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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的真相不可不知!

本文作者: 2个月前 (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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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的真相不可不知!

长期以来,给整个国家和民族带来巨大灾难和屈辱的义和团运动,被包装美化成抵抗西方侵略的爱国主义运动。

但事实上,纵观1900年这场席卷中国北方的运动,据马士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的统计,被义和团杀死的洋人数目仅为231人,其中多数是积德行善的传教士。

而被义和团杀死的中国教民与无辜百姓,却有数十万。仅仅是北京地区,就有四万多教民被杀。另外有一些并不信教的百姓,也被杀了。为啥呢?因为与洋沾边的,都被当成汉奸卖国贼杀死了。

所以,义和团事件,实际是一场大规模的所谓的“杀汉奸卖国贼的群众性运动”。义和团把所有与洋人沾边的人,都视为汉奸,信洋教的、在洋人企业做事的、读洋书的,甚至用洋货的人,统统都被当成汉奸卖国贼,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杀无赦。

当时义和团甚至还宣称要杀一龙二虎三百羊。所谓“一龙二虎三百羊”,就是指光绪帝,李鸿章、张荫桓,康有为、梁启超等主张向西方学习的洋务派。当时,一些留在朝中的开明大臣,先后被杀。李鸿章事后庆幸,如果他在北京,多半难以保命。

一句话,凡是主张学习西方的人,凡是跟洋沾边的人,哪怕仅仅是用了一支洋货铅笔,在义和团运动期间,都成了需要被肃清的汉奸。当时的北京街头,到处都是尸体,很多妇女儿童,被剁成肉酱。

整个北方,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发生的惨案非常多。这里仅举其中三件惨案。从这三件惨案中,完全可以看出这场所谓的爱国运动,背后的真相究竟是啥。

第一件:朱家河惨案

朱家河惨案,又被称为朱家河教堂惨案,在西方广为人知,几乎与北京的西什库教堂被围攻一样出名,但在国内却被掩盖了,鲜为人知。

朱家河村位于今天的河北省景县大约十公里处,分为东西两个村子,其中东朱家河村很早就有人信教,村中的百来户人家大多信教,因此,朱家河教堂也成为这个地区的第一堂口,设有男女学校、育婴院、医院等

朱家河村周围的教民受到义和团的攻击后,纷纷扶老携弱,躲进了朱家河教堂,一时间,朱家河教堂成了当地教民们唯一的避难所,当时,景州、吴桥、阜城、故城、交河、武邑等七八个县的教民们纷纷来到朱家河教堂避难,聚集在这里的教民多达三千多人。

但很快,朱家河教堂也受到一伙义和团暴民的围攻。这伙义和团的老大姓王。这位王老大在闹义和团前,是一个无业游民,他曾在朱家河村因调戏一个信教的村姑,被几个教民教训了一顿。他当上当地义和团的首领后,第一件事就是攻打朱家河教堂。但由于躲在教堂里的村民非常多,这位王首领担心又像上次那样吃亏,不敢轻易发起攻击,只是围而不打。

这时,出现了两个关键性人物——蔡氏兄弟,他们是当地的读书人,一个是举人,一个是秀才。这兄弟俩早就看洋教堂不顺眼,现在觉得机会来了。

两人跑去告诉带兵路过景州的清军指挥官陈泽霖,说朱家河教堂是洋人和汉奸聚集地,经常欺负乡民,请求陈派兵攻打。陈泽霖在蔡氏兄弟的忽悠下,连夜带领军队来到朱家河教堂,在用大炮进行一番狂轰后,两千多义和团和三千多官兵们,向“汉奸”发起了英勇的进攻,他们迅速冲进教堂,不分男女老少,进行杀戮。

这是一场没有任何悬念的战斗,屠杀结束后,躲在教堂里的三千多百姓,只有极少数人侥幸逃生。

在这场杀戮中,教民被杀的场面简直惨不忍睹,有被枪打死的,有被烧死的,也有从屋顶上跳下来摔死的,但更多是在逃生中被乱刀砍死的。

后来,陈泽霖在现场发现,被杀死的绝大多数是妇幼老弱,哪里来的汉奸,外国人也只有两个!他非常气愤,拒绝了义和团请他帮助攻打下一个教堂的要求。出于赎罪的心理,陈泽霖将几个死里逃生的教民一路护送到北京。

