涨得通红,转身握住妻子的手,正欲说些什么,院子里突然传来孩子哇哇大哭的声音。两人条件反射般地跳起来,我也跟着往外看,只见2名女刑警抱着孩子正在往我们坐的中巴车上走。

“妈妈——”女孩四处找着,恐惧地哭喊。

男人箭一般冲出屋子,女人紧跟在后面,疯了一般大声喊:“玲玲!玲玲!”

“妈妈!爸爸!救救我!”孩子撕心裂肺地尖叫起来。

两名当地警察立刻挡在夫妻俩面前,严肃地训斥:“还没问完笔录,你俩还走不了。”扈队长拉起疯跑出来的我,着急地喊:“快上车!”我一步闯进车门,车早已启动,四下看了一圈,陈梅却不见了。

“陈梅呢?!”我和扈队长几乎同时叫起来。

我下车在院子里到处找,此时夫妻俩已经意识到了什么。女人开始大哭大叫,男人在用手机打电话。扈队长脸色铁青着冲进每一间屋子。眼角的余光中突然闪出一抹熟悉的红色,我回头一看,陈梅蹲在离车尾不远处的盲区,一动不动,她把身子缩成最小的体积,脸上的表情极为怪异:凄苦、恐惧、痛恨、迷茫……一张脸所能体现的所有负面词汇,都在这个表情里了。

“你怎么还不走!”扈队长大喊。

我拉起她,赶忙往车上跑。车门还没关好,车就开动了。

就在车驶出村委会大门、拐到乡村公路的时候,十几个村民举着铁锹、锄头等农具冲了上来,最前面的几个人眼看就追上了,还挥舞着手中的利器。

“踩油门!”有人喊了一声。车猛地窜了出去,有人将手里的农具用力往车上一掷,“铛!”的一声打在车尾,那些人很快就被甩在了后面。

4

我扭过头坐好,手心里全是汗。刚想好好地喘口气,孩子撕心裂肺的声音就灌入耳朵:“妈——妈——!”“妈——妈——!”“我要妈——妈——!”从我看到她被女警抱起的那一刻起,这个孩子一直在哭。

“快,让她妈妈抱抱孩子!”扈队长吩咐那名女警。

“快来,陈梅。”年轻的女警一边轻轻拍着孩子的后背,一边招呼坐在前面的陈梅。然而,陈梅的表现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直到此刻,她依然僵硬如木头,完全没有任何反应。

“陈梅,你快去呀!”我也着急起来。

她机械地站起来,看着孩子那张哭花了的小脸,完全不知所措,甚至不敢往前靠近一步。

“你是她亲妈,不能老让她哭啊。”扈队长又说,陈梅这才小心翼翼地往前挪着步。女警卷起小女孩左边的棉裤裤腿,女孩胖嘟嘟的小腿露了出来,脚踝上还戴着一条红绳搓成的小脚镯,一块圆圆的、棕黑色的胎记赫然在目。

“这是你的孩子吧?”女警再一次问。

“嗯。”我以为陈梅会激动得哭叫出来,但她只是轻轻地答应了一声,连看都不敢看自己的亲生女儿一眼。

女警将两只手放在孩子腋窝下面,把孩子轻轻递过来:“宝贝不哭,妈妈来了!”

“甜甜不哭了,甜甜不哭了啊。”她就那么干巴巴地唠叨着,紧张地看着惊恐万状的孩子,脸色蜡黄。

女孩挣扎得更厉害了。“快接啊!”女警催促。

陈梅试探着向女孩伸出了双手。

“不要!我不要!你不是我妈妈——!”女孩不断地哭喊和踢打,一只鞋掉了,漂亮的黄色外套也掉了扣子。我真的不知道,一个刚刚4岁的女孩哪里来的那么大的力气:就在陈梅把孩子从女警手里接过来的时候,那个小小的身体奋力反抗着,一只小手用尽全身力气向陈梅的脸打了过去。紧接着,就从陈梅怀里挣扎出去,踉踉跄跄地奔向车最后,“蹭”地跃上后排车座,奋力地拍打着后面的车窗:“妈——妈——我要我妈妈!”没几下,两只小手就都被拍得通红。