第二件:北京惨案

陈泽霖原本是从山西带兵,准备来北京勤王的,那时的北京,早已变成了人间地狱,惨绝人寰。

北京之所以失控,也是因为两个关键性人物,两个大人物:一个就是当时中国真正的老大,慈禧。另一个是端王。

慈禧一开始其实和历代统治者一样,对义和团这样带有迷信色彩的社会组织,采取残酷镇压剿杀的政策。

比如,袁世凯当时在山东当巡抚,对义和团一点也不手软。他假意请义和团的大师兄二师兄来赴宴,然后说你们既然刀枪不入,今天就请证明一下。证明的结果就是大师兄二师兄被一阵乱枪打死。所以,义和团在山东根本没法混下去,只好纷纷跑到北京、天津、河北一带。

那么,慈禧后来为啥改变了对义和团的态度的呢?

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想要废掉光绪帝,另立端郡王载漪之子为帝。但她此举不仅受到张之洞等洋务派的反对,连西方列强也反对。

端王眼看自己儿子难以坐上皇帝的宝座,对洋务派以及洋人简直恨透了。于是,清朝统治集团中形成了以端王为首的排外集团,主张对洋务派和列强采取强硬态度。

慈禧本意想与列强讲和,但端王载漪等人利欲熏心,居然伪造西方列强逼迫慈禧还政于光绪帝的照会,这让慈禧大为震怒:老娘怎么能失去权力呢?于是决定和西方开战。

但是,清朝在甲午战争以后,国力、军力大损,既无力镇压义和团运动,也无力对付列强军事行动,所以便有了以义和团抗击列强的做法,以期坐收渔人之利。

于是,慈禧这疯婆娘,做出了人类历史上最疯狂的,绝无仅有的举动:以一国之力,同时向十一国宣战,而且这十一个国家中,绝大部分,都是当时的世界强国。

这样一来,义和团相当于奉旨造反,名正言顺。而那个一心想让儿子登上皇位的端王觉得,机会来了,他想利用义和团杀掉光绪和洋务派大臣,“杀一龙二虎三百羊”的主张就是他提出的。在他的指使和鼓捣下,数万义和团暴民涌入北京。

就这样,作为当时的首都,北京成为整个义和团运动中“受害最烈”的城市。

根据《庚子国变记》中的记载:

“城中日焚劫,火光连日夜……夙所不快者,即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其杀人则刀矛并下,肌体分裂,婴儿生未匝月者,亦杀之残酷无复人理。妇人之尸,往往乳头割去,阴处受伤,男妇大小,怆形万状,不忍瞩目。气味恶臭,终日掩鼻”。

不仅是平民百姓遭受此大难,朝廷官员中,凡是涉及洋务的,比如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内阁侍读学士联元、户部尚书立山、兵部尚书徐用仪等人,一律被砍头,被抄家。如果不是慈禧护着,连光绪皇帝也险些被义和团冲进宫去干掉。

当时的北京城,如果在你身上搜出了洋玩意,哪怕是一张洋纸,都足以让你丧命。这种人,义和团叫他们三毛子。洋人是大毛子,信教的是二毛子,用洋货的排第三,义和团发誓要从大毛子一直杀到十毛子。

根据一个叫王大点的人写的日记,义和团在北京大开杀戒的时候,他们剿出来的洋货,并没有砸毁了事,而是全部拿走了。

比如,王大点记载:

“某日,冰窖胡同义和拳将长香(巷)四条照象(相)馆张子清俱家三口剿办,剿得自行车、话匣子、洋物等物不少,解送南横街老团。”[引自张鸣学者的研究]

剿到的这些洋货,最后全部送给了义和团的领导们享用。

义和团在北京,可谓是烧杀抢砸坏事干尽。在焚烧“老德记”西药房等洋货铺时,连带北京南城最繁华的大栅栏商业地区,1800多家店铺和7000多间民房被焚,其火势之凶猛,连巍峨的正阳门城楼都被殃及,最终全部烧毁坍塌。

李希圣在《庚子国变记》中说,这次大火“焚正阳门外四千馀家,京师富商所集也,数百年精华尽矣。延及城阙,火光烛天,三日不灭。”

这真是人间地狱啊!

第三件惨案:山西太原惨案

北京变成了人间地狱,那全国的情况又如何呢 端王载漪出任首席大臣后,发布了诛杀各地洋人的密令。

这里我想特别说一下,当慈禧变得无比疯狂时,官员中还是有一些清醒者的,那就是张之洞、李鸿章他们这些长期从事洋务的封疆大吏,他们联合起来搞了一个“东南互保”,简单说就是,东南几省联合起来,不听从慈禧这个疯子的。

他们单独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互不侵犯的条约,这才为国家保住了一丝命脉。在大一统的专制国家,这是绝无仅有的。因为这样的举动,其实已经是公然与朝廷分裂,已经是抗旨不遵了。

当然,也有跟着慈禧一起发疯的,比如山西的毓贤。

根据学者马勇的研究,山西素来是欧美传教士的重要活动区域之一。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早在万历四十八年(1620)就进入山西传教,以及做慈善事业。明朝末年,比利时天主教传教士去到太原。

到了清末,太原地区已经有六十多座教堂,这些教会组织还在那里创办不少修道院、孤儿院、教会学校、教会医院以及教会公墓等。实事求是的说,西方传教士在那里数十年如一日辛勤工作,为当地民众做了不少有益的事情。

在张之洞任山西巡抚期间,专门成立了教案局,负责处理与教会有关的事务,所以山西地区的民教关系素来比较融洽。山西的传教士以及教民们,在赈灾、慈善、教育等方面的良好形象,赢得了山西人民的尊重,民教和睦相处,几乎没有发生过什么重大冲突。

可惜,这一切,因为毓贤的到来,毁于一旦。毓贤的极端排外,仇视西方文化,在当时的地方官员中,是出了名的。

“当于教堂内搜出妇女二百一十一口,年老者数人,而五六岁十余岁至二三十岁者居多……将洋人尽数擒捉,以链锁之,均在抚署处决。其漏网者,惟有一洋女人割乳后逃走,藏于城墙之下,其后查得,已死”。

这是毓贤为了表功,在奏折中自述的内容。

据统计,“山西教案”席卷全省79个州县,中国教民及其家属子女,有1万多人被屠杀,焚毁教堂、医院225所,烧拆房屋两万多间,是各省中死人最多的,后果之严重,可谓全国少见。

我在查阅这些资料时,心情非常沉重……

尤其是一些亲历者留下的记载,真是让人触目惊心啊!

比如,太原一个当铺的掌柜作了这样的记载:

当教堂被焚时,一个英国传教士从中逃出,哭号于众人面前说:“这些年我在山西花了五六万银两,救活数千人,难道这还不够换条性命吗?”最后还是被砍头。

(G. B. Farthing夫妇及三个孩子,1900年7月9日在太原被杀)

有一位英国妇女携带婴儿逃出,跪在地上哀求:“我在这里行医治病有几年时间了,被我救活的有数百人,今请饶了我母子性命吧。”话没说完,就被那些义和团民众推入火中,这个英国女医生奋身逃出,仍被推入,与其子一同被活活烧死……

(SUSAN ROWENA BIRD,1900年7月31日在山西太谷被杀)

(Ernest Pond Atwater与Jennie Pond Atwater夫妇的孩子,1900年在太原、汾州先后被杀)

太多了,我实在不想一一重复这些文字了……

后来,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等人进入山西赈灾,义和团运动中所表现出的中国人的愚昧、无知和残暴,使得李提摩太坚持要在太原开办一所高等学府,以启迪教化民众。

在与英美等国公使协商之后,他跟李鸿章提出,向山西罚银五十万两,用这笔资金“专门开导晋省人民知识,设立学堂,教育有用之学,使官绅庶子学习,不再受惑。”

通过李提摩太与岑春煊的多次协商,中西大学堂在第二年开办,并与刚刚成立的山西大学堂合并,成为全国继京师大学堂、北洋大学堂之后的第三所大学。

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社会,竟然是以这样的方式开启的,实在让人感叹啊!

最后我想从政治、文化方面,简单分析一下义和团运动背后的真相。

一、 权力之争,政治操弄

如果你去读慈禧发表的向英、美、法、德、意、日、俄、西、比、荷、奥匈十一国列强的宣战书,也许你会被慈禧为国为民、慷慨激昂的陈词所感动。

但事实上,慈禧也好,端王也好,他们都是因为权力,才不顾一切地发动战争。

所有的专制统治者,他们最怕失去的,就是手里的权力。

为了权力,不惜把几亿黎民百姓绑架在他们的战车上,为了权力,哪怕是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天下大乱,也在所不惜。而这一切,却被包装在抵抗侵略的民族大义里面。其实,所谓的敌人,不过是为了愚弄煽动百姓而树立起来的。