所有人都静静地看着那个恐惧的、无助的、小小的身影,充满无奈。我的眼泪也忍不住掉了下来。车上一片静默。

村子离我们越来越远,孩子的哭声也越来越接近于疯狂了。她像一只被遗弃的小困兽,撕咬、嚎叫,漂亮的童花头早已凌乱不堪,乌黑的头发汗湿成一绺一绺,贴在那张红通通的、满是不解、恐惧和愤怒的小脸上。

这场景持续了那么长,仿佛过了一个世纪。

有那么一瞬间,我甚至分不清到底这么做是否“正确”,孩子到底该和哪个“母亲”一起生活——我知道这是一个罪恶的念头,但这个小小的孩子那么可怜和无助,她此刻和将来要承受的,远远不是我这个成年人所能想象到的。

这个让人揪心的场面最终还是由陈梅缓和了下来。

她先是急得哭,嘴里不停地唠叨:“甜甜不哭!甜甜不哭!”看着她的表情,我忽然意识到,满车的人,没有人比她此刻更痛苦了。当一个母亲面对自己痛哭的女儿束手无策、甚至在她身边不停地叫着另外一个女人“妈妈”,她该拥有何等强大的心力,才能控制住自己随时都可能爆发的感情。

孩子的嗓子很快就哑了,陈梅擦干泪水,试探着一点一点走近孩子,小声地说:“玲玲,咱不哭了,阿姨给你好吃的?”没错,她叫的是玲玲,自称的是“阿姨”。

我看着她腆着脸讨好孩子的表情,眼泪再次涌了上来。

“玲玲,你和阿姨玩儿,过一会儿,阿姨带你去找妈妈,好吗?”听了这话,女孩哭声终于渐渐小了起来。

“那,你先跟阿姨到前面去坐,阿姨喂你喝点儿水,好不好?”孩子没有动,仍然背对着她。“你妈妈说,玲玲唱歌可好听了。哭哑了嗓子,唱歌可就不好听啦。去喝水,好不好?喝完水,咱和司机叔叔说,要去找妈妈。”陈梅说完这句话,眼圈又红了。女孩终于回过头,张开小手,扑进她的怀抱。

陈梅紧紧地抱住这个小小的身体,把脸埋在小家伙胸前,深深地、贪婪地闻着。过了好久,才又小心翼翼地开口问,“甜甜……玲玲想坐在哪里呀?”

“前面!我认识我妈妈,等找到我妈妈,我好跟你说!”孩子指着靠门的单座抽噎着说。

我们赶紧闪开一条路,陈梅像抱着怕摔的名贵瓷器,一只手小心地拍着孩子的后背,另一只手揽住她的脑袋护在胸前。孩子终于安静了下来。

“玲玲饿了吧?你渴了吗?噢。是想觉觉啊。阿姨拍拍玲玲睡觉觉,睡一觉就不累了。”陈梅抱孩子的姿势如此娴熟,我知道她终于找到一种久违的感觉。

孩子应该是闹累了,迷迷糊糊很快就要睡着了。我听见陈梅喃喃地、唱催眠曲一样地跟玲玲说:“你看,外面的麦苗都绿啦,多好看啊。阿姨带你去玩好吗?去看果果姐姐,天天哥哥,你还记得天天哥哥吗?就是邻居家那个最喜欢你的哥哥?”

孩子渐渐睡了。还有3个多小时车程,我让陈梅把孩子放在两人座上休息一会,她坚决不,就这么抱了一路,连姿势都没有换一下。

5

回去的路上,扈队长给我详细地介绍了这个案子。

一年半以前,村里有人告诉买玲玲的夫妻俩,距离他们县几百公里外,有个年轻人急着要卖孩子。那时候,夫妻俩结婚多年,什么办法都用过了,但一直没要上孩子。实在没办法,夫妻俩打听着想要收养一个,但一直没能如愿。万般无奈,他们只好把消息告诉了亲戚朋友,让他们帮忙打听消息。

可听到有人要“卖”,两人却犹豫了——倒不是担心犯法——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触犯了法律。他们担心的是另一件事:孩子都2岁了,快开始记事了,又是有父母的,万一长大了,人家亲生母亲打听到这里,再要孩子回去怎么办?