二、底层民众,愚昧残忍

义和团成员绝大多数是最底层的民众,他们可能是二十世纪前后中国最愚昧的一群人。

各地义和团领头的,往往是一些无业游民,无产流氓者。

这些人中间,也有非常聪明的人,他们自己才不信什么刀枪不入呢,打战的时候,都是叫弟兄们往前冲。一旦有了战利品,不管是女人,还是收缴的洋货,他们首先享用了再说。

除了这些狡诈之徒以外,大部分义和团成员,是被人卖了还帮着数钱的,风往哪边吹,他们就往哪边倒,完全没有思考能力。

关于他们无知的史料,今天读来,恍如段子:“有黄飞虎附体者,问与黄三太是何族属,辄悍然曰:吾兄弟也。一市哄然。”……

他们不仅愚昧,还很残忍。据历史学者张鸣先生研究,义和团最恨中国女子信教,对女教民更是仇恨,但凡发现一个女教民,众人就冲上去把她砍成肉酱。而在山西太原教案中,他们甚至连婴儿也不放过。

这样一群既愚昧无知,又残忍野蛮的底层民众,当然是非常可恨的。但他们最终的下场,又是非常可怜、可悲的。当统治者利用完他们以后,立马反过来将他们牺牲掉。最后出现的场景就是,政府军和西方军队一起,屠杀义和团。

呜呼哀哉!

著名的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有句名言,叫“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

我认为这句话是对中国国情最深刻最精确的描述。从义和团运动到十年文革,都是“下愚”与“上诈”合谋的结果,酿成浩劫,缺一不可。

在这样一种“下愚而上诈”的社会结构中,知识阶层,或者文化精英阶层,作为社会的守夜人,社会的最后一道闸门,应该怎样做,才能避免悲剧的发生呢?

我们先来看看,1900的文化精英阶层是怎样的呢?

三、“士绅文化,极端狭隘”

无论是身居庙堂的徐桐这样的大学士,还是民间的士绅,他们表现出来的,都是非常极端狭隘的文化意识。朱家河惨案中,带领政府军去屠杀信教同胞的蔡氏兄弟俩,就是典型。可以说,义和团运动的滥觞,当时的士绅阶层要负很大的责任。

在查阅义和团的资料时,我发现,在各地都出现了士绅们到处煽动百姓,抵制西方文化的情况。有到处演讲的,有写揭帖污蔑西方文化抹黑洋人的。

比如,到处造谣说洋人教堂里专门挖小孩眼睛,类似的揭帖简直是满天飞,什么“劝奉教,乃霸天,不敬神佛忘祖先。男无伦,女鲜节,鬼子不是人所生;如不信,仔细看,鬼子眼睛都发蓝。不下雨,地发干,全是教堂止住天”……

本来就“下愚而上诈”,中间这些知识阶层又这样跟着瞎胡闹,整个社会完全失去了理性,失控的时局,悲剧成了必然。

那些士绅,那些当时的文化精英们,之所以不能很好地面对西方文化,除了天朝上国的心理在作怪以外,说白了,其实还是为了一己之私。

因为新的文化挑战着他们的话语权,挑战着他们的社会地位。西方文化进来之前,无论是文化的解释权,还是道德裁判权,都掌握在他们手里。所以,他们面对西方文化时,一时间进退失据。

在惶恐不安中,出于自保的本能,他们对西方文化群起而攻之,试图保住自己的文化地位。也正是他们的自私和狭隘,他们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想,最终给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带来一场巨大的灾难。

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依然要面临同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关系?如何面对西方文明?

可能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和见解,见仁见智。好在这一百多年来,虽有负面的例子,比如义和团运动,但也有正面的例子,比如清末的洋务运动、以及最近几十年的改革开放,既有经验,也有教训。

通过梳理这些历史,我们或许可以找到相对正确的路。

不管怎样,今天的我们,至少应该记住一个教训:极端民族主义,害人害己,害国害民!

但令人遗憾和担心的是,现在一些国人,好了伤疤忘了疼,包括一些无良媒体,为了迎合民众,迎合极端民族主义思潮,正在重复着蔡氏兄弟、以及徐桐们的老路。

在社会上,在网络上,在各种媒体上,他们大肆宣扬极端民族主义思想,甚至一边享用着西方文化所造就的现代文明,一边各种抵制、抹黑、污蔑西方文化,大搞学术义和团。

这是要干嘛?真是一点记性也不长啊!

前车之鉴,有识之士岂能不察?

义和团的真相不可不知!

义和团的真相不可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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