中间人把这话带给了孩子的亲生父亲。很快,孩子父亲回话了:我和孩子她妈早就离婚了,法院把孩子判给我了,至于她亲妈,这么多年人影都没见一个,听说是死了。至于孩子,我现在急需用钱结婚,结了婚我还得再要个儿子,这个女娃反倒成了累赘。

中间人不仅带了话回来,还有一张保证书,纸上有个鲜红的手印,大意就是保证不把孩子要回去等等,签字和手印都是陈梅前夫。

后来,有关玲玲在村里的事情大都在被当地警方收进了笔录里,我对她在这里的生活也大概有了进一步了解。

在这个当地有名的大村里,很多村民上世纪80年代就去南方打工了,当时这个男人也在南方打工,攒了不少钱。确定没法怀孕后,两人一开始想要个男孩,没想到一见玲玲,喜欢得不得了,价钱也没讲就“买”了下来。那时玲玲1岁10个月,为了给孩子补充营养,夫妻俩专门托关系,在省城买了最好的婴儿奶粉,“从头开始喂”。男人一直在南方工作,所以玲玲的一切吃穿用度也都要和大城市的孩子一样——有自己的公主房,但从来不睡——从到家里第一天起,就是“妈妈”搂她睡觉。为了让孩子洗澡舒服,男人还专门在家里安装了太阳能热水器和浴池,这在当时的村里也是极少见的。

为了更好地照顾孩子,男人甚至辞掉在南方的工作,改为在村附近的镇上做建筑工人。村里人都知道夫妻俩快40了,好不容易领养了一个孩子,也替他们高兴,这个秘密就此被所有人小心翼翼地藏了起来。

车回到公安局时,天已经完全黑了。警方还在部署后续的行动,我陪陈梅母女在附近的宾馆住了下来。孩子还是闷闷不乐,但好歹和“阿姨”已经有了互动,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阿姨,明天一早真的能见到妈妈吗?”

孩子是第一次住宾馆,未免有些兴奋。我提醒她该洗刷了,她就歪着小脑袋问:“阿姨,我的兔兔牙刷呢?”

陈梅的脸红了,孩子继续问:“谁给我洗屁屁?我的睡裙也没带呀!明天得让我妈妈都找出来,我再和你去你家玩。”

我看出了陈梅的尴尬。在那个偏远的农村,哪里有什么睡裙啊?

夜深了,陈梅和孩子挤在一张床上。她轻轻拍着孩子,哼着一首跑调的歌。半夜,我悄悄看她们娘俩,发现陈梅根本没有睡。她一直倚在床头,一只胳膊弯着,把孩子护在自己怀里。

“你在想什么呢?”我问。

她想了想,小声地问:“你说,我是不是做错了?”我知道她的意思。很显然,她的女儿过得很好,甚至她觉得,女儿的生活比回到自己的身边还好。

“即使再穷,那里都有亲生母亲满满的爱。”我只能这样安慰她。

后记

第二天一早,我给那辆面包车司机打了电话,让他把娘俩送回家。透过车窗,孩子朝我挥手再见,黄色套装上的小鸭子纽扣闪闪发光,我的眼泪又流了下来。

离开这座城市之前,我和摄像师去了一趟陈梅前夫家。敲开门,里面只有一位瘦削的、佝偻着背的老人,是玲玲的奶奶。她耳朵不好,也不太说话。陈梅的前夫应是在前一天听到了风声,已经跑路了,警方还在四处寻人。

大约1年后,我又收到了一封信。一看信封就知道,是陈梅写来的。我迫不及待地撕开信封,一张照片掉了出来。是陈梅抱着玲玲拍的,两人都化了妆,看上去像是特意去县城的照相馆拍的。我看到玲玲又长高了,而且已经和陈梅很亲密了。

陈梅写了很多感谢的话,最后,我看到孩子歪歪扭扭的笔迹:“张阿姨,我想你。”我想那时,孩子不过5岁。这几个字,应该是陈梅手把手教她写的。我把照片和信重新装回信封里,百感交集。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这么多年,我没有再联系过陈梅,以及其他帮助过的求助者们。不是我的心硬,而是认识我的时候,往往是他们人生中最灰暗的时刻,我真心希望,他们都能够在往后的生活中忘记过去,努力向前。

一场最典型的解救拐卖儿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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